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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并非不知道危机四伏。他在《太行路》一诗中，以夫妻困境作喻，道出了君臣关系之险：
不独人间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
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
此言已经十分惊悚了。但是白居易依然如故，他以《骊宫高》继续讽喻宪宗，指出皇帝游幸一方，挥霍浪费极大，“中人之产数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费”，一人纵欲，百姓承当，情何以堪？诗人认为君王纵欲致百姓困穷，与《策林》理念一脉相承：
盖以君之命行于左右，左右颁于方镇，方镇布于州牧，州牧达于县宰，县宰下于乡吏，乡吏传于村胥，然后至于人焉。自君至人，等级若是，所求既众，所费滋多，则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谓上开一源，下生百端者也。
《骊宫高》指向更加明确：“君之来兮为一身，君之不来兮为万人。”皇权官僚机构易产生连锁反应，故皇务须收敛慎行。
白居易一次次赋诗词、上奏章，内容多与纠正宪宗决策有关，常令宪宗不悦甚至恼怒，总让人为他捏一把汗。如果，仅以诗歌言论行世，皇帝尚且可以容忍，而一旦直接干预重大事务，阻挠皇帝决策，站在了宦官、旧官僚两大集团对立面，问题就会严重起来。
元和四年（809）秋，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反叛，朝廷怒而征讨。谁知宪宗居然舍弃良将不用，偏要诏命宦官吐突承璀担任兵马统帅。这位吐突承璀时任神策护军两员中尉之一，统辖禁军左翼。该奴从小服侍宪宗起居，虽系宪宗心腹，还是宫中家臣而已。而神策禁军延续到中唐，早已变成了宦官集团掌控皇室的实力基础。皇帝为什么要用宦官统军？原因在于深忌勋臣宿将坐大，而宦官则无远大志向，还是奴才。韩愈一针见血指出“天子自将非他师”，就是说，皇帝自己要当大军统领，宦官出征不过是家臣副帅，故谓“天子自将”。
宪宗诏命吐突承璀统率三军出征，史无前例，满朝文武惊愕愤然，不少臣将纷纷表示：“征东大事，不可以内官为将帅。”左拾遗白居易更是坐卧不安，深感此例一开，为害无穷。他首先面陈反对意见，无效，继而疾书《论承璀职名状》，挺身进言：
……陛下自春宫以来，则曾驱使承璀，岁月既久，恩泽遂深。望陛下念其勤劳，贵之可也；陛下怜其忠赤，富之可也。至于军国权柄，动关于治乱，朝廷制度，出自于祖宗……然则兴王者之师，征天下之兵，自古及今，未有令中使专统领者……臣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
更难听的话还有：“陛下宁忍徇下之情而自堕法制，从人之欲而自损圣明，何不思于一时之间，而取笑于万代之后。”这话既不顾皇帝情面，亦不顾自身安危，并当廷指责“陛下错了”，这就触怒了宪宗，对白居易发出了怨言。幸有中书舍人李绛，力陈拾遗官理应尽职，忠心可鉴，才保护白居易过了这一关。此事今日说来，似可一笔带过，无足轻重。而在史书当中却有专门一笔。请看《纲易知录》卷五十六：
〔纲〕以李绛为中书舍人。〔目〕上每有军国大事，必与诸学士谋之。白居易因论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绛谓曰“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绛曰：“陛下容纳直言，故群臣敢竭诚无隐。居易言虽少思，志在纳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广聪明，昭圣德也。”上悦，待居易如初。
用白话道来，是说每逢军国大事，唐宪宗都要和翰林学士们商讨。白学士在讨论中，公然说出“陛下错了”这样的话。宪宗神情严肃地停止了讨论，秘密召见中书舍人李绛，说：“白居易这个小小臣子，出言不逊，应该把他赶出翰林院！”李绛回应说：“您能容纳切直真话，所以群臣才敢于竭尽诚心而不隐讳。居易所言虽然欠考虑，但他的动机还是出于忠诚。您现在责罚他，我担心天下人都将琢磨着缄口不言。这样就不能广纳聪明才智，也不能昭彰您的美德了。”宪宗闻言转怒为喜，还像从前一样对待白居易。
皇帝生气，密令逐臣，谁敢不从？幸有李绛睿智婉言劝帝，居易始能转危为安，前后过程惊心动魄。唐宪宗毕竟算个明君，依然高待言官辞臣，不久还提升李绛做了宰相。
宪宗皇帝迫于压力，把承璀领兵的名称做了修改，但仍然让他统领大军。
战况一开，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根本不把这个宦官统帅放在眼里，连斩官军良将，致战况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四路大军出征半年，难以打败一支叛旅。最后，还是王承宗假意上表谈判，释放俘臣薛昌朝，请求朝廷开恩宽大，愿意臣服，给了宪宗一个台阶。结果，朝廷草草收兵，王承宗官复原职，辖城地盘依旧，皇帝明知无法取得胜利，也只好同意，罢兵休战。
表面看，事情好像过去，白居易躲过一劫。实际上，人家已经将他划入进士“牛党”阵营一边。从德宗到宪宗，新兴进士集团主张重振中央权威，从改善人民生活做起，去除旧制之弊，多次与李吉甫为代表的旧官僚集团发生冲突。这一回，白居易进而招惹了宦官集团，成了两大集团共同的眼中钉。
