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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到周至做一名县尉。唐代一千五百多个县，划分七个等级，细分达到十级。最高为赤县、次赤县，全国只有二十个左右，分布在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周边。
赤县之次百多个县区，叫作京畿县，地位也比较高，赤县、京畿以外，再由中心地区辐射开来，加上人户多少、开发程度等因素，依次为望县、紧县、上县、中县、下县，县令也从五品降为六品、七品了。
《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地理志》，将全国一千五百多个县，全部标明了“赤、畿、望、紧、上、中、下”七个等级，十分明确。周至就是一个畿县。县级班子成员职数，赤县核定十一人，畿县仅仅五人就够了，全国县、州、京公务员总数比现在一个地市还要少。
周至隶属京兆府，县班子与其他畿县一样，只设县令一人（正六品上）、县丞一人、县尉二人、主簿一人。此五人乃正式在册的朝廷命官，按月领取俸禄。县政酌情配备衙役，可多可少，都不是吃皇粮的人。繁荣昌盛的大唐王朝，行政管理成本非常低。中下县班子仅四人而已，把两名县尉减少为一名了。中下县份地处偏荒，虽然有一些优惠政策，士人们还是很不乐意前往任官，白居易初登政坛，就做了京畿县尉，“正九品下”这个待遇，也比中下县尉者高出一两级。
县尉近乎于副县长，主要职责一是分管公安政法，二是保证税收稽查，直接面对社会矛盾。《唐六典》称县尉“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真是字字千钧，肩职甚重。凡唐代诗人，一说县尉就发愁，李商隐是一例。还有唐初王勃，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个“少府”乃县尉尊称，末句却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可见杜氏到边远巴蜀赴任县尉，好友相送时，深感不是什么喜事，因而落泪沾巾；初唐陈子昂，作《饯陈少府从军序》，说好友陈县尉是个高才，实在不愿在岗位上干下去，“所以远赴戎机，从军征战”，希冀着战场立功而升迁。像这样辞去县尉而自愿从军的人，唐时竟能数出十几位来。好像担任县尉者，都特别没出息似的。大诗人杜甫奔波多年，好不容易得到了河西县尉的任命，他却坚辞不任，宁愿去率府管理兵械仓库：“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赠》）足见县尉连年“趋走”，屁股根本坐不下来。更典型的是边塞诗人高适，勉强干过两年封丘县尉，每年光是征兵入伍、送兵出征这种差事，已让他苦不堪言，牢骚满腹，高县尉最终还是辞职上前线去也。唐诗中，涉及少府、县尉诗作甚多，几乎众口一词不开心。估计都是让衙中烦心事给累的。县衙要完成各项任务指标，而贫苦百姓往往对立不配合，县尉挺身一线催办，辛苦滋味可想而知。生活酸楚苦痛与高雅诗歌吟诵，实在不搭调，故而高适牢骚曰：“不是鬼神无正直，从来州县有瑕疵。”（《同颜六少府旅宦秋中之作》）
白居易来到周至，又怎样看待这一切呢？
基于“从来州县有瑕疵”这一现象，白居易同样不开心。他从京城先来京兆府报到，由此中转再去周至上任。不料他一进京兆府门，见到池水莲荷污浊，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便和诸位诗人一样，不由得牢骚起来，当即作《京兆府新栽莲》一首：
污沟贮浊水，水上叶田田。
我来一长叹，知是东溪莲。
下有清泥污，馨香无复全。
上有红尘扑，颜色不得鲜。
物性犹如此，人事亦宜然。
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
昔在溪中日，花叶媚清涟。
今来不得地，憔悴府门前。
诗人敏感，眼中莲池，污沟浊水，想想京城校书郎的日子，多么纯真，就像东溪之荷莲“昔在溪中日，花叶媚清涟”，故“我来一长叹”：就让忧烦憔悴的辛劳日子，从这里开始吧。
其实周至很美，名胜古迹遍布终南山下，曾是隋朝皇帝避暑所在。无奈白居易到任心情不畅，周至山水也黯然失色。他作《周至县北楼望山》诗云：“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辜负平生眼，今朝始见山。”这里“趋走”一词，显系杜甫“老夫怕趋走”诗句传染。白居易一生崇敬杜甫，老杜不愿做县尉，他也跟着“不开颜”。
白少府上任不久，朝廷出兵讨伐四川刘辟。大部队挺进西南，周至乃必经之路，军需物资络绎属地，马嘶人喊昼夜不息。论职责，县尉负首责，趋走催办县内劳役粮草，最是奔忙。高适曾有诗曰“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白居易和高适一样，很不愿意把自己变作对上拜迎讨好、对下狼虎欺凌的酷吏，而现实却让这些基层小官难以应付，从而构成心灵矛盾，面临人格分裂的痛苦。
如果这场支前只是为了国家战争，便也无话可说，而实际情况是，征缴任务完成，而县令忽然作出决定：要以战时名义，额外催讨一批钱粮物资。县令担心朝廷宣告战争结束而失据，故要求征缴任务必须在五日内完成。此事引发了白县尉不满。可是，县令亦有难处，如果不趁乱搜刮摊派积累，又怎样应酬官场往来与上峰盘剥呢？于是，县令特地安排一个老吏，向白居易解释县府财政困难，以做通白县尉思想工作。白居易称病不起，县令便带着本县最好的郎中，为白居易号脉诊疗，并将自己的好马让给白居易乘骑。
