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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门读书”还是“鼓刀涤血”
中国有一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童年对一个人的生命走向如此重要，以致有人干脆下了一个武断的结论：艺术家的创作是从他的童年开始的。
具体到唐寅，情形是否如此？
作为一个酒肆老板的儿子，即使足不出户，他也可以目睹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的人生。这是光怪陆离的世界向他敞开的第一扇门。他不可避免地要走过酒馆的大堂，而熟悉他的客人也许会喊他帮忙拿一副碗筷，甚至开玩笑叫他喝上一杯。而他的父亲，即使只是出于和气生财的考虑，也不太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下强行出面阻止。我因此怀疑，唐寅整个一生对杯中物的热爱，在童年时已经埋下了根须。沉浸在微醺中的人多半是快乐的，在酒精制造的迷醉中，他是不是，窥见了生命最早的幻境？
也许，出于好奇，他更喜欢悄悄溜进厨房里转一转。那里有五颜六色的瓜果菜蔬，有鲜活的、在城市中难得一见的动物。在那个时代，奔跑在山野间的物种比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远为丰富。而孩子永远是天生的杀手。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也许会要求亲手宰杀一条鱼，取出内脏间半透明的鱼鳔。对一个酒馆老板的儿子而言，这是最可能中的生活。
有关这样的时光，唐寅自己是这样记述的：
计仆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涤血。
看来，厮混在屠夫、酒保和贩夫走卒之间，正是唐寅童年生活的一部分。
唐寅的父亲唐广德，据祝允明所说，是“贾业而士行”。大抵唐广德也是读过书的。所以，通常的理解是：在唐广德看来，经商只不过解决了生存问题，谈不上什么社会地位，所以作为生意人的父亲希望儿子用功读书考取功名，从而光宗耀祖——这几乎是中国草根阶层的一个普遍理想。
但是在唐寅生活的成化和弘治年间，社会价值观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具体到苏州，商业繁荣中涌现的富商阶层，开始逐渐领风气之先。财富的后面紧跟着优裕和享乐，而商业则为市俗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这就使得重文轻商的传统认知悄然改观。
早在明代初期，朝廷曾有禁令，要求宗室和勋旧人等不得参与商业经营。但明中叶以后，此禁令已然废止，“全民皆商”并非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才出现的盛景。就连宦官，当时都在为皇室经营珠宝、绸缎和古玩，这类店铺被尊称为“皇店”，力求在市场赢利中分得一杯羹。到了唐寅生活的中后期，甚至连正德皇帝朱厚照也亲自开起酒馆来，并且还嫌不够过瘾，干脆在宫中模仿街市建起了各种店铺，命太监假扮老板和百姓，自己则扮作富商——虽然状近胡闹，但也可从中窥见当时经商风气之盛。至晚明时，“弃儒服贾”、“弃文从商”已是蔚然成风。
比唐寅晚出生两年的王守仁，就曾经说道：“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作为心学中集大成者，王守仁认为，士、农、工、商只是所从事的职业不同，其中所遵循的“道”和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则是一样的。
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写到的一个故事，可以作为当时风气的大致解读：
一位致仕的尚书生了五个儿子。但尚书只命长子读书，而让另外四个儿子分别务农、做工、经商、坐贾，总之各执一业。那四个儿子不解，于是这位有见识的尚书说了一席话：“农工商贾虽然贱，各务营生不辞倦。从来劳苦皆习成，习成劳苦筋力健。春风得力总繁华，不论桃花与菜花……暖衣饱食非容易，常把勤劳答上苍。”
小说归小说，但也可见当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正在悄然瓦解。
再者，知子莫如父，很有可能，唐寅自小表现出来的种种品性，让唐广德意识到这个机灵聪慧的长子并非经商人才——作为商人必需的脚踏实地和勤劳苦干，唐寅均不具备。相比之下，读书攻举也许更为可行。
唐寅的童年生活就此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部分。一边是读书，一边是市井游乐。一半大俗，一半大雅。一面是动，一面是静。这种雅俗交织、亦动亦静的情形，也从此贯穿了唐寅的一生。
闭门读书，与世若隔，一声清磬，半盏寒灯，便作阇黎境界，此外更无所求也。
遗憾的是，遍查资料也未能找到唐寅的这篇《答周秋山》的写作背景。周秋山是何许人也？唐寅为什么要对他说起这些？而且，一个“答”字，说明这是一封回信。可惜时光湮埋掉了太多的细节。
而祝允明的回忆，是这样的：
子畏……幼读书，不识门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气。
假如实际情形真的是这样，唐寅自小就如此用功，整日闭门读书，连门外的街巷都不认得，这样的孩子，就算放在因独生子女政策而使儿童们身价百倍的二十一世纪，也是一个十足的三好生乖宝宝；或者，如果把叙述主角换成文徵明，或许还差不多——祝允明的这段话与唐寅随后表现出的种种轻狂放诞行径，实在难以衔接。
而据祝允明所说，他是在唐寅十二三岁的时候，听说了这个资质奇异的少年，便主动前往结交，不料，唐寅竟然避而不见。
初识祝枝山
祝允明比唐寅年长整整十岁，生于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字希哲，因右手天生多出一根枝指，故又自号枝指生。
