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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六年（1867），五月初五（6月6日）端阳节，严复和一百多个幼童，从船政学堂寄居的法雨堂、仙塔街和亚伯尔顺洋行迁往马尾。上年，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左宗棠、沈葆桢选址马尾，购地二百亩，立下“船政官界”的界石，十七日（12月23日），福建船政主体工程即开工兴建。半年多工夫，福建船政求是堂艺局校舍便先行落成。
沈葆桢让学童徒步行进，走向福州城外闽江口马限山麓。
严复和后学堂驾驶班的刘步蟾、邓世昌、林泰曾、林永升、林国祥、叶祖珪、方伯谦等三十三名同学兴高采烈，欢天喜地，迤逦而行。
严复傍着刘步蟾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问刘步蟾说：“新学堂是什么样？”
刘步蟾老实说：“不知道。”
“你猜是什么样呀？”
刘步蟾反问道：“你说是什么样？”
严复也老实回答说：“不知道，猜不出。”
严复又向紧跟其后的林泰曾问道：“你猜会是什么样？”
林泰曾也摇摇头说：“我也猜不出什么样。”
严复发挥想象，向往说：“既然是新学堂，就不会再是在菩萨庙里和祠堂里开课堂，一定是洋楼洋房子！”
刘步蟾也说：“嗯，一定还会有操场！”
“近乡情更怯”，说的是久别家乡的游子回家乡时那种微妙的情愫，而此时的严复和他的同学是“近家情更切”。半年来，他们习惯了船政学堂，亲近了船政大臣沈葆桢，都把船政学堂看作家了，他们急着想看看新家是什么样。
走近马尾，地势开阔，沙石铺路，宽敞豁亮。背山临江，万绿丛中，白墙乌瓦，一片新屋。啊！这就是马尾船政学堂，这就是新家。
严复和同学们三步并作两步，争先恐后地奔向学堂大门。
门前，两株新叶茂盛的榕树，生机盎然。门楣上一方立匾，“船政学堂”，四个大字，十分醒目。大门两侧是沈葆桢大人亲自撰写的对联：
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
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
严复反复朗读，激情如火。
进到门里，来到大堂，迎面又见沈葆桢大人撰写的对联：
且漫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此即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
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
严复心中叹道：有勉励，有期盼，有教诲，有章法！
严复再三咀嚼沈葆桢大人的话：“船政的根本在于学堂，希望数十年后，人才蒸蒸日上，无求于西人矣。”那个已经离开福建远去新疆的左宗棠大人是首倡举办船政学堂的，他提出办学目的在于“欲广其传，使中国人艺日进，制造驾驶辗转援受，传飞无穷耳”。严复和同学们领悟到左宗棠、沈葆桢大人办学树人、只争朝夕的良苦用心。
严复在以后的日子里，知道了左宗棠和沈葆桢更多的故事，备受感动、浸润。
同治元年（1862），左宗棠在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中，进入水网密布、海汊纵横的浙江，“使用了向外国人借用的轮船”，直接感受到“轮船尤为横海下濑所未有之奇”，于同治二年（1863）三月，上书总理衙门：“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同治四年（1865）正月，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书中明确提出：“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此项人断不可不罗致，此项钱断不可不打算。”“海禁开，非制备船械不能图自强。”
其时，法国、英国为保护在华既得利益，深深介入中国事务，法国驻宁波舰队司令勒伯勒东（德碑尔）和法国前水师军官、宁波税务司普罗斯贝尔佩·日意格，组建了“常捷军”，与清廷合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左宗棠进入浙江后，与他们既有勾结利用，也时怀警惕。他在上朝廷的奏折中指出：“外国助剿非由义愤所激，虽可偶用其长，未可常恃其助也。”“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终恐非计。”
