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立剧专的办学宗旨与办学条件

国立剧专以“研究戏剧艺术，养成实用戏剧人才，辅助社会教育”为办学宗旨，以“精诚立达”为校训。据余上沅解释，“精诚”取自《庄子·渔父》“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立达”取自《论语·雍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前者切合学习表演戏剧之真谛，后者深符本校培植人材之本旨”。校徽图案为蓝地、黄铎形、白色面具纹、白色“精诚立达”四字校训。据余上沅介绍，白色象征“真”、蓝色象征“美”、黄色象征“善”，而木铎者，古人施教时振之以警众者也。校旗图案为蓝地、黄三角、黑铎形、白面具纹，校名文字为白色仿宋体。余上沅解释道：“戏剧艺术之最高目的为真善美”，颜色象征意义与前述相同，中有三角，表示真善美三位一体；铎形象征施教警众也，而黑色者则象征“力”也。校歌由余上沅作词，唐学咏作曲，包括两段“我们以诚恳的态度，为着真善美用功。不怕艰难不怕苦，去做剧艺运动的先锋。本着国立剧校的精神，勃勃蓬蓬勇敢的冲锋！冲锋！我们是团结的份子，正与剧中人相同。抛弃小我掬血诚，铸成唤起国魂的警钟。本着国立剧校的精神，振聩发蒙敲动了洪钟！洪钟！”

校训、校徽、校旗，结合戏剧艺术的特点，强调了人才培养之宗旨，突出了“戏剧艺术之最高目的为真善美”；校歌要求学生“不怕艰难不怕苦，去做剧艺运动的先锋”，要“与剧中人相同。抛弃小我掬血诚，铸成唤起国魂的警钟”。校歌歌词富于时代激情，既是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也表明了学校要汇入时代洪流，铸成唤起国魂的警钟之决心。如果说校训、校徽、校旗更多地强调了对于学生为人为艺的要求，那么校歌则更具热血性，更富时代性。其内涵是学校办学宗旨的丰富和延伸，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一

除临近新中国成立前半年，余上沅主动辞职之外，国立剧专的十四年办学历史中，从筹建开始，一直由余上沅担任校长。成立之初，国立剧校实行的是由教育部与宣传委员会共管的模式；1940年升为专科之后，国立剧专隶属于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并取消了此前凌驾于校长之上的由张道藩担任主任委员的校务委员会，组建了由校长任主任委员，由各处主任、系科负责人及教师代表组成的新的校务委员会。学校下设有训导委员会，辅助主持学生训育及事业指导等事宜；演出委员会负责主持学校试演及公演等一切演出事宜；图书委员会负责主持学校图书购置等事务；出版委员会负责主持学校一切出版事务。

建校之初，学校每月的划拨经费为3 600元，1936年因增设一班，每月增为4 600元；改三年学制（1937年）后，每月调至6 000元。抗战时期，划拨经费降为七成，即每月仅为4 200元；1939年下半年，因学生增多，每月经费才又调为6 000元。国立剧校的专业性设备，经四年累积，到1939年江安时期，布景计有400多件，约值4 000余元，灯光器材200余件，约值2 000余元；中外古代服装及现代男女老幼服装800余件，约值4 000余元；道具300余件，约值1 000余元；统计约值12 000余元。 每届公演试演及平时学生实习，各项设备，亦均逐日增加。至1939年底，演剧设备，已大致能够敷用。但是总体来讲，国立剧专的教学设备是十分简陋的，乐剧科似乎尤为如此。正如剧专学生程乐天所说：“当年乐剧科教师是第一流的。但教学设施却是末流的，在江安那样偏僻的小县城里。破烂的文庙内，仅有两三台旧钢琴和其他很少教学用具，却培养出了如此众多有用之材，主要靠的是师生们的敬业、敬学精神力量。”

