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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唐宪宗深有振作朝纲意愿，亦能听取朝臣直言谏诤。元和年间，指宪宗登基（806）到元和十五年（820），历时十五载，史称“元和中兴”，因此在政治上呈现蓬勃气象，军事上也获得了不小胜利。宪宗新政，与顺宗“二王刘柳”的激进变革完全不同。那时，顺宗帝病卧禁中，眼看着朝中帮派打成一锅粥，却中风失语，口不能言，无法主导事态走向。而今宪宗任用裴垍为相，亲自坐殿理事，让新兴进士集团掌控了主流话语。他一手将前朝“二王刘柳”远贬流弃，以平息纷争，另一手又将白居易等翰林六学士破格重用，激励新人发挥才智，要“纳谏思理，渴闻谠言”。如此一来，朝野文赋和诗歌艺术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新兴进士集团为了改革前朝弊政，奋起与旧官僚集团和宦官集团抗衡，决心不小。他们舍身谏诤，挥动如椽巨笔持续发言发声。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主导这场文化变革，带动周边许多参政诗人，共同推演出一个“诗到元和体变新”的璀璨格局。所不同之处只是流派相异，在风格上各有千秋，诗歌意象别有洞天。简单说，韩孟一派偏重形式创新，元白一派偏重内容诉求，韩孟险怪奇崛而求其难，元白质直通达而求其易。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论道：“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两大流派在继承李、杜基础上，自觉地突破文章辞赋和诗歌老套路，开辟了一代浩荡新风。千百年过去，形成定论：韩愈乃古文运动杰出领袖，白居易乃新乐府运动卓越代表。
山西文友陈树义先生谈中唐文学话题，观点愈加鲜明：韩愈古文运动，对旧散文和骈文体进行了总清算，白居易新乐府运动，高扬现实批判大旗，促使形式主义诗风大变革。两大流派合流于中唐元和，代表着时代进步最强音。
笔者深以为然。用时髦话来说，韩愈和白居易两位大家，都是学科带头人。
读者们会发现，笔者不吝笔墨，时常谈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和元稹等人。之所以这样写，是想说明，白居易的存在不是孤立的，成长不是偶然的。一个伟大诗人的诞生，和时代群体的崛起应该是同一回事。不仅如此，大唐以来从陈子昂、王维到李白、杜甫，都对白居易产生了无法割裂的重要影响。
白居易《新乐府》组诗横空出世，情况就是如此。题为“新”乐府，实乃区别于以往“乐府古题”而已。古乐府以官府名称演变为诗体名称，可以追溯到汉代，乐章、歌牌逐步固定，创作者只须依曲填词，像《乌夜啼》《贾客乐》《伤歌行》等，皆归此类。沿至初唐，诗坛从陈子昂、长孙无忌到顾况、杜甫，都力图突破旧曲调，寻求解放。战乱之中，杜甫作《悲陈陶》《石壕吏》《新婚别》《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已经达到“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之境。同期诗人元结，推崇陈子昂进步文学观，反对六朝淫靡，呼唤汉魏风骨，以《系乐府十二首》驰名。顾况是新乐府诗歌倡导者，“首句标其目”的创作方法，即从顾况发端。到元和初年，又有“锄禾日当午”之李绅，切中现实弊端，挥洒而成《新题乐府二十首》与元稹交流。元稹又是思情灵动之人，当即对应李绅，写出《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又拿给白居易鉴赏。元稹后有《乐府古题序》，对此做了小结：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不如意寓古题，刺美现事。而意寓古题，刺美现事，又不如“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即因现事而别拟新题，颇具理论宣言色彩。诗人借助效法汉魏复古，实则开辟新文学革命。
所有这些探索和实践，都与白居易平民化诗文对接相承，尤其与白居易以诗歌为利器讽喻现实之思想丝丝入扣。此前，白居易已经写出了《观刈麦》《宿紫阁山北村》和《长恨歌》等名作，影响巨大，此时又作《秦中吟》十首，再度震动朝野。《秦中吟》之《重赋》，揭露“两税”制度给农民以痛苦；《议婚》谴责“富女易嫁”陋习；《伤宅》抨击权贵修筑奢华豪院；《不致仕》讽刺朽官年过七十不愿放权退休；《立碑》指出很多碑铭多是阿谀不实之辞；《轻肥》痛斥权臣军头脑满肠肥，全然不顾“是岁江南旱，衢州人吃人”之惨况；《歌舞》揭露贵族法吏红烛醉唱，狱中却有冻死冤囚；《买花》道出了长安社会贫富不均的巨大差别与矛盾……这些奋不顾身“直歌其事”的诗篇，一经传播，迅速达到“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的激烈效应。
