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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鲁迅年谱》中，鲁迅出生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拜了一位和尚为师。鲁迅临终前想起了这位“半个世纪以前的最初的先生”，于是写了一篇《我的第一师父》。师父姓龙，绍兴长庆寺的一位和尚。关于拜师的原因，文章是这样解释的：“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稀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
鲁迅的母亲后来补充了几个担心鲁迅养不大的理由：一、鲁迅出生那天是阴历八月初三，与灶王爷同一天生日，冲撞了神灵，而这位神灵不仅能降福，而且能降灾，得罪不起。二、鲁迅出生时的“衣包”质地薄，像旧时的雨具蓑衣，绍兴叫作“蓑衣包”。这种新生儿十分罕见。三、鲁迅出生那年是闰年。闰年出生的人，跟神仙同生日，又是蓑衣包，按迷信的说法将来会出息，但又怕养不大。拜和尚为师，表示出家做了小和尚，就可以避凶神躲恶鬼了。
绍兴原有很多寺庙，如大善寺、戒珠寺、云门寺、平阳寺、大佛寺、龙华寺、五世禅寺、炉峰禅寺、羊山石佛寺等。鲁迅选择在长庆寺拜师，主要是这里离家近，又有点名气。据说该寺始建于宋代，为绍兴八大寺之一。从鲁迅所住的东昌坊口往北，过塔子桥，向南走不远就是长庆寺。
龙师父是长庆寺的住持。他身材瘦长，待人和气。虽受了大戒，但不恪守佛门规矩。由于他是“吹敲和尚”，靠“拜经忏”
度日，所以不仅吃荤，抽大烟，而且娶老婆，生了五个儿子。其中跟鲁迅感情很好的三师兄也娶老婆，并扬言：“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哪里来。”
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中，鲁迅生动描写了龙师父惊心动魄的恋爱经历：“听说龙师父年轻时，是一个很漂亮而能干的和尚，交际很广，认识各种人。有一天，乡下做社戏了，他和戏子相识，便上台替他们去敲锣，精光的头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风头十足，乡下人大抵有些顽固，以为和尚是只应该念经拜忏的，台下有人骂了起来，师父不甘示弱，也给他们一个回骂，于是战争开幕，甘蔗梢头雨点似的飞上来，有些勇士，还有进攻之势，‘彼众我寡’，他只好退去，一面退，一面一定追，逼得他又只好慌张的躲进一家人家去，而这个人家，又只有一位年青的寡妇，以后的故事，我也不甚了然了，总而言之，她后来就是我的师母。”
鲁迅估计，龙师父婚后会子孙繁衍，一个“小菩萨”接一个“小菩萨”出世。然而，这个估计并不准确。一九四八年春，许广平跟周建人等到绍兴，特意寻访了长庆寺，见到了龙师父的孙子企祥师父——他是龙师父第四个儿子阿方师父所生。据企祥师父说，龙师父的子孙原有二十四人，但遭遇十分悲惨：有的是死于贫病，有的是死于战乱，有的被地痞流氓欺辱，存活下来的只有他一人而已。
龙师父替鲁迅取了一个法名，叫“长庚”，含长命百岁之意。又送给鲁迅两件礼物：一件是用橄榄形小绸片缝制的百衲衣，另一件是一条悬挂着各种辟邪物的“牛绳”。物轻情义重，都包含了这位叛逆的和尚对小鲁迅真挚的祝福。
在追怀逝去的童年韶光时，鲁迅曾经回顾说：“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童年时代的鲁迅，也跟其他孩子一样，常插上幻想的翅膀翱翔：时而飞上云端，时而潜入蚁穴；他想探寻月亮跟着人走的秘密，他想懂得星星究竟怎样镶嵌在夜空。但是，诞生在封建末世的鲁迅，却不能不受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作为大家庭的长孙，他更无法逃脱接受传统教育的命运。在绍兴方言中，形象地把孩子入塾读书比喻为“牛穿鼻”，意思是一进书房，就像牛鼻子被穿上了缰绳，从此就得服服帖帖。然而，鲁迅这头初生的“牛犊”，却并不如师长想象的那样驯良。他不愿盲从传统，善于独立思考，勇于独立判断，最后终于识破了因袭的谎言，砸断了僵化的枷锁，挣脱了旧教育缰绳的羁绊，让真理的光熹照进了思维的隧道。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向旧世界宣告：“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
鲁迅开始入塾是六岁那年，启蒙老师周玉田是他的远房叔祖。这是一位爱种一点花木的和蔼的老人，他给鲁迅选定的第一本读物是历史教材《鉴略》。这本书从盘古开天地一直讲到清朝，但童年的鲁迅却连一个字的意思也不懂。鲁迅感到兴趣的，是老人珍藏的一本专讲园艺花卉的书，名叫《花镜》。鲁迅借来以后，又读又抄，还用几种本子比勘校对。为了增长对花木的知识，鲁迅课余亲自栽种，每株都插上竹签，写上花名，仔细观察它的生长情况。后来，经过一段实践，鲁迅发现《花镜》的介绍也有错误。比如书上说，要把映山红从山上移植家中，必须保留本土才能成活。鲁迅却对这种说法大胆提出了异议。他在书上批注说，这种花“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土栽亦活”。