在当时，这种“异相”被认为是“天赋异禀”的重要证据。史籍上关于异人异相的记载极多。比如相传舜为“重华”，也就是两只眼睛各长了两只瞳仁。而且据说，西楚霸王项羽也长成这模样——难道他们看东西不重影吗？如果说传说荒诞不经，但秦始皇“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却是被司马迁明明白白地写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所谓“蜂准”，也就是马鞍鼻、塌鼻梁；“挚鸟膺”即鸡胸；“豺声”是说声音嘶哑，说起话来呼呼啦啦，是气管炎的典型症状；而“长目”应该是说眼球突出。这样的一副形象，却被认为是异于常人的帝王之相。
祝允明的身世也确乎异于常人。他的祖父祝颢与外祖父徐有贞，皆为当时有名的大儒。祝颢是明正统己未年（1439）进士，初授刑科给事中，后升任山西布政司右参政。祝颢其人，为官精于吏治，为人平和放达，六十岁辞职回到故乡苏州时，祝允明年方五岁，受乃祖熏陶至深。祝颢不仅博学多才，且口才极佳，机智风趣，“缘文反意，动成雅谑”，其文雅风流深得当时苏州士林倾慕。祝颢七十九岁离世时，祝允明之父祝瓛已亡故五个月。受到老年丧子的打击，祝颢仍不减其豁达，临死之前，叮嘱孙儿祝允明：“死生之理吾自了然，尔等毋过哀。丧葬之具勿事虚文，可为孝矣。”
这一年，祝允明年已二十有四。祖父的风采无形中成为祝允明一生仰望和回顾的榜样。而祝允明给后世留下的种种逸闻趣事，很有可能，正是对祖父风采的下意识模仿。
祝允明的外祖父徐有贞，字元玉，晚号天全翁，明宣德八年（1433）进士。后因迎英宗复辟有功，被委任为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封武功伯。一时间，徐有贞荣宠加身，成为当朝炙手可热的人物。后世有称徐有贞“才华绝世”，其天文、地理、道释、方技无所不通，且能诗善书。书法擅长行草，深得怀素、米芾笔意，在当时很是有名。
在祝允明出生之前三年，徐有贞因受英宗“一时委任，专宠遇厚”，招致过去与他同功的曹吉祥、石亨等人的嫉妒，构陷再三，终使徐有贞下狱，后贬为云南金齿编民。祝允明出生之年，英宗特诏徐有贞还家，徐氏遂闭门谢客，连亲邻也极少见。不久，曹、石等相继败死，徐有贞才开始出门，买田筑室，与苏州同侪故友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间，饮酒赋诗为乐。
按照现代遗传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儿子的智商主要取决于母亲的遗传基因，女儿的智商则得自于父亲的基因——祝允明想必遗传了来自外祖父徐有贞的禀赋和天分。这种天赋加上两位祖父的教诲和熏陶，祝允明的才华早早便显露出来。五岁已能作径尺大字，九岁能诗，时有奇语惊人。到了二十岁上下，祝允明已凭其诗文书法闻名吴中，时任中书舍人的李应祯将长女许配于他。
李应祯，字贞伯，二十三岁时中乡试举人，后又中进士，成化元年（1465）拜中书舍人，后迁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李应祯的书法自成一家，但生前身后名均不甚显，这或许与其耻于“以书见名”有关。遇有人求书，辄“怒而不应”。祝允明与文徵明在书法上均深得李应祯的影响，尤其文徵明，二十二岁时从李应祯学书法，李应祯指出艺术不可以步人后尘：“破却工夫何至随人脚？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这番话让文徵明深为震动，从此对李应祯崇敬有加。后来文徵明作《跋祝枝山草书〈月赋〉卷》，有如是一段话：
吾乡前辈书家称武功伯徐公，次为太仆少卿李公。李楷法师欧、颜，而徐公草书出于颠、素。枝山先生，武功外孙，太仆之婿也。早岁楷笔精谨，实师妇翁，而草法奔放，出于外大父。盖兼二父之美，而自成一家者也。
在文徵明看来，李应祯对祝允明书法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外祖父徐有贞。当然，这是后话。
祝允明十三岁时，徐有贞去世。也正是这一年，苏州出了个状元吴宽，会试和廷试均为第一，文徵明之父文林这一年也中了进士。隔年，王鏊又获南京乡试解元，再一年，王鏊参加会试，得第一名会元，廷试中第三名探花。成绩如此炫目，吴中文人一时名声大振。
可以想见，两位祖父和这些父兄辈的同乡文人所创造的人生辉煌，对成长中的祝允明产生了怎样的激励和影响。他的整个少年和青年时期，都是积极致力于学问功名，准备“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大约就是在父亲和祖父相继生病和去世的二十三四岁上，祝允明听说了唐寅的才名，竟主动前去拜访这个比自己小了整整十岁的少年。这样的举动，几乎算得上“折节下交”，没想到却吃了闭门羹。而祝氏并不以为忤，仍造访再三。似乎年纪轻轻，已颇得乃祖的旷达真传。四十年后，说起与挚友之间的这一段往事，祝允明仍津津乐道，悠然神往之。
而唐寅避而不见，大抵也并非出于傲慢，更可能是少年人与年长者正式交往前的羞怯和不知所措。因为很快，唐寅就写了两首诗，请人转交祝允明。面见之前，先来一番笔谈，这也是少年人惯用的小伎俩。于是祝允明欣然回信，二人正式订交。一场延续了整整一生，让无数后人感慨赞叹的友谊，就此拉开序幕。
少年秀才
祝允明主动结交唐寅，并非闲极无事，而是另有一番考虑。
如果仔细推敲一下，少年时代的唐寅，既然“闭门读书”，想必已延师或入私塾就读，但仍是“居身屠酤”，周围并无真正可以为其指点迷津的良师益友。而且当时唐寅生活舒适，衣食无忧，一个心性懵懂的少年，既理所当然又轻松愉快地享受着眼前的一切，除了天生的聪慧和才情，其他既谈不上眼界，也没有什么高远的抱负。祝允明是“五岁能作径尺大字，九岁能诗”；文徵明是因为“八九岁语犹不甚了了”，才没有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留下什么精彩片断。但是唐寅呢？唐寅在十六岁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到十六岁以后的青年时期，却突然间异彩纷呈，这中间的落差，应该与祝允明的出现不无关系。
