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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伟达的Riva显卡需求量超出了其欧洲供应商的生产能力，黄仁勋便开始物色其他供应商。而全球公认的最优秀的独立芯片制造商，当属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积电），其位于台南的大型工厂生产了全球相当大一部分的硅芯片。台积电并不研发和设计芯片，而是专为像英伟达这样的企业制造芯片。
这种独立代工服务的崛起，极大地推动了计算领域的创新发展，使得新兴企业和颠覆性企业有机会尝试激进的设计方案。台积电之所以能无比精准、高效地完成订单，要归功于其极为严格的工作文化。该公司员工形容其层级结构“军事化”，公司实行“996”工作制，即每周工作6天，每天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
黄仁勋曾多次试图接触台积电，却未能引起对方注意。在向对方发送多封语音邮件后，他给台积电的CEO张忠谋写了一封亲笔信并寄出，但根本没指望会得到回音。然而没过多久，黄仁勋就接到了电话。当时已接近下班时间，他的许多员工已经开始玩起了游戏。“办公室里吵吵闹闹的，我接了电话，就听见外面的人在又说又笑，”黄仁勋说，“我说，‘嘿，大家稍微安静点，是张忠谋！’”（“实际上，他说的是‘大家都给我闭嘴！我在和张忠谋通电话’。”马拉科夫斯基这样说。）
张忠谋在半导体行业度过了大半生。他于1931年出生在中国，十几岁时到美国读书。他在德州仪器公司担任高管多年，但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种族歧视，他一直未能升任最高职位。20世纪80年代，张忠谋回到中国台湾，创立台积电。在他的领导下，台积电迅速成长为亚洲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
张忠谋立即对黄仁勋产生了浓厚的好感。“他们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事实上，几乎面临破产。而我更年长，且经营的公司更大。他在我们的谈话中如此开放、坦诚、直率！”很快，两人就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
张忠谋和黄仁勋有很多共同点。 两人都是在技术领域工作的华裔移民，而当时这个领域几乎完全由白人男性管理。相对于亚裔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亚裔员工在硅谷科技公司中的占比很高，但在高级管理职位中明显占比过低。2010年，亚裔美国人在美国企业高层管理者中的占比仅为0.3%，尽管他们在美国技术劳动力中的占比超过了5%。韩裔管理顾问玄珍（Jane Hyun）将这种现象命名为“竹子天花板”。当我向黄仁勋询问有关“竹子天花板”的问题时，他并不在意——我感觉得到，他对政治身份并不感兴趣。他说：“我曾是唯一的华人CEO，但这从未困扰过我。现在也是如此。”张忠谋则拒绝讨论这一话题。
台积电对于英伟达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初期遭遇了困境。1998年初，台积电在制造流程的最后阶段误用了化学工艺，导致大量芯片出现短路问题。这一失误险些摧毁了英伟达，因为他们已将大部分运营资金投入该批次生产活动。超过半数的芯片不得不被废弃——英伟达通过向部分电路板合作伙伴出售股权才得以渡过难关。迪克斯表示：“我们当时真的险些破产，这绝非虚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英伟达与台积电之间的合作关系逐渐显现出对双方公司的巨大互利，特别是在英伟达的芯片技术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对于黄仁勋而言，这一合作也让他受益——为他提供了一个回台湾的理由，而他自童年离开后便再未踏足过那片土地。当黄仁勋在20世纪90年代末首次参观台积电工厂时，他走进了全球最干净无尘的环境之一。穿着靴子，戴着手套和头罩，他踏进了风淋室。他踩在黏性垫子上，双臂高举，任由头顶的风扇吹走身上的绒毛、头发、灰尘、皮肤碎屑、污垢和其他各种杂质。他的连体衣在强风中被吹得呼呼作响。消毒过后，他进入了生产车间。在车间里，更为温和且持续的风机从天花板送下气流，穿过格栅地板，形成不间断的垂直风幕。
在这里，光刻机正以缓慢却精准的动作，在镜面般的硅片上反复蚀刻着相同的图案。无人敢以手指触碰——印刷过程精细至极，哪怕是一点儿脚步声都可能造成干扰。经过数周的层层叠加，硅晶体最终被金刚石绳锯精准切割成单块芯片，随后被送往下游进行封装。在年景好的时候，台积电的工厂能产出数千万块芯片。
离开工厂后，黄仁勋去了台湾著名的夜市，去尽情享用他童年钟爱的当地美食。他操着地道的闽南语，几乎让人误以为是当地人，然而他对这个地方的儿时记忆寥寥无几——除了一件他永生难忘的惨痛经历。在黄仁勋4岁那年，他无意中靠近了一个摊贩的摊位，而摊贩正在清理刀具，不慎划伤了他的脸颊，鲜血直流。如今，他故地重游，脸上那道多年前留下的伤疤依稀可见。
无论多么富有或声名显赫，黄仁勋从不放过任何回到夜市的机会。他常常会奖励自己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坐在繁忙街道旁的塑料凳子上享用这顿美餐，他一边用一次性筷子夹起红烧肋排和芥菜，一边已经在脑海中勾勒起他那支顽强的团队与台积电之间的跨越太平洋的合作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