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文学院

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鲁迅乘远洋海轮从南京转道上海东渡日本。他的行囊里携带了三种书籍：《科学丛书》《日本新政考》《和文汉读法》。海轮在碧海银波上颠簸，鲁迅的心潮也随着海涛起伏不已。远在一千多年前，日本的遣唐船就曾顶着险风恶浪，到中国来寻求友谊、探索知识。而今，曾跟中国一样长期停滞不前的日本，由于“破除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国力变得强盛起来；而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却如同受阻的回流，老是旋转在原来的地方。一个伟大的充满自信力的民族，应该像大海一样有容纳新潮的恢宏气魄；而不能像一只贮存死胎的酒精瓶，让科学文化长期保持在胚胎状态。想到这些，鲁迅恨不得化东海之水以为血泪，去冲开锁国愚民的堤防，让蒙羞忍辱的祖国在世界潮流中扬帆竞驶。

到达日本后，鲁迅首先进入了位于东京的弘文学院。因清朝乾隆皇帝号称“弘历”，为避讳，有人也将“弘文学院”写为“弘文学院”。这所学院的前身是十九世纪末期日本政府委托东京高师为清国留学生设置的补习学校，以日语为正科，以数理化等“新学”为副科，毕业生相当于日本附属中学三四年级水平。一九〇二年（明治三十五年）正式成立，校本部在牛込区（今新宿区）西五轩町三十四番地；后来由于学生增多，又在大冢、麹町、下谷、神田、巢鸭等地增设了新校舍。弘文学院修三年课程为普通科，研修八九个月为速成科。鲁迅被分配到普通科江南班。当时，鲁迅经常跟友人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重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中国国民性的病根何在？为了逐步解决这些问题，鲁迅首先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鲁迅这种“科学救国”的思想和实践，出发点是为了使国家独立富强和社会进步，跟以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弘文学院江南班，他还带头剪掉了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在断发小照后面，他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抒发了愿将全部热血奉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宏大抱负：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些都有力地表明，在反清革命派与改良派实行决裂的重要历史关头，鲁迅坚定不移地站在了革命派一边。一九〇三年初，鲁迅还跟陶成章、许寿裳、经亨颐等二十七位绍兴籍留日学生在东京清风亭举行“同乡恳亲会”，联名发表了一封六千余字的致绍兴同乡公函。信中列举大量事实，把当时中日两国教育、政治、工艺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鲜明对比，而后尖锐指出：中国要想洗尽海疆要隘割弃殆尽、人民大众沦为牛马的奇耻大辱，就必须改变闭关自守、锁国愚民的政策，抛弃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态度——“欲与各国争，必先师而后争之。欲与各国敌，必先学之而后能敌之”。这封“化东海之水以为血泪”写成的信件，真挚动人地表达了鲁迅等爱国青年满腔的忧愤和匡时济世的雄心。

在弘文学院学习期间，鲁迅开始编撰《中国矿产志》。这一工作直到一九〇五年才完成。合作者顾琅，本名“芮体乾”，是鲁迅南京矿路学校的同学。因为“芮体乾”这个姓名被同学开玩笑，戏称为“芮体干”，所以弃而不用，正式改名为“顾琅”。此人说话啰嗦，文笔也不信达，所以他分担的那一部分，鲁迅又进行了润色，统一文风。由于条件的限制，鲁迅和顾琅不可能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但他们殚精竭虑，尽可能编译了当时可能收集到的东西方相关资料，甚至包括了弘文学院教师佐藤传藏编撰的《矿物学及地质学》。虽然《中国矿产志》中专有名词的译法跟这份讲义有所不同，如书中所介绍的“僦拉纪”讲义中作“侏罗纪”，但编写的体例和知识系统是大体相同的。

《中国矿产志》是第一部运用近代自然科学原理，系统介绍中国矿产资源的书籍，也是一部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独具特色的科学论著。中国是一个矿产资源分布广泛的国家，煤炭资源蕴藏尤其丰富，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掘起地下的煤来，就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 但自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地质、地理学家纷至沓来，借科学考察之名行掠夺资源之实。《中国矿产志》提到的聂诃芬，今译为李希霍芬，就是一位德国地质学家。他受上海西商会之命，在我国调查煤矿分布情况，绘制了一张《中国煤田图》，而后向德国政府献策，建议占领山东胶州湾，以便扼住交通咽喉，从海上运走中国的矿产资源。鲁迅在一九〇三年撰写的《中国地质略论》中向国人呼吁：“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鲁迅介绍中国矿产分布状况的目的，就是要唤醒国人，使他们面对列强的瓜分狂潮“而惊，而惧，而愤”，然后“奋袂而起”，共同保卫中国的领土资源。

