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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当戴维·柯克（David Kirk）初次踏入英伟达的办公室时，他立刻感觉到这家公司难逃失败的命运。柯克是知名的图形专家，身兼硅谷多家公司的技术顾问，几乎成了失败企业的鉴定家。他亲眼见证了许多初创公司的陨落，包括他自己创立的公司，而英伟达此刻正显现出濒临破产的所有征兆。员工们满脸疲惫且士气低迷，产品古怪且与市场需求脱节，而本应亲密无间的公司创始人则深陷所谓“技术讨论”的僵局中，这场讨论显然远不止于技术层面。柯克对英伟达的前景充满疑虑。作为入职的条件之一，柯克坚持要求每周工作结束时必须收到一张亲手递过来的现金支票，因为他不确定这家公司还能否撑过更长的时间。
当时，英伟达的内部氛围可谓糟糕透顶。就在柯克到来前不久，黄仁勋向员工们宣布了NV1项目的惨败及其后果。 黄仁勋坦言，公司资金已近乎枯竭，不得不放弃NV1架构。英伟达唯一的生存希望在于放弃与世嘉的合作，转而联手微软，之后公司将试着抢在其他制造商之前，以廉价的仿制芯片抢占市场。 然而，这一转型计划意味着大多数员工将被解雇，而留任的员工必须加班加点工作，因为黄仁勋正四处寻找能够削减设计成本和制造成本，并以创纪录速度发货的通用图形加速器。
在宣布这一系列变革后，黄仁勋将员工队伍从100多名员工缩减至仅有35名工程师的骨干团队。而在这一风波之后加入公司的柯克，仿佛走进了一间诡异、半废弃的办公室。荧光灯在低矮的隔间上方摇曳，大多数隔间已空无一人。在办公室后方摆放着一台芯片仿真器，这个装置外形奇特且丑陋。这是黄仁勋用公司最后的资金购置的设备。英伟达的未来可以说系于这个略显突兀的仪器之上。芯片仿真器能构建并测试虚拟微芯片，但这样的描述其实简化了它的真正功能。从本质上看，仿真器就是一个以代码而非硅材料制成的虚拟微芯片。这部机器体积庞大且运行迟缓，看起来像半成品，电路裸露在外，线缆杂乱地缠绕并延伸至地面。由于体积过大，它无法被安置在计算机实验室内，员工们只得移开乒乓球桌，在休息室为它腾出空间。
黄仁勋的策略是借助仿真器，跳过昂贵的原型制造环节，直接依据数字草图进行大规模制造。在半导体行业发展历程中，此前尚无公司尝试跳过原型制作阶段。但英伟达别无他法，这一步必须成功。 为了确保仿真器的持续运作，黄仁勋安排了双班制——迪克斯负责日间操作，而柯克则在夜间接管。
在对仿真器进行了几周的编程后，柯克意识到自己在英伟达还担负着另一项隐性任务：管理联合创始人普里姆的预期。尽管柯克曾发明了NV1中所采用的二次映射技术，但在加入英伟达时，他建议公司放弃这项技术。“那不过是我灵机一动的想法，”柯克解释道，“我脑海中想法多的是。”然而，普里姆却对二次映射技术情有独钟，当该领域的顶尖专家柯克劝他放弃时，反而更坚定了他推广此技术的决心。普里姆是个纯粹主义者，他坚信技术上的任何妥协都是对金钱利益的懦弱退让。“普里姆的思维方式是以最终结果为目标的，”马拉科夫斯基说道，“但他的性格里确实没有那种能让公司持续经营下去的特质。”
柯克很快意识到，是否使用二次映射技术这一复杂问题其实掩盖了一个更核心的问题： 英伟达的真正掌权者是谁？ CTO普里姆渴望能全权决定公司的技术发展方向，而CEO黄仁勋则希望客户别再退货。作为调解者的马拉科夫斯基似乎已无法掌控局面。所以，就在柯克到场时，原本关于电路架构的内部辩论已升级为一场公开的争吵，本就为数不多的员工目睹了这一切，他们感到既震惊又沮丧。
许多人都觉得很难与普里姆共事。“我和普里姆相处得并不融洽，”柯克坦言，这与其他人以更不礼貌的方式表达的感受不谋而合，“他无疑是个技术天才，但不太擅长人际交往。”普里姆的确有些另类，他常为简单问题设计别出心裁的解决方案。例如，他处理垃圾电子邮件的方式就与众不同。大多数人会选择使用垃圾邮件过滤器，或者干脆选择忍受。而普里姆的对策则是创建数千个不同的电子邮件地址，每个地址对应一位联系人。
但就算普里姆再固执，他也不是黄仁勋的“对手”。黄仁勋在刚开始阐述观点时，总能条理清晰地从前提展开到论点，再得出结论。但是， 一旦导火索被点燃，对话者将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顺应他的思路，要么承担可能引发的爆炸性后果。那些与黄仁勋意见相左的人，常常会在他勃然大怒、当着一众同事的面被狠狠斥责时惊得目瞪口呆。这便是黄仁勋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