眼下，元稹刚刚从贬放之地亢进回朝，先是称赞《秦中吟》犀利讽喻，继而拿出李绅和自己抨击现实多篇新作，请乐天评判赏析，并告知还有张籍、王建等多人，也为乐府模式寻求突破进行了积极尝试。展卷闻言，白居易倍感振奋，所有这些尝试，与他讽喻诗作紧密吻合。差异只在于《秦中吟》统一使用了五言格律，新乐府则多用七言，灵动变化，使用“三三七”句式而已。在白居易看来，此类差异自然不成问题。
浓墨重彩，谏纸飞动，巨笔一开，不可收拾。白居易一鼓作气写出《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他思想准备相当充分，《策林》思考烂熟于心，他且将新诗作奏章使用，要把自己从政以来的强烈危机感，传达给平民、同僚、高官乃至皇帝，让困苦平民百姓泄导积怨，让统治阶层一朝清醒，让整个社会回归儒学道统而正本清源、除弊兴邦。
一个伟大诗人，历尽漂泊、磨砺、积累、试验，终于在不惑之年，真正站立起来了。
白居易为《新乐府》五十首自作序言，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完成了一次文学创举：
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
这是一篇宣言。白居易毫不隐瞒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主张，毫不避讳自己为官从政的坚定立场，坦坦荡荡，不计安危，忠实践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方向，既要做忠良之臣，又要做真诚诗人。
在五十首《新乐府》当中，诗人笔触从唐高祖武德创业，写到玄宗失败，一直写到当代宪宗，广泛涉猎唐朝一百九十年间政治、宗教、经济、军事、民俗、文艺等各方面事务，丰富而又清醒。陈寅恪先生赞许白居易大作，说：“质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诗经》。”真是一语中的，高端评价。
笔者无力对《新乐府》组诗展开评议，此处把《新乐府》五十首诗目，保留诗人诗前提要，以原貌展示给读者，更直接地贴近诗人心声：
《七德舞》，美拨乱陈王业也。
《二王后》，明祖宗之意也。
《立部伎》，刺雅乐之替也。
《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
《新丰折臂翁》，戍边功也。
《司天台》，引古以儆今也。
《昆明春水满》，思王泽之广被也。
《道州民》，美贤臣遇明主也。
《五弦弹》，恶郑之夺雅也。
《骠国乐》，欲王化之先迩后远也。
《骊宫高》，美天子重惜人之财力也。
《青石》，激忠烈也。
《西凉伎》，刺封疆之臣也。
《涧底松》，念寒俊也。
《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
《缭绫》，念女工之劳也。
《母别子》，刺新间旧也。
《时世妆》，警戒也。
《陵园妾》，怜幽闭也。
《杏为梁》，刺居处奢也。
《官牛》，讽执政也。
《隋堤柳》，悯亡国也。
《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
《海漫漫》，戒求仙也。
《华原磬》，刺乐工非其人也。
《胡旋女》，戒近习也。
《太行路》，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
《捕蝗》，刺长吏也。
《城盐州》，美圣谟而诮边将也。
《驯犀》，感为政之难终也。
《蛮子朝》，刺将骄而相备位也。
《缚戎人》，达穷民之情也。
《百炼镜》，辨皇王鉴也。
《两朱阁》，刺佛寺浸多也。
《八骏图》，戒奇物、惩佚游也。
《牡丹芳》，美天子忧农也。
《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
《卖炭翁》，苦宫市也。
《阴山道》，疾贪虏也。
《李夫人》，鉴嬖惑也。
《盐商妇》，恶幸人也。
《井底引银瓶》，止淫奔也。
《紫毫笔》，讥失职也。
《草茫茫》，惩厚葬也。
《古冢狐》，戒艳色也。
《天可度》，恶诈人也。
《鸦九剑》，思决壅也。
《黑潭龙》，疾贪吏也。
《秦吉了》，哀冤民也。
《采诗官》，鉴前王乱亡之由也。
请看，白居易诗题“关键词”，除去美，就是刺，是警，是鉴，是讥，是讽，是忧，是戒，是辨，是思，是远古《诗经》“美刺比兴”传统的弘扬和发展，真正把“为臣为民为物为事”之立意发挥到淋漓尽致。