或许，年少的唐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缺失，但比他年长十岁的祝允明，却已了然于心。身具资质而无有良师，祝允明觉得自己有责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指引。
最初想到这一层的时候，我惊讶于祝允明的一腔古道热肠和赤子之心。但是后来读到明代后期华亭文人何良俊的一段话，才知道祝氏此举并非个例，而是当时吴中文人奉行的文化传统，在当时，这种传统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吾松江与苏州连壤，其人才亦不大相远。但苏州士风，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有一善，则褒崇赞述无不备至。故其文献足征。
这段话绝非空谈，在何良俊之前与之后，都有那么多发生在苏州的士林故事，为此提供佐证。
祝允明大抵是继唐广德之后最早洞悉唐寅的优点和缺失的人，他提供的劝解也十分中肯，句句切中要害：为人处世要舒放大气，最忌的是才情高而器量小，正如同山巅无法建立一座偌大的都市，除非像天空那样，在极高处又肯包容万物，因此为万人所敬仰。
祝允明的一番肺腑之言并未能改变唐寅的性格走向，但是至少起到了一个督促他上进的作用。成化二十一年（1485）春天，十六岁的唐寅顺利通过童试，成为苏州府学生员。
关于唐寅考中生员的细节，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考了第一名，另一种认为只是考中而已，并无名次一说。这种分歧主要缘自祝允明的《唐子畏墓志并铭》中的一句：“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惊称之”，有人断句为“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惊称之”，也有人读成“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惊称之”。
但如果我们再联系上下文，仔细读一读这一段文字：
子畏性绝颖利，度越千士。世所谓颖者，数岁能为科举文字，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惊称之。子畏不然，幼读书，不识门外街陌。
垂髫原是指古时儿童未束发时自然下垂的短发，通常用来指称三四岁到八九岁间的孩童。而少年男子一般到了十五岁即束发成髻，十六岁已正式成年。唐寅十六岁考中秀才，早就过了堪称“童髫”的年纪。
看来，争论的双方其实都会错了意——祝允明的意思原本是说，唐寅从来就不是那种十分早慧的孩子，人家十岁以前就考中了秀才甚至举人，一日之间姓名传遍四海。而唐寅那时候还有点儿傻乎乎的，整天闭门读书，连家门外的街道都不认识。
再反过来想想，如果十六岁考中个秀才就可以“四海惊称之”了，出名又何其简易！明末《呻吟语》的作者吕坤，十二岁即考中生员，也未见有甚“四海惊称”，只招来知县老爷怀疑他作弊。
而唐寅的好友张灵也在这一年“补府学生”。张灵的生卒年虽无法确定，但基本上都认为他与唐寅年纪相仿，甚至比唐寅还要小两岁。也就是说，唐寅的这次考中秀才并没有太大的年龄优势。
但是，考中生员对一个读书人来说，仍然是一件重要的大事。而且不只是个单纯的荣誉问题，更牵涉到经济。
明代的读书人，如果未能通过生员考试，无论年龄大小，都只能称为“童生”。所以生员考试又称“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岁试三个阶段，最后录取者方可进入所在地的府学、州学或县学就读，也就是俗称的“秀才”，亦称“相公”。
而一旦考取秀才，就意味着已经跻身士绅阶层，不仅可免除徭役，还能享受廪粮和膏火供养，并免受笞杖之辱。见县官时可以不下跪，获得有别于普通小民的人格尊严。而平民百姓则不可以与秀才平起平坐，只能“惟秀才之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秀才家的房门都要比平民百姓家的高出三寸。在衣着打扮上，秀才们也与平民有明确区分：身着青衫，头戴方巾。可别小看这块方巾，它是秀才的身份标志，类似于今天的学士帽。据说当初太祖朱元璋召见大儒杨维祯，杨的头上就戴着这样一块头巾，朱元璋问这方巾有什么说法，杨维祯回答是“四方平定巾”。吉祥话人人爱听，于是朱元璋大喜，秀才头上的方巾从此成为定制。
做秀才有这许多好处，自然趋之者众。但从童生到生员，字面上仅一字之差，在某些人的生命中，二者不啻相隔万里——各地方官学均有名额限制，府学仅有四十个名额，州学为三十个名额，县学则只能招二十名生员。而参加童试者动辄数千，比当下高考的录取比例低多了。
崇祯七年（1634），上海县童生叶梦珠亲历县试，将整个过程实录在案：
是时，应试童生不下二三千人，先期盖厂北察院中，借取总甲棹杌，编号排列，用竹木绑定，不得动移，将儒童姓名，编定次序，如院试挨牌之法。各路巷栅，先遣官役把守，朝不早开，独留学前一路。诸童俱集广场听点，自拥高座，以次唱名给卷。领卷毕，即向东转北，由东栅入试院，卷上编定坐号，入场对号而坐。又分号出题，题即密藏卷后，即封门，方示以题之所在。
这还只是第一阶段的县试场面。县试后取中的考生，再参加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府试取中的考生再经过岁试，最后录取的才能成为生员。
岁试由各省提督学政的提学官主持。提学官是朝廷委派的负责省级考试和教育事务的官员，一般任期为三年。提学官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在全省的府、州巡回举行考试，这种考试称为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考两种。
虽然考取生员已经如此不易，但比起乡试和会试，又不知要容易多少倍。据顾炎武估算，明末“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而三年一度的会试，考中进士者不过三百人左右。
再说说平常人家比较关心的经济问题。
