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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九年夏天，鲁迅离开日本归国。本来，鲁迅曾准备到德国去继续深造。但是，因为母亲在家庭败落之后需要赡养，还在日本立教大学求学而又已经结婚的二弟周作人也希望他能有所资助。这就使得鲁迅不得不结束留学生活，归国谋事，以承担日益沉重的家庭负累。鲁迅后来对友人说：“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白头……”然而，在唯利是图的社会里，鲁迅愿意躬行损己利人的人生哲学，无所怨尤。他当时哪里料到，欲壑难填的周作人夫妇在十四年之后竟会对他反目相向呢！
当鲁迅重新踏上祖国土地的时候，正值辛亥革命前夜：一方面，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已经遍及南方大部分省区，革命的宣传活动也由滨海城市逐渐向清朝的腹心地区发展，反清革命派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另一方面，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为了苟延残喘，不但对革命派的活动进行血腥镇压，同时也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强化了思想控制。在辛亥革命的产儿呱呱坠地之前，我们的祖国母亲就这样处在痛苦的痉挛之中。
在日本弘文学院带头剪掉辫子的鲁迅，一踏上神州大地，不得不首先花四块大洋在上海装了一条假辫。这种假辫虽然做得巧妙，不留心观察难以看出破绽，但不戴帽子不行，而且在人堆里还要提防挤掉或挤歪。基于这些不便，鲁迅在一个多月之后就索性将假辫去掉了，脱去帽子，露着短发在路上行走。这样一来，他就享受到一种新的待遇：最好的情况是被路人呆看，但大多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的辫子；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即所谓汉奸。鲁迅想，即使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也未必遭受如此痛苦。
归国第一年的秋天，经友人许寿裳推荐，鲁迅担任了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教员，并兼任日本籍植物学教员铃木珪寿的翻译。“救时应仗出群才”，鲁迅就这样走上了归国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为中国培养“群才”的教育工作岗位。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坐落在杭州的下城，是在“废科举，兴学校”的高潮中以省城贡院旧址改建的，建筑格局和学制大部分仿照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所谓“两级”，即分为“优级”和“初级”两部分，优级培养中学师资，初级培养小学师资。原任监督（校长）沈钧儒思想开明，教员中许多人是革命团体光复会的会员或接受过民主思想洗礼的日本留学生。在这所比较开明的学校里，鲁迅的教学活动也充满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鲁迅在浙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讲授生理学的讲义名为《人生象斅》，约十一万字，主要根据日本医学士宫岛满治的《解剖生理及卫生》一书编译，其中的泌尿系部分也参考了日本马岛永德翻译的《生理学讲本》（第一至第四卷）。本书虽缺少原创性，但却综合运用了生理（功能）、解剖（形态）和保健（摄卫）诸方面的医学知识，简明扼要，针对性强，反映了当时医学科学的发展水平。对于存在争议的问题，讲义也能客观列举不同的意见，表现出编译者治学的严谨态度和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绪论介绍人体的构造和成分。