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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杨氏兄弟有眼光。这位基层县尉、苦闷诗人白居易，因名声大噪而时来运转，迅速得到朝廷破格提升。按说，府衙为官皆有任期，而白居易做县尉只干了一年零两个月，吏部下达调回长安的诏书，白居易即从“趋走吏”职位上得到了解脱。他在《寄题周至厅前双松》中说：“忽奉宣室诏，征为文苑臣。”欣慰之情，溢于言表。离开周至之际，乐天与同事们依依话别，又为少府李文略继续独留小城而哀伤。王拾遗先生考证，白居易在黎明前，趁着晓月，策马登程奔向了长安。
这次调动很突然。契机是集贤殿大学士武元衡，在元和二年（807）七月，上奏请求增补“集贤校理”人选，经宪宗批准，白居易被选拔入殿。匆忙间，白居易带着县尉官职，进京赴任。主因在于这位佼佼才俊历经数考，具备超群实力，知名度亦高。
不出两个月，白居易又由集贤校理一职，荣授为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这就不是偶然现象了。凡进翰林学士院，必须经过吏部专题考试，才能最后裁决。这年十一月五日，白居易又一次登堂应考，当场完成制、书、诏、表四种体裁文章，同时完成律诗一首，五项考试合格，这才过关。
宫廷翰林学士院这一机构，先前混同于翰林院，成员复杂，未必参政，李白曾以“布衣翰林”为诗待诏，享此殊荣。到了肃宗、德宗以后，翰林学士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并单独分离出“翰林学士院”，区别于各类待诏。翰林学士成为朝廷核心成员，其历史原因，在于唐肃宗时逢安史之乱，中央政府跑到灵武、凤翔维持，京都行政机构近乎崩溃，中书舍人等职事官派不上用场，战乱之中也就打破旧章办公程序，皇帝就近起用身边翰林学士掌管书诏，可靠而方便。皇帝与学士骤然密切起来。战后回京，翰林学士“独承密命”，开始深度参与国家大事。而分离后的翰林学士院仅设六人，其中一位领班叫“承旨”。此六人若非真名士，没有真才实学，或人品存疑者，断然不可荣任。有《旧唐书·白居易列传》为证：
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谠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
笔者所感慨的是，白居易精于诗文，才艺超群，名震朝野，固然没有异议，但是我们想一想，居易不仅有《长恨歌》，不久还有《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容后边详谈），这批诗篇大都是关心民瘼、针砭时弊之作，道出了民心民意，表达了对时政的强烈不满，他没有歌功颂德，没有曲意逢迎，诸名篇皆不符合主旋律之俗韵。宪宗皇帝何以对他网开一面，情有独钟呢？既说《长恨歌》通篇叙事，而其主要倾向乃批评“汉皇重色思倾国”则毫无疑问。唐玄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导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险些亡国，全诗指责前朝皇帝李家祖爷，一目了然，朝廷非但没有将作者问罪制裁，反而一再破格拔擢重用，这该如何解释？我们只能认为，中唐磨难，百废待兴，宪宗皇帝和德宗一样，期盼广开言路，变革图强。为此强化言官谏奏制度，鼓励翰林、补阙、拾遗等学士近臣据实进言，完成使命和职责。不这样做，就不是一名好词官。制度保证了言路，大唐王朝之所以雄踞天下，纵横四海，正是言官制度上能够以博大胸怀海纳百川，开得了盛世，也容得下挫折。请注意上文“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谠言”这句话，辞书对“谠言”释义为：正直之言、慷慨之言。有一个“纳谏思理，渴闻谠言”的皇帝，又以制度做保证，白居易才能继承杜甫遗风，“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正是生逢其时。而笔者发现，宪宗破格擢用白居易这件小事，竟然载入了史书。捧读清代《纲易知录》，其中卷五十五写至唐宪宗时期：“纲，以白居易为翰林学士，目，居易作乐府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悦之，故有是命。”“上悦之”，即知宪宗不仅没有生气，反因发现了一个杰出人才而高兴。这真是白居易之大幸。编著这部史书者乃康熙年间吴乘权，他在大量古籍中辛劳查检，史海排沙，摘录这一条入书，很有眼光。吴乘权这个名字也许不算响亮，而他主持编撰了著名的《古文观止》，却无人不晓……
