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个会议的名称叫“《蒙古源流》成书三百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是由中国蒙古史学会、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乌审旗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一看到乌审旗几个字我又无意地紧张了一下，但马上觉得现在没有什么可躲闪的了，而且瞟了一眼也没看见熟悉的身影。会议一开始，主持人一口气介绍了来自蒙古国、日本以及国内大学及研究机构的三十余名史学专家。听着介绍我心想：研究者还真不少，只因忽略了成果的大众化传播，大家对这些人的名字都很陌生，即便成就都很大。接着，主持人邀请主办方代表，中国蒙古史学会会长乌云毕力格先生做“《蒙古源流》研究及现状分析”为题的致辞。乌云毕力格先生的致辞很简短，也很精彩。其精彩在于没有与主题无关的客套话，更没有把活动时尚化的投机词语，而是直奔主题，开门见山地讲述了《蒙古源流》成书以后，在乾隆年间被译成满文、汉文，再经国外学者带出国门用德文、俄文、日文等出版后，逐渐变成多国学者参与研究的热门学科的基本脉络。之后，用非常虔诚的言辞向远在三百五十多年之前的萨冈彻辰老先生表达了敬意，再后用极具概括力的语句评价了《蒙古源流》在蒙古历史研究、文化语言研究、风俗及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最后又简要介绍了现今研究情况及重要成果。在成果介绍中，他特意点到了一个叫乌兰的博士，说她在《蒙古源流》的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最后就祝研讨会成功。整个致辞不到八分钟，充分显示出严谨治学的干练和精当。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宣读论文的学者们都对《蒙古源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蒙古源流》是蒙古民族的《史记》，萨冈彻辰就是蒙古民族的司马迁。

我瞧准宣读者更换的小空当悄悄地溜了出来，到走廊后给同学发了一条短信，希望他把会上的论文收集一下给我，如果可以的话。

晚上我特意泡上浓浓的红绿混合茶，准备好好地读一下史家、学者们的论文，以便找到就此止步或进一步走进萨冈彻辰的最后理由。同学给我的资料很丰富，不仅有本次研讨会的三十余篇论文，还有国外蒙古史学家的十余篇论文和一本叫《纪念萨冈彻辰诞辰四百周年论文集》。这些论文涉及史学、社会学、风俗学、语言学、人类文化学、文学等各个方面。如果一篇一篇地仔细研读，别说是一个晚上，甚至三五天都看不完。于是，我就选择了带着问题去研读的办法。

我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就是萨冈彻辰老先生关于蒙古人的祖先与王统的错误记述，也就是说早在十三世纪成书的《蒙古秘史》对这些已有明确交代的前提下，老先生为什么把它嫁接到印度与吐蕃王统的血脉上呢？在同学提供的资料中，有五六篇论文在评价该书时都谈到了这个问题。看来，我同学所说不假，史学家们的确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这个问题的确也影响过他们对《蒙古源流》的认识。一九五七年，蒙古国一位叫什·纳察克道尔吉的学者在为乌兰巴托版《蒙古源流》写前言时用“一八二九年，雅·阿·施密特用德文翻译了《蒙古源流》全文，并予以发表，西方学者才开始知道有这部重要的蒙古史籍，从此，《蒙古源流》便被视为蒙古历史的原始文献，一直被各国学者所研究”的简单文字说明其重要性之后，马上又指出：“由于《蒙古源流》成书于喇嘛教传播在蒙古的时代，这部书受到了宗教的巨大影响。应该注意到，由于萨冈彻辰是蒙古大封建主之一，他在写《蒙古源流》时是根据自己阶级的利益来评述和解释历史事件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批判地利用这部著作。”很显然，这是对萨冈彻辰老先生关于祖源、王统的说法以及其他类此说法的左右为难的表态，也是以阶级的视角审视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结果。应该说，这是史学界《蒙古源流》曾经的纠结。

