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份刊登着《瓜分中国图》的《知新报》，触目惊心地展现在鲁迅眼前。据说，当时西方列强准备麇集南京，商讨如何瓜分中国。日本报纸推波助澜，公然登出这张妄图宰割中国的草图，连同《讨清图檄》，译成英、俄、德、法几种文字，大肆鼓噪。维新派人士主编的《知新报》获悉这一动态，便在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二日译载了这张“瓜分图”，以警醒国人。编者在按语中大声疾呼：“火及衽席，主者犹鼾睡未觉，其谓之何？爰亟译刊报内，以当当头之棒，凡我同类，其能无恫欤？”
当时，我们广袤美丽而又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确已经处于“火及衽席”的险境了。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标志着“洋务派”经营了近三十年的“新政”彻底破产。此后，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就连萧疏荒凉的古城绍兴，也耸起了洋教堂的尖顶。面对四境虎眈、神州破碎的危急形势，青年爱国者鲁迅忧心如焚。他不愿走读书应试的“正路”，也不愿像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那样去做幕友或学经商，而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一八九八年五月一日，鲁迅携带了一只网篮、一个铺盖卷，以及仅有的八元川资，告别了垂泪相送的母亲，到南京去求学。此后，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名——“戎马书生”，意思是骑着战马的读书人。这个别名，形象准确地反映了鲁迅把读书与战斗紧密结合的精神风貌。
一八九〇年九月，在洋务运动中曾有两所学校应运而生：一所是在刘公岛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另一所是在南京创办的南洋水师学堂，都是以“振兴海军，培养水师人才”为宗旨。鲁迅父亲去世之后，家道更加败落。既“穷”又想“出山”，既想读书又无钱交纳学费，唯一的出路便是去寻找无须学费的学堂。正巧他的叔祖周椒生当时在南京水师学堂担任汉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这位每天清晨都要跪诵《金刚经》《太上感应篇》的守旧派，觉得本家子弟进学堂“当兵吃粮”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不宜使用家谱上的本名，便取“百年树人”的典故，将鲁迅原名周樟寿改为周树人。鲁迅后来就一直沿用了这个名字。同样是因为周椒生的关系，鲁迅的叔父周伯升、二弟周作人和同族周凤歧也都进过这所学堂。
水师学堂坐落在南京仪凤门内
。仪凤门即兴中门，是南京城西北面第一门。学堂大门有两个圆柱，一边写的是“中流砥柱”，另一边写的是“大雅扶轮”。操场上有一根二十丈高的桅杆，如果爬到顶，便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即使从桅杆顶端掉下来也没有危险，因为下面张着网。课程分为驾驶与管轮两门。一八九三年冬又增添了鱼雷一科。
一八九八年五月，鲁迅考取了水师学堂试习生，试题为《武有七德论》。最初三个月为实习期，每月发零用钱五百文；分配在管轮班为正式生之后，每月津贴二两白银，当时称为“赡银”。学习生活非常单调。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回忆说：“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
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必须说明的是，鲁迅所说的“几乎整四天是英文”，并非专学英语单词和语法，而是包括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中等课程，以及驾驶管轮的专业知识，因为都用英语讲授，所以通称为“英文”。
在所有课程中，管轮班的学生更侧重于“勾股算学”，“更加习气学、力学、水学、火学、轮机理法”。
鲁迅在水师学堂留下的课堂讲义，有一种名为《水学入门》，作者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该书为鲁迅手抄本，字迹工整，附有大量用铅笔绘制的图解，内容分为“静水”“流水”“求水性以利民用”三个部分，表现出鲁迅学习态度的认真严谨。