明代地方官学中的学生分为三等：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如府学的四十个名额，是指廪膳生员而言，简称“廪生”，可享受地方政府提供的廪膳供养，相当于今天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合二为一。像苏州这样的富庶地区，廪生每年可领取廪膳银十二两到十八两。贫困地区每人每月也能领取廪米六斗。按明代中期的平均物价，一两白银可购大米四石，一石约合今天的一百八十八点八市斤，十五两白银可买大米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八斤，或上等猪肉七百五十斤。当时的牛羊肉比猪肉便宜，十五两银子能买一千斤——这些钱，维持一个人的基本生活，应该足够了。
泮池水战
但是，做生员的日子也并不安逸。
明代各地方官学都设有教官，在人数上也有明确规定：“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
官学教授（或学正、教谕）每月要主持月考和季考。季考优秀者可以得到奖赏，奖励按成绩也分为三等：一等每名一两二钱，首名加倍；二等八钱，三等三十名内则奖给纸笔。
前面说到的岁考，包括两种：一种是负责对童试中通过府试的考生进行最后的一轮查考，以确定录取的生员人选；二是对已录取的生员进行考核，以决定其是否有继续做生员的资格——既然你拿着国家的助学金，就得证明自己有这个资格。
除了考试之外，品行也在考查范围之列。如果被认定行止有亏，或者在岁考中未能通过，好不容易考取的生员资格也可能被废黜。如果是因为学业而遭黜的，还可以重新申请复考，以恢复生员资格，但必须在试卷卷面上注明一个“黜”字，以示与清白的童生有别。但如果被认定品行有问题，基本上就再无翻身进场的机会。
因此生员们入学之后，自然而然地变得谨言慎行、笔管条直，开始有了读书人的端庄严肃。如同万绿丛中的一点红，唐寅和他的朋友张灵在初为苏州府学生员时的一个细节，显得异常醒目：
（寅）幼小聪明绝殊凡，作诗肖古人之风雅，然性则旷远不羁。补府学生，与张梦晋为友。赤立泮池中，以手激水相斗，谓之水战，不可以苏狂赵邪比也。
记下这段文字的黄鲁曾生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只比唐寅晚出生十七年。他所记载的事件，当是真实的。
“泮池”之旁有“泮宫”，本是春秋时鲁国的学宫，所以考中生员进入官学读书，又称“入泮”。《诗经·鲁颂·泮水》篇就有“思乐泮水，薄采其芹”的诗句。古时读书人考中了秀才，到孔庙祭拜时，要在泮池中采些水芹插在帽子上，完成这套仪式，才算是真正成为读书人。所以“采芹人”一向也是读书人的雅称。《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中，贾宝玉所作对联“新涨绿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用的正是这个典。
但就是这样一个近乎神圣的所在，唐寅和张灵把它变成了乡村野溪和二十一世纪的水上乐园。
如此行止，轻则遭受训导和教授斥责，重则作为过失郑重记录在案。张灵最终被罢黜生员资格，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至于唐寅，“泮池事件”的阴影似乎并没有及时呈现。它始终埋伏在暗中，一直到多年以后，才突然暴露出惊险和峥嵘。
咄咄张竖生
前面说过，张灵生卒年已无可考，但是王穉登在《吴郡丹青志》中说，张灵家与唐寅为邻，并将张灵的绘画与唐寅、文徵明一并归入《妙品志》中，称赞他的画“一鳞一角，要足为珍”。
王穉登生于嘉靖十四年（1535），是文徵明的门生。王氏本人既擅书画，又兼好鉴赏与收藏，曾点评文徵明、祝允明、王宠等诸人书画，语甚中肯。其撰写的《吴郡丹青志》，也被世人认可为公允。按与王穉登同年出生的申时行的说法，当时吴中的书法名画、古玩礼器，如果不经王穉登品鉴，就休想卖出个好价钱。
申时行也是苏州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万历年间居内阁首辅。虽然为人作墓志当然要挑好话说，但是以申时行的身份，似乎也没必要故作夸张。那么王穉登对张灵的画作这么看重，必有其原因。
王穉登品评书画，一向喜欢将作品与作者的人格品性进行联系。他说张灵的人物画“冠服玄古，形色清真，无卑庸之气”，山水画则“笔生墨劲，斩然绝尘”，就透露出他对张灵为人的看法。
张灵家贫，又无心于生计，偶有余钱便买酒喝，其狂放怪诞的程度，尚在唐寅与祝允明之上。几乎所有关于张灵的记事都有挢舌难下之意。下面是他和唐寅的几个故事：
某日，张灵与唐寅同游虎丘，适遇几位商人宴饮于著名的可中亭中，并赋诗助兴。张灵见酒心痒，便更衣扮作乞丐，到席前乞食，商人们也就施舍给他。张灵一边吃，一边与商人们谈起诗词歌赋来，言语间“词辩云涌”，让众商人大为惊异，于是请他作诗。张灵也不推辞，拿起笔来，瞬间便成诗百首，搁笔飘然离席而去。商人们都以为其乃神仙下凡。
这样的故事本来更接近民间传奇，但却被明确记载在《吴县志》中，让人更惊疑难定。这个故事后来还敷演出各种版本的小说、绘画和戏曲。
而明代王兆云在《说圃识余》中记载了另一个故事，与上述张灵戏商人的情节颇为相似，只不过主角换成了唐寅。说的是有一天唐寅外出游玩，见几位游客在山顶赋诗记游，便假扮乞儿状，问是否可以参与这场雅事。游客们诧异之余，也心存戏弄，便怂恿他一试。唐寅要过纸笔，在纸上大书一个“一”字，故意停下思索。众人催促他快点儿。于是唐寅又写了一个“上”字，假意要搁笔离开。围观者们嘲笑他：“早就知道乞丐哪里会作什么诗！”唐寅笑道：“我最喜欢喝酒，必须先饮酒，然后方能作诗。众位能送点儿酒给我喝否？”众人承诺说，如果他能作成诗，便让他喝个够，但如果作诗不成，可就难逃责打。唐寅于是又书“一上又一上”，众人皆挤眼哄笑：“这可是诗么？”越发要看他出洋相。唐寅于是又写了“一上”二字，见众人笑得更响，便四顾说：“我等着喝酒等了这么久，真要我作诗啊？”有人赶紧拿过酒来，唐寅一饮而尽，挥毫完成一首七言绝句：
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直到高山上。
