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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怀》诗云“如何办得归山计”，本是诗人感叹，未料却不幸言中。时仅数月，诗文感叹竟然成为生活现实。
元和六年（811）四月三日，白居易母亲陈夫人，忽然辞世于长安宣平里。悲痛之中，白居易和白行简将亡母灵柩运回下邽县安葬。按照礼制，官员要在孝道方面成为百姓表率，职官父母亡故，必须解职离岗，守候祖地尽孝“丁忧”。宋以后，朝廷遇到特殊情况，有可能召回“素服”公务，是为“夺情”。此刻，白氏兄弟只得告别长安，返回下邽，去渭河北岸紫兰村居住下来，归山，躬耕，守孝。
母亲陈氏一族，与白家本是表亲。陈氏尚在幼年，就没了父亲。其母带着她回到娘家守寡，寄人篱下。十五岁那年，陈氏嫁给了中年丧妻的白季庚，两者相差二十六岁。对于这场婚姻，研究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情由复杂，此处不赘。又谓四十一岁白季庚续弦陈氏，时在大历四年（769），带来一个儿子白幼文。谢思炜先生研究认为，幼文来时已近二十岁。陈氏婚后，于大历七年（772）生了白居易，之后生了白行简和幼美（金刚奴）。陈夫人望子成龙，“亲执诗书”教诲诸子，为白氏兄弟打牢了文化基础。可惜小弟幼美九岁而夭，丈夫季庚又在襄阳去世，终年六十六岁（贞元十年，794）。连续两场悲哭，对陈氏夫人精神上构成深度刺激。白氏兄弟很给母亲争气，同朝为官，出类拔萃，对于陈夫人哺育应是最大补偿。但是，对于治疗母亲的精神疾病显然无济于事。
白居易写出大量关切妇女命运的忧伤篇章，想必与母亲的不幸难以分割。
慈母患上精神疾病，“叫呼往往达于邻里”，孝子遍寻名医，久治不愈。近年，陈夫人数次“以苇刀自刭”，都侥幸得救。为加强防护，白居易特地安排两名体格较好的“壮婢”，照看母亲，生怕再次出事。这一次，婢女稍有疏忽，陈夫人还是突然投井而亡，年仅五十七岁。
悲痛病史内情，难与外人细说。白氏兄弟对外宣称母亲“看花坠井”意外死亡，说法比较含糊，唯愿息事宁人。
这一说法后来被朝中对立派抓住不放，攻讦陷害白居易，造成了严重后果。留待后章细叙。
臣子去官返乡，除服丁忧三载，有没有俸禄呢？这是一个问题。唐时材料缺乏，对此说法不一。到宋时可见记载，知高级官员定制全俸，中下级官员给予半俸，白家兄弟是否如此，尚不确定。白诗中常见不同时期俸禄数额，这次却长达四年未见诗录。白家很可能没有什么固定收入。
唐时下邽县，位于长安以东百余里。邽字本应读作“归”，当地人却一直读作“吉”，说是北魏时，拓跋珪避讳“归”音，下令改读“吉”。现在，下邽成为渭南市临渭区一个文化重镇。
贞元二十年（804），白居易自符离移家下邽县义津乡紫兰村（今下邽镇太上庄）。时隔七载，白氏兄弟扶柩葬母而归。紫兰村地处平原，当时四十几户人家，是典型的河畔农业区域，村南百步便是渭河，渡口时称蔡渡。河畔远望，可见华山峰峦起起伏伏。
紫兰村是个好地方，而白居易在这里却很忧愁。
十年方一还，几欲迷归路。
追思昔日行，感伤故游处。
……
白日如弄珠，出没光不住。
人物日改变，举目悲所遇。
回念念我身，安得不衰暮。
朱颜销不歇，白发生无数。
唯有山门外，三峰色如故。
（《重到渭上旧居》）
刚刚不惑之年，诗人频发“衰暮”之叹，可见母亲坠井亡去，对白居易打击十分沉重。而重振大唐几无希望，更构成诗人心底极大哀伤。
偏在这时，白居易三岁小女儿金銮子，忽然得了急病，不过十天竟然一命归西，白居易几近崩溃，当即一病不起：
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
亲爱零落尽，安用身独存。
几许平生欢，无限骨肉恩。
结为肠间痛，聚作鼻头辛。
悲来四支缓，泣尽双眸昏。
所以年四十，心如七十人。
我闻浮屠教，中有解脱门。
置心为止水，视身如浮云。
斗薮垢秽衣，度脱生死轮。
胡为恋此苦，不去犹逡巡。
回念发弘愿，愿此见在身。
但受过去报，不结将来因。
誓以智慧水，永洗烦恼尘。
不将恩爱子，更种悲忧根。
此诗题为《自觉》，诗人寻觅感情解脱，心向浮屠教化。小女夭折，加深了诗人求救于佛门的消极情怀，成为白居易人生旅程一个重要转折点。还有一首《病中哭金銮子》，心境愈加悲凉：
岂料吾方病，翻悲汝不全。
卧惊从枕上，扶哭就灯前。
有女诚为累，无儿岂免怜。
病来才十日，养得已三年。
慈泪随身迸，悲肠遇物牵。
故衣犹架上，残药尚头边。
送出深村巷，看封小墓田。
莫言三里地，此别是终天。
丁忧第一年，居易和行简不停顿地往返于坟茔墓地之间：安葬了母亲，掩埋了爱女，继而将多年前寄厝于旧地的祖父白锽、祖母薛氏灵柩，迁护下邽入土；复将权窆于襄阳的父亲旧棺，归葬下邽白氏墓地。次年二月，白氏兄弟又把寄葬符离的外祖母和小弟幼美的灵柩，也迁回下邽。