《中国矿产志》于一九〇六年由南京启新书局、上海普及书局和日本东京留学生会馆出版，立即受到读者欢迎。上海复旦公学校长马良在序言中说：“顾、周两君学矿多年，颇有心得，慨祖国地大物博之无稽，爰著《中国矿产志》一册，罗列全国矿产之所在，注之以图，陈之以说，使我国民深悉国产之所有，以为日后开采之计，致富之源，强国之本，不致国藏货宝为他人所攘夺。”寥寥数语，道破了鲁迅编撰本书的初衷。清政府农工商部对此书评价很高，推荐各省矿务议员商务议员各商会购买。清政府学部则批准此书“作为中学堂参考书”。至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此书共印行了四版。

一九〇三年十月，鲁迅在《浙江潮》月刊八期发表了科学论文《说鈤》。居里夫人最早从沥青铀矿残渣中把镭这种不可思议的金属元素分离出来，不仅对于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也影响和改变了现代历史进程。这项发明取得成功的五年之后，就由鲁迅这位二十二岁的青年率先译介到中国，说明他具有关注科学前沿成果的世界性眼光。镭的发现冲破了科学领域的许多固有观念，鲁迅期待因此引发一场“思想界大革命风潮”，促使人们的观念吐故纳新，“败果既落，新葩欲吐”——腐败的果子脱落了，新生的花朵正含葩欲放。

然而，旧中国是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近现代科学的知识更加贫乏。艰深的科学论著跟一般读者隔膜很深，一本书还没读完就会令人昏昏欲睡。鲁迅认为，如果借助小说的形式来传播科学知识，以增强对读者的吸引力，不啻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于是，他一方面发表“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的见解，同时着手翻译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和《北极探险记》。《月界旅行》记讲述了三位美国人和法国人群策群力，乘坐炮弹到达月球的过程，一九〇三年十月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地底旅行》讲述了两个德国探险家和他们的向导从火山口进入地底，再通过火山喷发重回地表的故事，译成两年后，于一九〇六年三月由上海普及书局、南京启新书局发行。一九〇四年译成的《北极探险记》原稿佚失，至今下落不明。

学术界认为，科学幻想小说跟科学普及作品有所不同；虽然两者都跟文学创作相关，但前者有假定成分，而后者却有严格的科学依据。但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给读者灌输了不少天文物理学常识，实现了“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初衷。不过，作为翻译著作，这两部作品均存在硬伤。首先，鲁迅并非据原文版直译，而是从日译本转译。而日本井山勤的译本把《月界旅行》的作者误为“美国查理士·培伦”，《地底旅行》日译者不明，也将作者误为英国的威男。其次，日本翻译界当时流行一种对原著任意增删改写的译风，被称之为“豪杰翻译”。鲁迅一度受到这种译风影响，所以他把《月界旅行》日译本中的二十八回压缩成了十四回，又把《地底旅行》日译本的十七回压缩成了十二回，形同改写。这种做法，显然有悖于他后来主张直译，在译文“信、达、雅”三要素中强调以“信”为主的观点。

鲁迅之所以在留日初期译介科幻小说，除了跟他从小形成的对自然科学的爱好有关，还有以下两个文化背景：其一是梁启超的提倡。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正热心提倡科幻小说，不仅自己写了《新中国未来记》，而且在其主编的《新小说》创刊号（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上连载了儒勒·凡尔纳的《海底旅行》，共刊二十一回，未完。梁启超借科学小说进行社会启蒙的主张得到了鲁迅的响应。其二，从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开始，科幻小说就成为了日本文坛颇受欢迎的文学样式，儒勒·凡尔纳也就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据统计，凡尔纳著作的日译本多达二十八种（改题再版除外）。现代科学的发展业已证明，凡尔纳的作品不但具有科学性，幻想性，而且具有预言性。一九六九年阿波罗号登月，就证明了凡尔纳以火箭推动飞船设想的正确性。同样，鲁迅撰写的《〈月界旅行〉辨言》也同样具有预言性。他预言中华民族必将振兴，迎来“殖民星球，旅行月界”的一天，现在已为中国的“嫦娥”“玉兔”登月所证实！

继翻译儒勒·凡尔纳的三部科幻小说之后，鲁迅还翻译过一篇《造人术》。故事梗概是：

美国波士顿理化大学兼职教授伊尼托尔有一处秘密研究室，专门从事人工胚胎研制。为此他耗尽了一半的资产，花了六年共二千一百九十天的时间，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终于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惊人毅力取得了成功，在试管婴儿诞生的那一天，他眼前出现了惊人的一幕：在一个圆形大口的玻璃杯里，出现了一粒小玄珠。它开始蠕动，膨胀。开始时伊尼托尔怀疑他的眼睛，再细看，从这个玄珠中出现了一个隆起的东西，原来这就是婴儿的头颅；又出现了两个向上抬起的物体，原来是婴儿的手腕。接着，又萌生了一个状如双角的东西，原来是婴儿的两足。伊尼托尔欣喜若狂，似乎有一股凉气袭来。再细看，玄珠上产生了两道裂纹，出现了两个罅隙。呀，这不就是一双眼睛吗？伊尼托尔高兴得跳了起来，绕着实验室疾走。他得意地想：假如世界上有第一造物主，那么他自己岂不成了第二造物主吗？