举头红日白云低，四海五湖皆一望。
众人为诗中气势惊讶不已。于是唐寅入席畅饮，尽欢而去。两个故事都发生在虎丘，不知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
又说张灵嗜酒傲物，不拘俗礼，某日有人前来拜访，见张灵正坐在豆棚下自斟自饮，竟不向来人看上一眼。造访者怒而离去，事后向唐寅说起当时情形，指责张灵为人怪诞无礼。唐寅听了笑道：“你这是在讥讽我呀！”
也有说张灵每次喝醉，则高叫：“日休小竖子，尚称醉士，我独不能邪！”
皮日休是晚唐有名的诗人，在张灵眼中却只不过是个不成材的“竖子”——要知道，《史记》中“竖子”一词总共出现十五次，十五个“竖子”全部是指不成器的仆人——张灵的张狂，实在是可以。
无视世俗规则，甚至对礼仪和礼法也全然不顾，难怪阎起山在《吴郡二科志》中，将唐寅列于“文苑”，而将张灵归于“狂简”。
张灵父亲早逝，从种种迹象来看，很可能又是独生子。而从其家庭一贫如洗，到张灵这一代始有读书人这点来看，张母对儿子抱有很高的期望，平日里难免娇纵。很难说，是不是这种出生于赤贫之家的阴影，让张灵养成了这样的性格。家境贫寒，旧衣敝履是否无形中生成了自卑？而放浪形骸最初只不过是一种掩饰，久而成为常态？
当然，这些都只能是猜测。
功名被黜，不问生业，纵酒买醉，状近堕落。
无怪乎同样出生于寒门的徐祯卿，这样痛心疾首地数落张灵：
咄咄张竖生，时命何迫窘。
狂趋欲何之，家无斗石储。
为汝戚戚复戚戚，抚蓄老幼当从何？
须晨起，弗踯躅，且往探囊赀。
空负文史，腹肠枯，竟奚为。
你有一肚子学问，怎么就不想着有点儿作为呢？看着你这样子，我都为你愁得慌！
杵臼不闻舂，稚子前告饥。
宁逢猛虎斗，安忍儿女啼？
身为儿子、丈夫和父亲，再怎么样，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家中老小挨饿受冻啊！
难怪徐祯卿说得这样激动。同样是“家无斗石储”，比张灵晚出生近十年的徐祯卿，太了解那种饥寒交迫带来的困窘和痛苦了。为了改变命运，徐祯卿选择了发奋进取的“励志系”，而张灵却选择了“逃避”。
他的放诞，他的酗酒买醉，无一不是在逃避。
这就是徐祯卿对张灵既怜且恨的原因。出身于相似的家庭，徐祯卿比其他人都更理解张灵的感受，并由此看穿了他的自暴自弃。而同样有点儿自暴自弃但始终努力克制着自己不继续堕落的唐寅和祝允明，则对张灵怀揣着难以说清的同情和怜惜。祝允明还早早收张灵为弟子，希望可以帮助到这个容易走极端的另类少年。
因为，在实质上，他们是同类。
可是我觉得，正是在放诞不羁的外表之下，张灵掩藏起一颗敏感易伤的心。作为一介书生，面对自身的命运和周遭的环境，他的感觉是如此无能为力。这种无力达到巅峰时，也就是在与崔莹的爱情中，终于要了他的命。
而这个哀婉的爱情故事，此时还没有开始。
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朋友
正是在考上府学生员的这一年，十六岁的唐寅结识了文徵明。十六年前，两个先后出生在苏州城中的婴儿，像两个小小的点，在其中的一个远离故土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之后，他们的人生轨道终于交叉在一起。
而如果一定要挑出唐寅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朋友，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并且只能是：文徵明。
《明史》本传中说文徵明是文天祥的后代。明代王世贞所作的《文先生传》中，则记述文徵明的祖先文俊卿在元朝曾做过佩金虎符镇守武昌的都元帅。而其曾祖父因被招赘入吴，从此定居于紧邻吴县的长洲县。
文徵明之父文林，于成化八年（1472）举进士后，授温州永嘉知县，遂携家赴任。十年后，迁任山东博平知县，文徵明随父赴山东。又三年，也就是成化二十一年（1485），文林补南京太仆寺丞，官职从正七品升为从六品。太仆寺掌管舆马车驾诸事，曾经让李白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唐代诗人崔颢，当年担任的正是这个官职。或许交通部琐碎的中层干部工作让文林觉得意义不大，也可能真的身体状况欠佳，上任不久，文林即告病回到苏州。
两个十六岁的少年，由此得以相识。
他们最初相见的场面已无从查考，但若说彼此间相见恨晚、情投意合，恐怕也只是一个美好的臆想。从此后的交往中两个人各自的表现来看，文徵明整个为人处世，几乎就是唐寅的反向版本。而文林其人博学多识，通晓堪舆卜筮，尤精易理，以文林的学识和人生阅历，对唐寅的性情和行事风格几乎一目了然。
文徵明的次子文嘉在《先君行略》中记述：“时温州（文林后起任为温州知府，后世称其“文温州”）在任，还书诫公（指文徵明）曰：‘子畏之才宜发解，然其人轻浮，恐终无成。’”仿佛一语成谶，说完此话的第二年，文林的担忧就落到了实处。
但文林非常钟爱唐寅的才华，因此着意提携。也正是由于文林的引荐，“每每有良宴必呼共之”，唐寅年纪轻轻，却得以跻身苏州最上层的文人圈，相继结识了沈周、王鏊、杨循吉诸人，继而才名传至京都。这也印证了何良俊所说的“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有一善，则褒崇赞述无不备至”的那番话。
再说文徵明，因为生来并不聪慧，反倒肯下苦功。在中国书法史上，文徵明以兼擅诸体闻名。而书法诸体之中，当数小楷最不易工，文徵明却偏偏“以小楷名海内”。清代书法家朱和羹更是直呼“明楷以文衡山第一”。直到八十多岁高龄，文徵明仍能挥毫作小楷《后赤壁赋》，用笔精妙处，与二十多年前写的《前赤壁赋》毫无差别，似为同时写成，两幅作品相映生辉，足见内力深厚，虽年老而笔力未衰。据说，文徵明于九十岁上，应求为御史严杰之母题书墓志铭，未待写完，“便置笔端坐而逝”，简直迹近传奇。
而文徵明为人端方，也恰似其楷书。有说文徵明在世时，自戒有“三不应”：不应官宦、侯王与外夷。《明史·文苑三》记载文徵明晚年时致仕获准回到苏州后，“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与王府及中人，曰：‘此法所禁也。’周、徽诸王以宝玩为赠，不启封而还之。外国使者道吴门，望里肃拜，以不获见为恨”。对权贵阶层和外国人持这样一个态度，但对“书生、故人子属，为姻党而窘者，虽强之，竟日不倦”。
