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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在紫兰村安下心来，盖了几间新房。他从村外移来几棵小松树，亲手栽种于房前，吟得小诗言志：
爱君抱晚节，怜君含直文。
欲得朝朝见，阶前故种君。
知君死则已，不死会凌云。
（《栽松二首》）
后两句语多顽坚。白居易身体一旦有所恢复，发现内心深处那股士人理想之气脉，毕竟无法灭绝，他无法做到向腐朽势力屈膝低头。风雨终将过去，希望永在心中。
卖掉骏马换成牛，开始学躬耕：
种田计已决，决意复何如。
卖马买犊使，徒步归田庐。
……
策杖田头立，躬亲课仆夫。
……
学农未为鄙，亲友勿笑余。
更待明年后，自拟执犁锄。
（《归田三首》）
渭南劳作中，诗人对农民阶层产生了更深切的认识。在《观稼》中他愧疚叹息，“筋力苦疲劳，衣食常单薄。自惭禄仕者，曾不营农作”；在《夏旱》中更为农夫着急忧虑，“旱日与炎风，枯焦我田亩。金石欲销铄，况兹禾与黍。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严冬来临，妻子为他缝制了新棉布裘，白居易抚衣思农，坐卧不安：“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布裘》）
如果说，十年前写《观刈麦》，白居易身为官员站立田头，还是一个旁观者、同情者，到了《夏旱》和《新制布裘》，他已经切切实实成为农耕生活的一员。“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与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一脉相承，是乐天服膺杜甫两心相印的再次证明，震撼人心。
说到白氏渭南躬耕，说到乐天与杜甫，还可以往深处展开。谢思炜先生认为白居易返乡劳作，牢骚不多却能自适，与他壮岁之前的人生沉浮分不开。白氏家族“世敦儒业”，为官不过五品，权势背景靠不上，进取全凭苦读书，“纵有宦达者，两鬓已成丝。可怜少壮日，适在贫贱时”。比不得门阀大户“沉沉朱门宅，中有乳臭儿。手不把书卷，身不擐戎衣”（《悲哉行》）。豪门出身者，“声色狗马外，其余一无知”，哪里经得起挫折，垦得动农田，担得上租税，止得住牢骚呢？
白居易全家几十年生活不定，身份多有变故：季庚辞世由官变民，居易入仕由民复官，丁忧渭南再度去官为民。对此，谢思炜先生感叹道：“封建社会官民之别犹如天壤，白居易却几次身经这种转换，自己为官并无任何特殊背景，所以能从损益循环的角度来看待这种身份变化。由于他自己曾经身受官府逼剥（和籴纳粮之户），所以当实际位置颠倒过来时，他常常暂时放下官员身份，设身处地思考农民的遭遇。”
乐天世家不像杜甫自述那样“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家明显有别于百姓“平人”。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实乃自觉地发现社会阶层差别，努力寻找自身与平民同忧共戚的一致性。学界认同杜甫深具仁者爱人情怀，同时也指出杜甫很难放弃比较浓重的世族门阀观念。杜甫所幸运的是，“他从贵族阶级跌落下来，而且再也没有上升回去；白居易幸运的是，他来自平民阶层，而在为官时也没有忘记这种身份”（谢思炜语）。因此，白居易身历生活变故，或应举入仕得意，或贬谪沦落苦寒，总能把自己置于“中人”地位，看待人生损益变化。上则心忧朝纲，同情民生疾苦；下则忍韧克难，知足不辱，决不怨天尤人。
以定位“中人”调节自我，是一种恒定博大的文化力量。白居易虽然没有采用“中庸”这个词，而两者之思想内涵，相同不悖。只是中人比之中庸，包含着一些中小地主经济度衡之意，“中人”也是中等人家之谓。唐代户制，细分九级粗分三等，《买花》有言，“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即指豪门“上户”十分奢侈，中人小户哪里买得起呢？
