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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底的某一天，10岁的黄仁勋从宿舍床上起身，踏上了前往学校的冒险旅程。黄仁勋出生于中国台湾，在泰国长大，刚刚来到美国中东部肯塔基州的乡下。他沿着一条小路走下斜坡，经过一片林木丛生的山间洪泛区，还要走过一座摇摇欲坠的吊桥。那座桥用绳索悬吊着，因为桥面上缺失了许多木板，所以站在桥上能看到下面湍急而冰冷的河水。
他是个聪明且认真的孩子，跳了一级，当时在读六年级。他比同龄的孩子显得矮小一些，在同年级的班上常常是个头最矮的男生。他的英语说得不太好，是学校里唯一的亚洲学生。在奥奈达小学，他同学的父母多是种植烟草的农民和煤矿工人，几乎都是白人，其中大多数生活穷困，有些人家里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
黄仁勋和哥哥杰夫是在学年进行到一半时来到这里的，他们的父母还留在泰国。兄弟俩住在附近的奥奈达浸信会学院的寄宿学校里，但黄仁勋年纪太小，还不能进入奥奈达浸信会学院就读，所以被安排进入了奥奈达小学。第一天，校长搂着他，向全班同学介绍这位来自世界另一端的新同学，夸他非常聪明。然而，就是从那时起，他成了被霸凌的对象。“他是个绝佳的欺负对象。”黄仁勋的同学本·贝斯（Ben Bays）回忆说。
黄仁勋来这里之前，贝斯一直是被欺负的对象。像黄仁勋一样，贝斯的个子不高，也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学校里的恶霸们把他关在储物柜里，在长达数小时的时间里“赞扬”他的这些优点。但自从黄仁勋转学来到班上之后，他们的注意力就转移了，还因种族因素而变本加厉——很多家在肯塔基州的同学都有家人参与了越南战争。“那时候，人们都用‘Chinks’（中国佬，辱华词汇）来称呼中国人。”50年后，在我们首次交谈时，黄仁勋这样告诉我。他面无表情地说道：“我们每天都会被人这样叫。”
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课堂外，那些恶霸处处针对他。他们会在走廊里推搡他，在操场上恶意追赶他。那座桥成了他们钟爱的捉弄地点。即便在没有这些人的情况下，独自过桥也很危险。当黄仁勋走到桥中央，欺凌他的人会从两岸的藏身之处跑出来，抓着绳索开始摇晃，企图将他甩入河中。“不知为何，这些似乎从未对他造成任何影响，”贝斯说道，“甚至他看起来还挺开心的。”
很快，贝斯和黄仁勋就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尽管存在语言障碍，黄仁勋在学校里的表现依然十分出色，甚至赶超了贝斯，成了最优秀的学生。他精通书法，并表现出了天赋异禀的艺术家特质，尽管他那时只会写大写字母。他还教会了贝斯如何自卫。当地男孩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全都源自李小龙的电影。一开始，黄仁勋只是虚张声势，告诉大家他武艺高强。然而，他在操场上的表现使这一谎言被戳穿了。不过，他虽然技艺不精，却满怀斗志。每每受到挑战，他总是会奋起反击，有时甚至能将块头比他大的男孩撂倒在地。在贝斯的印象中，黄仁勋从未落于下风。（“我记得不是这样的。”黄仁勋笑着回应。）尽管如此，黄仁勋仍鼓励贝斯勇敢反击，一段时间后，霸凌现象开始变少。
贝斯家境极为贫寒，有5个兄弟姐妹，父亲是传教士，常常四处打工。他们住在一处名为“山谷凹地”的山谷入口处，房子破旧不堪，屋后还有个简陋的旱厕。在成长过程中，贝斯从未接触过像黄仁勋这样的人，他也难以想象，究竟是怎样的境遇，使这个早熟又无人监管的孩子来到了肯塔基州克莱县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偏远郊区，这里可是全美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黄仁勋在家中排行老二，1963年2月出生于台南。父亲是一名化学工程师，母亲曾是一名小学教师，母语是闽南语。
