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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一路，听了一路，我们的车也已经快到旗所在地——嘎鲁图镇了。
大路两旁的沙漠都被长得密密麻麻的油蒿、红柳、杜松和其他一些不知名的花草植物严严实实地覆盖着，一眼望去真还有点绿浪滚滚的感觉。有的浪头很高，有的浪头很低，浪头与浪头之间的距离有时很窄，有时很宽，在窄的地方水位较高，风吹水面时露出一些斑斑的白点，那是牧户散放的羔羊。而浪间距离宽的地方水平面则低一些，如有船只漂泊其间一样，在一些沙丘下方宽敞的草地上都有几户百姓住家。这些住家的外形构造基本一样，从外面很难看出哪个是汉族住户，哪个是蒙古族住户。但生活在这里的人或了解这里文化的人，则一眼就能区分出住户的族别。他们知道，在门前或庭院里立有风马旗的人家就是蒙古族。鄂尔多斯这边的蒙古人和东部蒙古人不同的一点是家家户户都立有召唤吉祥运气的风马旗和苏力德。这可能和鄂尔多斯人的护陵身份有关，由于他们近八百年来一直守护着成吉思汗的英灵，随着历史风潮的起起落落，分享过荣耀，经受过磨难，经历过艰辛坎坷的漂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直将苏力德等成吉思汗的灵物带在身上，没有遗失或落入他人之手。在整个明朝年间，为躲避不断的战乱，他们带着成吉思汗灵物辗转河套至鄂尔多斯的广大地区，有时公开有时隐秘地进行着奉祀活动。这种祭礼年复一年地重复，使原本属于官方的礼制逐渐转化为民间的信仰与习俗，使鄂尔多斯蒙古人都有了飘扬风马旗和祭拜苏力德的习惯。
如果说，风马旗和苏力德是鄂尔多斯独特的文化景观，那么一棵棵“烫发树”就是它的植物景观。它原本是普通的柳树，理应顺着树干往高生长，然后与同类柳树一样在离地较高的空中长成一个伞状的绿阴。可是，鄂尔多斯随处可见的这些柳树没能获得往高生长的自由，却在长到离地两米左右时树干被人为地砍掉了。于是，生命力顽强的这些柳树不愿就此死去，而是从被砍断的脖子周围再长出若干的嫩枝。这些孩童手臂般向上伸出的嫩枝过些时候又被人为地砍去。年轻时听说，这叫“空中草场”，那些被砍去的枝叶是用来喂牛羊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曾经沙进人退、牧草难觅的那个年代人们的无奈与尴尬。如此下来，几年过后那些不断长出又不断被砍去的枝杈在树脖子的位置上不断堆积，最后形成人头形状的大疙瘩。如今，在这个球形疙瘩上长出的枝杈不再被刀砍，而是自由生长着，就像烫直了的绿色头发装点着鄂尔多斯大地……
拉格森布林珍藏的这部《蒙古源流》的形体与寺庙里常见的经文的形状一模一样，整体是长条形的，没有什么胶订、骑马订、线装等的装订，书页就像经文一样可以一页页地分开，也可叫作“叶片式图书”。纸张是克度较高的深黄色经文纸，纸面粗糙干涩，封面是一块薄薄的木板，上面用金色粉墨写着《诸汗源流宝史纲》的蒙古文书名。
“这就是《蒙古源流》？”
“是呀！”拉格森布林先生点了点头。
我有些疑惑，便问：“那书名为什么会是这样几个蒙文字？”
拉格森布林先生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那几个蒙文字，一边眯起眼睛对我介绍说：“该书的蒙古语原名就叫《诸汗源流宝史纲》，是萨冈彻辰自己为其著作起的书名。后来，在清朝时期被译成满文，再被译成汉文并被收入《四库全书》时就被改成《蒙古源流》了。其实，自清朝年间到民国时期，它在国内外以三十多种版本形式出版。其间，书名几经流变，最后被以《蒙古源流》统一下来，成了享誉世界的神奇著作。”
“原来，满文是它第一个被外译的文字啊！”