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要求勒伯勒东和日意格指导中国工匠仿制一艘小轮船。轮船下水，在杭州西湖试航，左宗棠比较满意，但感到不足，他说：“形模初具，试之西湖，驶行不速。”勒伯勒东和日意格则说：“大致不差，还需从西洋购买轮机，才能提高航速。”从那时以来，左宗棠经过多年考察，深思熟虑，于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年6月25日），以闽浙总督身份在同一天接连上了《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等四道奏折，慷慨陈言：“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他从海防、沿海经济、沿海运输等几个方面剖析利害：“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海防不固；“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唯亏折货本，浸至歇其旧业”，中国经济受损；“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粮食、税收运输困难。左宗棠更针对有关争论指出：“就局势而言，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造。”左宗棠比较了欧美各国造船日益精进，日本仿造跟进很有成效，明确提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天下事，始有所损者，终必有所益。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
利害、是非、曲直，显而易见，但是，一件新事物的出现，总不免有许多争议。当时上海《申报》披露：“福建议造大船，朝野舆论大起，誉之者：兴家爱国，匹夫有责；毁之者：忧其难于有成，议其靡费甚多。”
严复和他的同学关注朝野辩论，他对于左宗棠一篇慷慨陈词的奏折，击节赞赏：
西洋各国与俄罗斯、咪（美）利坚，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虽前此有代造之举，近复奉谕购雇轮船，然皆未为了局。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左宗棠的至诚为国，明白剖析，精彩譬喻，终于打动了清廷当权的军机大臣文祥和握有最终决定权的慈禧太后，二十天后，同治五年六月初三（1866年7月14日）发出谕旨：
左宗棠现拟试造轮船……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现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陈各条，均着照议办理。
于是，有了马尾造船厂，有了马尾船政学堂。左宗棠如此谋划，起源还要回溯到更远。左宗棠一以贯之要整建水师，制造轮船，不是偶然。历史，孕育着必然。
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还是一介布衣，赴京赶考，前后三次，三次落第不中。蜗居在湖南湘阴老家白水洞左家塅，以教书授徒为生。二十六岁时，一个偶然机会，得到两江总督陶澍的赏识，才有了转机。据左宗棠儿子左孝同在《先考事略》记载，湖南安化人陶澍在任两江总督时，巡视江西，请假顺道经醴陵回老家扫墓。这醴陵在湖南中部渌水之滨，以出产瓷器闻名，名气仅次于江西景德镇。陶澍在接待他的醴陵会馆门前，看到迎面张挂一副楹联：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上联写了陶澍引以为旷世殊荣的故事。道光十五年（1835）十一月，道光皇帝第十四次在乾清宫召见陶澍，垂问政事，慰勉有加，听说他幼年读书的地方叫“印心石屋”，一时大发雅兴，立即为之题写了“印心石屋”四个大字匾额。这迎来送往的应景之联，描述了这个故事，正好点到被欢迎者的心痒之处。下联则写了家乡父老欢迎游子衣锦荣归，崇敬而深情。陶澍深受感动，格外激赏。一问，说是渌江书院的教习左宗棠所写，立即邀来一见。谈得十分投机，留宿一夜，纵论古今。陶澍连声叹赏左宗棠：“奇才！奇才！”便延请他到陶家坐馆教授他的儿子。左宗棠二十九岁时曾吟诗自况：
犹作儿童句读师，生平至此乍堪思。
学之为利我何有？壮不如人他可知。
蚕已过眼应作茧，鹊虽绕树未依枝。
回头廿九年间事，零落而今又一时。
道光二十四年（1844），左宗棠以教书所得的九百两白银，在湘阴柳家冲置办了七十二亩田产。九月，迁居柳家冲，遍植柳树，夯土筑墙，围绕屋场一周，围墙东南开一朝门，在门上手书“柳庄”二字，自号“湘上农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左宗棠三十八岁，年届不惑，依然布衣。尽管心有不甘，但已打算接受现实，躬耕垄亩，隐居泉下。他自书门联：
要大门闾，积德累善；
是好子弟，耕田读书。
左宗棠少年时曾经说大话明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行无愧事，读有用书。”此时，他在《题家塾壁》上书此以教育后人，说道：“三十年前作此语以自夸，只今犹时往来胸中，试为儿辈诵之，颇不免惭赧之意，然志趣固不妨高也。安得以德薄能鲜，谓子弟不可学老夫之少年狂哉？”