本论介绍人体的运动系统（包括骨骼、肌肉与运动原理），皮肤，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及淋巴，呼吸系统，泌尿系统，五官，神经，生殖系统。结论部分介绍体温，新陈代谢和卫生保健。现经医学专家审读，认为《人生象斅》传授的医学知识是准确的，即使当今医学科学发展日新月异，这本书的内容也并不过时。在治病与防病方面，鲁迅更强调预防于前，因为“药之为物，非能除病”，而仅能增进或遏制人体某些器官的生理作用，使其恢复正常，这就是所谓病愈。所以不善于保健，而将生命寄托于药物，根据医学原理，这是一种南辕北辙的做法。鲁迅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的健康生活仍有重要指导意义。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早在上世纪初，鲁迅就提出了注重食品安全，治理环境污染和建立流行病（如霍乱、痢病）的防控系统等超前性的观点。他主张对糕点、水果、鱼肉进行售前检测，防止水污染与空气污染，对急性传染病流行区域采取隔离措施，这些主张都是对人体健康行之有效而为我们所长期忽略的。
也有医学专家认为，《人生象斅》中的生殖系统一节介绍过于拘谨，其突出表现是该节连“生殖”二字都不敢出现，而以德文“Generatio”出现。这种看法显然脱离了鲁迅当年所处的社会环境。且看鲁迅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任教时一位同事在一九三六年写的一篇回忆：“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之惊讶，他却坦然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防你们看不懂的，要末，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糸’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在无文字学素养未曾亲听过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了。这是当时一段珍闻。”
由此可见，鲁迅的这部讲义在当时不仅不保守而且相当超前了。
《人生象斅》既然是文学家的科学译著，它们与同类著作的一个区分就是语言具有鲜明的文学色彩。《人生象斅》中对人体器官的介绍极其形象逼真，如介绍大脑：“此为脑之最大分，形略卵圆，其表多见隆起，谓之脑回旋。诸回旋间，多见陷处，谓之脑沟，深者曰主沟，浅者曰副沟。中央有深沟直走，界脑为二，左右相等，是名大脑纵裂。”这段文字旁还配有插图，更加深了读者对大脑的印象。大脑的形状、主沟、副沟的位置，清晰呈现，使读者如睹实物。
鲁迅教化学时，十分重视实验。有一次，他在教室里试验氢气的燃烧，因为忘了携带火柴，临时走出教室去取。出门前，他再三叮嘱学生，一定不要触动氢气瓶，以免混入空气，在燃烧时炸裂。但他取回火柴一点火，玻璃瓶却爆炸了，手上的鲜血溅满了雪白的西服硬袖和点名簿。鲁迅抬头一看，发现前两排只留着空位：原来坐在这里的学生故意将空气放进氢气瓶之后，悄悄地躲到后排去了。鲁迅后来谈到这事时说：“他们也相信我，也不相信我。如果相信我的话，那就无须放进空气试看是否会爆炸了；如果不相信，认定不会炸，那就不用离开座位远避了。”
杭州的风景是美丽的。确如苏东坡的名句所描绘的那样：“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但是，沉潜于工作之中的鲁迅却无暇流连于湖山胜迹。只有在采集植物标本的时候，他才得以徘徊于吴山胜水之间。仅一九一〇年三月，鲁迅就攀玉皇山，越栖霞岭，前后十二次，采集了七十三种标本。有时仅为采一种标本，鲁迅就付出了几天跋涉之劳。鲁迅还计划编一部《西湖植物志》，后因环境变迁，未能遂愿。
鲁迅在杭州执教期间最有意义的一段经历，是参加了痛击教育界封建顽固势力的“木瓜之役”。这是他归国后投入的第一次战斗。
