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运动”

柔和的曙光悄悄地透过了窗棂，房东老太太又推开纸门屈身爬出来整理房间了。但身穿和服的鲁迅却刚刚倒在“榻榻米”上睡着。日本式的房间一般都离地尺许，木板地上铺着草席，每席长六尺宽三尺，两侧加麻布黑边，叫作“榻榻米”。人们平时两膝踞地伸腰跪坐，倦时则随便卧倒，晚上从壁橱取被摊开，就可以睡觉了。有些中国留学生睡惯了床，到了日本只好将壁橱的上层权作卧榻，鲁迅觉得十分滑稽。长期以来，鲁迅一直过着简易的生活，所以他对于这种朴素适用的日本式的房屋倒很欣赏。即使地上只铺着稻草，他照样可以倒头酣睡。房东看到室内矮脚书几上的洋灯罩上熏满了黑烟，浅紫色的“七宝烧”景泰蓝花瓶旁边堆满了书籍、稿纸，炭盆里插满了香烟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窝，便知道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房客又熬了一个通宵。这是一九〇七年的春天，鲁迅住在东京本乡区东竹町的“中越馆”。

鲁迅离开仙台重返东京之后，就开始从事他的“新生”运动。“新生”，原是意大利诗人但丁一本诗集的名字，鲁迅移用来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当时，同盟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迅速高涨。围绕改革中国的道路问题，积极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民报》与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两个刊物笔战方酣的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论战。鉴于当时的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方面，作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又偏重于政治和学术，而无暇顾及文艺，于是鲁迅决定筹办一种名为《新生》的文艺性杂志，着重致力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改造。他认为，要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获得新的生命，单纯排满是不够的，还必须改造旧中国病态的国民性，而文学则是“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

一切事情的开头总是困难的，鲁迅从事新生运动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中，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人很多，而治文学和美术者却寥若晨星。在冷淡的空气中，他幸而寻得了几个同志，有许寿裳、周作人、袁文薮等。鲁迅当初对于钱塘人袁文薮的期望很高，因为他不但答应供稿，还答应资助经费。《新生》杂志的筹办工作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不仅印制了不少稿纸，而且连封面的图案及插图等等都统统预备好了。鲁迅为第一期选定的插图是英国十九世纪画家瓦茨的油画《希望》，画面上有一位蒙着眼睛的姑娘，抱着一张只剩下一根琴弦在震动的竖琴，屈腿坐在地球仪上。这幅画的主题是：“希望不是期望，它有点类似从那仅有的琴弦上奏出的美妙的音乐。”鲁迅还为后几期选择了一些插图，他特别喜欢俄国反战画家威勒斯卡金所画的髑髅塔，以及英国军队把印度革命者绑在炮口上的几幅画。但是，袁文薮不久即去英国，此后既不投稿，又不出钱，有如断线的风筝，一飞杳无踪影，只剩下不名一文的三个同人，拟议筹办的《新生》杂志遂告流产。

《新生》杂志的流产，并不意味着鲁迅文学活动的终结。一个急于求战的战士，总能找到发挥火力的阵地。鲁迅原想在《新生》杂志上阐述的观点，不久终于在《河南》杂志上得到了发表的机会。

《河南》杂志是一家具有民族民主革命立场的刊物。一九〇七年十二月由河南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得到了河南一位富家寡妇的资助，其影响“足与《民报》相伯仲”。从一九〇七年十二月至一九〇八年十二月，鲁迅先后为《河南》杂志撰写和翻译了《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裴彖飞诗论》等七篇文章，介绍了西方生物进化学说、西方自然科学史和欧洲进步的社会科学，批判了洋务派、改良派和复古派，表现了他早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革命的历史进化观和逐渐形成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观。所以周作人把为《河南》杂志撰稿喻为《新生》运动的“甲编”。其中以“令飞”为笔名发表于《河南》月刊第二、三号上的《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弃医从文之后撰写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也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以拜伦为代表的欧洲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文艺论文。