此时，一个人的到来，再度唤起左宗棠那从来没有泯灭的雄心，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
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50年1月5日），在湘江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两个对于晚清以至中华民族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林则徐和左宗棠会面了。
对于林则徐和左宗棠的这次会面，至少有三个不同版本。哪一个更接近“实有其事”，还是“实事或无，情理必有”？
《清史列传·林则徐传》：“道光二十七年，（林则徐）升云贵总督。”二十九年，“上嘉其远振军威，又安边地。六月，因病请假。七月，复奏请开缺，允之”。“自沅湘泛大江东归。”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因疝气严重请求免职治病，由水路经贵州、湖南、江西回福建，按照路程，无需经过长沙，但他特意绕行至长沙，约会左宗棠。
这一年，中国东南大水成灾，洞庭湖滨受灾尤重，洪水冲决围垦的堤垸，倒了“围子”，汪洋一片，颗粒无收。左宗棠罄其所有，开仓赈济灾民，他亦空无所有了，为稻粱谋，仍然到长沙借朱文公（朱熹）祠开馆教书授徒，赚取“束脩”以维持一家生计。其子左孝同在《先考事略》中记载：“府君移居省城假馆徽国文公祠。”十一月，左宗棠从官家“邸报”中得知林则徐将过长沙回福建，不禁怦然心动。
左宗棠对林则徐久怀敬仰。林则徐禁烟和抗击英国入侵，让他赞叹。左宗棠在道光十三年（1833）去北京赶考时，即结识了同在京城赴试的湖南邵阳的魏源和浙江仁和（今杭州）的龚自珍，互相仰慕，志同道合。而魏源、龚自珍都是林则徐的挚友，左宗棠自也受到影响；以后，左宗棠在陶澍家中坐馆教书的时候，有机会读到陶澍与林则徐往来书信，对林则徐有了更深的了解。道光二十八年（1848），左宗棠的朋友胡林翼任贵州安顺知府时，一再向他的上司云贵总督林则徐推荐左宗棠，林则徐于当年十二月十六日（1849年1月10日）给胡林翼回信：
承示贵友左孝廉既有过人才分，又喜经世文章，如其噬肯来游，实所深愿。即望加函敦订，期于早得回音。其馆谷舟资，应如何致送，亦希代为酌定。以执事之聆音识曲，当能相与有成。
以林则徐一个总督之尊，如此礼贤下士，热切邀请，又如此周到、细致，甚至从湖南到云南旅途费用的安排都一一关照，左宗棠大为感动。而且，这是多年来他所盼望的出山机遇，他多么想立即前去昆明应聘。只是，他已经答应陶澍临终前的嘱托，要把他的孩子教育成材，他不能够辜负故人，况且，他的寡嫂要求他为侄儿左世延主持完婚。左宗棠一时无法脱身，他十分遗憾，又十分诚恳地给胡林翼回信：
得执事岁杪急步所递书，敬悉一切，少穆宫保爱士之盛心，执事推荐之雅谊，非复寻常所有……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宫保固无从知仆。然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喜，尝自笑耳！尔来公行踪所至，而西北，而东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碛，旌节弓刀，客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乌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随者，尚有山林枯槁，未著客籍之一士哉？
……事固未能如吾意者：孤侄年已十七，家嫂欲为之授室，期在今年。又陶婿去冬书来，预订长沙读书之约，仆以小女故，未能恝然。且此子从学八年，资识尚正，冀有所就，以延文毅（陶澍）之泽。渠夫妇现来山中，不数日当偕之长沙。前书具陈大略，想已得览。坐此羁累，致乖夙心，西望滇池，孤怀怅结，耿耿此心，云何能已！
左宗棠倾诉多年来，心随林则徐东南抵御来自海上的侵略，西北抵御对新疆的颠覆分裂，时时刻刻，似乎都随侍林则徐左右。长久以来，他盼望真正追随在林则徐的鞍前马后，现在，林则徐亲笔书信邀请，他恨不得立即前去应召。可是为了寡嫂孤侄，为了报答陶澍的知遇之恩，践行自己的承诺，只能婉谢林则徐和胡林翼的美意。当左宗棠得知林则徐将要过长沙回福建时，他时时注意邸报消息，计算林则徐自贵州入湖南的行程，多次去湘江边上张望，等候林则徐官船的到来。
长沙城南有著名的城南书院（即今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青年时期就读的学校），最早为宋代理学名儒张栻创建，并担任学院山长（相当于今天的校长），邀请了著名学者朱熹来学院并在湘江对岸的岳麓书院讲学，声望远播四方，全国各地前来求学的士子络绎于途，一时间，“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文风大盛。连附近张栻、朱熹来往于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讲学的码头也叫朱张渡。左宗棠借此地课读教书，希望子弟秉承优良学风，励志成才。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小寒刚过，正是年末最冷的日子，“小寒大寒又一年”，冰凌冻断树枝，屋檐悬挂着冰溜子，哈气成雾，滴水成冰。左宗棠根据邸报的消息，估算林则徐的航程，他希望今天能够接到林则徐。他正准备赶往长沙大西门河码头，还没有出门，长沙县署的人领着林则徐的家人林忠来到书馆。左宗棠看了林则徐邀他一见的拜帖，激动不已，问道：“林公旅途劳累，贵体可好？何时到达长沙的？”
