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白居易此次迁秦居住，在其一生中是件大事。合家落脚故里，乃渭南下邽县紫兰村，位于今天渭南市渭河之北，西距长安百余里。秦时，下邽置县治，元时并管，明洪武属渭南。白居易之前，此地诞生了大唐名将张仁愿，之后有宋代名相寇准，此镇因“三贤故里”而远近驰名。
乐天曾祖父白温这一支，早年从韩城白氏居住地分离出来，迁至下邽安家。祖父白锽、父亲季庚，长年在外为官，少有空闲经营下邽老屋，而家祖坟茔仍在这里，历经三世。而今，三十三岁校书郎在长安有了着落，选择回归故土安家，尽在情理之中。
此后，白居易与下邽胶着日深，留下丰富诗篇，容当后叙。
把下邽家园安顿妥当，白居易常从长安乘船往返照料慈母，百里之遥，还算方便。诗人对新生活充满了希望。
当朝秘书省，地点在兰台，属下校书郎工作并不紧张。这项工作职级虽低，结交人群却才学很高，与白居易同在兰台供职的校书郎，有元稹、王起、崔玄亮、吕灵、吕频、刘敦质、张仲元等，还有考进士之际相识的元宗简，新近又结交了李建、刘禹锡、柳宗元、李绅、贾岛、庾七玄师等众多才子，他们卓学精诗，思想前卫，纵酒风流，性情浪漫开放。
中唐长安，文化艺术活动空前繁盛。直接从西域引进了异族歌舞，完善了燕乐、清乐、南乐、西凉、高昌等十多种乐曲，充满活力，朝廷建立了规模宏大的教坊体系，推动古老音乐舞蹈从民间走向专业，又从宫廷普及到市井，文艺得以极大发展。贞元年间，梨园歌舞虽然不及天宝盛况，却更加成熟精湛，专业队伍越发完备，轻歌曼舞终日不绝。许多名诗佳句，尽在秦楼楚馆排练演唱。白居易和同僚们的诗歌流传朝野，大受欢迎。这群才子英萃，成为皇城一线明星。
三年前，白居易尚且沉沦在身心负重之中，彼时，他病卧客栈备战科考，写下那首《长安正月十五日》，诗曰：“喧喧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偶尔外出，也是“轩车歌吹喧都邑，中有一人向隅立。夜深明月卷帘愁，日暮青山望乡泣”（《长安早春旅怀》）。帝都车水马龙、火树银花的繁华景象，与这位游历学子并不相干。而转眼之间，两考两胜的校书郎焕发了青春活力。加上那位形影不离的元稹，比白居易还要年轻七岁，更是少年得志，风流无忌。
于是乎，白居易在《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当中，有一段“非虚构”记述，让人开眼：
征伶皆绝艺，选伎悉名姬。
粉黛凝春态，金钿耀水嬉。
风流夸堕髻，时世斗啼眉。
密坐随欢促，华尊逐胜移。
香飘歌袂动，翠落舞钗遗。
诗中情景弄不清是说元稹，还是说白公自己，应是元、白兄弟的共同经历。元稹回诗《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表达更加露骨狂放：
密携长上乐，偷宿静坊姬。
僻性慵朝起，新晴助晚嬉。
相欢常满目，别处鲜开眉。
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
……
逃席冲门出，归倡借马骑。
狂歌繁节乱，醉舞半衫垂。
元稹以哀艳缠绵之笔抒写情爱诗文，历来为后人所看重，乃至超过了他对于政治、经济的诸多表述。元稹小说《莺莺传》更是名扬天下，流传至今。但是，笔者在这里写出以上段落，是想说明白居易当时所处的都市社会环境，而元、白最重要的人生成果，还是成体系的政治理想和规模化的诗歌变革。
不管怎么说，白居易科考入朝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元稹，且与他保持了终身不渝的友情，乃是这部传记中十分重要的事情。他们在长安的娱乐生活只是时尚风气而已。这个繁华鼎盛的唐王朝，表面上歌舞升平奢靡依旧，实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党争酷烈，税策伤农，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元、白面对这样一个腐朽政坛，不会沉默。
白居易出生在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宦家庭，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思想，始终支配着他的政治态度。当代葛晓音认为唐代“文儒派”官吏变革社会的基本倾向，是唐代文学发展演进的基础动因。王相民则据此把白居易归纳为“文儒派”官吏群体典型人物，将白居易研究推进了一步。王相民认为，因为“文儒派”群体的历史作用优胜于“吏能派”，始有大唐盛世。概括说来：
从隋末到唐初，一批文儒派官吏逐渐走向政治舞台，受到唐太宗重用，形成了贞观之治。唐太宗和魏征等人力倡恢复礼乐，深感人才不足，以后推行一系列兴学崇儒政策，夯实了以文儒治国的思想基础；唐玄宗继承武则天重视文儒大策略，在张说等人支持下，重用文儒派官吏，进入开元盛世，达到中国古代社会全盛期。初唐盛唐，主流文坛人才辈出，文儒倾向更加明确。到中唐，以韩愈、柳宗元、孟郊为代表的古文派以恢复儒道为己任，促进了朝野文儒知识阶层发展壮大。唐玄宗开元五年（717），设立“文儒异等科”，专门选拔“儒学博通及文辞秀逸”者，使精通礼乐雅颂成为士人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为文儒型人才广开仕进之路，历经安史之乱而未衰。白居易就是在这样一个浓重的儒学背景下，走上从政道路的。
安史乱后，朝野兵疲民困，地方割据势力袭扰朝纲，吐蕃外敌不断入侵，北方烽烟又起，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白居易南北奔走，青少年颠沛流离，对他成为一个关注民间疾苦的政治家和大诗人，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唐代前期和中期，几代作家将儒学价值取向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以诗赋为谏章的自觉意识，对白居易坚定政教文学观，影响尤为重要。
校书郎阶别虽低，却是唐朝清流之内“九品三十阶”之正统官员。有志者往往由此起步，乃士人规规矩矩的基层“八俊”官位之一，《通典》云，“校书郎为文士起家之良选”。查唐代许多名流高官，从秘书省校书郎起家，后来官至宰相者，竟有三十五人之多。白居易从贞元十九年（803）春季授任此职，到宪宗元和元年（806）二月卸任，他在校书郎岗位上整整干了三年。
为什么任职不多不少整三年，而不是或长或短呢？那年，白居易作《早送举人入试》一诗，说自己“春深官又满，日有归山情”，这里的“官又满”，说明校书郎职位是有限期的。不久，他在《策林序》中写道“元和初，予罢校书郎”，校书郎任期为三年，“罢”，终结耳。
白居易任职三年间，当朝皇帝是德宗李适，临近期满时候，德宗皇帝于八〇五年驾崩。唐顺宗李诵即位，并迅速推行了一次朝政改革，史称“永贞革新”。可惜这位李诵皇帝在位仅仅八个月，就因为宦官反扑，被迫将皇位禅让给了太子李纯，是为宪宗。
白居易刚刚为德宗皇帝书写挽歌四首，又匆匆为顺宗新任宰相韦执谊写了《为人上宰相书》，积极表态支持改革，形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一切，交织在短暂的八〇五年一年之间，故而这年既是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又是顺宗永贞元年，到次年正月，又忽然成为宪宗元和元年（806）了。白居易目睹从德宗、顺宗到宪宗的迅猛更迭，朝政人事变幻频繁，自己虽然矢志改革，却人微言轻，难有作为，不免深有感触，也许，皇权政坛，风云莫测本是一种常态。
朝政变革，何其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