在鲁迅印象中，水师学堂是一所乌烟瘴气的学校。首先表现在校内弥漫着封建迷信的空气。因为游泳池中曾经淹死过两位年幼的学生，校方不仅填平了游泳池，不让学海军的学生练习游泳，而且每年夏历七月十五盂兰盆会，还要请来红鼻而胖的大和尚率领一批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把食物施放给饿鬼们。校内等级森严。一位教汉文的老师讲课时说：“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因为师道尊严，学生无人敢与之辩驳。另一位职员把学生沈钊的名字读成“沈钧”，受到鲁迅和其他同学嘲笑，两天之内被接连记了两小过两大过，再记一小过，就会被开除；而一旦被开除，再投考其他学校就困难了。除开师生关系紧张，水师学堂高年级学生跟低年级学生之间、管轮堂的学生跟驾驶堂的学生之间也矛盾重重。因为从驾驶堂毕业之后可以成为船长，而管轮堂的学生至多成为一个大副，终究是船长的下属，所以驾驶堂的学生态度高傲，双方还发生过械斗。高班生与低班生的待遇更加悬殊。不仅寝室配备的床板桌凳不同，伙食待遇也各不相同。因为有优越感，高年级的学生走起路来将肘弯撑开，活像一只横行的螃蟹，被鲁迅讽刺为“螃蟹式的名公巨卿”。对于管轮堂学生不许上甲板的规定，以及该校学制太长，鲁迅也都感到不满。
水师学堂这种乌烟瘴气的状况在鲁迅毕业以后仍无明显好转。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八月（旧历七月），兵部侍郎铁良视察了该校，所得印象是：“学生敏捷英武者居多，惟教法太旧，堂规松懈，以致学生入学数年，尚未登舟演习。且查堂内小机器厂，屋内尘垢积满，不似逐日操作气象，所存新旧鱼雷，多碰伤者，办理殊欠认真。”
鲁迅在水师学堂待了半年，忍无可忍，便又考进了江南陆师学堂附属的矿路学堂。这两所学堂都隶属于两江总督，所以转学比较便易。入学考试分初试与复试两场，内容都是写作文，复试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论》。矿路学堂创办于一八九八年九月，原因是在南京青龙山山脉中段发现了煤矿，原以为产量较多，可以盈利，急需矿业人才。两江总督刘坤一给皇帝递了一份拟设农工商矿学堂的奏折，获准，便一口气招收了二十四名“英俊少年，授铁路矿务诸学”
。鲁迅就是这批少年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此后，他穿上了一身酱紫色的粗呢制服，黑绒镶边，显得更加英姿勃勃。
矿路学堂的教学仿照德制。除修德文之外，还开设了格致、地学、金石学、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等课程，教学方法主要是抄笔记。老师把整本书抄在黑板上，学生再从黑板上转抄到笔记本上。鲁迅一丝不苟，抄得又快又好。现在仍保存完好的手抄讲义，有《开方》《开方提要》《八线》和《几何学》（内分“开端”“求作”“证题”三篇）以及《地质学笔记》
。周作人回忆说：“矿路学堂的功课重在开矿，以铁路为辅，虽然画铁轨断面图觉得麻烦，但自然科学一部分初次接触到，实在是非常新鲜的。金石学（矿物学）有江南制造局的《金石识别》可用，地学（地质学）却是用的抄本。大概是《地学浅说》刻本不容易得到的缘故吧，鲁迅发挥了他旧日影写画谱的本领，非常精密地照样写了一部，我在学堂时曾翻读一遍，对于外行人也给了不少好处。三年间的关于开矿筑路的讲义，又加上第三年中往句容青龙山煤矿去考察一趟，给予鲁迅的利益实在不小，不过这不是技术上的事情，乃是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外加一点《天演论》，造成他唯物思想的基础。”
关于周作人提到的《天演论》，鲁迅自己讲述了一段往事。他说，一九〇一年，当时被视为“新党”的俞明震出任了矿路学堂督办。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多半在看宣传维新变法的《时务报》，考汉文的时候出的题目也很新潮，如《华盛顿论》，急得顽固守旧的国文教员反过来惴惴地问学生：“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在俞督办的带动下，矿路学堂读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鲁迅因而知道新出了一种清代学者严复用文言文译述的《天演论》，便利用星期日休息时，到城南花五百文买了一部厚厚的石印本。翻开一看，他立即被带入了一个奇妙的境地：“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原来英国有一个赫胥黎，身坐房屋之内，神驰千里之外，由此引出了“物竞”“天择”的自然进化观，也引出了苏格拉第、柏拉图、斯多噶等陌生而新奇的人物……鲁迅不仅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书，而且兴冲冲赶到水师学堂，送给在这里就读的二弟周作人看。周作人一九〇二年二月二日日记记载：“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这天晚上，鲁迅就住在周作人的宿舍里，兄弟二人同读此书，又同阅《苏报》等进步刊物，他们兴奋地读着，热烈地讨论着，至半夜始睡。第二天上午鲁迅才返回矿路学堂。