十二岁时，鲁迅转入另一个叔祖周子京的书塾。周子京是一个仕途受挫的腐儒，鲁迅小说《白光》中陈士成一类的人物。他屡试不第，变为呆狂。他夜里做着掘藏得宝的美梦，白天讲课则胡言乱语，信口开河。有一次，他竟把“蟋蟀”解释成为“虱子”。为此，鲁迅愤而退出了这家私塾，转入被称为全城最为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就读。此后，他在这里生活、学习了四五年时间。
对于三味书屋的“三味”有多种解释。通常的说法是：经书，味如稻粱；史书，味如肴馔；诸子百家，味如调料。总之是形容读书其味无穷。书屋的匾下，悬挂着《梅鹿古松图轴》，上绘一株拔地而起的古松，郁郁葱葱的松针密布在半空，鳞甲似的树身上缠绕着老藤，树下匍匐着一头肥胖的梅花鹿，两耳耸峙，栩栩如生。塾师寿镜吾是一位“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有着爱国忧民的思想。但是，在“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即使像寿镜吾这样令人敬仰的先生，教学内容中也不能不渗透着陈腐的思想意识，教学方法也难免生硬呆板。这些，对于一个思想活跃、天真烂漫的少年自然是难于接受的。鲁迅的书案，最初是设在三味书屋的南墙下，后来他以门缝有风为理由，要求移到了西北临窗的明亮处，以便伺机偷看藏在抽屉里的小说。
鲁迅在三味书屋就读期间，还发生过这样一桩有趣的事：鲁迅所住的新台门附近，有一家称为“广思堂”的私塾。塾师姓王，身矮头秃须多，诨名叫作“矮癞胡”。他不仅经常体罚学生，没收学生的点心自己吃，而且规定学生小便前还要领取“撒尿签”。鲁迅听到这个消息，便在一天中午跟其他几个爱打抱不平的同学前往“兴师问罪”。不巧，“广思堂”也放学了，师生都不在。鲁迅便和伙伴们将“矮癞胡”的“撒尿签”全部撅折，朱墨砚台扔在地上，以示惩戒。这件事正是鲁迅对腐朽的私塾制度的一次自发反抗。
书塾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书塾以外，禁令则比较宽了。渴求知识的鲁迅，该可以接触到一些既有意义而又切合孩子特点的书籍吧！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儿童读物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充斥坊间的只不过是一些“毒害小儿的药饵”。在这种环境中，帮助鲁迅有效抵制旧思想污染的仍然是探求真理的怀疑精神。鲁迅在一张书签上，曾写下了这样的箴言：“心到，口到，眼到，读书三到。”所谓“心到”，就包含着善于思索的意思。
“囊萤照读”“凿壁偷光”，这已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故事。在封建社会，它常被用来激励读书人勤奋苦读，以求出人头地，很少有人对它产生过怀疑。然而鲁迅通过思索，却认为这样的故事不可真信，更不能模仿。试想，每天要捉一袋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去凿穿邻居的墙壁，那后果将会更严重。《二十四孝图》，这是一本宣扬封建伦理的传统教材，那二十四位孝子的事迹是被称作楷模供人效仿的。然而，鲁迅却从这些令人炫目的故事中发现了“礼教吃人”这个残酷的事实。年幼的鲁迅并不反对孝顺父母。他所认为的孝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然而，“老莱娱亲”中的老莱子，行年七十，却要在双亲面前手摇拨浪鼓，戏舞装娇痴，这岂不是把肉麻当有趣？至于“郭巨埋儿”，那就更可怕。郭巨担心儿子会夺母亲的口粮，居然狠心活埋三岁的儿子。鲁迅想，如果他父亲在家境败落时竟学郭巨，那该埋的岂不正是他么！于是，当时那些被人视为白璧无瑕的孝子形象，反而在鲁迅幼小的心灵中引起了极大的厌恶和反感，他原先想做孝子的计划也彻底破灭了。
在到处布满了陷阱的旧社会，要防止受骗，必须学会比较。十四五岁的时候，鲁迅看过一本叫《蜀碧》的书，内容是渲染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四川如何用酷刑杀人，读后令人毛骨悚然。后来，鲁迅随便翻翻家里的两三箱破烂书，无意中找到了一本明抄本的《立斋闲录》。这本杂录明代朝野遗闻逸事的笔记中，收录了永乐皇帝的上谕，鲁迅读后才知道皇帝是在如何用屠戮、敲掠、刑辱压迫人民，使他们忍受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苦楚。两相比较，鲁迅的憎恨就移到永乐皇帝身上去了。鲁迅从中体会到：比较，这是医治受骗的好方法。