“摩罗”一词，是梵文的音译，本意是天上的魔鬼，欧洲人把它叫作撒旦。《摩罗诗力说》这个题目，用白话来说便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由于英国消极浪漫派诗人苏赛在长诗《审判的幻影》的序中把被恩格斯誉为“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诗人拜伦诬为“恶魔派”诗人，后来人们便把那些立意在反抗、目的在行动而为世人所不大喜欢的诗人统统归入这一诗派。鲁迅十分崇敬这些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庸众，不随顺于旧俗的诗人。鲁迅在论文中介绍了拜伦的长诗《莱拉》。这首诗的主人公勇于抗拒无法逃脱的宿命，虽被飞箭穿胸而不悔。鲁迅认为，要挽救当时垂危的国运，正需要这种傲岸不驯、力抗强者的性格。鲁迅在论文中同时高度评价了“天才的预言家”雪莱。这位年轻的英国诗人虽然只活了三十岁，但他短暂的一生却如同奇迹一般，本身就是一首无韵的诗篇。他生前曾被那些庸俗浅薄的人称为“狂人”，但鲁迅却决心像他那样，上下求索，永不停歇；勇猛精进，决不退转。鲁迅在论文中还着重介绍了波兰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的诗剧《先人祭》。鲁迅引用了剧本中一个名叫央珂夫斯基的囚徒的歌词：“要我当上帝的信徒，那就必须见到耶稣和玛利亚先惩罚那个蹂躏我们国土的沙皇才可以。如果沙皇还存在，就无法叫我呼唤耶稣的名字。”在“摩罗”诗人中，鲁迅最为崇敬的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因为裴多菲不仅是诗人，而且是英雄。在抗击俄奥侵略军的战场上，裴多菲宁死不屈。哥萨克士兵用长矛刺穿他的胸膛，他在牺牲前还高呼战斗口号：“祖国万岁！俄国佬滚出去！”以前，鲁迅在接触中国文化史的有关资料时，常产生一种凄凉之感，好像是从和暖的春天突然坠入萧瑟的深秋，一切生机都已消逝，只见草木一片凋零。因此，他希望通过介绍这些发出刚健、反抗、破坏和挑战呼声的“摩罗”诗人，来振奋中华民族的精神，使我们这个曾经显露过人类文化的灿烂曙光而到了近代却日趋衰落的祖国在世界上重新强盛起来。这篇文章虽然存在着对文艺的社会作用估计过高的倾向，但它却系统地表述了鲁迅当时爱国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政治观点和文艺思想，表现了鲁迅早期进化论思想和朴素辩证法观点的战斗精神。

继《摩罗诗力说》之说，鲁迅又在一九〇八年出版的《河南》月刊第七号发表了另一篇重要的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偏至”就是“偏颇”。鲁迅认为，十九世纪的西方文明主要有两个偏颇：一个是片面崇尚物质，导致“唯物极端”，而忽视了精神和信仰；另一个是专制势力打着尊重“群众”的招牌，忽视和压抑独具个性的少数。于是，不少民众为物质欲望所蒙蔽，社会日渐凋零，进步因之停顿，一切诈骗虚伪的行为应运而生，致使人的精神光辉日趋暗淡。这种文化上的偏颇非常明显，就好比一个人断了一条胳膊和跛了一只脚那样。为矫正这种偏颇，鲁迅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即抨击物质至上主义，张扬人的崇高精神；尊重人的个性和尊严，反对借多数的名义压制少数明哲之士。这里的“个人”绝非害人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而是人的正当权益和创新精神。鲁迅还深刻指出，在世界各国的激烈竞争中，首要任务就是培养人才，有了人才，什么事情都可以兴办，而培养人才的办法就是尊重个性和发扬精神。“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重性而张精神。” 在不少民众精神状态偏于麻木和愚昧的清朝末年，鲁迅的主张对于摆脱封建主义的思想束缚，催促“精神界之战士”的产生，无疑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应。

