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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贬离长安，是元和五年（810）三月之事。再过月余，白居易左拾遗任期即满，或可改官别任。这时，有一桩“奉诏写真”公务，需要乐天配合完成。笔者没有查到唐朝“奉诏写真”的规章和实行办法，浅析零碎记载，此事倒也有趣。诗人为此留下一首《自题写真》，让后人揣摩白居易心灵轨迹。我的理解，唐时实行“奉诏写真”，近乎于今日官员拍摄照片存档。凡朝官“留影”肖像，要由专职宫廷画家奉旨完成。白居易在《香山居士写真诗》序言中说：“元和五年，予为左拾遗翰林学士，奉诏写真于集贤殿御书院，时年三十九。”时间地点都有了。查集贤殿御书院，亦称丽正修书院，设立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书院内设“画直”，即官方当值画家，专事朝廷绘艺。在朱景玄所著《唐朝名画录》中，收录一位肖像写真大家，名叫李仿。白居易此诗开篇谓“我貌不自识，李放写我真”，李仿、李放，大约是同一人吧？多年后诗人又咏此画，仍然是“李放写我真，写来二十载，莫问真何如，画亦销光彩”。依“光彩”而设想，唐朝官制肖像画，有可能还是彩色图本。
究竟何等官位臣子，方能“奉诏写真”于集贤殿御书院？恐怕一般官员还没有这个福分。白居易身为左拾遗并不显赫，而翰林学士则非同一般。此事还需专家解惑。而诗文首句“我貌不自识”，又带来一个问题：难道唐代大员，包括文化人艺术家，都不知道自己长啥模样吗？唐时已有优质铜镜可鉴，乐天还有《百炼镜》诗句流传，如果常以铜镜对照梳理鬓发，又怎能“我貌不自识”呢？唐时，为保证铜镜光亮如新，已经出现了专门抛光镜面的工匠，与市井磨刀人一样沿街兜揽生意，就地打磨镜面。
但是，无论怎样调配合金材料炼制铜镜且百般打磨抛光，古铜镜也无法企及今日水银玻璃镜之效，毫发毕现更不可能。
《自题写真》诗云：
我貌不自识，李放写我真。
静观神与骨，合是山中人。
蒲柳质易朽，麋鹿心难驯。
何事赤墀上，五年为侍臣。
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
不惟非贵相，但恐生祸因。
宜当早罢去，收取云泉身。
这首诗，由外貌及至内心，对于后人了解乐天年近不惑充满矛盾的心路历程，颇多收益。不爱蒲柳，偏爱野鹿，却又恐怕惹祸加身。
紧接着，左拾遗任职期满，例当改官。过去，主流研究者为了突出白居易与封建王朝具有斗争性，偏执地认为：皇帝以及朝中旧势力厌恶刚正直言的白居易，便“利用左拾遗任期已满的机会，把他挤下谏官位置”。这一说法十分牵强，中唐诸官离职他任，通常还是按规则改官，宪宗皇帝对白居易这位才子毕竟有所偏爱。据《旧唐书·白居易本传》记载：“上谓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于资地，不能超等，其官可听自便奏来。”上，皇帝也。关心白居易生计“俸薄”，又不能越级提拔，因此特地叮嘱宰相崔群，征求一下居易本人意见，“其官可听自便奏来”，就是打算除授较好官职、提高待遇之意。
白居易承恩，据此写了《奏陈情状》略云：“臣母多病，臣家素贫。甘旨或亏，无以为养，药饵或阙，空致其忧。情迫于中，言形于口。伏以自拾遗授京兆府判司，往年院中曾有此例，资序相类，俸禄稍多，傥授此官，臣实幸甚！”
很快，宪宗诏授白居易升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保留翰林学士一职。“参军”本是“参谋军事”，汉已有之。演变到唐，逐渐脱却军事色彩，成了中层文官。“户曹参军”是统称为“判司”的六曹官员之一，主管州府户籍。而保留翰林学士则不须走马赴任，仍在朝内上班尽责，只是俸禄明显提高。居易如愿以偿，随即写了《谢官状》，又作诗《初除户曹，喜而言志》：
罗列高堂下，拜庆正纷纷。
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
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
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
不以我为贪，知我家内贫。
置酒延贺客，客容亦欢欣。
笑云今日后，不复忧空尊。
……
人生百岁期，七十有几人。
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
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
苟免饥寒外，余物尽浮云。
从诗中看，并不见忍受排挤之意。
京兆府，辖首都周边二十二县，面积相当于今日西安、渭南、咸阳三市地盘，行政司法权限高于各地州府。如惩治罪犯，京兆府不必逐级上诉，不经三司会审，可以当堂判处死刑。白居易对京兆府并不陌生，周至县即属京兆府管辖。户曹参军为正七品官员，比起以前“从八品上”的左拾遗，已升两级，“俸钱四五万”，且无须离家远任，是值得“喜而言志”的理想结局。好友元稹远在江陵，知悉白居易改官升阶，写来贺诗相庆，“闻君得所请，感我欲沾巾”，为老友好运而激动。以往研究者循着斗争哲学看待历史事件，主观判断人物命运，其结论必然走样，尤不可取。
