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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元和元年春上，校书郎白居易、元稹等人“官满”卸职，离开了兰台秘书省。卸职以后干什么？按照唐代规矩，任官期满，首先离职下岗，然后进入“守选”行列，自学攻读，再次奔赴制举考场，通过严考择优，重新分配工作，从而做官升官得以延续，形成“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之惯例。可见大唐之鼎盛，赖于官制的先进与严明。全然不像后来的执政群体，一屁股坐定了办公桌椅，无所作为，连续任职，只升不降，终获高官。投机钻营者就更不用说了。
卸任“守选”之人参加制举策考，比起前两回考进士和吏部铨试选拔小官，考试内容大变，要求参考者拿出对于国计民生以及施政纲领的完整意见，几近于方针政策之提案，不经过精心准备，无法竞优。而且这种制举考试，时常由皇帝亲自主持策问，尤须郑重审慎。这年春天，白居易和元稹卸任校书郎，相约准备大考，携手入驻永崇里华阳观。一连数月，废寝忘食，他们每日里研究时政，合力撰写试题，最终完成《策林》七十五篇。这段苦读生活，使白、元从政思想提升不少，也促使他们的友谊更加牢固。
不久后，白居易把七十五篇《策林》，编辑成册，作序言云：“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应对者，百不用其一二，其余自以精力所致，不能弃捐，次而集之，分为四卷，命曰策林云耳。”
序言中有“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一句，说的是四月里制举考试，全国应考“守选”者近千人，考场设在尚书省，宰相以下大臣整装到场监考，可惜刚刚登基的宪宗皇帝没有亲临。大考设置三科：一是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二是达吏明理可使从谏科，三是经术精深可为师法科。白居易和元稹应考第一项。主考官是中书舍人张弘靖和礼部员外郎韦贯之。
考场上，千名候补诸君分场坐定。先是享用皇帝赏赐的一道美餐，然后盘盏撤下，笔砚摆上，茶水伺候，展卷开考。元、白准备充分，志在必得。细心查看试题后，二人提笔纵横，一挥而就，率先交卷。出考场，双双来到南大街。跨上骏马，要到元稹家中喝酒议卷，换来一片惊羡目光：率先交卷出场，神态轻松自若，绝非等闲之辈也。
果然，三科应试千员，开榜得中仅十八人，榜首第一名便是元稹。白居易排名第四，判卷评语为四个大字“策对语直”，颇具特色，一字千金。
这一年，白居易已经三十五岁，静心算来，数年之间他三次投身大考，饱经历练，终成正果。白居易正是唐朝吏治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没有真才实学之人，很难一口气闯过三道大关。
大考补官，立竿见影。当月二十八日，朝廷授命白居易出任周至县尉。这个周至县，距长安西南百三十里，直属京兆府管辖。旧时把周至写作盩厔，县令之下，设县尉二人，实际业务相当繁重。而元稹所接任的“左拾遗”，官位则十分如意，此乃时常亲近皇帝的谏臣，文章欠佳者，品行庸碌者，高官近亲者，不得出任此职，且必须由皇帝亲自点名颁授。唐代许多大诗人都担任过拾遗官。在元、白前后，计有陈子昂、张九龄、王维、杜甫、柳公权、白行简、杨归厚、李绅、王涯等。这是极少数经常亲睹皇帝天颜的年轻近臣，是专门进谏忠言的词官，意在开通执政言路，减少中央失误，乃官阶不高而又清贵无比的美职。杜甫一生以曾任左拾遗为荣，留有“天颜有喜近臣知”诗句，倍感自豪。唐朝京署一般只在上午办公，中午，大家一起在官署食堂用餐，然后便可以闲散回家了，即“一饭而归，竟日无事”。非常人性化，着实让天下士人羡慕。
白居易到周至去做一名县尉，肯定比拾遗官辛苦许多。唐代九品官制依从正、从、上、下四阶，总共三十级。“从九品下”为最低即第三十阶，以此类推，“从九品上”为第二十九阶，白居易到周至，这个县尉乃“正九品下”，第二十八阶，也就是倒数第三阶。元稹任左拾遗却是“从八品上”，比白居易高两级。这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考中了当朝第一名呢？
士人能有官可做就很不错了。唐人陆贽有个说法：“天下士人，皆求宦名，获登朝班，千百无一。其于修身励行，聚学树官，非数十年间，势不能致。”这是一个深刻概括。如今，白居易三考成县尉，而且是京城附近“畿县”正统官员，史称“畿尉”，还有什么不高兴呢？
许多白居易传记文本，每写白公由校书郎而授县尉，总是走马上任，不曾耽搁，往往忽略了从参考到任官之间，还有上述重要环节，还有承载着白居易主要施政思想的备考大著《策林》七十五篇。千百年来，人们把李白、杜甫、白居易合称唐朝“李杜白”，他们的不朽诗歌，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之组成部分。也正是因为如此，以至对其散文忽略不计，乃至偏废《策林》，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笔者思量这个问题，认为有必要与读者共同鉴赏《策林》诸篇，以利于弄清青年白居易怎样看待中唐政治与社会，知晓其诗歌创作建立在怎样的思想基础上。