文徵明精于书画，尤其擅长鉴赏，但凡苏州城中收藏书画的人家，经常有拿书画来请他帮忙鉴定的，即使是赝品，他也会鉴定成真迹。有人请教个中缘故，文徵明说：凡是有钱买书画的，都是有余钱的人家；而卖画的人，却多半是因为家贫不得不变卖东西，或许正等着卖掉这幅画才能有饭吃，如果因为我一句话而做不成这笔买卖，必定令其全家受困。倘若我为了一时的名声而让人举家挨饿，于心何忍？
世人都说文徵明迂腐，又有几人知道，他怀着这样一颗宽厚仁慈的心！
如果古时各个朝代也评选“德艺双馨”艺术家，李白、赵孟頫和唐寅等人的名气与成就虽大，能否入选却尚存悬念，但文徵明却大有可能高票当选——年高德劭，德高望重，这些桂冠戴在文徵明的头上可谓恰如其分。
更让我惊讶的，是偶然读到文徵明所作的一首《满江红》：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更堪悲，风波狱。岂不念，疆圻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宋高宗赵构称帝后，北有金兵压境，南有群盗骚扰，岳飞收复建康和襄阳六郡，破李成、斩杨么，深得南宋朝廷倚重，是以高宗手书“精忠报国”四字以示嘉奖。但是转眼之间，君臣在抗金一事上嫌隙暗生。至岳飞下狱，大理寺官员认为岳飞无罪，韩世忠质问秦桧，秦桧回答说岳飞之罪“其事体莫须有”。难道高宗忘记了金人的南侵，和徽、钦二帝所受的屈辱？但是如果徽、钦二帝回来，高宗又将“此身何属”——理所当然地做不成皇帝了！笑区区一个秦桧又有何能，他之所以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不过是因为恰好迎合了皇帝的心意！
世人唾骂秦桧，却几乎从未有人去追究高宗赵构执意要处死岳飞的那份阴暗复杂的心理。纵使看穿，在皇权至上的年代，又有几人敢于直言无忌？
文徵明的透彻和见识，实在大出我们的意料。传说中那个迂腐刻板的书呆子，在此间又哪里找得到半点儿影子？
野笛无腔
文徵明对唐寅的影响，很快便显现出来：唐寅开始作画了。
或许，唐寅开始作画的时间还可以追溯到更早，但其最早一幅有记载的画作，是绘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的《贞寿堂图卷》，也就是唐寅与文徵明订交的第二年。在这一年，唐、文二人均年仅十七岁。
贞寿堂是山东嘉祥县学谕周诏奉母养老的堂名。周诏字希正，其父周泰卒于广东乐会知县任上，彼时周诏和弟弟周训年纪尚幼，母亲楼氏带着两个幼子和先夫的遗骨，历经曲折，跋涉归乡。楼氏通书史、精女红，含辛茹苦将二子一女抚养成人。后来周诏中举入仕，特地建此屋奉养八旬老母。
这幅画长一百零二厘米，高二十八点二厘米，为墨笔白描山水人物画。画的右上方山峦舒缓，右下方小石杂树，其间江水澹澹。一书生临水而行，身形颀长洒脱。左下方大石粗粝，有松树根须虬曲石间。又有茅堂二间，掩映在松枝之下，一妇人端坐堂上，面目约四五十许，其子侧面侍坐，面有微髭。二童子则在旁侍立。画中人物衣褶生动，眉目鲜活。近景线条似南宋画法，又兼有元画法之柔和。皴法用拖泥带水皴，手法颇为娴熟；远景则用披麻皴，并以淡墨渲染出雾霭轻岚。
唐寅在画上自题一首七律：
作宰良人殁海邦，崎岖历过厉冰霜。
持身自信能恒德，教子咸推以义方。
老柏岁寒存晚节，孤梅雪后有余香。
荣膺禄养安仁寿，宜与南山并久长。
画后有沈周、吴宽、文徵明等十四人题诗。与祝允明同年生的长洲人吴一鹏在画上题：“丙午上元日，僭题《贞寿堂图卷》为周母致祝。”李应祯还作了一篇《贞寿堂诗序》，约略可见当时盛况。
关于这幅画，最有名的评语出自顾文彬。他说：“岁丙午，子畏年止十七，而山石树枝如篆籀，人物衣褶如铁丝，少诣若是，岂非天授？”
顾文彬是清代有名的收藏家，也是苏州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他所言“天授”，似指唐寅当时的画技完全是自学而成。台湾学者江兆申先生更是认为这幅画是唐寅早年未有师承时，“野笛无腔信口吹”的作品。
但这幅画上同时出现了宋元两种画法，这似乎多少是受到来自沈周的影响。
沈周字启南，号石田，五十八岁以后，又自号白石翁，世居苏州相城。沈周的曾祖父与“元四家”之一的王蒙是至交，父亲沈恒和伯父沈贞，均以诗文书画闻名乡里。如此家学渊源，沈周自幼便博览群书，但一生不应科举，专事诗文书画。王穉登《吴郡丹青志》将其归于《神品志》中，认为“先生绘事为当代第一”，“上下千载，纵横百辈，先生兼总条贯，莫不揽其精微”。这也难怪，王穉登既出自文徵明的门下，文徵明又是沈周的学生，徒孙对师祖，焉有不景仰膜拜之理。
但沈周画作被公认为明代第一，却也是事实。
《明史》中记载沈周为人冲淡平和。当时有位苏州知府造了新屋，要征用画师绘壁。乡人中有嫉恨沈周的人，便将沈周的名字报了上去。有人劝沈周去找当地的显贵人物，以求免去此役。但沈周说：“往役，义也，谒贵游，不更辱乎！”认为去找显贵说情，反倒更辱没个人人格。后来该知府入京觐见，有官员问：“沈先生无恙乎？”知府不知这“沈先生”是何许人，只得含混漫应。结果到了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又问：“沈先生有牍乎？”知府越发惶惑，只好去向吏部侍郎吴宽请教，这才弄明白原来是给他家绘壁画的画工。回到苏州，知府赶紧去沈宅拜访，以表歉意，又主动要求留下来吃饭。大抵知府大人认为，他肯屈尊在一个没有功名的白丁家里吃顿饭，已经给足了对方面子。
虽然《明史》中的这段记载颇有幽默感，但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的说法又有所出入。说的也是吴宽在京城任吏部侍郎时，苏州知府入京朝觐，往见吴宽。吴宽第一句便问：“沈石田先生近来如何？”知府茫然无以对。吴宽大感不悦，“太守一郡之主，郡中有贤者尚不能知，余何足问！”
依吴宽的意思，作为一市之长，竟然不知道本市著名书画家沈周先生的大名，别的还能知道什么？简直就是不学无术嘛。
但吴宽既是吴人，按照官场中不成文的规则，会不会对自己家业所在的地方最高长官这样直言呵责，姑且存疑。
这两则故事的指向，都是说沈周交游广阔，极得当时士林中有识者推崇。