“木瓜之役”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有一位革命者潜隐在浙江巡抚增韫的抚署做幕友，后来活动暴露，突然潜逸。这位革命者的妻弟胡俊是两级师范的学生，因为替姐姐、姐夫传递过信件，一度受到株连。特别是胡俊姐姐的一封亲笔信，更引起了增韫的疑窦。因为信中写道：“你对我所说之事，待我宽松几天后，再听吩咐。”色厉内荏的增韫以为这是革命党人联络的暗语，惶恐万分，立即派卫队闯进两级师范学堂逮捕了胡俊。经审讯，增韫才知道信中所说的“事情”，其实是那位革命者希望妻子放脚并来杭读书。虽然胡俊一案纯属杯弓蛇影，但增韫仍然心有余悸。为了防止两级师范学堂跟绍兴大通学堂、安庆巡警学堂一样，成为反清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他趁学堂监督沈钧儒被选为省咨议局副局长的机会，推出了一个绰号叫“木瓜”（比喻木头木脑，顽固守旧）的富阳人夏震武继任沈钧儒的职务。夏震武愚顽而又自负，曾任清廷工部主事，治理学。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他自荐为“专使”，要与俄国交涉议和条款，替“主上”分忧；由于太不自量，遭到清廷申斥。一九〇一年二月三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光绪帝在他的条陈上批谕：“直以国家重大之事视同儿戏，推其心欲自博忧国敢言之誉，贻朝廷以弃贤拒谏之名，实属狂愚谬妄，自应予以重惩。姑念迂愚无知，从宽严行申斥，勿庸前往京师，亦不准再行渎请。”增韫以为驱赶着这具政治僵尸上阵，就能加强对浙江教育界的控制。
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即夏震武上任的前一天，他写了一封信给前任监督，内附礼单，要求全体教师各按自己的品级穿戴礼服，用当时官场下属见上司的“庭参”礼节和他相见；还要求设立“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由他率领全体师生“谒圣”。二十二日早上八点左右，夏震武头戴清朝的红缨帽白石头顶子，身穿天蓝色大袍，外罩天青色套子，蹬一双黑靴，“冠冕堂皇”地来到学校；更为威风的是，他身后还带了十六名教育总会会员。到校后，夏震武首先带领学生向孔子神位行了三跪九叩礼，而后声嘶力竭地进行了一番所谓“廉耻教育”的说教，并在讲演中攻击两级师范的教师“高谈平等自由，蔑伦乱纪，诳惑学生”。接着，他又在会议室召见全体教师。教师诘问他带人入堂的理由，回答是：“两级师范学堂名誉甚坏，教育总会理应调查，并行整顿。”本来就对“庭参”“谒圣”这一套做法极为反感的教员们，面对夏震武的信口诬蔑，再也按捺不住怒火。在他们看来，名誉是人生第二生命。他们愤然责问夏震武：“‘名誉甚坏’四字，跟学堂全体人员都有关系，而教员的责任更大，请你明示证据，以付公论。如能指出腐败确据，我们立刻自行出校。”很多人还七嘴八舌地骂起来：“你这个假道学！”“你这个假孝子！”“你这个老顽固，怎配当我们的校长？”
夏震武见教员们哄然而起，自知形势不妙，便在一群随从的簇拥下夺门而逃。
二十三日上午八时，夏震武派人往学校送了三封信：一封斥责教务长许寿裳“非圣”“蔑礼”“侵权”；另一封责备全体教员贻误学生；第三封劝令学生全部自修。一贯主张“教员反抗则辞教员，学生反抗则黜学生”的夏震武，原以为依恃强硬手段就可以迫使师生屈服，不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许寿裳、杨莘士、张宗祥等二十五位进步教师全体辞职。一些原来住校的单身教师卷好铺盖，整理好行李书籍，一齐住进了位于黄醋园的湖州会馆。夏震武进校后，只见教员部渺无一人，办事部亦空空荡荡，呼唤不应，茶水不备，大有进退维谷之势。在走投无路中，他只好宣布“提前放假”，妄图借此苟延残喘。
两级师范学校教员的正义斗争，得到了进步学生的大力支持。省内教育界和京沪报刊也群起声援。夏震武开始还虚张声势，扬言“兄弟不敢放松，兄弟坚持到底”！后来种种诡计都未得逞，只好被迫辞职，由孙智敏暂代监督。在这场为期十五天的斗争中，鲁迅一直站在前列，勇敢坚定，因此被拥护夏震武的一派称为“拼命三郎”。教职员复职后，在大井巷的一家饭店聚餐，共庆胜利，戏称为“吃木瓜酒”。鲁迅畅饮之后，用筷子夹着一块肥肉，模仿夏震武的语调说：“兄弟决不放松。”大家都被逗得大笑起来。这场在笑声中胜利结束的“木瓜之役”，给鲁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年后，鲁迅在致友人许寿裳的信中特意提到：“木瓜之役，倏忽匝岁，别亦良久，甚以为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