即以《卖炭翁》而言，白居易谴责“宫市”制度，揭露贪官太监“名为宫市，其实夺之”（韩愈语）的专横罪恶，毫不留情。好友元稹被贬河南，其中一项罪状，就是公开反对宫市制度，引发朝内贪官阉党嫉恨，遂合力加害元稹。白居易明知此情，却仍在《新乐府》当中，再次大声谴责宫市不合理，很有些前仆后继之胆。
再看末一首《采诗官》，明确呼吁君主应该广泛搜采民间歌谣，调查研究，兼听则明，“君耳唯闻堂上音，君眼不见门前事”，导致“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畏意”，全诗以“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结束，几近呐喊。正是《策林·采诗》篇的又一次艺术表现。
《新乐府》不计安危，干预时政，同群唱和，是元和精英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诗到元和体变新”一语，是白居易自己说出的一个目标，他奋力把这场文化运动推向了高峰，社会效应巨大。
白居易更希望这些诗作，能够对上层决策产生积极意义。他说：“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讽喻诗，是白居易投身政治改革的利器，是忠臣谏诤的意见书。王拾遗先生对此评价道：
居易提出诗歌和政治具有密切关系的论点，是从来没有人如此明确地阐述过的，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上，是一个不小的突破。
白居易将诗文与政治改革结合起来，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他披肝沥胆诤谏不休，在宪宗皇帝那里，究竟能起多大作用？王拾遗先生进一步作出分析，忧心忡忡：
宪宗即位，很想刷新时政，提拔了白居易等一批进士出身的新锐精英。白居易等人一参政，必将把宦官和旧官僚两大集团视为抨击对象。而残酷的现实是，宪宗李纯能够当上这个皇帝，本是一帮宦官拥戴推动的结果，因此宪宗对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袒护有加，无法离开这帮阉人。同时，老旧官僚集团因循守旧，势力也不小，他们本来就是凭着门第士族进入上层掌权的，哪里会支持什么改革？
不久前，两种力量合为一处，刚刚摧垮了“二王刘柳”的永贞变革。
宪宗理政以来，两大集团为死保自身利益，势必合力对付进士集团，在许多事情上配合起来一致对外。
当然，统治集团上层，也是充满了矛盾与分裂的。王拾遗先生说：“这种朋党之争，延续了四十年党同伐异，互相贬斥、残害，甚至有人丧失了性命。实质上还是革新与反革新的矛盾冲突。”
在如此严峻的历史条件下，朝廷忠邪并存、结党营私，白居易不愿意介入任何一方，始终坚守革新立场，保持着独立性和倾向性。他诤谏发声不退缩，绝不是为了哪个集团利益，而是由于嫉恶如仇，不愿与任何恶势力同流合污。请看这株大桐树：
一株青玉立，千叶绿云委。
亭亭五丈余，高意犹未已。
山僧年九十，清净老不死。
自云手种时，一颗青桐子。
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
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
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
（《云居寺孤桐》）
“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诗人宁愿孤直清白，也不想依附任何势力。而绝大多数人正在梦想依附攀援，求之不得。白居易拥有一个诗歌王国，在这个精神世界里他绝不寂寞，甚至需要保留一些孤寂，真诗人不需要拉帮结派；而政坛险恶，各派倾轧，昨天人上人，今朝阶下囚，卷入太深必惹祸端，不如谨慎独处，知足自保，做出趋利避害的现实选择。
白居易性格深处，刚直狷介与闲适情趣合二而一，融为一体。又因人因事因时，表现出不同侧面来。研究者普遍认为，中青年时代的白居易，刚正不阿忠言直谏，明显强烈于中年之后。有《折剑头》诗为证：
拾得折剑头，不知折之由。
一握青蛇尾，数寸碧峰头。
疑是斩鲸鲵，不然刺蛟虬，
缺落泥土中，委弃无人收。
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
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
这正是诗人仕官前期的性格写照：达则兼济天下，为臣宁折不弯。
《长恨歌》《秦中吟》《新乐府》，众多篇章涉及皇帝尊严，涉及阉官利益，涉及权臣党争，一个小小拾遗，何来这般胆略？宪宗李纯虽有肚量，能否容得下这位乐天？此前，多位好友已被贬谪，白居易能否保全自身？真叫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