回顾一下，白居易履职谏官拾遗两年多，种种奏章令保守势力难以容忍：先是要求减免江淮旱区百姓租税，主张取缔“和籴”改行“折籴”；且坚决请谏释放宫人；时逢制考案发，牛僧孺等人激切抨击时政，白居易公然站在牛等立场，上书谴责宰相李吉甫；不久，前朝魏征故居，被旧官利用掠美求誉，白居易激浊扬清予以制止；更有淮南节度使王锷，赴京挥金跑官要当宰相，“好事”将成，突遭白居易抗辩阻击；在军事上，白居易反对当朝向河北藩镇用兵，更反对诏用宦官承璀统领征战，与宪宗皇帝“争论得面红耳赤”（王拾遗语）。所有这些，都是奋不顾身“上疏直谏”，深具力度。而他那些诗歌，更是有计划的系列创作，《卖炭翁》发难宫市政令，《盐商妇》指证官商勾结，《轻肥》斥责将军骄奢，《牛官》抗议丞相威福，《杜陵叟》疾呼农民减负，《红线毯》揭露太守无情，《新丰折臂翁》诅咒残暴战争，《宿紫阁山北村》怒向神策军……
朝中险象环生，如此直言谏诤，足以引人嫉恨。居易自身难保，偏在此时，老友元稹又出现严重问题，白居易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再次挺身而出。
元稹前番触犯了权贵，元和元年（806）九月贬谪河南县尉。所幸时过三年，宰相裴垍念他才学出众，且丁忧期满，便力主提拔做了监察御史。元和四年（809）春，元稹出使剑南东川，他大胆劾奏不法贪官，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政声鹊起。白居易非常高兴，以诗相赞，“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伸”（《赠樊著作》）。而太监旧党则恼羞成怒，复将元稹再次排挤到东都洛阳，做一名外遣“御史大夫”，“分务东台”。元和五年（810），元稹不屈不挠弹劾河南违法大员房式，而元稹官阶仅是八品，他一着急，竟将三品大员拘禁起来，剥夺房式之权由自己代摄。因而引起宪宗不悦，随即将元稹罚俸召回待除，前程未卜，吉凶难料。须知这位大员房式，与旧官僚集团本是同一体系。
前途未卜倒也罢了，罚停三个月俸禄也能承受，只要不再发生灾祸就有转机。而冤家路窄，事不由人，越怕祸端祸越来。这天，元稹接诏西赴长安，神情抑郁，一是贤妻韦丛病逝不久，咏念三首悼亡诗催人泪下；二是以八品之身拘押三品大员，绝非因私而为，却被罚俸调回，元和希望何在？沉吟独行，不觉日暮云低，前头已是华阴地面。元稹入宿敷水驿站，胡乱吃些酒菜，入住上厅官房，枕卧休息。
不一会儿，门外人声嘈杂，原来是以刘士元为首，拥入一群禁内宦官。吵吵闹闹，嚷着要住上厅官房。驿吏连声解释，说上厅房间客满，已有御史大夫元稹先到住宿了，刘士元闻听“元稹”二字，专要给人难堪，竟手提马鞭径自闯入，逼迫元稹腾房，元稹怒从中来，拒绝搬出。争辩之间，那宦官手起鞭落，连续抽击元稹脸面，手下人强行将元稹行装抛撒屋外。鞭击负重，元稹只好跃窗而出，逃至后院躲避。夜半，驿吏才将元稹寻回安歇，不待天明，元稹悲愤难平，疾向京城奔去。
宦官凶焰蛮横，已经到了这般地步。
朝廷命官横遭宦官鞭打，成何体统？元稹满脸羞辱，同人无不愤怒，白居易等人大声疾呼，并将撑腰做主之愿，寄托在宪宗皇帝身上。未料，宪宗听信太监诬告，采信旧臣说词，反批元稹一向多事，驿馆争厅，乃“少年后辈，务作威福”，“有失宪臣体面”，且不由分说，“复引稹前过，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宪宗如此决断，令白居易等人大惊失色。
唐朝规矩，凡左降诏书一出，被贬官员当日接旨，次日必须启程赴任，任何情况都不许滞留京城。紧急之中，文臣李绛、崔群同时上疏保奏，白居易更是不计安危，“累疏切谏”，连奏三状，直言力保，请求宪宗在诏书下达之前，收回贬谪成命，挽救元稹于危难之际。事态刻不容缓，居易笔锋迫促，极为恳切：
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以来，举奏不避权势……臣恐元稹左降已后，凡在位者每欲举事，先以元稹为戒，无人肯为陛下当官执法，无人肯为陛下嫉恶绳愆。内外权贵，亲党纵横，有大过大罪者，必相容隐而已……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虽奉公，事稍过当。既从重罚，足以惩违。况经谢恩，旋又左降，虽引前事以为责词，然外议喧喧，皆以为元稹与中使刘士元争厅，自此得罪。至于争厅事理，已具前状奏陈。况闻刘士元踏破驿门，夺将鞍马，仍索弓箭，吓辱朝官，承前已来，未有此事。
今中官有罪，未见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臣恐从今已后，中官出使，纵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臣恐元稹左降后，方镇有过，无人敢言，皆欲惜身，永以元稹为戒。如此则天下有不轨不法之事，陛下无由得知。朝廷误左降一御史……诚以所损者微，所关者大，以此思虑，敢不极言？
白居易不惜自身安危，为拯救元稹仗义执言，奏章所陈之事，实际上已经道出了中唐王朝从繁盛走向衰败的深层危机。封堵各方言路，惩贬正直御史，层层要员也就失去了监督，专权冲出笼子之外，为非作歹，上下贪腐，“纵暴益甚”，病入膏肓，终将不可收拾。宪宗一味袒护宦官，贬元稹外放，只能使正气受挫，邪气上升。白居易公开疾呼，也必然遭受潜在危害，他正在变作一个不受皇帝喜欢之臣，成为权淫势力的眼中钉。
元稹含悲登程那天，居易当班不能远送，二人只在街头马上，匆匆作别。何以慰勉好友之心？何以留存人生希望？唯有以诗言志。白居易便把新诗二十章卷轴，交给白行简，令他急送元稹，但愿后会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