沈周的画，早年承自家学，后来博取众长并融会贯通，既继承了董源、巨然以及“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吴镇的水墨浅绛体系，又参以南宋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那种劲健的笔墨，刚柔兼济，自成一家。总的说来，其画作在构图上，基本上是元人画那种平实的构图方式，在用笔方面则力求方劲有力，树枝非常劲挺，画中山石的皴法，大都“短砍”类似斧劈。这种笔法在元人画中很难见到，倒是宋明两代的浙派画中很常见。也就是说，沈周的画，在构图方面是南派的，在用笔方面却是北派的。
这里又涉及画派的南北二宗，有必要简略说明一下。
中国绘画史上的南北宗之说，是晚明书画家董其昌提出的。他将李思训和王维视为“青绿”和“水墨”两种画法风格的始祖，并由此倡导将中国山水画分为南北二宗。董其昌晚年号香光居士，大抵是与其崇信佛法有关，而画宗的这个提法正是从禅家的南北二宗脱胎而来。因禅宗向有“南顿”和“北渐”之说。所谓“顿”即“顿悟”，“渐”则指“渐识”。顿悟源自性灵，而渐识在于力行。运用到绘画体系中，南宗画即文人画，其主旨是性灵之领悟；北宗画是工匠画，从勤学苦练中产生。通常认为前者属于高雅艺术，而后者更倾向于世俗。如前述之董源、巨然以及“元四家”，就属于南宗；而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等，则为北宗一派。
这种划分方法其实并不准确，艺术创作也不可能囿于刻板的框架。关于唐寅的画，很早就有人说他是南北兼修，大多是宋人画那样妥帖求真的构图，而笔法却是元人婉约圆润一路。也就是说，唐寅的画风，恰好与沈周相反，是北派的构图、南派的用笔。
也是这一年，文徵明开始师从吴宽学文。至于正式拜沈周为师学习绘画，大抵也是这几年间的事情。而唐寅终其一生，并未拜沈周为师，他与沈周之间，颇有点儿亦师亦友的意思。
沈周对唐寅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在这种绘画的思想方面。不拘泥于前人套路，根据自身的性情和喜好而自成一格。虽然此时的唐寅年纪尚轻，还不可能考虑到将来的生计问题，只是由于耳濡目染，隐藏在生命中的天赋被激发出来，信笔涂抹，竟也无师自通，出手不凡。
此外还有一幅《小桥流水》扇面，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画中一高士携童子负卷，正涉过小桥。桥头垂柳一株，疏叶点点，人物身后是山石夹叶。此画笔法细碎，色彩富于层次感，大有少年老成之意。
只是不知画者，可老成否？
题诗记
苏州自古多奇士，遇贤僧便是其中之一。
位于苏州城东的明觉寺，俗称“东禅寺”，始建于吴赤乌二年（239），宋时有奇僧遇贤寄住寺中。遇贤是长洲人，俗姓林，平日里既不拜佛也不诵经，只喜欢喝酒。出家人饮酒食荤，本是大忌，但遇贤醉后喜赋诗，虽多俚俗，倒也不乏清致：“扬子江头浪最深，行人到此尽沉吟。他时若向无波处，还似有波时用心。”“门前绿柳无啼鸟，庭下苍苔有落花。聊与东风论个事，十分春色属谁家？”凡此种种，传诵一时。又据说其人多灵异，能预知祸福生死，故世人皆呼“林酒仙”。
东禅寺元时一度被毁，明初重建，寺内设有酒仙堂。其时寺中有天玑禅师，风雅好客，与吴宽、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都有交情，东禅寺因此成为吴中名士的雅集之地。文徵明就作有一首《东禅寺与蔡九逵同赋》诗：
何处晚凉多，溪堂夜来雨。
乔然两青衫，繁阴遽如许。
山僧候岩扉，喜听松间履。
为破明月团，自汲寒泉煮。
夜雨初停，明月高悬，汲泉煮茶，屐声隐隐。何等的闲适自在。读来令人俗念顿消，心中清凉无限。
这一年（1487）五月，经吴宽提议，由祝允明手书《酒仙诗卷》九首。沈周和唐寅题诗于其后。
既是酒仙，题诗当然不可无趣。所以沈周的题诗是这样的：
谈禅谈仙，通妙涉玄。
两家担子，一担在肩。
一六二六，一九二九。
火中龙吟，水里虎吼。
日午夜半，无中生有。
唐寅也不甘落后：
不痴不颠，是佛是仙。
开眼狂走，合眼吃酒。
北斗须弥，着紧婴儿。
日午夜半，打乖老汉。
可惜这本诗册于今遍寻未见。窃以为林酒仙诗，必取草书之洒脱方能得其趣味，否则吴宽也没有必要提议由祝允明执笔——要知道，吴中文人的楷书漂亮都是出了名的，在座诸君，随便哪一位均可胜任。
也是这一年的十月初，王鎜位于洞庭东山的壑舟园别业建成。作为从弟，王鏊自京师回乡贺喜，还带来了几位翰林院同僚一起游览洞庭胜景。沈周、祝允明和唐寅等人也前往作陪，无意中成就了姑苏城中又一场文坛盛事。
王鏊作《壑舟园记》，委婉谈及别业取名“壑舟”的原因：“仲兄涤之既倦游，筑室洞庭之岩间。其室穹焉如舟，因曰此宜名为壑舟……成化丁未冬十月朔，弟翰林院侍讲鏊记。”——藏舟于壑，王鎜意指自己从此高隐不仕。
而沈周则作《洞庭东山王鎜壑舟园图》，与王鏊同来洞庭的罗玘、白钺、涂瑞、刘机以及祝允明与唐寅六人，在画上各有题诗。
王鏊的这四位翰林院同僚今人可能不太熟悉，但在当时，能入翰林者绝非泛泛。早在明初，翰林院官员源自荐举，但自洪武十八年（1385）之后，“非进士不入翰林”已成为定例，规定一甲进士三人直接入翰林，状元授修撰，榜眼和探花则授编修。所以王鏊以成化十一年（1475）殿试探花，直接授翰林院编修。此外，还创立了庶吉士制度。所谓庶吉士，其名典出《尚书·立政》篇中所云“庶常吉士”语，主要是在新科进士中再行选拔，于翰林院学习三年后再试，合格者留院，称留馆，余者外委为他官。
至成化后，不但内阁，就连六部长官也由翰林官员充任：“其在六部，自成化时，周洪谟以后，礼部尚书、侍郎必由翰林，吏部两侍郎必有一由于翰林。其由翰林者，尚书则兼学士（六部皆然），侍郎则兼侍读、侍讲学士。其在詹事府暨坊、局官，视其品级，必带本院衔（詹事、少詹事带学士衔，庶子、谕德、中允、赞善、洗马等则带讲、读学士以下至编、检衔）。”
至此，翰林院成为阁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员的养成所，或曰踏板。地位清要，备受尊崇。
