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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勋最终康复了，而他们的订婚并未因此受到影响，甚至还因为共同经历困境而更加坚定了。洛丽完成学业后，黄仁勋也重返工作岗位。在AMD，他在纸上勾画出微芯片的设计图。每张纸都代表着芯片中的一层，最底层是晶体管，上方则布满各种线路。每当完成一层设计时，他便会将图纸交给后端的部门，转印到透明的彩色胶片上。这些胶片会被用于制作光刻掩模板，然后这些模板被送到制造工厂。
AMD的光刻掩模操作员都是华裔女性。她们坐在工作台前，将彩色模板排列成精确的图案。她们都不太会说英语，而黄仁勋从小在家讲的是闽南语，不会说普通话。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就像德语和英语。但在与光刻掩模操作团队交流时，黄仁勋开始耐心地通过日常对话学习普通话。“只是通过日常对话，逐渐在发音上学会了。”他说道。这些女性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黄仁勋在AMD工作了两年，他对这段日子颇为怀念。通过员工持股计划，他买了一些AMD的股票，并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持有。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股票有了越来越浓的讽刺意味。1985年，一位同事劝他离开AMD，加入巨积公司（LSI Logic）。这是一家位于硅谷的创新公司，开发了首款供芯片设计师使用的软件设计工具。20世纪80年代中期，工程师们已经能在单块芯片上放置数十万个晶体管，超越了纸质草图的上限。对此，一个最贴切的比喻是，在一片网球场上铺满用人类的头发丝编织的迷宫。
LSI公司的大规模集成（Large Scale Integration，LSI）技术让低级的电路设计模块实现了自动化，使工程师们能够专心于设计更高级别的架构。逐渐地，这些自动化的设计工具演变成为极其复杂的超大规模集成（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VLSI）技术，至今这仍是大多数现代芯片设计师入行的起点。采用VLSI技术，设计师能使电路近乎无限缩小，以至于忽略单个晶体管的存在。慢慢地，只有黄仁勋和少数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还记得如何手工制作微芯片。
1985年毕业后，洛丽进入了硅图公司（Silicon Graphics，SGI）工作，这是一家专做高端3D图形工作站的制造商。起初，洛丽的薪水甚至比黄仁勋还要高。和AMD一样，硅图公司也位于101号公路旁，这条狭窄的高速公路从圣何塞市中心一直延伸到斯坦福大学所在的帕洛阿托，全长40公里。沿着这条公路行驶，你会看到指向库比蒂诺、圣克拉拉、米尔皮塔斯和山景城的出口路标，这些地方分别是苹果、英特尔、思科和硅图公司的所在地。这里聚集了相关领域的顶尖人才，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每平方公里创造如此巨额的财富。黄仁勋仿佛与这个地方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接下来的职业生涯都在这个方圆不超过10公里的地方展开。
虽然这些城镇的名称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大多数建筑却并不出名。黄仁勋的父亲曾被曼哈顿的都市魅力深深吸引，但在硅谷，他找不到那样的风景。这里没有摩天大楼，也没有熙熙攘攘的街头人群。相反，这里有的只是现代的中低层建筑，周围环绕着停车场、购物中心和商务酒店，它们被高速公路交错分隔在海湾南部的低洼地带。从外面看，唯一醒目的人类活动迹象是车流。
建筑物内部也同样乏味。20世纪80年代的办公室里配备着笨重的阴极射线显示器、单调的地毯、嗡嗡作响的荧光灯和用于掩藏管道的吊顶。当时最流行的布局是开放式的“活动办公室”，里面的隔间高度可以灵活调整。在LSI，设计师们选用了低矮的隔间布局，它也因此被员工们戏称为“深坑”。1985年，黄仁勋加入时，他身着纽扣衬衫和长裤，佩戴着大眼镜和一块象征着不错品位的手表，头发略长。对黄仁勋而言，“深坑”简直是天堂，似乎世上没有比这更理想的工作场所了。