作为一所戏剧学校，国立剧专对于校舍、剧场等物质条件都有着基本的要求。“前南京”时期，国立剧校位于中山北路薛家巷，租用了一套四进十六间的房子，分作礼堂（兼作剧场）、教室与办公室。条件简陋窄逼，阴暗潮湿，学生晨练亦需另觅他处。据说，其时国民政府本已准备为学校另建校舍和剧场，后因战争全面爆发而告终止。长沙时期，学校位于稻谷仓葵园。重庆时期，学校租借了上清寺街六栋相连的民房，勉可敷用。江安时期，学校则以文庙为校舍。较之于以前，江安时期的屋舍条件相对宽余，除教室、礼堂、图书馆、办公室及学生宿舍之外，还配置了阅览室和杂志室等，并在大成殿前搭建了较为宽大的剧场。1939年9月出版的《剧场艺术》第1卷第11期封面上，发表了该剧场的铜图，从图片上看，实属简陋；并配有文字“国立戏剧学校在渝 改造之剧场，原系孔庙大殿及前庭，大殿前部为戏台，后部为后台，观众则坐于露天之前庭中” 。北碚期间，除搭建露天舞台（时称“希腊”简易剧场舞台）之外，还租用了学校对面的中国儿童福利院的小礼堂。由于剧场与舞台均太小，于是“与北碚地方上合建一座剧场，剧场还没有盖好”，学校即已复原南京。返回南京后，学校于1948年在图书馆西边建筑了舞台，留出了观众席的空地。

国立剧专自始至终对图书购置都颇为用心。1939年底，剧校中文书籍即有3 900余册，外文图书有160余册，中西杂志20余种，地图及各种图表多种。同时又派人到重庆等地收集诸子百家等国学经典书籍300余册，购置外文原版辞典多种。“因战时外汇统制关系，西文书籍不易购得，剧专则精印英文概况一种，并附函分寄各国戏剧专家，托请捐赠。国外捐赠书籍者，未曾间断” ，且多精本。至1939年底，即收到数十册，其中安斯那格尔一人即捐赠图书7册。李乃忱曾说：“学校迁到江安那个极为偏僻的小县城，我们都可以看到国际上的戏剧动态，新的剧本和演出信息，也吸引了很多专家学者，愿意到学校来排戏讲课，如洪深、焦菊隐、章泯、陈鲤庭、马彦祥等。” 由于“戏剧为综合艺术，范围所及，甚为广泛，诸如电学、色彩学，以及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故而剧专藏书以戏剧为主，并兼及其他科目。戏剧方面包括编剧、表导演、灯光、舞台美术等丰富、多样而又齐全的名著和理论等书籍。 剧专的图书馆人员，会对学生的书籍阅览情况进行记录，并做统计分析，以此了解学生的知识兴趣点，供教学参考。

剧专学生在回忆学习生活时，多曾谈及学校图书馆。第十三届学生赵琪曾说：“这里藏书量虽不算多，但关于话剧方面的书却应有尽有。不仅有中外剧本和专著，还有一些市面书店已不易寻到的旧版本。” 剧专的图书（及服装道具等），抗战期间自南京到长沙、重庆、江安、北碚，再到南京，辗转数千里；学校每次搬迁，几乎都是图书先行，并安排专人护送。

除注重图书购置之外，在条件成熟时，剧专也重视图书室建设。迁校江安初期，大成殿前院搭建剧场，后殿则暂充图书馆。后因后殿光线暗淡且面积狭小，1939年底又在两翼各新建一屋，左翼新屋用作普通阅览室，可容纳50人阅读使用，用作学生阅览室；右翼新屋分割为三：教师阅览室、期刊室和绘图室。原后殿图书馆则仅作书库及办公室。1948年，学校在教育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建立了图书馆。

二

在谈到国立剧专教育观念时，似乎都会想到余上沅兼容并包的教育原则。陈治策在纪念剧专七周年之际曾说，余上沅具有“博大宽厚的精神，容纳各方面人才”。 第八届学生周牧也曾说，余上沅“延聘各种立场、观点、流派的专家学者到校任教，兼容并包，只要有一己之长，皆可以上讲坛，让学生去明辨慎思，选择各自的艺术道路”。 余上沅认为：“教师是学校的灵魂，是办学之本，只有一流的戏剧师资才能培养出一流的戏剧人才。”剧校首届学生沈蔚德回忆道：“余上沅校长经常说我是按照蔡元培校长的教学思想办学，我不管什么党派，只要有真才实学，把学生教好，我就想方设法把他请到学校里来。” 洪深、曹禺、黄佐临、金韵之、焦菊隐、张骏祥、杨村彬、章泯、陈鲤庭、陈痩竹、王家齐、陈白尘、陈治策、阎哲吾等当时中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家和理论家，都曾在不同时期汇聚于国立剧专。