周作人又说，《新生》运动的“乙编”就是翻译《域外小说集》。这本书第一册于一九〇九年二月十日在东京出版，封面用蓝色罗纱纸精印，上端印着一幅德国的长方形图案画：一个穿着希腊古装的妇女弹着琴弦，背后是光芒四射的朝阳，一只鸟儿正在奋翅高飞。书名由著名书画家陈师曾用篆字题写，跟图案交加辉映，显得既古朴而又新潮。同年六月十一日，《域外小说集》第二册也在东京出版。这两册选译的外国短篇小说虽然只有十六篇，但包括了英、美、法、俄、波兰、波斯尼亚、芬兰等七个国家十位作家的作品，在外国文学译介领域起到了拓荒作用。二十八岁的青年鲁迅在该书的序言中豪迈地宣称：“《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

在《域外小说集》所收的作品中，鲁迅翻译的有三篇，即《四日》《谩》《默》。此外，显克微支小说《灯台守》一文中的诗歌，也是鲁迅翻译的。其他均为周作人所译。

《四日》今译为《四天》，俄国作家迦尔洵作。小说通过俄、土之战中志愿兵伊万诺夫三个昼夜一个白天的回忆，揭露了非正义战争的残酷性和对人性的扭曲。伊万诺夫虽然号称志愿兵，但并不知道为什么而战。在保加利亚的战场上，他受了伤，后来被锯掉了一条腿，但他也杀死了一个又高又壮的土耳其士兵。在伤疼难熬的垂危之际，正是这个土耳其士兵的大半壶水给了他生的机遇。就这样，他的受害者反倒成了他的救命恩人。小说描写的战争场面极具震撼力，人物心理刻画细致入微，这种成就固然得益于作者的艺术功力，但也跟作者的经历有关：他本人就是俄、土之战的参与者，并且同样负过伤。

鲁迅敬佩迦尔洵以一己之身来承担人间苦的牺牲精神，特别推崇他的另一短篇小说《红花》（鲁迅译名《绛华》）：“叙一半狂人物，以红花为世界上一切恶的象征，在医院中拼命撷取而死，论者或以为便在描写陷于发狂状态中的他自己。” 在鲁迅小说《长明灯》中那位执意要把庙里的长明灯吹熄的疯子身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红花》中“狂人”的投影。

《谩》今译为《谎言》，是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作品。主人公深爱一位女子——她有着天使般的脸颊，既黑又深的眼珠，嵌入蓝晶晶的眼眶里，令人神秘莫测。然而这位女子爱的是另一位高大的美男子，所以她一直在对主人公撒谎。在她的亲吻和拥抱中，主人公感到的一直是欺骗。“撒谎”这个字眼像条小毒蛇咝咝沙沙作响，一直咬噬着主人公的心。为了得到真实，主人公把女子给杀了。他发疯地想撕开她的胸膛，想哪怕能一次看到女子袒露的心，然而主人公这点微小的愿望也破灭了，因为他杀死了这位女子，却同时使谎言成为了永生。

鲁迅从众多外国小说中选取《谩》来翻译，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终生憎恶谎言，憎恶虚伪，憎恶“做戏的虚无党”，但他切身感到在他生活的故国，周围却一直存在着毒蛇咝叫般的说谎者，这种谎言又并非完全出自说谎者的自愿，而与中国家族制度的压迫有关。他曾对日本学者橘朴说：“中国的事情一切都糟糕透了。第一，中国的家族制度压迫着其中的生活者，使他们不得不靠说谎过活。外国人常常批判中国人说谎，这当然没错。曾经如此完全是出于不得已。在这样荒谬的社会里生活的中国人，不论老人还是青年，无论想什么也无论怎样的运动，最终除了‘说谎’什么也作不成的。”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鲁迅还写了一篇杂文《我要骗人》，一方面揭露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的欺骗——如当局的“赈济灾民”和日本的“中日亲善”，又剖析自己在有意无意间加入了骗人的行列。临终前，鲁迅还对他的主治医师说，他“顶讨厌的是说谎的人和煤烟，顶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亮。”由此可见，鲁迅翻译《谩》，也就是对“诚”与“爱”的呼唤。

