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九一〇年七月，鲁迅辞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职，回故乡任绍兴府中学堂博物教员；九月，兼该校监学。
绍兴府中学堂创办于一八九七年，三月三日正式开学，鲁迅任职时校址迁到了仓桥试院旧址。该校原名“绍郡中西学堂”，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义。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校牌上被迫擦掉了“西”字。著名的民主革命家蔡元培曾任该校总理，徐锡麟曾在该校任教并出任副办（副校长）。一九〇八年上半年，同盟会会员陈去病还在该校组织了南社的分社——越社，并以国文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反清革命活动。清政府为了控制这所学校，瓦解学校的革命力量，一方面多次派遣忠于清廷的顽固分子担任学校的“总理”“监督”等要职，另一方面又利用地域观念在学生中制造宗派纠纷，甚至酿成大规模武斗。待鲁迅到该校任教时，学校有关教务的文件竟片纸不存，就连授课时间表也没有。鲁迅未曾想到，好端端的一个学堂竟被糟蹋成了这个样子。
鲁迅到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后，立即受到了师生的欢迎。不少教员是从日本留学归来，他们了解鲁迅在日本的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学生们也知道鲁迅与徐锡麟、陶成章等有过联系，对他尤为尊敬，甚至效法他的榜样，掀起了剪辫风潮。越社则一致拥戴鲁迅为领袖，使他成了该社的实际领导人。鲁迅的影响引起了清朝统治者和封建顽固派的嫉恨。绍兴知府每次到学堂来，总喜欢注视鲁迅的短头发，故意跟他多说几句话，借以侦察他的思想，妄图从中找到岔子，然而并没有得逞。
作为旧教育的叛逆者，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执教期间，十分注重深入实际，走向社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一〇年秋高气爽的时候，鲁迅还率领二百多名师生取道嘉兴、苏州，远赴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这次展览会的宗旨，主要是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并借此进行社会教育。展览会基本上按省设馆，但以江南诸省居多；除展出各地特产外，还展出了各地侨胞引进的南洋各国的先进工艺品和机器。绍兴府中学堂的一些学生由于株守乡里，孤陋寡闻，有的甚至以为“铁路”就是铁水浇铸的路面。不少人以前没见过电灯、汽车，所以除白天自由参观外，学生们特别喜欢观赏灯火通明的南京夜色。通过一周左右的参观，学生眼界大开，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新知识。大家说：“豫才先生真好。百闻不如一见，南京一行，胜读十年书。”又说：“我们这些绍兴‘井底之蛙’，已由豫才先生带队游过汪洋大海了。”
假日期间，鲁迅常身背特制的白铁筒，手持铁铲去采集植物标本。一九一一年三月十八日，鲁迅在《辛亥游录》中留下了他采集植物标本的记录。那一天，天气晴朗。鲁迅出嵇山门六七里，来到了夏禹的祠庙，这里墙上爬满了藓苔，地下铺满了枯木，只有两三个老农坐在石阶上晒太阳。鲁迅从这里向右转，是会稽山下。再走一里多路，左转，到了一座小山。山不高，并立着许多松树和杉树，披着棘刺的衣衫。再往上攀援，刺木渐少，仅见花草，都很一般，鲁迅仅采了两种。爬到山巅，乃见悬崖绝壁，往下看，山岩上披满了古苔，像覆盖了一层毛茸茸的裘皮，其中夹杂着一些小花，五六朵抱成一簇，大约有几十簇，面积有一丈见方。鲁迅就近摘了几朵，都是一叶一花，叶碧而花紫，俗称“一叶兰”。这时下起了细雨，有一个樵夫前来问鲁迅在干什么，鲁迅感到他不会理解什么叫采集标本，便哄骗他说：“采药。”樵夫再问：“做什么用？”回答说：“可以长生不老。”樵夫反驳：“长生哪里是吃药就能求得的呢？”鲁迅笑答：“这就是我之所以想采的原因呢。”他跟樵夫就这样边聊着，边循着山腰的横径慢慢往下走，顿时忘却了疲劳。
在绍兴府中学堂任职期间，鲁迅不仅“搜集植物，不殊曩日”，而且“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
。其中的主要成果，体现在一九一五年二月在绍兴用木刻版印行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该书共收古代逸书八种：前四种（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像赞》）记载古代会稽的人物事迹；后四种（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夏侯曾先《会稽地志》）记载古代会稽的山川地理、名胜传说。鲁迅从唐宋类书和其他古籍中钩稽校勘这些佚文，目的是“用遗邦人，庻几供其景行”。