林忠回答说：“有劳左先生挂念。今天刚到。我们家老爷还要赶路去治病，所以请左先生今天就过去。”
左宗棠说：“好，请你回去告诉林公，左某随后就到。”
左宗棠急忙由城南书院赶到林则徐官船停泊的河码头，拜会林则徐。
后来，左宗棠屡屡回忆那次湘江夜话，在《唁林镜帆》中写道：
是晚乱流而西，维舟岳麓山下，同贤昆季（林则徐的儿子林汝舟、林聪彝）侍公饮，抗谈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
左宗棠还在《与贺仲肃》信中写道：
宫保固天人……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其钦服耦丈及吾师，尤为肫（纯）挚。
后来，左宗棠在军旅中回忆起往事，写有《林文忠公政书叙》：
忆道光己酉（1849），公由滇解钮归闽，扁舟迂道访宗棠于星沙（长沙别称）旅次，略分倾接，期许良厚……军事旁午，心绪茫然，刁斗严更，枕戈不寐，展卷数行，犹仿佛湘江夜话时也。
许多年以后，左宗棠在忙于新疆事务时，仍然对湘江夜话念兹在兹。
直至光绪九年（1883），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特别奏请在江宁（今南京）建祠合祀陶澍和林则徐，亲撰楹联：
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
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
，今我复重来。
陶澍是林则徐的老师，对左宗棠更有知遇之恩，左宗棠视他为老师，因之也把林则徐视为老师。左宗棠继承和弘扬了他们的思想和功业。林则徐视左宗棠为旷世奇才，左宗棠视林则徐为天人。清《续稗传集·林文忠公传》记述：林则徐“身体不逾中人，端凝严重，行止如载华岳，眉目疏朗，光奕奕出数步外，神采威秀，顾盼风生。与人和易温粹，虽卑官下僚，辄与坐论终日，鲜惰容骄色，能使人尽言”。这正是左宗棠心仪已久的人。
林则徐次子林聪彝的后人林岷在《林则徐与左宗棠》中写道：
林则徐在途经长沙时，将小船停泊在岳麓山下的湘江中，特派人请年仅三十七岁的左宗棠来舟中相见。当时湖南的文武官员正在等待接见，当左宗棠递上帖子时，先祖立即辞谢各官员，独召左宗棠入见。左在登舟时不慎落水，林则徐立即把他扶起，沐浴更衣，然后主客畅谈，一直谈到翌晨。在这次长谈中，他们对政务、治国等根本大计，特别对西北边境的事，都不谋而合。林则徐立即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给了左宗棠，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此吾数载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严复慨叹：一代重臣与一介布衣神交已久，舟中一见，秉烛夜谈，纵论国是，把臂之间，引为知音。他想起李白曾经吟叹：“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严复反其意而用之：天地者，风云际会之所；光阴者，建功立业之机，戮力而为，必有所成。
关于林则徐与左宗棠湘江晤谈，还另有版本，《左宗棠年谱》载：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公三十八岁。
公假馆会城朱文公祠，婿陶桄仍受学……
冬十一月，侯官林文忠公自云南引疾还闽。道湖（似应为“湘”）上，遣人至柳庄招公。公谒之长沙舟中。一见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
今人据此演绎成故事。只是有一点质疑。长沙至湘阴的距离为一百二十华里。笔者故里湘阴，深知旧时候交通工具多为划桨、摇橹、张帆的木划子，由长沙至湘阴，顺北去的湘江顺流而下，需行驶十几小时。由湘阴至长沙，逆流而上，费时更多。左宗棠居住的柳家冲在长沙至湘阴半途的樟树港附近，距离长沙约六十华里。以当时的交通工具，即使乘车、骑马，也需四小时。据此推算，林则徐到达长沙当天召请左宗棠，左宗棠于当晚急驰来见，似乎都难。而有记载，当时左宗棠在长沙设馆教书，似应在长沙，而不在柳庄。
还有一个版本：《清稗类钞》卷三十载：
林过湘，使县令觅左。是岁晚，（左）将归家，系舟江岸，县吏从小舟中大索得之。与共登林舟，忽失足落水，衣履尽湿……
不论哪个版本，都强调林则徐会见左宗棠的意义和两人“心有灵犀一点通”。