郁闷之间，白居易来到“家田输税尽”的原野上，又看到一番凄凉景象。名篇《观刈麦》，反映了诗人的沉痛与不安：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粮食都让官军征缴殆尽，农家只好在烈日下拾捡残穗，应对饥饿。面对此情此景，县尉白居易道出了自身惭愧。
诗中有“吏禄三百石”之句，如按每石粮食一百斤计算（历代标准不一），县尉一年俸禄相当可观，自然是“岁晏有余粮”。坐拥此等钱粮，面对捡拾残麦充饥的农妇，白县尉难以平静。
《观刈麦》之悲凉，有着王朝衰败的时代背景。首先是唐承隋制的均田制遭到了破坏。中唐以前均田制规定很详尽，这里说其大概：年老残弱者得田四十亩，寡妇三十亩。十八岁以上健康男儿得田百亩即一顷，其中百分之二十为永业田，子孙可继承、可买卖，所余百分之八十为口分田，如失去劳动力，则由朝廷收回重新分配。丁壮赋税每年交粟两石，称为“租”，再交一些丝麻绫棉称为“调”，青壮每年须替国家服役二十天，闰年二十二天，亦可以用二十丈布绢折抵，称为“庸”。国泰民安，官民两利；而安史之乱大动荡，人口流离失所，户册大半散失，均田制失去了基础，租调庸无从落实。故在德宗时期，采纳宰相杨炎奏章，舍弃租调庸，改行“两税法”，即不问主户客户，唯按财产多寡，定出等级高下，每年夏秋两季征税，征收部分现钱，流弊自此始出。只因大多数农户无钱，不得不贱卖实物，造成富户豪商施放高利贷伤农，以致贫困农民被迫出卖土地，租地而耕。白居易好友李绅名句“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说的就是均田制横遭破坏，“两税法”形成恶果。《观刈麦》中“家田输税尽”一句也可以说：贫妇拾麦这片田，早已不是自家土地啦。
战争连绵，军费苛繁，天宝以来，朝廷在边境设置十个节度使，边防军队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全国养兵八十万大军，车马行营，动辄百里。为应付庞大军费，各州县设正仓、义仓存粟，有“和籴”“助军”“助赏”“贺礼”“采造”等种种名目，盘剥得百姓苦不堪言，还有宦官率“白望”人员入市，动辄在大街上白取货物，连本钱都不付，称为“宫市”。著名诗篇《卖炭翁》，正是在“宫市”上发生的揪心事件。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和籴”政策。本来，每到秋收季节，官府出钱，农家出谷，以和相籴，公平收购农产品充实军粮，同时可以调控谷价，免得谷贱伤农。政策不坏，然而在战乱时期，“和籴”早已演变为不问年景，强行征缴，谷价低贱，不和而籴，还要规定限期，逼迫百姓送达指定地点。对此，县尉白居易毅然上奏《论和籴状》历陈时弊，指出“号称和籴，其实害人——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睹”，表达尖锐批评。
再看一下“采造”。“采造家”指专门分管采伐与建造的官衙人员。乱世之下，横征暴敛势如狼虎，无人敢管。白居易名诗《宿紫阁山北村》，无情地揭露了一场暴行。本来，此诗创作稍晚于白居易任周至县尉时期，笔者为了集中陈述乱象，谨将此篇放在这里鉴赏。白居易善于把纪实故事与艺术创作结合起来，强化了诗歌的现实力量：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
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尊。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
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
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
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
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欢快的农家乐宴，变成了一场夺掣酒杯、断砍奇树的神策军作案。村老和白居易当庭亲睹暴行，却无力阻止。施暴名义是朝廷采造家，施暴主力是皇室禁卫军，只好忍气吞声，任由宰割。最后两句“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看似简白，实则寓意甚深：
宪宗李纯，在宦官策拥下获得帝位，宠信宦官建有“翊戴之功”，阉党愈加骄横，满朝老臣、京外藩镇，竞相投靠。宦官所率左右神策军，本来是皇室家奴，眼下却势焰熏天，不可一世。其中领兵宦官名叫吐突承璀，正是“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后来竟被宪宗提升为大军统帅。白居易深知“中尉正承恩”内情，所以急忙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免得引火烧身。就在这一年，吐突承璀为宪宗修建一座安国寺，还要竖立新朝帝王功德碑，因而“身属神策军”的“暴卒”们，打着官府“采造家”旗号，跑到终南山下征伐建筑材料来了。于是，村老庭院中这株三十多年大“奇树”，被斧断其根，栽种者却只能退后而立，敛手如宾，痛惜无语。
这首诗揭露神策军暴戾，点明了中尉职官。艺术特色鲜活，一经传抄问世，朝野众口流传，宦官阉党也就恨上了这位才子。白居易年轻气盛，并不退让。诗人贬官江州之后著《与元九书》，谈到自己早已被“握军要者切齿”，所指便包括这一回，还有，白居易上书谏阻宦官担任三军统帅，对象仍是“中尉”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