在该书的现存手稿中，有的使用的就是“绍兴府中学堂”的稿纸。
与此同时，鲁迅还手抄了六千多张卡片，辑录了自周至隋的散佚小说三十六种，辑成《古小说钩沉》一书。因印刷经费浩大，此书直到一九三八年出版《鲁迅全集》时才被收入。
一九一一年五月，鲁迅还曾去日本“居半月而返”。这是鲁迅第四次赴日，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赴日，目的是催促周作人夫妇归国。
周作人是一九〇九年三月十八日与日本女子羽太信子在东京登记结婚的。信子生于一八八八年七月，父亲是一个染房工匠，家境贫寒，作为长女的信子不得不从小就当上了“酌妇”
。一九〇八年四月八日，周氏兄弟从东京“中越馆”迁往位于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的“伍舍”，其时二十岁的信子正在这家客舍做下女（女佣）。周作人如何与信子从相识到相恋，他一直讳莫如深，在自述中仅有“一九〇九年娶（信子）于东京”的简短记载。婚后的生活似乎颇甜蜜，乃至“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了。原先做保姆的信子也用上了保姆，从“奴隶”变成了“奴隶主”。
周作人尽可以去恋他的异乡，甚至以异地日本为亲，以宗邦中国为疏，但沉重的经济重担却把鲁迅压得喘不过气来。周作人在日本虽有三十元官费待遇，但结婚之后开支加大，还要不断贴补羽太家的开支，短缺的部分全靠鲁迅资助。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收入微薄，入不敷出，只得变卖田产。卖田所得耗罄，周作人仍以想学法文为由继续耗在日本。鲁迅被迫无奈，只得亲自去日本敦促周作人归国。鲁迅此行“不访一友”“不一游览”“不购一书”，终于动员周作人携日本妻子一起回到绍兴。
“黄鹤楼头金鼓震，春申浦上素旗飞。”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中和门响起了湖北新军起义的枪声。武昌起义的爆发，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一时间，真是“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十一月四日，革命军攻克杭州；翌日，浙江省军政府宣告成立。为了庆祝杭州光复，越社在绍兴开元寺召开群众大会，公举鲁迅为主席。鲁迅在演说中阐明了革命的意义及武装人民的重要性，并提议组织武装讲演团，分赴各地演说。不久，传来了败残清兵将要骚扰绍兴的谣言，市民人心浮动，纷纷仓皇出逃。鲁迅对胆怯的人说：“你看，逃掉的都是清朝官吏。我们为什么要逃呢？要设法消除慌张，不要自相惊扰。”为了稳定民心，鲁迅手持长刀，带领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生上街进行武装宣传。有学生问：“万一有人阻拦怎么办？”鲁迅正言厉色地反问道：“你手上的指挥刀是做什么用的？”在鲁迅的鼓励下，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经过了水澄桥、大善寺等绍兴主要街道。学生们高呼“革命胜利万岁！”“中国万岁！”的口号，张贴“溥仪逃，奕勖被逮”的传单。革命的舆论使人心重新安定下来，一度关闭的店铺也重新营业了。
但是，顽固派是狡诈而多变的。当反对革命的政治谣言被戳穿之后，绍兴城又出现了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军政分府”。鲁迅和朋友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原来这个“军政分府”的府长就是原绍兴府的知府程赞清。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矢忠清廷、权残党人”的土豪劣绅章介眉，竟也占据了“治安科长”的要职。这样的“军政分府”当然受到了绍兴民众的坚决抵制。越社特派代表到杭州，要求革命军迅速进驻绍兴。十一月十日晚，原光复会成员王金发率革命军趁着皎洁的月色乘白篷船抵绍。鲁迅率府中师生和绍兴各界人士到城东五云门外米行街一带夹道欢迎。王金发的部队上岸后，立即向城内进发。只见兵士都穿着蓝色的军服，戴蓝色的布帽，打裹腿，穿草鞋；骑马的军官穿着也很朴素，有的还光着头皮。然而，没有多久，在“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的包围下，王金发的队伍革命色彩日见淡薄。王金发本人忘乎所以地“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原本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多换上皮袍了，虽然天气还并不冷。