安特莱夫的《谩》对鲁迅思想和创作的影响，目前研究得很不充分。值得注意的是，《谩》中的主人公就曾被人视为“狂人”，结尾的“援我！咄，援我来！”（“救救我吧！救命！”）跟《狂人日记》结尾的“救救孩子”有异曲同工之妙。通篇小说对谎言的揭露，跟“狂人”从满纸“仁义道德”的古籍中发现了“吃人”二字也是精神相通。因此，将鲁迅翻译《谩》视为他创作《狂人日记》的先声，是言之成理的。

在《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笔译的第三篇作品是安特莱夫的《默》，今译为《沉默》。主人公伊格纳季（原译“伊革那支”）是一位神父。他待人冷酷无情，却又心怀嫉妒，贪得无厌。他不但不了解女儿薇拉（原译“威罗”）内心的苦痛，而且因为女儿的出走还诅咒过她。父女之间像隔着冰山，互相沉默不语。后来女儿卧轨自杀，火车把她轧成了两截。神父的老婆从此也变得默不作声，眼睛毫无表情，从中看不出一丝怜悯和宽恕。神父来到女儿的卧室，走近女儿的空床前，想问出女儿的死因，回答他的仍然是沉默。

读完《默》的译文，读者自然会联想起鲁迅小说《故乡》中所描写的隔绝在人与人之间的那层可悲的厚障壁。《默》的结尾，是神父在女儿墓地盘桓的场面：笼罩墓地的是幽深的寂静，没有风，树叶死气沉沉，没有一丝声响。女儿的坟墓上长着枯黄、短小的草茎，这些草不知是从哪个四面受风的辽阔的田野上连着泥土被移植到这里……读到这些文字，读者就会自然联想起鲁迅小说《药》结尾部分的那个坟地。“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钢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还会想到夏瑜的坟头“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上面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不知是从什么地方移植来的。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承认，“《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式的阴冷”。鲁迅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致萧军信中又说：“安特莱夫的小说，还要写得怕人，我那《药》的末一段，就有些他的影响，比王婆 鬼气。”

如果单从发行印数而论，《域外小说集》的出版可以说是失败的。因为第一册共印了一千册，但在东京仅卖出了二十一本；第二册共印了五百册，在东京只卖了二十本。在上海寄售的情况跟东京差不多。译者原打算收回本钱，再接着往下印，由于在市场遭冷遇，原来宏大的计划遂成泡影。不过这个译本的影响，却不能单用发行量来评估。第一册出版不久，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五〇八期就报道了周氏兄弟的翻译活动。此外，这个译本关注东欧和弱小民族文学的取向，以及严谨的译风，都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鲁迅留学日本的七年间，正值辛亥革命前夕，东京成为了中国革命志士的荟萃地。鲁迅主要以文化为武器参与和配合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但也从事了一些实际的革命运动。比如，参加以反清为主题的留学生集会；参与一九〇三年春的弘文学院学潮——直接原因是反对学院经济上对留学生的无理苛索，实质上是反对清政府腐败无能，让外国人代兴教育，以贻国耻。在同年的拒俄运动中，鲁迅虽然没有参加拒俄义勇队，但编译了一篇《斯巴达之魂》，刊登于《浙江潮》第五期，借斯巴达人抵御希腊军队入侵的史实激励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大约在一九〇四年底，经陶成章介绍，鲁迅参加了反清团体光复会。鲁迅不满意光复会连一个像样的政纲都没有，更不赞同他们采取暗杀手段，曾经婉拒执行该会下达的暗杀任务，但却冒险为该会保存了重要机密文件，并十分敬佩光复会前驱者为振兴中华而不惜喋血的牺牲精神。一九〇八年夏，鲁迅还跟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等八人赴《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学（主要是《说文解字》）。鲁迅当时不仅佩服太炎先生的学识，尤其崇仰太炎先生的革命精神，认为他在革命史上的地位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高。 Oq43InIQtIzgqYONU2jbJL1taVHxSvin31VBHIDaZIV0A7RwqTnnn8rmY0CsAq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