顺便说一句，唐朝民与官的比例是一千九百二十七比一，将近两千人养一个官，俸禄高点也属正常。七品户曹白居易，诗称月俸四五万，相当不错了。
这一年（810），白居易三十九岁，宝贝女儿金銮子，已经一周岁了。改官以后，月俸提高，家人们很想迁到宣平里一带，改租宽敞大房子居住。对此，白居易却不太积极。诗人对精神生活永不满足，对物质生活则不善铺张。他在《秋居书怀》中说：
何须广居处，不用多积蓄。
丈室可容身，斗储可充腹。
况无治道术，坐受官家禄。
不种一株桑，不锄一垄谷。
终朝饱饭食，卒岁丰衣服。
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
青少年吃苦受累，如今还不知足吗？不劳动而享此官俸，还要贪图多少才觉得够呢？常持愧疚之心，也就容易满足。许多朋友贬谪他乡，诗人更无心独享荣华。中秋节前后，他“禁中独自对月”，作《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等诗，怀念元稹等友人：
犹恐清光不同见，江陵卑湿足秋阴。
诗人内心十分孤独：
宫漏三声知半夜，好风凉月满松筠。
此时闲坐寂无语，药树影中唯两人。
（《同钱员外禁中夜直》）
这年秋冬，朝中政治生态环境愈加不堪。宰相裴垍，以进士集团领袖之身强撑格局，初冬裴垍忽然中风，一时难理政务，只得辞职。旧官僚集团首领李吉甫，从扬州召回，入朝主政。宦官集团整日围着宪宗转，吐突承璀打了败仗也不惩办，还提了左卫上将军，阉党更加有恃无恐。白居易对于朝中这批“图身忘国者、惑上蛊下交乱君亲者、狠暴跋扈壅君树党者、色仁行违先德后贼者、外状恢宏中无实用者、附离权势随之覆亡者”深恶痛绝。他挥笔赋就《有木诗八首》，并在序文中严正指责这批人对于国政大有危害性：“其初皆有动人之才，足以惑众媚主，莫不合于始而败于终也！”这首长诗以八种不成栋梁之材的树种，分别剖析讽喻八种类型之奸臣群小，非常独特：
《有木名弱柳》，讽喻随波逐流的无用之材。
《有木名樱桃》，讽喻见风转舵老滑头。
《有木名曰枳》，讽喻貌似高洁内藏奸诡之辈。
《有木名杜梨》，讽喻外形虽在而心胸空朽者。
《有木曰野葛》，讽喻木味虽香其性奇毒者。
《有木曰水柽》，讽喻形如松柏实则摇摆之人。
《有木曰凌霄》，讽喻不能独立终生依附之群。
《有木曰丹桂》，讽喻人品不坏难当重任之庸才。
全诗一百二十八句，主题鲜明，落笔形象，喻物析人，入木三分，没有对现实生活的深厚体察，绝难成篇。白居易“致君济人”做良臣，却成年累月被或贼乱或腐朽或庸俗或奸猾群体所缠绕，其身心苦恼、郁闷、困扰、厌恶，也就可想而知。坐镇担当的丞相倒下了，交心倾诉的良友离去了，“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杂感》），“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隐几》），更谈何改革图强？
冬寒，白居易深陷失望之中，昔日愤怒青年正在消沉下去。他最后一次抗争，是次年开春抵制严绶升迁之事。这位严绶本是一个外官，德宗时有过治功，元和初年，身为节度使，在讨伐叛军作战中胸无方略，只知一味犒赏士卒，以致巨额钱粮挥霍一空。严绶便重贿宦官为己辩解，长期依附宦官集团，元和四年（809）反而入朝为官。宪宗又决定诏颁严绶，去接替江陵节度使，指令翰林学士白居易拟撰制书。居易闻听要让严绶接替江陵重镇，认为其执政能力远不如现任忠良赵宗儒。他拿起笔来，不但不为宪宗制诏，反而写了表示反对的一道奏折：“赵宗儒众称清介有恒，严绶众称怯懦无耻，二人臧否，优劣相悬。”
宪宗皇帝拒绝接受白居易诤谏，诏令不变。结果，严绶乘皇威赴江陵，毫不意外地与监军宦官崔潭峻捆绑成团。不久，严、崔竟把江陵元稹拉拢为同伙，还给元稹修建豪宅，供这位才子享用。笔者无从判断，白居易反对严绶此任，是否联想过、担心过元稹之变呢？事实证明，元稹指望投靠宦官集团而重返朝廷逐渐背离进士集团，也给自己带来许多猜忌和非议。
严绶及元稹等事，像最后一瓢冰水，又一次对白居易实施降温。年头岁尾，诗人感叹自己生不逢时，迷惘、孤独笼罩着他，枯灯下，笔砚旁，诗人一口气写了《赠友诗五首》《寓意诗五首》《和答诗十首》《读史五首》等诗章，不断以屈原、贾谊、司马迁、韩信、嵇康等人之不幸遭际，抒写自己痛苦忧伤的矛盾情怀：朝任无能为力，何如归隐山林？在清官儒子心中，尊王政治与自保隐居，两条路线时常交会并存。
白公《咏怀》一诗，心绪哀哀思归隐，正写于元和六年（811）之初：
岁去年来尘土中，眼看变作白头翁。
如何办得归山计，两顷村田一亩宫。
可以说，一位杜甫，一位陶渊明，两位精神前辈在白居易心目中扎下了深根。从这首《咏怀》中不难看到，那个昼夜秉笔直谏，一写就是纸满“盈箱”的刚直词官，那个以古剑作比“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的忠臣学士，正在磨棱去角地发生着深层变化。
无论宫廷画师多么高明，也画不出皇权碾压之下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