鲁迅读到《天演论》为什么会如此兴奋？原来《天演论》是严复根据十九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以及其它论文》意译的，先以《天演论悬疏》为题连载于一八九七年十二月至一八九八年二月的《国闻汇编》，一八九八年四月由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同年十月天津嗜奇精舍出石印本，一九〇一年又由富文书局石印出版。赫胥黎是达尔文主义的信徒，自称“达尔文门下一咬犬”。他的这部论文集，从比较解剖学、发生学、古生物学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动物和人类的关系，确定了人类在动物界的位置，首次提出了人、猿同祖论。赫胥黎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扩至宇宙空间，简明通俗地论述了“适者生存”的宇宙观。然而，赫胥黎却反对将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他认为，伦理过程跟宇宙过程正好相反，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只有在以伦理抵抗宇宙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严复不赞成赫胥黎后一部分看法，他将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移植到赫胥黎的书中，又用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撰写了三十多条按语。在赫胥黎关于“物竞”的主张之后又增添了斯宾塞关于“天择”的观点：“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并解释说：“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所以，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核心观点就是八个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时清政府不仅在甲午战争之后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且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跟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空前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在这种历史情境下，严复概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就让中国的爱国革命人士进一步认清了世界各国竞争的残酷性，懂得了“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这一浅显但关系到民族命运的道理。继阅读《天演论》之后，严复的译著鲁迅几乎一出就买，如英国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群己群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耶芳思的《名学浅说》，以及法国孟德斯鸠的《法意》。还购买了日本加藤弘之的《物竞论》等相关著作，对进化论学说进行比较深入的研读。
严复的译著对青年鲁迅产生的深刻影响首先表现为加剧了鲁迅对中国危亡的紧迫感。严复译著以美洲和非洲为例，说明列强对弱小国家、弱小民族“弱肉强食”的残酷，并以印度、波兰为前车之鉴，为中华民族敲响了生死存亡的警钟。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阅读过《波兰衰亡战史》，后来在翻译活动中多取材于弱小民族充满反抗、叫喊呼声的作品，不能不说跟严复的影响密不可分。救亡必须变革，变革必须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的实质和核心内容是改变思维方式和优化思维方式。人们记得，在戊戌变法时期，封建顽固派阻挠改革的思维模式是“祖宗之法不可变”，而严复译介的达尔文学说首先告诉我们：一切生物都能发生变异，至少有一部分变异能够遗传给后代。宇宙是受“物竞天择”规律支配而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同样如此。这就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维定势，使鲁迅初步形成了“将来必胜于过去”的发展进化的历史观、“排击旧物，催促新生”的矛盾斗争观。
严复的译著使鲁迅开始思考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严复是被鲁迅称为“十九世纪末中国感觉敏锐的人”。鲁迅所谓“感觉敏锐”，就是指严复强烈感受到了提高中国人素质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是墙，人民是砖，砖不牢则墙不牢；政治是草木，人民是土地，土不沃则草不肥。所以必须开发民智，提升民德，增强民力。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从特定意义上讲就是不同民族素质之间的竞争。一个高素质民族意味着国家的希望。所以，如果不改变因几千年封建重压而被扭曲的中国国民性，任何好的制度、政策、措施到中国都会变质，如同白丝绸掉进了黑染缸。鲁迅此后的科学活动和文学活动，都服务于他的“立人”这一崇高的宗旨，这显然跟严复的影响有关。
