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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路做地方官，见民夫们挖沟辛苦，于是自掏腰包施粥赈民。孔子听说后立即派子贡去踢翻子路的粥锅，并教训子路说，百姓都是鲁君的百姓，你为什么要拿饭给他们吃？按照礼制，天子爱普天下的人，诸侯爱本国的人，大夫爱他的职务所管辖的人，士爱他的家人，你又有什么资格擅自爱鲁君的百姓呢？
子路很委屈，他认为自己是在按照孔子所教去行仁义之事，但他却并没有理解孔子“仁”的真意。孔子提倡的“仁”，首先必须符合“礼”，也就是孔子所说“克己复礼为仁”，而“礼”所表达的重点正是阶级差异。因此仁爱表现出来是一种阶级性的爱：君爱民是仁，民爱君则是忠。所以“仁”这种片面的爱，只适用于特定对象，比如国君可以对民众讲仁爱，别人就不能越权，故而《庄子》才会说“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除此以外，仁爱还需要根据关系的远近亲疏而体现出差别，比如对亲人的爱和对乡邻的爱，是一定要表现出差别的。因此孟子才攻讦墨子的“兼爱”是“无父”，因为墨子提倡对自己的父母和对别人的父母都要给予同样的爱。
墨家的“兼爱”虽然看似美好，但也仅限于概念上的美好。因为爱本身就是一种偏私，不偏私就必须无爱，所以天地才会“不仁”。而“兼爱”即提倡有偏私的爱，又提倡爱得无差别，这根本就自相矛盾了。按照墨子的本意，或许提倡“公正”反而更为恰当一些，但这样一来又与“爱”无关了。所以儒家对爱的诠释，才更符合爱的本义，“亲亲相隐”“为尊者讳”，这才是爱。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仁义的出现，是因为道、德被废弃。庄子说“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亲爱的出现，是因为生存条件的恶化。如果人人都能和平安宁地生活，并不需要谁对谁表现出特别的关爱，但是如果天下失去太平，人间劫难重重，仁爱就有充分的理由出现了。
值得一提的是，“德”和“仁”的表现区别很大，按照“仁”的定义，天地反而不仁。我们由天地所生，日常用度皆从天地中索取，只因为天地把我们和鸟兽鱼虫、花草树木视而为一，并没有对我们表现出特别的偏爱，我们就视其为“不仁”。这只能说明，“仁”是一种较为狭隘的德性。
“德”是大爱，正因为它是大爱，对所有事物都爱得一样多，所以表现出来反而是无爱。其德含而不露，不外施于人，否则有所施为，则必有远近亲疏之偏、大小多少之别。故而“德”，就像天地视万物为刍狗一样公正无私，就像准绳一样中正不偏私。
在天地之“德”的畜养下，万物得到了淳朴的自然天性，得到了不知不觉的自然生活。这种淳朴不能人为培养，而只能保护不丢失；这种自然不能人为创造，而只能保证不破坏；不丢失不破坏，这就是无为。
一旦丢失了天真，打破了自然，哪怕是进入一种看似很荣耀、很高尚的境地，但这代表人们生存的环境已经与自然天性不相匹配了。在这个时候，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虽然相濡以沫的行为被人称赞，但其实心中困苦，生存艰难。
在整体环境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仁者之“爱”通行于天下就不太现实了。又有几人够资格爱天下人而不侵权，又有几人能把爱延伸出乡里之外呢？所以人们只能在一个小圈子里发扬爱，这就成了“义”。
“义”，是更加狭隘的爱，它爱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甚至会为了爱这一小部分人，而去攻击和伤害其他人。这也是古往今来，绿林好汉义字当头的原因，因为他们是在通过“义”，来抱成一团求生存。
而“礼”，与爱无关，它只是一个冷冰冰的面具，是一种程序化的形式。虽然儒家认为“礼为天地之序”，但难道上天之序，表现在人间就是“立天子，置三卿”，“拱之璧以先驷马”？老子言：“不若坐而进此。”所以孔子向老子问礼，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又哪里是什么天地之序呢？不过是古人言罢了。
其实《左传》记载晋国贤臣先轸的一句话，才真正道出礼的本质意义，“定人之谓礼”，能安定人的，这才是礼。然而人是不断成长的，社会是不断在变的，所以礼也当随之而变。礼适人，而非人适礼。
这就正如我们只听说过量体裁衣，而没听说过量衣裁体的。但是人被陋俗陈规所限制，为了适应它们而去扼制自己的成长和发展，这不是身体被衣服给限制住，然后拿着衣服去裁剪身体一样吗？主次颠倒，本末倒置。故而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一旦开始把“礼”推崇为制度来治国，就是天下祸乱的开始。
过于注重外表，往往流于形式；过于追求外在，就会疏失内在。因此感情深厚的人之间，礼就很淡薄随意；礼节烦琐的人之间，感情就很淡薄。然而外表往往最容易被关注，外在往往最容易被雕饰。关注外表，雕饰外在，也就导致我们与道背离得越来越远，对道的理解也变得越来越肤浅，以至于大道最终杳然而不可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