以上文字就是中国译介“试管婴儿”的最早文字，曾以“索子”为笔名，发表在一九〇五年《女子世界》第二年第四、五期合刊。

在人类医学史上，通过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产生的第一个试管婴儿是一九七八年在英国诞生的。因为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发明人埃德娜教授荣获了二〇一〇年诺贝尔医学奖。但早在此前七十五年，也就是一九〇三年一月，美国作家路易丝·斯特朗就在《国际人》杂志发表了一篇《一个不科学的故事》，其中描写了他想象中的试管婴儿的诞生过程，同年日本“抱一庵主人”将其翻译为日文，改题为《造人术》，先后刊登在同年六月八日和七月二十日的《东京朝日新闻》；同年九月，又将该文收入《（小说）泰西奇闻》一书，由日本知新馆出版。估计在一九〇五年，刚刚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鲁迅从日文转译了这篇小说，将这项未来的生命工程介绍到科学落伍、民智未开的中国。鲁迅的译文非常忠实于日文译本，但不知何故，鲁迅只翻译了日译文的第一部分。

跟法国的儒勒·凡尔纳不同，美国的路易丝·斯特朗并不是一位著名作家。他的原作描写科学家创造出人工生命之后，开始喜悦，后来人工生命迅速繁殖，造成了社会动乱。科学家想消灭它们，屡遭失败，结果它们自灭，世界才回归平静。在英文原著中，那个犹如怪物的人造人，具有黑人和华人的外形特征，反映出当时美国社会对黑人和华人的歧视。

有意思的是，青年鲁迅由于英语水平所限，对原著的内容毫无所知。他进行转译时，仅忠实于日文的译本。这样就出现了翻译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原著在翻译过程中实现了主题的转换。

鲁迅翻译《造人术》，目的既不是挑战“上帝造人”的宗教神学，也不是单纯为了普及科学知识，更没有表现出民族歧视观念，而是别有一番深意。早在东京弘文学院留学期间，鲁迅和他的朋友就决心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改造。一九〇六年三月他离开了仙台重返东京之后，又弃医从文，想筹办《新生》杂志以促使国人在精神上的“新生”。鲁迅译文在《女子世界》发表时，周作人以“萍云”为笔名在文末加了一则按语，指出鲁迅翻译的动机是“人世事之皆恶，而民德之日堕，必得有人造鼓洪炉而铸冶之，而后乃可行其择种留良之术，以求人治之进化”。这就是进化论中的“优胜劣汰”。《女子世界》编者丁初我也加了一则按语，说他读完这篇译文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通过生命工程铸就新型国民固然可喜，但播恶因传谬种则可惧。铸造新型国民的主要途径乃是教育。这两则按语，实际上是这篇译文最早产生的社会效果，看来颇接近鲁迅翻译此文的初衷。

鲁迅在弘文学院就读时，跟日语老师松本龟次郎（1866-1945）有较多接触。松本老师是二战之前对中国留学生进行日语教育的开拓者。一九〇三年在弘文学院执教，致力于编写日本语法教案，后著有《言文对照汉译日本文典》，深受中国留学生欢迎。他的众多中国学生中，还包括了秋瑾、周恩来等风云人物。在《邻邦留学生教育的回顾与将来》一文中，松本回忆了他教鲁迅学日语的情况：“一天，要把助词的‘ ’改写成汉字，‘ ’相当于汉字的‘于’或‘於’，要写板书。厉家福说不必写‘于’、‘於’两个字，只用写‘于’或‘於’其中的一个字就行了。当时我并不知道中文中‘于’、‘於’二字发音相同，因为曾经学习过《操觚字诀》和《助字审详》，对那些麻烦的用词的区分办法有稍许了解，听说‘于’、‘於’是没区别的，所以我解说用一个字就行。当时立即受到一些反驳，有些不知所措。这时，鲁迅发言了，他说‘于’、‘於’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在相当于日语的‘ ’时，由于是同音同意，不管写哪个都行。听完鲁迅的解释后，我深刻觉得有必要与中国人一起研究汉字的使用方法。” 后来，松本编写《日语日文科教材》，果然采纳了鲁迅的意见，并把鲁迅提供的情况作为例句使用，如问：“君由何年留学於敝国乎？”答：“我从贵国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留学。明年我弟亦将来日本。”上述回答，完全符合鲁迅的生平经历。鲁迅临终前一年，由松本担任总顾问的《日文研究》杂志第二、三期还刊登了鲁迅的译文《出了象牙之塔》。该刊将厨川白村的原文与鲁迅的译文以对译的形式刊出。这也反映了松本先生对鲁迅日译水平的肯定。 GXe2OirKDr2vALUvoCCSICkzVvB6ALM6FWlMbEJaqHwdaiN7O4hGsVu2NjIWzR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