此番与王鏊同行的四个人，刘机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撷庶吉士，后累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少保；白钺是成化二十年（1484）榜眼，授编修，后升礼部右侍郎，再拜礼部尚书；涂瑞则是这一年的新科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时世称涂瑞有“翰林三妙”，即才学、书法、仪表均出类拔萃；罗玘与涂瑞同榜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学问和文采著称于世，后世称“圭峰先生”。
——这等阵容，说是高朋满座，毫不夸张。
当着这些父兄辈大儒们的面，十八岁的唐寅在画上题诗，难免略有拘谨：
一丘谅自足，陆处仍无家。
古昔曾有云，此道久可嗟。
洞庭有奇士，构室栖云霞。
窗榻类画舫，山水清且嘉。
移者固为愚，负者焉足夸。
智力措身外，讽咏日增加。
眷彼动静心，为乐安有涯。
诗风轻滑老熟，说的都是好话，也小小地展示了一点儿自己的想法。但比起平日里的水准，似乎发挥得并不充分。
无论王氏兄弟此番相邀是否另有深意，十八岁的唐寅，此时显然已跻身吴地名人之流。春风得意，马蹄正疾。
侠客梦
有多少人在年少时不曾做过侠客之梦？要么驰骋疆场，叱咤风云，建功立业；要么仗剑江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即使只是想一想，这样的生活已经足够让人心潮澎湃。
唐寅在世的五十余年间，大明帝国的土地上，天灾战祸不断。唐寅出生之前五年，也就是成化元年（1465），河南刘通、石龙等起义，拥精兵四万。不久，刘通余部李胡子等再起，聚众至百万人，历数年方平。唐寅出生当年，蒙古部和鞑靼部接连犯境，湖北荆州、襄阳两地又有流民作乱；唐寅十八岁这一年七月，鞑靼部又犯甘州；十一月，安南（今越南）侵占占城。战事频仍，真可谓内忧外患，此起彼伏。
虽然那时候没有电视和互联网，但明中叶以后，邸报传播速度加快，虽然原则上这些邸报是发给各地官员们看的，但民间也借此了解到国家的新消息。而苏州南通北贯的客流量注定它是消息灵通之地，再加上这些苏州士人要么出外为官，要么赋闲在家，与京城时有书信往来。可以想见，这些有关战争的消息是怎样让少年唐寅心绪难平，血脉偾张：
烽火通麟殿，骠姚拜虎符。
马声分内厩，旗影发前驱。
想当年战争的消息传到麒麟殿，年仅十八岁的骠姚校尉霍去病随大将卫青出击匈奴。初次征战即率领八百名骁骑深入敌境数百里，把匈奴兵杀得四散逃窜：
六郡良家子，三辅弛刑徒。
夜垒传刁斗，秋风感蟪蛄。
功成筑京观，万里血模糊。
所谓“京观”，是古时为炫耀战功，聚集敌尸，封土而成的高冢。这末一句杀气腾腾，大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万丈豪情。
这是唐寅所作两首《出塞》诗中的第二首。我疑心，唐寅当年托人转交给祝允明的“乘时之志铮然”的两首诗，有没有可能，正是这两首豪情满怀的《出塞》？
或许，还有这首《侠客》——
侠客重功名，西北请专征。
惯战弓刀捷，酬知性命轻。
孟公好惊座，郭解始横行。
相将李都尉，一夜出平城。
依少年唐寅的看法，真正的侠客可以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而舍生忘死。他又举了西汉时期的三个人作为他心目中侠客的典范：
一个是陈遵，“孟公”为其字。《汉书》将陈遵列入《游侠传》，说他“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弆以为荣。请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怀之，唯恐在后。时列侯有与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门，曰陈孟公，坐中莫不震动，既至而非，因号其人曰陈惊坐云”。陈遵平时嗜酒成性，不拘礼法，常酩酊大醉，有失体统。相传他每次邀众宴饮，待宾客满堂，就关上大门，把客人的所乘之车车轴两端的销钉扔到井中，这样一来，纵然客人有急事，也无法离开。虽然做事如此怪诞不经，但陈遵其人颇受游侠们推崇，名重一时。
第二个是游侠郭解。作为《史记·游侠列传》中的主要人物，郭解的外表是陈遵的反面版本：短小精悍，性格沉稳，从不喝酒。年轻时的郭解心狠手辣，恣意杀人，还干些盗墓和铸假币的勾当。但是后来，郭解一改旧行，对人以德报怨，颇得善名。
第三个是飞将军李广。“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盛唐边塞诗人王昌龄的这首《出塞》，让李广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我并且相信，唐寅那首《出塞》诗中的“六郡良家子”，指的也是李广。因为李广本是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秦安县）人，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大举入侵萧关之时，李广正是以良家子弟的身份参军御敌的。
陈遵和郭解显然都不是行止无瑕的“完人”，但在唐寅看来，这无损于他们成为慷慨助人、仗义轻财的真豪杰。或者，少年唐寅还认为，正是因为这些“缺点”，展现出真实的、未加矫饰的真性情，因而别具人格魅力。
除此二首之外，还有《陇头》《陇头水》《相逢行》《紫骝马》《骢马驱》等多首乐府诗，抒发的都是诸如此类的少年胸臆。
虽然深信“侠客重功名”，但是怎样抵达这种“功名”，少年唐寅似乎还不曾仔细想过。对一个文弱的书生而言，从军参战似乎无限遥远。
所以这是一个虚幻的、飘浮在半空中的梦境，他在梦中看见大漠风烟、铁马冰河，听得旌旗猎猎、战马嘶鸣……它们与他眼前的江南烟雨、小桥流水，共同构成一个奇异的、亦真亦幻的世界。
这个侠客之梦从少年时代开始做起，一直到他陡然遭受家庭剧变，以及紧随其后的科场案发，仕途无望，命运急转直下，又一直到他贫病交加的暮年，这个梦也不曾真正地消失。
梦境可以贯穿一生。但是隔着五百年的光阴，我们看见，一个人生命中最轻盈快乐的年华，如同一缕疾风中的烟云，正在飞快地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