林则徐、左宗棠会见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道光三十年（1850），刚过立冬，天气异乎寻常的寒冷，左宗棠忽得噩耗：林则徐应召去广西赴任途中，于十月十六日（1850年11月19日）在广东流沙（今普宁）突然患病去世。左宗棠顿时觉得天崩地裂，痛彻心肺，泣血哀号，含悲忍泪给林则徐的长子林汝舟写信：
忆去年此日，谒公湘水舟次，何图三百余日，便成千古。人之云亡，百身莫赎，悠悠苍天，此恨何极！
左宗棠又撰写挽联，悼念林则徐：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严复钦佩“清室中兴”名臣左宗棠，对左宗棠与林则徐的交往，心向往之。一天，严复专诚去福州的湖南会馆，探访左宗棠的胜迹，仰视左宗棠当年亲笔写下的楹联：
瓯浙越梅循，海国仍持使者节；
陇秦指疏勒，榕园还作故乡看。
这可说是概括了左宗棠和湘军“百二关河，十年征戍；八千子弟，九塞声名”的辉煌啊！尤其是左宗棠任闽浙总督，驻节福州三年，好评如潮。他“榕园还作故乡看”的那份感情，使严复这个福建人也要把左宗棠看作老乡，而引以为荣了。
严复记得左宗棠离开福建去西北平定边疆时，他也随着人流，涌上前去送别。
同治初年，捻军席卷西北。与此同时，英国和沙俄勾结民族分裂势力为乱新疆。同治五年八月十七日（1866年9月25日），清廷谕令左宗棠改任陕甘总督，授钦差大臣，急赴西北。可是左宗棠放心不下福建、台湾的事情，他担心“台湾远隔大洋，声气间隔”，列强虎视眈眈，“设我弃而人取之，尤于事体非宜”。他原打算亲自去台湾巡视，部署防务和治理，现在不能亲去了，他举荐刘明镫、吴大廷办理台湾的事情，希望他们“必能绸缪未雨，为东南奠此岩疆”。左宗棠更有一事，放心不下。筹划中设厂造船的事刚有眉目，不可半途而废，轻易放弃。于是，上奏请求暂缓一些时日去西北。清廷应允，上谕：“创立船政，实为自强之计。若为浮言摇撼，则事何由成？左宗棠大臣谋国，所见远大，自当坚定，以期有效也。”“所议各条亦属妥协，并着照所议办理。”左宗棠加紧安排马尾船政事宜。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三（1866年12月9日），节令大雪，一向和煦如春的福州城，显得清冷肃杀。左宗棠向福建官员和百姓辞行。消息传开，官民万人空巷前来挽留，“士民攀留者，填塞衢巷”。严复也随人流涌到左宗棠的跟前，看到这位总督大人情动于衷，应允再留数日。严复觉得官儿当到这个份儿上，难能可贵！左宗棠推迟到初十（1866年12月16日）才离开福建西征。
严复读左宗棠在学人士子中流传的奏折，喜他的立论和气魄，也赞赏他的文词，鞭辟入里，铿锵有声。他几乎能够默诵那些精彩的段落：
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在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而外，万水朝宗。无事之时，以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筹懋迁，则百货萃诸廛肆，匪独鱼盐蒲蛤足业贫民，舵艄水手足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筹调拨，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筹车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匪特巡洋有必设之防，用兵有必争之道也……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化一为百，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
严复为左宗棠那种明析道理的奏折所鼓舞：
聪明睿智，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理义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
严复击节叹赏左宗棠所作的精彩剖析：
臣维西洋各国向以船炮雄视海上，然贪贸易之利，仰中国之威，未敢妄逞。其时，各国未造火轮船，尚无所挟也。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适火轮兵船已成，英吉利遂以入犯……陆地之战，彼之所长，皆我所长，有其过之无不及也。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微臣所为鳃鳃拟习造轮船兼习驾驶，怀之三年，乃有此请也。严复领悟到左宗棠设船政局，开造船厂，办马尾船政学堂，挑选能工巧匠，跟随聘请来的外国师匠学习仿造轮船；遴选聪颖孩童从小随洋教习攻读数学、英语和驾驶、造船，苦心孤诣，神人可鉴。也使严复对于“士”与“艺”，对于被儒家一向鄙视的“奇技淫巧”开始新的思考。沈葆桢应左宗棠的敦请出山主持船政的故事，尤其促严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