这一年，在草风沙雨之中，又得知远在符离的长兄白幼文，重疴缠身，久卧难医……
这一年，元稹派侄儿来到紫兰村，为白兄母亲吊祭。元稹亲撰祭文，更增添居易悲悼之情。
这一年，朝中李吉甫弄权，忠良李藩被罢相，进士集团主心骨、宰相裴垍凄然病逝。消息传来，白居易忧愤难平，再也没有雄心回到斗争旋涡中去。
怎样才能“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呢？儒家现世求进，显然无法疗治诗人心灵伤痛，而寺院晨钟暮鼓清朗入耳，佛门香火烛光昼夜长明。
说起来，白居易年轻时，曾经主张排佛抑释。从政之初，他和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人一样，尊崇君王儒学不二地位，认为经世政教非儒学不可。儒学革新由此演进为中唐意识形态领域重大事件。元和元年（806），白居易《策林》第六十七篇，题为《议释教》，那时，他还认为儒释道三教鼎立乃近世不良现象，提出“令一则理，二则乱”，西方佛教岂可与天子王道争雄？从治理国家现实出发，他认为佛寺僧徒日盛，势必劳民伤财，耗民害农以致天下凋敝。同期，朝中精英抑佛言论不断，如裴垍主张：凡僧人道士，只允许六十四岁以上老大爷，尼姑女冠只允许四十九岁以上老太太，才能终身在教；德宗犹豫中征求群臣意见，多数官员认为佛教理应澄汰，只是不宜大举驱灭。员外郎彭偃，提出一条新鲜而可行意见，建议责令僧道“就役输课”，要给国家纳税，以消解佛道害政之危。稍后，宪宗迎佛骨入大内，当即遭到韩愈、李翱等人急谏反对，把崇抑佛门之争推向高潮。此刻，白居易当然站在国家主流立场，对佛教长期干扰军国政事同声反对，与韩愈等人抑佛主张是一致的。
但是，如果排除政治经济因素，而从理学上深究人性因素，白居易和刘禹锡等人，又认为儒佛之间未必水火不容。居易此前认真听取高僧讲授佛理，先后研读过密宗、北宗、南宗等禅法经学，感觉“静心、觉性、慈情、由缘、天命、无常”等人生哲学，深富禅理，由此还写过《八渐偈》等诗歌，表达“真言”与“君道”并不冲突。诗人以经世治国角度弘扬儒家，坚持儒学革新，排抑佛门，代表着中唐士人“致用”现实政治的基本态度，意在努力挽救和变革中唐基本秩序。与此同时，士人又往往从佛禅空门中寻找“独善”自适的精神高地，为自己那颗落魄心灵探求居所与出路。佛教经学与诗人慈悲性格深度吻合。白居易前期一篇诗作，题为《客路感秋，寄明准上人》，读者不妨从中品析诗人心路历程：
日暮天地冷，雨霁山河清。
长风从西来，草木凝秋声。
已感岁倏忽，复伤物凋零。
孰能不憯凄，天时牵人情。
借问空门子，何法易修行。
使我忘得心，不教烦恼生。
这便是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共同信奉的理念，“外服儒风，内宗梵行”，前者兼济国家，后者独善个人。柳宗元甚至说：“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以圣人儒学经典，来证明和肯定佛教具有深广的道德力量，认为佛宗与传统伦理秩序可以相互补充，而非相互矛盾。
陈寅恪先生对白居易“中和”姿态做出分析：“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故释迦以忍辱为进修，而苦县则以知足为怀，借免受辱也亦乐天安身立命之所在。”陈先生可谓高屋建瓴，指出中唐士人因屡屡受挫祈求“知足不辱”，势必接受释迦作为心灵归宿。乐天就是一个典型。汤用彤先生同样认为，“盖当时士大夫根本之所以信佛者，即在作来生之计”。
白居易渭南丁忧，十分悲苦，思想转变尤为显著，他宁愿变成一个“在家出家”的佛门信徒。
笔者浅析白居易兼具儒、佛两重思想，是为了方便读者对诗人后半生崇佛易于理解。惜我勾勒粗略，实难精当，幸有谢思炜先生，用诗一般的语言做了概括小结：
佛教信仰对于他，既是现实的逋逃所，也是人生的新境界；既是自我屏翳的迷雾，也是自我认识的金篦。正因为佛教信仰如此自然地融入了他的精神生活中，白居易才确实成为有别于此前时代的唐以后崇佛士人的一个代表；而他所代表的不仅是士人的信仰状况，而且是标志着佛教思想在整体上融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传统的程度。
白居易把儒学、佛学、文学十分自然地结合融汇到人生实践当中，并能以我为主而应用无碍，他在“大国”意识与“庶民”生存之间，能够“知足不辱”自觉“中和”，心灵也就找到了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