不知这种纠结延续了多长时间，但肯定的是学者们在这期间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和对比。后来，一位叫色道尔基的学者在一篇叫《历史文学名著〈蒙古源流〉》的论文中对学者们前期的研究进行过梳理。他发现有学者从版本学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引学者语道：“《蒙古源流》有几种不同版本，一是萨冈彻辰的原著，为《蒙古通史》性质的著作；二是后来喇嘛们增补编纂的本子；三是弘历的《钦定蒙古源流》。”之后，该学者归纳道：“……言外之意，《蒙古源流》中有关佛教发展史的大量内容是后人所加，与萨冈彻辰的原著无关。”很明显，这是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与之前那些左右为难的评说相比拓宽了研究的角度，更新了研究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也越来越具体和明确了起来。如果这个结论符合历史的事实，那么我对萨冈彻辰老先生的指责和埋怨是错误的，尤其是从乌审旗偷跑出来的做法则充分说明了我的浅薄与无知。但我并没有就此心甘，觉得这一说法还不足以让我完全释怀。

我继续翻阅学者们的论文。因为自己在寻找史学意义的解答，所以我开始把论及民俗、语言、社会、宗教等的论文一一地挑出来放到一边，专去细读有关历史方面的论述。尽管有点缺乏学术精神，但这个办法倒还挺灵，我很快在那些论文中读到了能够回答我疑虑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是一位叫王德恩的先生撰写的，原发表在内蒙古社科院一九八三年的《论文集》中。文中写道：“……随着后金的崛起和清朝统治的确立，为了模糊蒙古族群众的民族意识，满族统治者‘利用风俗习惯上的接近’而唱起‘满蒙同源论’，俨然以成吉思汗的正统继承人自居。但在民族的起源问题上仍是‘长白山的鸟图腾’。著者反满抗清的政治立场和民族意识十分明显，这在其著作的结尾诗中表现甚明，无可置疑。从这样的政治立场出发，促使著者必然从对满清统治者的政治否定进到对‘满蒙同源论’的理论否定。……”

有研究和没有研究不一样，一般研究和深入研究更是不一样，只因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才会有了这样一个道破天机的结论。这个结论对我来说是颠覆性的，它不仅能够说服我，而且使我偷偷地脸红。可不是吗，论文的这个结论与民间传说中萨冈彻辰那反清精神是多么的一致和吻合呀！如果拉格森布林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领着我参观，在讲给我故事，在借给我拜读《蒙古源流》时提示我一下这个情况的话，我怎么会产生那样的质疑，怎么会走得那样的狼狈不堪？现在终于明白了，萨冈彻辰老先生之所以那样写是为了否定满清统治者炮制的“满蒙同源论”，以让当时和后代蒙古大众不受其欺骗。面对强大的朝廷攻势，这是一个柔弱的文人能够做出的最大努力。可是，谁能料到，强大的清朝灭亡了，而柔弱文人的作品却留下来了！

第一个问题得到了解答，接着我有必要了解的是这本书的历史地位和史学价值。我想这是我避免重蹈覆辙的必要动作。如果，学者们认为这部著作的历史地位并不很高，或者只是一部蒙古史学方面的锦上添花之作，那我就没有必要花费精力、花费时间、花费感情去研读它，以避免再将自己推入无意义的工作之中。于是，我把同学提供的论文重新叠放在一起，想再用分类阅读的方式去找出答案。我开始一篇一篇地翻阅起来，要把它们按我想当然的类别区分出来。可是，我很快发现这一招不灵了。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哲学，或是从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各方面进行的研究都无一例外地在论文的开头部分对这部著作的历史地位、史学价值和文献价值做出了评价。令我意外的是，学者们对这部著作的评价出奇的高，甚至容不得有质疑的声音。一位叫田清波的美国学者在一篇名为《蒙古源流导论》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关于萨冈彻辰编年史的四种手抄本，学者扎木萨拉诺评价说：‘该编年史是蒙古封建时期经典著作中极其伟大的遗产。’谁人如果不认为该著作是历史之著作，而以为‘没有该史料也无有大损失’（博仁金）的话，他应该纠正这种言过其实而绝对的说法。事实上，学者们也是不接受这种绝对的意见的。至少，我们应该感谢该著作提供给我们从大元帝国垮台到清朝建立期间诸多历史事件的巨大贡献。”“哈哈，看来史学界也曾有过如我片面、浅薄的学者呀。”我心想。