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曾经通过狂人之口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反叛之声：“从来如此，便对么？”这种对于被视为不可动摇的封建信条大胆怀疑的精神，在童年鲁迅身上已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同时，鲁迅又得到了深入农村接触农民的机会。混进“野孩子”群中，呼吸“小百姓”的空气，成为鲁迅后来的回忆中的美好部分。这段难以忘怀的农村生活，不仅使鲁迅养成了农民化的生活习惯，比如爱吃农家的炒饭，爱听深夜的犬吠；更为重要的，是使他开始跟劳苦大众建立了巩固的精神联系。这对他形成“下等人”胜于“上等人”的观点，以及日后创作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都产生了极其明显的影响。
鲁迅外婆家在绍兴水乡，因此鲁迅童年时代能跟母亲来到农村，同农民孩子一起放牛钓虾，摇船摘豆。最为迷人的，是在朦胧的月色中，乘着大白鱼似的航船，嗅着豆麦水草的清香，到仙山楼阁般的包殿去观赏社戏……这一切，都激起了鲁迅美好情感的浪花，增强了他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热爱。自从祖父下狱以后，鲁迅较长时间到乡下避难，对农村有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了解。在跟泥土一样浑厚、淳朴的田夫野老身上，他得到了从称他为“乞食者”的亲戚本家那里所得不到的慰藉和温暖。而劳苦大众“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的非人生活，又激起了他改革进取的强烈愿望。在鲁迅的少年时代，绍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地主租船到，心头别别跳，虚田要实收，像在油里熬……”还有这样一首渔歌：“一日七百，一日八百，两日勿落（指两天不下江捕鱼），饿得发白……”在曹娥江边的镇塘殿，鲁迅曾目睹盐工们在炎夏酷暑中一把干柴一把火地熬盐，褐色的脊梁弯成了弓形。在野兽出没的富盛山区，鲁迅又耳闻了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管坟的劳动妇女，整日辛劳，无暇照管自己的孩子。一天，孩子在门前剥豆，被野狼叼走了，脸上、胸部的肉和肠子都被吃得精光。“城里来的小倌人”啊，你面对这些血泪斑斑的生活图景想到了什么？你可曾想到了儿时的好友章运水？此刻，那位英武矫健的少年正在杜浦村的沙地上成人般地从事着繁重的劳动，终日不停的海风刀子似的刮在他紫色的圆脸上。你可曾想起了土谷祠里的阿桂？此刻，他正赤着膊替人舂米，而财主的大竹杠顷刻间就会劈向他的脑门……就这样，少年鲁迅逐渐看清了这样一个铁铸般的事实：劳苦大众并不像古书和师父所说的那样，过的是花鸟一般的安乐生活。他们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连阳光和空气都不能够跟上等人平等地享用。
走出四角高墙的深宅，来到河网纵横的水乡，鲁迅不但了解到了农村的生活状况，懂得了一些农业生产的知识，而且还从那些在生活的重轭下受难而始终不屈的贫苦农民身上吸取了斗争的智慧和力量。在上演目连戏的戏台上，鲁迅看到了一段《武松打虎》——“这是真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作品”。开始武松的扮演者拼命地打虎，他对虎说：“不打，不是给你咬死了？”接着，演员互换位置，虎的扮演者拼命咬武松。他说：“不咬，不是给你打死了？”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鲁迅时时记起这个跟《伊索寓言》相比也毫不逊色的杰作，总结出了“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的斗争规律。在海塘边，鲁迅跟农家孩子一起“拨草寻蛇”。他们用竹竿打动塘边的芦苇，几十条受惊的蛇一齐从芦苇丛中钻出，在他们身后紧追。他们来一个急转弯，趁蛇继续前窜的时候，就狠狠打它们的七寸。后来鲁迅也跟朋友说起这段往事，并用当年学得的打蛇的方法施之于恶人。至今，在鲁迅寄居过的皇甫庄还流传着一个“鲁迅打狗”的故事：那时，村里有个恶霸养了一条狗，咬伤了十多个穷人。少年鲁迅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便跟小伙伴一起打死了这条专欺穷人的势利狗。恶霸气势汹汹地要求赔偿，并提出要用葬人的仪式安葬他的狗。鲁迅挺身而出，驳斥道：“你家这条恶狗，不知咬伤了多少人，你要我们赔狗，首先你要赔人。”农民都支持仗义执言的“鲁家外甥”，理屈词穷的恶霸只好悻悻而退。
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思想家赫尔岑，曾经把那些出身于名门贵族而反抗沙皇统治和农奴制度的“十二月党人”比喻为“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作为绅士阶级逆子贰臣的鲁迅，也正是兽乳哺育的英雄。不过，作为贵族革命家的“十二月党人”因为脱离人民而惨遭失败。而鲁迅却在经历了曲折的人生道路之后，最终投入了他的乳母——民众的温暖的怀抱，成为中国民众的忠诚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