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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在周至写了《长恨歌》等几十首诗，很快传遍长安京兆，连同他几次考试答卷，包括《策林》，也成为众多学子仿效范本。引起了京城里杨汝士、杨虞卿等名流仕人广泛关注。
笔者读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发现一个观点，值得重视。陈先生认为：“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白居易正是德宗后期考中进士的。陈先生进一步判断说：“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当时藩镇跋扈，武夫横恣，固为纷乱之状态，然就文章言，则其盛况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贞观、开元之时代。此时之健者有韩、柳、元、白，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
陈先生给后人凿开了理解研判中唐文坛之窗口，清风徐来，顿觉爽悟：要认识中唐古文运动兴起，首先要弄清楚文体发生了重大变异。运动特征就是把古文、骈文、散文、俗文、小说、乐府长诗熔于一炉，赋予崭新文风面貌，由此完成了“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为了说明这个论点，陈寅恪先生特地撰写了《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首发于美国哈佛大学，“其要旨以为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看也”。元稹因小说《莺莺传》名噪文坛，白居易胞弟白行简，其代表作也是小说《李娃传》。白居易《长恨歌》等系列作品，均以叙事为主体。《长恨歌》既成，进士陈鸿还要配上一篇《长恨歌传》，正是文体扩张互动之举。陈寅恪先生甚至认为，《长恨歌》也是新兴“小说中之诗歌部分也”，并举同期李公垂（李绅）之《莺莺歌》为例，说是同样一种体例。看来，文体创新实乃文坛复兴之重头，值得今人长思。老八股文章陈词滥调，哪里还有生命力，哪里还有人喜欢呢？
中唐诗歌群体人脉广泛，连扩张带互动，不仅形成了一代文风，也演进改善了文官仕人的生活方式。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总结他与元稹等友人交往时说：
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
炮制和鉴赏佳诗美文，成了中唐上流社会沟通交往的精神食粮。《长恨歌》传诵京都，引发众多诗友交流，迅速扩展了白居易社交朋友圈。
正因为如此，白居易的人生命运也在发生变化。
长安城里，有名流杨汝士、杨虞卿、杨汉公、杨鲁士等同族兄弟，备受文坛尊重，杨氏家族在政治、文学多方面享有声望，人称百年不衰“靖恭杨家”。“靖恭”，指杨家累世居住在城内靖恭坊。
杨汝士亦有诗誉，且自认不在元、白之下。他引领诗坛酬唱往还，靖恭豪宅十分热闹，白居易虽与杨汝士并不相熟，与杨虞卿却久有交往，早在宣州乡贡备考期间，二人已经相识。白少府凡从周至回京，便是杨家常客。查《全唐诗》可知，白诗中涉及杨汝士者，多至三十余首。白居易重友情，诗文唱和有来必往，兼多酒趣，在诗友圈中极受欢迎。
白居易在新昌坊租房而居。聚会酒后，常常留宿靖恭坊不归。一位独身大咖，其婚事必受友朋关注，有意无意之间，白居易在靖恭坊结识了杨汝士胞妹，也是杨虞卿从妹。才子与千金，相互留下不错印象。唐代仕人筹划婚事，有个规矩非常苛刻，即仕人不得娶平民之女为妻。先前白居易与湘灵痛切分手，很可能受到这条规矩制约，尽管当时白居易还不算仕人。
后半夜，白居易在杨家大院耿耿难眠。索性从榻上披衣而起，踱步院中，吟得《宿杨家》一首：
杨氏弟兄俱醉卧，披衣独起下高斋。
夜深不语中庭立，月照藤花影上阶。
夜深不语，独立庭中，诗人是否想念着湘灵？诗中没有明示，留给后人去猜。
白居易在杨家纵酒吟诗，多日不归，有一回连续住了十几天。这就超出了寻常诗友交际，很有些联姻亲戚之意了，白诗《醉中留别杨六兄弟》曰：
春初携手春深散，无日花间不醉狂。
别后何人堪共醉？犹残十日好风光。
请看，从春初到春深，白居易舍不得离开靖恭坊。临到分手还说：“数日非关王事系，牡丹花尽始归来。”表示过不了几天，还要回来接着喝。想一想，如果没有杨家千金勾魂摄魄，仅仅是杨六兄弟友情，恐怕不至于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