可以看出，田清波先生的这句话不仅有明确的指向，而且是专门用来进行反驳的。那么，仅就该著作的历史地位和史学价值，学者们的评价是怎样的呢？我有意识地先关注了一下日本学者的研究情况，因为日本是蒙古学研究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有位叫佐口透的学者在其《库伦本〈蒙古源流〉一斑》的文章中写道：

距今二百八十余年前，即十七世纪中叶，鄂尔多斯蒙古一王公萨冈彻辰洪台吉所著蒙古编年史，所谓《蒙古源流》，乃研究中世纪蒙古史（主要是十四至十七世纪，明清两代）方面的贵重纪念作品，已毋庸繁叙。以蒙古语所写的历史著作、民族文学的《蒙古源流》，以规模宏大，民族性强烈，叙述综覆且确切，获得与《蒙古秘史》并称的地位。尔后在蒙古人中间即不再有此类性质的历史、文学作品出现。十七世纪时代，蒙古人除《蒙古源流》外，尚有《黄金史》《大黄册》《白史》《简明黄金史》等历史文学著作。《蒙古源流》无疑是其中最出类拔萃、价值最高的著作之一。能够给予与《蒙古秘史》等同的评价，这可能是学界对《蒙古源流》的最后共识。所以，色道尔基先生在他的论文中写道：“学界认为《蒙古源流》的历史价值与《蒙古秘史》不分上下，在蒙古古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认为它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

能够与《蒙古秘史》比肩！这个评价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那么，这部著作究竟怎样的内容获得了如此至高的评价呢？我最后看了看被中国蒙古史学会会长评价为“取得了突破性成就”的乌兰博士的论文。博士的论文很长，在谈到《蒙古源流》的史学价值时她写道：

《蒙古源流》作为一部史书，其史学价值无疑是最为人看重的。这部书的内容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从开天辟地讲到作者自己生活的年代，但由于元末以前的历史已有年代更接近、内容更准确的史书做了记载，《蒙古源流》的这部分内容又大都经过了几道手（有些素材间接源自早期史书，有些间接或直接源自后世的民间传说），所以史实方面的参考、使用价值不大。元末至清初的蒙古历史约占《源流》全书篇幅的一半，可见作者是作为重点部分来撰写的。事实上它也是全书内容最为丰富、叙述最为详细的一个部分，因此史学价值也最高。《源流》以明代蒙古史为叙述重点，离不开作者主观愿望的支配，更与作者所处的时代以及家庭环境、个人身份等客观条件有着直接联系。萨冈彻辰对元末至清初的蒙古史做一完整的归纳、叙述，并突出自己所属阿尔秃斯（鄂尔多斯）万户的历史。他能够产生并实现这一愿望，一是因为他恰好生活在明代蒙古这一历史阶段的末期，目睹了蒙古汗统的终结，有条件从时代上对刚刚过去的这一历史阶段做完整的总结；二是他本身是黄金家族后裔，祖辈几代都在部落内担任要职，知晓高层的情况，在文化氛围较重的家庭内又能很便利地听到有关的历史掌故，读到有关的贵族系谱等，使他的头脑里积累了大量有关这部分内容的素材。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明代蒙古史的研究一直很薄弱，主要原因就是缺少记载蒙古内部情况的史料。人们的研究只能依靠明代汉籍中的一些零散、主要反映明朝与蒙古关系的记载，因而研究往往不是难以深入，就是得出的结论难免片面。自《源流》被介绍到学界后，明代蒙古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生机，出现了和田清、符拉基米尔佐夫等人的传世杰作。《源流》的史学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有关明代蒙古史，尤其是蒙古内部情况的宝贵资料，可补汉籍和其他文种史籍的缺欠，并与之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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