在下邽紫兰村，白家拥有土地和房屋，其规模亦属唐代中等水平。白诗《西行》云：“我虽非富人，亦不苦寂莫。”“我今幸在穷富间”，乐天好酒不好利。
不过，常在乡村恋酒买醉，花销并不轻松，一首《晚春沽酒》，可知丁忧中的翰林学士亦很寒酸，其诗下半首令人心痛：
卖我所乘马，典我旧朝衣。
尽将沽酒饮，酩酊步行归。
名姓日隐晦，形骸日变衰。
醉卧黄公肆，人知我是谁？
卖马典衣，隐姓埋名。一个大名鼎鼎的近臣名流，如今迁落荒村以至如此。曾赴庙堂品国宴，忽见醉卧野肆中。此翁既是贵官文雄，又是俗庸农夫。他活得很踏实。
暑去寒来紫兰村，荏苒光阴流逝，“但有鸡犬声，不闻车马喧”（《效陶潜体诗十六首》），村野数年，白居易具体做些什么呢？笔者为他小结四件事：
一是参加生产劳动，“谷苗深处一农夫，面黑头斑手把锄”（《得袁相书》）。
二是读书思考人生命题。“形质及寿命，危脆如浮烟，尧舜与周孔，古来称圣贤，借问今何在？一去亦不还。我无不死药，万万随化迁。所未定知者，修短迟速间”，“暮读一卷书，会意如嘉话，欣然有所遇，夜深犹独坐”，诗人手不释卷，独处精神世界。
三是笔不停挥，创作一批诗歌。“复多诗中狂，下笔不能罢”，“我有乐府诗，成来人未闻，今宵醉有兴，狂咏惊四邻”。自写自咏，狂放不羁，效法陶渊明组诗，一写就是十六首，渭南除服总共得诗一百五十首。
四是常饮常醉。“不以酒自娱，块然与谁语？”“一杯复两杯，多不过三四，便是心中适，尽忘身外事。更复强一杯，陶然遗万累。”有时他劝自己，小饮三四杯就得，更多时候，则是干脆放开喝个够。谁能知道，白居易对于酒精的依赖程度究竟有多深？
不外乎就是以上四件事吧。在效法陶渊明组诗前头，乐天写下序言：“余退居渭上，杜门不出。时属多雨，无以自娱。会家酝新熟，雨中独饮，往往酣醉，终日不醒。懒放之心，弥觉自得，故得于此而有忘于彼者，因咏陶渊明诗，适与意会，遂效其体，成十六篇，醉中狂言，醒辄自哂，然知我者亦无隐焉。”自画生活图像，跃然纸上。
白家虽然不富，乐天四事不闲，很有耕读境界。老友们时常接济一些钱，也能补贴救急。记载中，元稹、崔群、钱徽、李建等人，都资助过白氏丁忧生活，且不止一次，有银子有马匹，还有药物书籍，给诗人以极大慰藉。
按说，三年丁忧期满，大都会补官起用。而白居易、白行简兄弟俩，却因李吉甫当权，迟迟得不到朝廷召唤。待到第四个年头悄然来临，白行简无奈先行一步，应剑南节度使卢坦之聘，到梓州（今四川绵阳）去做一名幕僚。行简此去，居易愈感孤单，心灰意懒，殿中侍御史李建送来一匹马，他也辞退掉了。
白行简临行前，新添一子，起名龟儿。这个小侄儿，成了白居易心头嫩肉，视同己出。行简也就把龟儿托付给兄长，这才放心离去。
白居易返乡丁忧四载，其实并非一件坏事。客观上，他避开了李吉甫专权和阉党凶焰的高涨时期。几年间天下不安，发生了淮西叛乱等许多纷争，白居易如果仍在朝中行走，命运如何实难测断。前述《自题写真》中已有预感：“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惟非贵相，但恐生祸因。”像裴垍、薛存诚等刚正之臣忍辱而逝，便是明证。这位李吉甫绝非平庸之辈，治国惩吏也是极有手段的。
从元和六年（811）四月，到元和九年（814）岁尾，白居易渭南丁忧将近四年。前后相加，诗人曾在下邽乡村生活十年之久，这是他藏锋守拙、躬耕磨砺以达更高境界的苦寒修行。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元和九年（814）冬，李吉甫病重身亡。十二月二十五日，韦贯之做了宰相，进士集团重新有了代表人物。经朝中韦贯之、崔群、钱徽等多位老友协助，宪宗诏命白居易回朝，授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诏命传来，白公长吁而谢：“上感君犹念，傍惭友或推。”（《酬卢秘书二十韵》）白居易终于结束了乡村丁忧服除生活，回返朝中。
这一年，白居易四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