如同在乒乓球运动中那样，黄仁勋在LSI也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迅速脱颖而出。黄仁勋的“坑友”之一是詹斯·霍斯特曼（Jens Horstmann），一位电气工程师，从德国来LSI参加6个月的指导计划后最终留了下来。霍斯特曼和黄仁勋一样都是移民，他们年纪相仿，名字的首字母也相同。两人都愿意牺牲个人生活和休息时间用于解决层出不穷的技术难题。霍斯特曼回忆道：“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周末的概念，工作连轴转。早上7点就到公司，晚上9点女朋友会打电话来问我们何时回家。”
后来，霍斯特曼成了黄仁勋最要好的朋友。霍斯特曼个性鲜明，外向而风趣，私生活中带有些许冒险精神。他兴趣广泛，社交圈子也比黄仁勋更广。然而， 在工作当中，黄仁勋更乐于冒险。 他凭借一贯的专注，熟练掌握了名为集成电路模拟程序（SPICE）的软件应用。他通过命令行输入有序的电路元件清单，便能获取一份电压数据的纯文本表格。SPICE软件原本常被视作学术教学工具，黄仁勋却用它将电路的功能拓展到其他人认为不可能达到的程度。当LSI的客户提出新的功能需求时，多数设计师只会简单地回应：“这无法实现。”而黄仁勋则会说：“让我试试看能做些什么。”
黄仁勋会耗费数小时摆弄模拟器，尝试调整元件列表以满足客户的期望。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没有图形用户界面，甚至连彩色显示器都没有的情况下。他的专注度令人钦佩，但霍斯特曼明白，许多工程师也会同样沉浸在技术难题之中；黄仁勋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能够避开困境。“这些人有时会迷失，对吧？”霍斯特曼说道，“他们可能会陷入深深的困境中无法自拔。 但黄仁勋不会，他拥有良好的判断力，当他认为问题复杂到一定程度、难以再取得进展时，他会及时转换思路。 ”
LSI最为挑剔的客户当属计算机图形设计专家，他们对芯片计算速度的需求似乎没有上限。为了服务这些客户，在黄仁勋的鼓励下，霍斯特曼开始签署合同并交付产品，尽管团队内部对公司能否真正制造出来并无十足把握。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提醒他们最好谨慎行事：“你们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吗？如果失败了，可能会断送你们的职业生涯。”霍斯特曼说：“确实如此，但我们毫不在意。”
霍斯特曼和黄仁勋所承诺的几乎全都兑现了。攻克这些棘手的技术难题后，等待他们的是更为艰巨的技术挑战。黄仁勋很享受这种难度逐渐递增的过程，他喜欢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我提升。霍斯特曼评价道： “他有能力实现‘1+1=3’的效果，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仅仅是在为客户服务，更是在将这些订单转化为工具，进而将这些工具升华为方法论。” 大多数工程师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对他们而言，能做到“1+1=2”已属不易。“能有个1.5的结果就算走运了。”
在朋友当中，黄仁勋和洛丽是最有责任心的一对。他们最早步入婚姻殿堂和购置房产。1988年，他们搬进了圣何塞东部一栋两层的四居室，房子前面有车库，后面有院子，方便黄仁勋烧烤。他们有着稳定且高薪的职位，在备受尊敬的公司就职，同时也在努力增加对退休金账户的投入。他们还收养了一只名叫“寿司”的狗，对它倾注了满满的爱。而“寿司”也热情摇尾巴回应着他们的爱。
霍斯特曼对黄仁勋和谐的人际关系与井然有序的生活深感敬佩。同时，他也非常欣赏洛丽，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工程师。霍斯特曼回忆起曾向洛丽请教一个技术难题：卫星上的一块微芯片因宇宙射线干扰而发生故障。洛丽之前处理过类似的问题，这不仅需要有电气工程学的专业知识，还需要粒子物理学的知识。“她的思维深度和逻辑性真是让人叹为观止。”霍斯特曼赞叹道。
然而，这种井然有序的生活方式的缺点是：他们夫妇俩显得有些古板。他们总是埋头工作，几乎从不旅行，也鲜少与半导体行业以外的人交往。霍斯特曼回想起曾介绍了一位朋友给黄仁勋，那位朋友在20世纪80年代从事着颇为另类的工作：经营一家精酿啤酒厂。“黄仁勋当时的反应是，‘你怎么会认识这种人？这怎么可能？’”霍斯特曼笑着回忆道。黄仁勋的朋友几乎都是科技行业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