黄仁勋5岁时，他的父亲黄兴泰在泰国的一家炼油厂找到了工作，然后全家搬到了曼谷。黄仁勋对东南亚的记忆是模糊的。他回忆说，他把打火机里的液体倒在家里的游泳池水面上，然后点着了。他还记得当时一个朋友养的宠物猴。20世纪60年代末，父亲在去空调巨头开利公司（Carrier）培训的路上造访了曼哈顿。开利公司当时正在通过精确调控空气的温度和湿度来改变人们的办公室处境。
他对纽约的发展感到震惊，回来后决定举家迁往美国。
黄仁勋的母亲罗采秀开始教孩子们英语，为搬去美国做准备。她不会说英语，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碍。凭借当老师的经验，她每天晚上让儿子们从字典中随机挑选10个新单词学习。第二天，她又让他们反复复习这些单词。就这样过了一年左右，她把3个男孩送进了一所国际学校，黄仁勋开始用英语接受正规教育，同时继续和父母用闽南语交流。
1973年10月，50万名抗议者涌上曼谷街头，要求推翻泰国的军人统治。政府则以武力镇压，黄仁勋回忆称，他曾亲眼看见坦克在街道上横冲直撞。由于担心局势进一步恶化，父亲决定将他和哥哥送往美国华盛顿州的塔科马，与黄仁勋的舅舅同住，而他们夫妻两人则和最小的儿子留在泰国。舅舅觉得两个孩子应该上寄宿学校，于是开始寻找愿意接收这两个无人照料的孩子的学校。他们一个10岁、一个12岁，与父母相隔上万公里。舅舅最终帮他们选择了位于肯塔基州的奥奈达浸信会学院，他可能误认为这是一所著名的预科学校。实际情况是，奥奈达浸信会学院是一所青少年行为矫正学校，位于人口仅有300人的小镇上。这所学校由浸信会牧师詹姆斯·安德森·伯恩斯（James Anderson Burns）创办于1899年，他的初衷是希望结束一场致命且长期的家族纷争。
到了20世纪70年代，尽管奥奈达浸信会学院也接收了一些国际学生，但它主要还是被视为收留问题少年的“最后选择之地”。
黄仁勋和哥哥到校后发现，校园里到处都是烟蒂。“每个学生都抽烟，我想我是学校里唯一一个没有折叠刀的男孩。”黄仁勋说道。10岁的黄仁勋和一个17岁的室友同住。他们同住的第一个晚上，室友掀起衣服，向他展示了自己在最近发生的一场斗殴中留下的多处刺伤。室友不识字，作为教他认字的交换条件，“他教我做俯卧撑，我每晚睡前都会做上100个俯卧撑”。这个习惯，黄仁勋坚持到现在。
为了更好地融入其中，黄仁勋和哥哥改了自己的英文名字：Jen-Chieh改成了Jeff，Jen-Hsun则改成了Jensen（他们最小的弟弟后来也把自己的英文名Jen-Che改成了Jim）。兄弟俩通过国际邮件邮寄录音带，与远在泰国的父母保持联络。每次联系时，他们都会先听父母的留言，然后再用新的录音覆盖上去。在这个过程中，黄仁勋很少流露思乡之情。对他而言，这段经历更像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探险。
每到夏天，奥奈达浸信会学院的学生们都需要通过劳动来挣生活费。哥哥被分配到了烟草农场，黄仁勋则留下来负责打扫宿舍的卫生间。“这并不是惩罚，”黄仁勋解释道，“这就是我当时的工作。”黄仁勋的另一份差事是在学校的工作场地上挥舞镰刀割草。贝斯回忆称，在一次驱车前往教堂穿越田野时，他瞥见了黄仁勋。“我们经过时看见他身着棒球衫在绕着圈儿跑，忙着割杂草。”
在奥奈达小学学年结束时，黄仁勋几乎征服了这所学校。他成绩拔尖，还因此在学校集会上荣获了一枚银币。面对种族主义者的侮辱谩骂，他毫不畏惧，勇敢回击，甚至面对老师也是如此。每当放学铃声响起，黄仁勋总是冲在最前面，率领同学们冲进山核桃树与橡树交织的密林。克莱县那些“顽皮的男孩”紧随其后，他们脚下是阿巴拉契亚山脉松软的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