翰林学士院既是枢密机关，授任学士仅此六人。清一色进士出身，不仅有荣誉，而且要官职，才能名正言顺。未出数月，白居易得授左拾遗，直属门下省，级别也提升到从八品上，《旧唐书·职官志》对拾遗职责说得很清楚，朝廷“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是一名可以对皇帝当面发表不同意见或直接呈上奏表的“谠言”近臣，发挥着最高当局耳朵和眼睛的作用。之所以官阶不高，是担心拾遗、补阙官珍惜官阶而舍不得放胆说话，怕他惜官混饭，起不到“大则廷议，小则上封”的直言作用。
有趣的是这两句话，“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意思是说，既不能让政绩显著之正派官员久滞基层得不到提拔，又不能让感动中国之道德英模埋没民间得不到表彰，左右拾遗具有发现并写出事迹奏报朝廷的职责，或是对刚性行政法规的重要补充。
翰林学士携带左拾遗之官，便是皇帝“私臣”，上班位置在“禁省”之内，学士们从大明宫北部偏门径直出入，皇帝有事召唤，十分方便。世人戏称为“北门学士”，翰林学士院与大殿和“内朝”非常近。而以宰相为首的“三省六部”等中央政府机关，则集中在皇宫南部，统称“南衙”，各部大员见皇帝要走程序，远不如“北门学士”方便。白居易入翰林并担任左拾遗的时候，直接领导者即承旨学士，乃誉满朝野的裴氏家族名士裴垍，山西闻喜人。裴垍秉性正直，庄重沉稳，二十岁就考中了进士，很受宪宗皇帝倚重。巧的是他也干过基层县尉，令白居易深为佩服。同期翰林李绛、崔群、李程、王涯，加上裴垍、白居易，此六人志同道合，是一个励志改革的新兴群体，为“元和中兴”起了积极作用。后来，这六位学士全部得到朝廷重用，大多官至尚书甚至宰相。其中，李绛挺兵奔赴削藩前线，王涯喋血与宦官厮杀，十分壮烈。
白居易摆脱了黄土风尘，值宿禁中。他心情舒畅，诗兴大发，一口气给刘禹锡寄上新诗一百首，请好友鉴赏。刘禹锡，字梦得，本与白居易同庚，早年被誉为“江南神童”，乐天在徐州、宣州等地流浪苦读之际，二十二岁的刘禹锡已经高中进士。白居易二十九岁进士及第，三十二岁考得校书郎，刘禹锡已经做过了渭南县主簿，复调回朝中做了监察御史。刘、白二人常与柳宗元、元稹把酒唱和，不亦乐乎。刘禹锡加盟“贞元革新”，成为王叔文、王伾、柳宗元革新集团骨干人物，史称“二王刘柳”。在力推新政的斗争中，他们遭到俱文珍宦官集团和重臣武元衡力量的双重反击。白居易当时只是一名校书郎，为支持刘禹锡等人革新，不顾人微言轻，也秉笔数千言《为人上宰相书》，进劝宰相韦执谊支持“二王刘柳”，白居易的心与刘、柳紧紧连在一起。殊可叹，不出半年多，身患中风之疾的顺宗皇帝李诵，在俱文珍宦官势力威逼之下，诏书禅让皇太子李纯坐朝监国，自己退称太上皇。不出一个月，李纯登基为宪宗，宦官得势，坚持了一百四十六天的永贞革新宣告失败，形势急转直下，“二王刘柳”集团悉遭贬遣。刘禹锡本是“屯田员外郎”，这一来，先贬连州为刺史，赴任途中再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柳宗元先贬为邵州刺史，继贬为永州司马，革新骨干纷纷递解出京，史称“二王八司马”。
此处有一段小闲话，饶有人生意味，就在刘禹锡贬任朗州途中，恰与韩愈相逢于江陵，而命运截然不同的是，宪宗初登皇位，渴求治国人才，刚刚下诏要把前几年贬在岭南阳山，又迁江陵的韩愈调回朝堂。一个南下受贬，一个北上荣任，韩、刘曾在朝中相识已久，彼此还发生过一些误会。此时不期而遇，韩、刘把酒交心，酸甜苦辣千般滋味，尽在酒中。彻夜长谈之后，两人不仅尽释前嫌，而且更加敬重对方人品高尚，为官忠良。天亮起身各奔南北而去……
元和元年（806），刘禹锡到达朗州不久，白居易在周至创作《长恨歌》。这时，宪宗皇帝因改元而大赦天下，本以为前番受贬之官回京有望，却又下一诏：贞元革新骨干“二王八司马”，不在量移回京之列，而且，为首的王叔文更遭到下诏赐死的悲惨结局。看来短时间之内，刘禹锡肯定回不来了。
白居易的忠厚仁义正在这里。元和二年（807），他荣入翰林做了拾遗，可以亲近宪宗皇帝，他不但没有离弃朗州老友，反而遥寄新诗百首，与刘禹锡沟通交流，安慰激励革新者那颗凄苦悲凉之心。