“是的，是在清朝乾隆皇帝时期。那个时候，清朝统治者大力宣扬满蒙一家理念，目的是笼络住蒙古人的心，以消除蒙古人起来造反的隐患。可是，推行这一政策的乾隆皇帝怎么也不明白，在元朝时被称作‘乞牙惕’的成吉思汗族系，后来怎么就被“孛儿只几特”的称呼代替了呢？他很想弄清其中的原委，以掌握蒙古人历史变迁的规律。于是，他向现今的蒙古国，当时的外喀尔喀蒙古亲王、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下发诏书，叫他查明上奏。成衮扎布接到诏令后，赶紧查阅了家藏的一本《蒙古源流》抄本，并依据其叙述说明了‘乞牙惕’与‘孛儿只几特’的关系与演化情况，解除了乾隆皇帝的疑惑。乾隆皇帝得知成衮扎布是根据《蒙古源流》的记述说清了事情原委的情况后，令成衮扎布将《蒙古源流》，乾隆皇帝称它是‘成吉思汗世系记载档案’抄录一份进呈。成衮扎布赶忙组织抄手，在很短的时间里抄出一份后呈献给了皇帝。因皇帝读不懂蒙古文，又很想御览一下使他尽消疑惑的这本著作，便又下令译成满文和汉文。译完后，乾隆皇帝颇有兴趣地御览一遍后，给予这部著作很高的评价，并以钦定的形式刊行满、汉两种版本的同时，又将其汉译本收录到《四库全书》之中。在蒙古千余年来的历史文献中，《蒙古源流》是唯一被收入《四库全书》的历史著作。”
这句话似乎触动了我的某根神经，心想：这是因为当时的清朝和朝廷的文臣们对蒙古的历史文献不甚了解所致，而不是蒙古没有好的文献记录，比如《蒙古秘史》……
拉格森布林先生完全没有感觉出我的情绪变化，喝上一口茶后继续对我介绍道：
“乾隆皇帝非常欣赏《蒙古源流》，认为满族也应该有这样一部记载祖先渊源、讲述后世流变的史书。于是，下令满族文臣仿照《蒙古源流》的体例写出一部满族人的源流记述。圣命难违，文臣们费九牛二虎之力写出了一个类似《蒙古源流》的著作，后来因伪书之嫌未能得到传播和留存……”
听着拉格森布林先生明细有致的介绍，我开始对他的热情、认真和博学另眼相看起来。他对萨冈彻辰的那份敬重，对重建祭祀场所的那份执着，对《蒙古源流》这部著作的那份虔诚，都让我感知到他责任自觉的高尚与无私。
大概是必要的情况已经介绍完了，拉格森布林先生有意识地将布巾上的《蒙古源流》往我身边推了推，示意我翻看。受拉格森布林先生谨慎讲究的影响，我下意识地在衣服上擦了擦手后，才小心地去翻开了人家视如珍宝的《蒙古源流》。
该书虽然形同经文，但它还是一个正式的出版物，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版的。也许是为了保持古籍的原貌吧，并没有用现代蒙古文字排版印刷，而是对原手抄本进行了影印出版。所以，页片上的文字是明末清初手写体蒙文字，充满着岁月深处的风韵。明末清初的年代虽然离我们并不遥远，但那时候使用的蒙文字从形体构造的书写、标点符号的使用到句式段章的处理，都与我们现今使用的蒙文字有着很大的区别，即便是像我这样的大学蒙语系毕业生也很难进行流畅的阅读。我一页一页地翻动着书的页片，连蒙带猜地读了一段，好像读懂了什么，也好像什么也没有读懂。
“您是文化人，可能容易读懂它。”
“哪里呀，就像在看天书！”我实话实说。
“这样吧！”拉格森布林先生从我手上接过那几张页片，并放到原位后说，“这个版本不适合阅读。有新近出版的版本，不仅版式规范，读起来也容易多了。”
“那太好了，快给我看看。”
拉格森布林先生看着我心急的样子，“噗嗤”一下笑出了声，说：
“您看这样好吗？我那新版的《蒙古源流》正好被另一个萨冈彻辰迷借走了。您呢，辛苦地跑了一天，如看不到那个本子就很遗憾了。我们这里，除了我还有几个萨冈彻辰本地专家，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我叫他们把书带过来，顺便再给您介绍一些其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