还必须看到，严复的译著使鲁迅在中国现代化的孕育期就对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保持了高度警觉。就总体而言，严复对进步主义的进化论是深信不疑的，但他通过留学英国期间对维多利亚鼎盛时代英国社会的观察体验认识到，西方社会的进步百分之九十体现在物质方面（即“器”的方面），而在德育（包括教化风俗）方面的提高可能不足百分之十。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产生了贫富分化、作奸犯科等负面效应。鲁迅正是受到严复的影响，看到了西方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逆向发展，从而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的口号。鲁迅对西方社会物欲横流、精神滑坡的揭露和批判，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鲁迅发愤阅读新书报，被顽固守旧的叔祖周椒生得知，便警告说：“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这篇文章”就是礼部尚书许应骙的《明白回奏并请斥逐工部主事康有为折》。奏折痛斥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是：“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鲁迅记不清后来可曾抄录这份奏折，但他丝毫没有被守旧派的威胁吓退。若干年后他结识了许广平，曾开玩笑地说：“早在南京求学时期，我就吃过你们许家的苦头。”
除了严复的译著，鲁迅在南京还阅读了另一位翻译家林纾（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如《茶花女遗事》《包探案》《长生术》《埃及金字塔剖尸案》《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鬼山狼侠传》等。这些译著文笔很好，打开了鲁迅的文学视野，但明显的误译很多，鲁迅和周作人对此均感不满。这也激发了他们从事翻译活动的愿望。周氏兄弟合译英国哈葛德的《红星佚史》（即《世界欲》），就是为了矫正林译的弊病。
鲁迅在矿路学堂求学期间成绩优秀。他的同班学友张协和在《忆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一文中写道：“鲁迅在学堂时，年虽最幼，但已表现出他过人的聪慧和高贵的品质了……所以在考试时，总是他第一个交卷出场，而考试的成绩又是名列前茅。当时学堂规定每星期只作文一次，凡获得第一名者赏三等银牌一个；每月月考一次，名列第一名者，赏三等银牌一个。四个三等银牌换一个二等银牌，四个二等银牌换一个三等金牌。同学中独有鲁迅换得金牌，这可见鲁迅获得银牌之多和成绩之优良了。”鲁迅得到金牌之后，立即变卖，于是买书籍，买点心，请大家大嚼一遍。另一位校友茅乃封也证实，在矿路学堂得过金牌的学生仅鲁迅一人。课余之暇，鲁迅特别喜欢骑马，曾扬鞭策马凭吊位于南京城东隅的明朝皇城遗址，向当时驻守在那里的清朝八旗士兵示威，表现出藐视清王朝的民族主义思想。鲁迅在生活上十分俭朴，冬天仍穿夹裤，棉袍的两肩已经没有一点棉花。为了御寒，他只得多吃辣椒，以至成了嗜好。
前文提到，矿路学堂的设立是缘于青龙山煤矿可盈利的诱惑，然而为了节省经费，煤矿方面先辞退了懂行的技师，换了一位对采煤不甚了然的人，于是连煤矿的蕴藏地都不甚了然起来，加上青龙山产的煤呈藕节和鸡窝状，碰不到这样的就会一无所获。矿山共有两台抽水机，先烧煤发动机器，从一百米深的矿井抽水；抽完水挖出的煤，刚好够继续发动抽水机，结一笔出入两清的账，得一个“开矿无利”的结论。煤矿无利可图自然也就奄奄一息，矿务班也就失去了继续开办的理由。所以鲁迅所读的矿务班，是矿路学堂最早的一期，也是最后的一期。
紫金山上月圆月缺，石头城畔潮落潮生。鲁迅不觉在南京度过了近四年的时光。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七日，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获得矿路学堂的毕业执照；同年三月二十四日，被两江总督派赴通过“明治维新”取得了成效的日本留学。与鲁迅同行的有张邦华、徐庆铸、刘乃弼、伍崇学、顾琅。顾琅后来在日本跟鲁迅合撰了一部《中国矿产志》。这一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达六百零八人。水师学堂的同窗好友胡韵仙怀着依恋和钦慕之情为鲁迅送行。他有一首赠别诗表达了对鲁迅的殷切期望：
英雄大志总难侔，
夸向东瀛作远游。
极目中原深暮色，
回天责任在君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