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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大学治理结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大学治理结构”概念。全国教育体制综合改革确立了48个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试点院校将推进校院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突破口，其目的在于通过校院两级分权，实现管理重心进一步下移，以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从而充分调动基层学术组织的积极性，激发院系办学活力。
完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谋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作出全面部署，指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国家颁布了系列规章制度，这些政策法规的实施将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探索之路纳入常态化、法治化与规范化之路，进一步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建设。2015年和2018年两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法律形式提出要求，教育部颁布实施《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2012）、《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2015）、《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2017）、《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2019）、《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2019）等。
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条件。国务院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作出明确部署，强调要以学科为基础，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学术组织建设，充分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引导高等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治理结构作为“双一流”建设的核心，为进一步推进“双一流”建设，国家对现代大学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2021）指出，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深化人事制度、人才评价改革，充分激发建设高校内生动力和办学活力，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高校治理结构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即政府、社会与高校关系及高校内部治理要素的关系。现代治理与传统管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概念性差别，一般管理强调自上而下的高校垂直监管，高校治理比较关注与其制度运行存在利益关联的群体利益诉求，在多元利益群体参与中，平衡高校管理价值，提升其管理效率（林闻凯，201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突出强调国家治理，新管理主义的治理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由于大学管理强调实用性即功利价值，大学治理则强调长效性即价值理性，高校重视“管理”而忽视“治理”（丁笑梅，2012）。治理与管理的边界不清晰，各方对于利益的不同诉求，这是当前我国大学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重构现代大学治理理念，重塑大学治理结构一直困扰着高校与学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指出，要“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刘延东也指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形成新型的大学内部治理关系”，当前我国僵化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已经成为制约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桎梏（别荣海，2016）。故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研究如火如荼，所谓高校治理结构就拘泥于内部治理结构，忽视了政府、社会与高校等外部关系治理的重要性。另外，我国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在调整与完善的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矛盾与冲突，如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界限在治理结构的不同层级之间不清不楚地纠缠，对改革的路径和策略尚不太明晰，难以寻求到合适的切入点和抓手等（别荣海，2016）。也有学者认为，高校内部的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不是一个层级的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是在政治权力的统领下发挥作用的（靳玉乐，2023）。
随着社会发展，大学功能不断扩展，学校与政府、社会联系越来越多，外部治理结构理应得到更加重视和关注。高校尤其是公立大学的治理受到政府影响较大，政府一般运用法律法规、战略规划、拨款资助、行政干预、质量评估、社会舆论等多种政策工具，对大学发展施加影响。另外，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三部委于2015年10月联合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学校、地方、行业、企业和社区共同参与的合作办学、合作治理机制”（刘向兵，2016）。但是，由于管理体制和文化传统等原因，高校与社会脱节问题比较严重，主要表现在政府强势于学校；行政强势于学术；学校强势于学生；学校强势于社会（赵炬明，2015）。
20世纪90年代，利益相关者理论被引入大学治理研究领域，学者们把大学看作是所有利益相关者权益主张实现的载体，政府、校友、纳税人等被纳入大学利益相关群体中。此外，西方政治学、管理学领域开始兴起一种新的社会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它强调将公共事务管理权限和责任，从传统的“政府”垄断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多元主体共治局面。无疑，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共同治理理论为分析大学与政府、社会、大学及院系各利益群体关系提供了可借鉴的分析范式与理论框架。
共同治理理论是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最先用于公司治理领域，后来发展到社会、教育等相关领域。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知识生产与传授模式转变，传统的学术治理转向了共同治理。而针对目前中国大学制度存在的弊端和大学实施共同治理的优势，实施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大学共同治理模式可以更好地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学制度。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ACE）以及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AC&U）在《学院与大学治理的联合声明》（Statement on Government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1966）中将“共同治理”定义为“基于教师与行政部门双方特长的权力和决策的责任分工，以代表教师和行政人员共同工作的承诺”，提出共同治理原则。
在比较与借鉴研究方面，众多学者考察了美国大学从建立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治理制度，指出目前美国大学最普遍的治理模式是共同治理，并且代表了西方大学治理的历史发展方向（王英杰，2011）。杨瑞龙（2000）提出了从单边治理到多边治理，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共同治理。盖尔认为高校的实质是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Gayle，2004）。大学治理结构形式上体现为一种对大学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其实质是大学决策权力的制度安排问题，既表现为大学内部权力的分配、协调与行使的制度，也表现为大学与外部环境，如政府和社会等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相互作用的规则。共同治理是大学管理创新的关键（刘献君，2015）。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高校治理逐渐走向多中心共同治理时代。只有通过高校治理结构的变革与优化，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才能促进高校面向社会办学，满足学生与社会需要。
在共同治理视阈下，大学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事务决策和监督等问题长期没有得到理论界的重视。在宏观治理体制机制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方面，研究者多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陈德文，2002；顾海良，2003；李卫红，2004；李明泉，2005；李延保，2008；赵永贤，2011）、学术委员会发挥教授治学作用（秦惠民，2002；苏宝利，吕贵，2003；毕宪顺，2004，2005，2008，2011；王建美，宋静波，2011）和教代会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进行民主管理（沈芸，2004；张丽君，2005；郭卉，2007；毕宪顺，赵凤娟，2009）等诸方面进行研究。虽然也有很多研究者关注董事会制度建设，但把董事会作为治理结构主要因素多元化治理的研究文献却非常鲜见。一些研究多是探讨西方国家高校董事会制度（车海云，2001；潘燕，2004；付姣，2006；辛艳慧，2007；李红桃，2008；许金龙，徐晓娜，2008；王绽蕊，2010）。赵炬明（2015）还提出在我国高校建立学校治理委员会制度的设想。对董事会和理事会单独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多，但把董事会、理事会等作为外部治理结构的重要因素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系统性研究建构我国高校治理结构的文献就更少了。
总之，如何变革和构建治理结构体系研究不够；就教育而研究教育得多，从新管理学视角思考治理结构不够；内部治理结构研究得多，关注高校外部治理结构不够。并未有意识地在共同治理理论框架中，聚焦高校内部和外部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探讨，很少从利益相关者去分析各要素理应在治理结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提出变革与优化高校内、外部宏观治理结构的路径。
高校组织变革是建设“双一流”和向社会开放办学的亟待需要。以管理学“共同治理”理论为支撑，以治理结构（治理元素）为基点，探寻适应高校内、外部宏观治理结构的核心要素，分析其机制和机理，编制动态模型，提出多元治理结构变革与优化的不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