刘禹锡的坚强豁达同样感染着白居易，二人诗文酬唱一直延续到晚年，合称“刘白”。眼下，刘梦得远在朗州，多次寄诗来信，提醒白居易不要因顺通而大意。其中两首长诗，对白居易触动不小。一首是《聚蚊谣》，说朝中群小攻击忠良，如同蚊蚋集聚发出巨大噪音那样，虽然身形微茫，却能将人咬得体无完肤，把血吸干；另一首《百舌吟》，提醒居易注意识别百舌雀鸟，啼鸣弄姿，声流婉转，舌端千变万化，要警惕和远离这种谗言祸端之人。
待到元和三年（808）正月，宪宗又一次大赦天下，叹刘禹锡身为永贞“罪人”，仍然不在量移调动之册，白居易暗自为他叫苦，而刘禹锡以豪诗《游桃源一百韵》回复：“我心归隐桃源，我身纵横四海！”毫无颓伤之意。刘、白情谊，未必在元、白之下。以后漫长岁月，还将证明这一点。同时，刘禹锡和元稹之间，也是志同道合、友情弥深的。
元和二年（807）及次年春，白居易又接连迎来两件好事，使他彻底摆脱了孤独寂寞的流落生活。一是胞弟白行简，不负众望进士及第之后，又选入秘书省做了校书郎。兄弟二人同在朝中走动，可以经常见面，共同照顾家中老母，减轻了全家经济负担。二是三十七岁的白居易终于成婚，迎娶了杨汝士胞妹杨氏为妻。这位杨氏夫人虽然不通文字，却也出身大户，贤淑端庄。多少年奔波漂泊之人，如今总算有了归宿。白母陈氏对于这门婚事十分满意，身体也明显好了起来。杨氏世代家教，女德懿范，深懂规矩，白居易特地写了一首《赠内》，读给夫人来听，请看：
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
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
……
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
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
白居易把诗歌完全引入人生岁月当中，逢事皆可入诗，已经形成一套生活方式。他这样做，一是留下了大量的中唐生活写照，至今为史家研考依据；二是在上下审美交流中，白居易很自然地降低了庙堂诗歌的高度，把士大夫独享的诗歌艺术拉向平民，并在民间扎下根来，成为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今人刘小川认为白居易是在理论指引下有意识这样做的，这种平民化倾向，持续影响到后世中国诗歌。
乐天夫人不识字，自己看不懂诗词，白居易就念给她听。传说中白居易把诗歌读给老媪听，以老太太能否听懂为准则，这一说法流传甚广，虽然没有太多依据，但传说必定有其道理，《赠内》就是实例之一。
《赠内》中段，白居易例举了四对古代贤良夫妻，赞其安贫相守：“黔娄固穷士，妻贤忘其贫。冀缺一农夫，妻敬俨如宾。陶潜不营生，翟氏自爨薪。梁鸿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虽不读书，此事耳亦闻。”颇有些苦口婆心之况味。新婚展望未来，本应祈祷富贵，诗人偏偏拿贫穷入诗，此为何意？刘小川先生作《品中国文人·白居易》，对此品出一番见解来。小川先生认为：
白居易当时正值壮年，诗人丰情多欲，感受力异于普通男性，三十几岁的多情男儿，夜里独自上床，持续了好些年，情爱之躯派不上用场。而他看待女性的目光又很准确很缠绵，所以处在一种较严重的性压抑状态之中，写出《长恨歌》正是一次能量大喷发。待到与杨氏成婚，肉体厮磨，饥渴缓解，新的问题随之而来。白居易倏然发现，夫人出身名门，深受长辈亲友影响，对白居易的前程要求很高，希望郎君能够做上大官，以获取荣华富贵。面对杨氏根深蒂固的家族祈求与愿望，白居易写了《赠内》。这首诗可以看作白居易于苦闷中另寻交流通道的屈语产物。这种“精神不融洽，阴阳生间隙”的夫妻格局，也许是白居易后来钟情宠爱众多家媛艺伎的原因和根由。
刘小川先生所析有没有道理呢？学界不好一口断定，而笔者觉得能从人性角度对诗人内心世界开拓探索，要比正襟危坐从事文学研究深入得多，也生动得多。
白居易情爱生活深处，曾有湘灵为伴，但无法与之成婚。直面现实，他对于新婚家庭生活，还是比较投入的。此后几十年，或甜或苦共携手，证明杨氏是一个明识大体、淑惠贤良的好夫人。皇帝后来封授给她荣誉称号，叫作“弘农县君”。有一种流行看法，说杨氏夫人家族，就是先前杨玉环贵妃家族，同为“弘农杨氏”显赫一门。杨家所居靖恭坊，便是“弘农杨氏”家族的长安旧府。对这个说法，笔者无力详考，且作为一则闲话，写在这里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