近年白居易研究，出现了可喜的探索成果，人们对白居易散文，逐步重视起来。陈寅恪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明确指出，“其实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朝愈）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日主张复古之健者”。不久前，有付兴林《白居易散文研究》和王相民系列文章，都一致认为，白居易散文实为呼应韩、柳“古文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
早在贞元十八年（802），白居易参加吏部“书判拔萃”大考之前，即精心撰写了一百道模拟判词，即《百道判》，流传于科举学子之间，风靡一时成为典范。其中第五十二道判，大胆谴责权贵豪门无视法律限定，超量使用人畜奴婢等不平等现象。第八十六道判，揭露科举考场上下联手营私舞弊，颇具力度。及至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罢校书郎之后，结撰《策林》七十五篇，思想更加前瞻成熟，文笔愈见老到精辟，其主导思想贯穿白公一生，也完善了诗创作实践的理论基础。
近年学界对白文进行系统研究，其优势和特点，在于紧紧抓住了中唐政治生活中最突出的三大矛盾，针对性地解读白居易的思想主张，而不是无的放矢，单纯诠释文本。安史之乱后，朝野三大矛盾至为尖锐，一是藩镇割据，战乱频仍，中央集权不稳；二是宦官专权，正气受挫，精英倍受打击；三是朋党相争，朝纲紊乱，变革有名无实，包括永贞革新短命而终。大唐王朝危机演化，前景堪忧。白居易身处险恶环境中，以一个新锐文学家和青年政治家的双重身份，不避锋芒，直言诤谏，始有《策林》宏文。
在《白居易散文研究》一书中，付兴林先生对《百道判》《策林》等篇目阐述精专。如将《策林》思想内容梳理出八节解读，即为君为圣之道、施政化民之略、求贤选能之方、整肃吏治之法、省刑慎罚之术、治军御兵之要、矜民恤情之核、礼乐文教之功，八项侧重都是针对性的方略思考。读者仅见标题，便得其要领。
付兴林进一步解剖赏析《策林》精神特质，使白居易“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情怀跃然纸上，也为白居易诗歌追求找到了重要依据。书中第四节五个小标题概括精当：
以民为本的儒家情怀
重振国威的使命意识
有犯无隐的批评精神
尚明崇圣的复古理念
客观理性的辩证色彩
总之，只有重视白居易“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的政治主张（《策林》十一），才能明晰地鉴赏他的讽喻诗歌。只有解读白居易对于中唐政治生活的思考，才会懂得他忧虑国事、思革除弊、为民请愿的民本思想，从而理解他即将开始的官宦沉浮和人生史话。
白居易力主禁止土地兼并，遏制权贵阶级的奢欲，明确反对官吏发放高利贷（《策林》四十八、四十一），建议减裁冗员节省度支（《策林》三十二），提出减免人民赋税（《策林》二十二），彻底废除肉刑（《策林》五十三）等一系列改革主张，赤子之心跃然纸上。白居易后来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著名论断，其根系就在这些文章里。
白居易连续写出《百道判》《为人上宰相书》和鸿篇巨制《策林》七十五篇，是冒了极大风险的。政局险恶，宦官专权，帮派对峙，他却在《策林》第二十一中公开指出“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把百姓悲苦、国运不兴的责任直接与国君挂钩：“君之躁静，为人劳逸之本，君之奢俭，为人富贫之源；故一节之情，而下有以获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则天下之心同其喜，一违善道，则天下之心共其忧！”照直道出问题根本在于皇权的明与昏，他警策国君要以身作则，“以礼自修，以法自理”，且以制陶工艺例说，“器之良窳，由乎匠之巧拙；化之善否，系乎君之作为”，“君之作为，为教兴废之本，君之举措，为人理乱之源”（《策林》二）。须知这些话语绝不是背后牢骚，而是当朝皇帝主持大考的公开答题，要直接呈送吏部审阅判卷呢。
静心想来，这一切，一者反映出唐代高层政治设计确实开明高蹈，气度宏阔，学子科考是发现人才，而不是引蛇出洞挖掘敌人，因而先贤大家层出不穷；二者说明，白居易的确是一位具备通才实学、胸怀经国大业的真俊杰，考官做出“策对语直”四字评判，公平精当。近有王相民在白居易研究中写了一段感受，笔者深表赞同：
政治局面支离破碎，白居易的《策林》就是在险恶的大环境下写成的。其中许多提法在当时几乎有着杀身之祸。例如官吏的出身门第与素养问题，在党争中能否保持慎默问题，藩镇割据中的爱护民力、争取民心的问题，在当时都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我们只有设身处地体会，才能深刻理解白居易对理想的吏治局面的企盼。
当诗人前往周至走马上任之际，这里对白居易的政治理想做了简要介绍，可惜本书只能点到为止。唯愿读者通过这一重要环节，知晓白居易等一批唐代诗歌巨匠，是站在多么坚实的理想基石上精诚创作的。他们以家国主人的身姿而歌唱，以时代俊杰的豪迈而立言，以独立人格的魅力而流芳。所谓天才论，并不能真正解说伟大的唐诗现象。好作品都是理想的践行者们以血泪凝结而成。
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这位政坛新秀告别皇城，单身一人向山河深处策马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