王金发组成新的军政府后，给了鲁迅二百元经费，任命他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监督。这所学校创办于一九〇九年，校址在绍兴南街（今延安路）西段。“山”指山阴，“会”指会稽。学生热烈欢迎这位身穿灰棉袍、头戴陆军帽的新校长，就如同欢迎新的国家一样。越社的进步青年也到山会师范来找鲁迅，要求借用他的名字办一种报纸，监督这个新政府，并经常针对当时的时弊敲敲警钟——这就是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在绍兴正式发行的《越铎日报》。鲁迅以“黄棘”为笔名撰写了《〈越铎〉出世辞》，声明创办此报是“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毅之精神”。由于《越铎日报》“开首便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因此触怒了日渐蜕变的王金发。社会上有一种传言，说王金发要派人用手枪打死《越铎日报》的同人。这使鲁迅的母亲很着急了一些时候，然而并没有人真杀上门来。只是当鲁迅索取山会师范的经费时，王金发怒气冲冲地说：“怎么又来拿钱？人家都把钱送到我这里来，你反而要拿去，好，再给你二百元。下不为例。”此后，学校的经费来源就断绝了。鲁迅愤愤地说：“没有钱怎好办学校呢？我也不会变出钱来，更不会送去。”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当然无法再在山会师范工作下去，只好亲自到都督府辞职。待到民事署学务科派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前来办理交接手续时，学校经费只剩下了一角钱零两个铜板。
辛亥革命之后绍兴“官威如故，民瘼未苏”的现实，无情地戏谑着鲁迅的理想，使他陷入了深广的忧虑和严肃的思索。一九一一年冬天，鲁迅写成了他的第一篇创作小说《怀旧》。作品通过一个私塾儿童的观察和感受，反映了刚刚发生不久的辛亥革命在乡间各阶层中引起的不同反响，描绘出一幅革命浪潮中的“人情世态图”：“不辨粳糯，不分鲂鲤”的金耀宗，是一个深谙权术的土豪。当革命军行将到来之际，他准备装作“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顺民”，趁机攀摘革命的花果；一旦革命高潮过去，便仍旧作威作福。帮闲文人秃先生，比他的主子更懂得处世应变的韬略。他告诫金耀宗，在政治形势尚未明朗时，要跟革命保持一定的距离，“固不可撄，然亦不可太与亲近”，最好先行躲避，静观形势，再伺机反扑。另一方面，小说中的民众则对革命全然无知。在他们心目中，辛亥革命和“长毛”造反乃至跟强盗作乱不过是一回事。略有风吹草动，他们便纷纷乱逃一气：何墟的居民直奔芜市，而芜市的居民却争走何墟。路上人群穿梭，多于蚁阵，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来了。《怀旧》中的这些描写，形象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两年后，这篇小说以“周逴”的笔名投寄到《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大为赏识。他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位当时尚属无名之辈的佳作，在文中佳妙处密加圈点，并且专门写了评语，热情向社会推荐。他还特意给鲁迅寄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这篇写于五四运动前八年的小说，虽然运用的仍然是传统的文学语言——文言，但其思想内容和情节结构却清楚地表明，它是现代文学的先声，而绝不属于旧时代的文学。二十多年之后，鲁迅和茅盾共同为国外读者编选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曾打算将《怀旧》收入，以此反映我国现代小说酝酿期的创作风貌。
一九一二年初，鲁迅应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同年四月，南京临时革命政府北迁，鲁迅先请假回绍兴省亲，而后从上海取海路北上，在北京政府教育部继续任职。就这样，从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在民国初年的教育部整整待了十四年。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鲁迅在《越铎日报》上刊登了《周豫才告白》：“仆已辞去山会师范学校校长。校内诸事业于本月十三日由学务科派科员朱君幼溪至校交待清楚。凡关于该校事务，以后均希向民事署学务科接洽，仆不更负责任。此白。”
二月中旬，鲁迅怀着失望的心情告别故乡，去南京教育部任职，他感到绍兴“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希望神灵发飙，发一场洪水荡涤这里的魑魅魍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