国立剧专教师分为专任导师、兼任导师、特约讲师及助教四种。兼任导师按每小时2至3元计算；特约讲师，学校根据需要随时约请，按每小时4至6元计算；学校专任教职员的薪酬则在聘约中约定，每月从20元至200元不等。无论与同时期国内大学教师相比，还是相对于物价而言，剧专教师的薪金都偏低，到1940年代中后期更是如此。据余上沅夫人陈衡粹说，建校之初余上沅“工资自订198元，而且十四年一直没变。中间几次工资调整，人家都提级加薪了。和他一起回国的大学教授，有的都提到300多元，他还是那198元”。 可见，学校总体经费之紧张程度，余上沅一直在勉力支撑。由南京到长沙，教师减少了差不多十位，其课程或者换人或者停开，同时由于“当时全国正掀起抗战救亡运动高潮，各行各业都组织起了抗敌后援会，在进行抗战救亡宣传活动”，在此情形下，“学校改变了按部就班的教学方式，不得不把教学和抗战宣传结合起来”。

国立剧专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本校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并不断吸收新回国的戏剧留学人才；抗战期间，不断流徙，每到一处必得另聘一批教师兼课或专任。 在战时特定的历史情形下，教师流动性很大。尽管江安时期，校舍条件相对较好，但由于“江安较为偏僻，同仁辄多静极思动”，“此间又无活动余地，生活窘迫”，“聘期教员诚为严重问题”。 1945年7月，在正式接收歌剧学校的同时，即首先争取聘请原歌剧学校的教师。经过争取与挽留，朱枫林、于忠海等人同意应聘剧专。 江安时期，聘用教师也十分不易，即或工作一段时间也因各种原因而离开。1939年黄佐临、金韵之离开，1940年初张骏祥离职，1942年暑期焦菊隐离去，1943年洪深离校，1944年章泯、陈鲤庭辞职，等等。这期间，离职的教师还有曹禺等人。张骏祥即是因为感到江安太闭塞，看不到任何别的话剧演出，才辞职去了重庆。这些人都是全国著名戏剧家，“他们离开了，给学生们留下的是巨大的失落感，失掉老师教导的惶惑”。 余上沅等人曾数次萌生搬迁学校之意，最终均未能如愿，直到战后方才迁至重庆北碚。“迁建之重要及其与学校发展之关系，人皆稔知。母校迁江四年来，亦曾一再努力于此。乃困难过多，屡试屡败”。 甚至此前还有教师因迁校不成愤而辞职者，原因是不忍目睹剧专因偏居江安而发展受阻。事实上，余上沅曾因“力谋迁校不成”，而“愤而不谈”迁校之事，私底下却“仍在暗自筹划”。剧专学生陆明达、李永铎等人认为迁校北碚是剧专学生自治会取得的“迁校胜利”的说法 ，并不准确。不过其时戏剧人深知人才储备对于艰难发展中的中国话剧的重要意义。如若条件允许，他们大多愿意受聘或兼职于国立剧专。

剧专十分重视学术研究，曾成立了研究实验部、中国固有戏曲研究会、“演员基本训练教学设计会议”等研究性机构。剧专曾成立编委会编撰《中国话剧运动史》。聘张道藩、顾一樵、梁实秋、赵太侔、余上沅、黄作霖（黄佐临）、万家宝、阎哲吾、舒蔚青为委员，由舒蔚青任总编纂 ，并曾登报征集话剧史料。由于战乱等种种原因，《中国话剧运动史》的编撰工作并未完成。当时，舒蔚青曾编辑出版过《中国现代戏剧图书目录汇编》，1942年舒蔚青病逝于北碚，其手稿和藏书由国立编译馆收购。

国立剧校还聘有国外通讯教师，如焦菊隐（1936—1937年），其时在巴黎大学研究戏剧；张骏祥（1936—1937年），其时在耶鲁大学研究戏剧；孙晋三（1937年），其时在哈佛大学研究戏剧；熊式一（1936—1937年），其时在伦敦从事戏剧事业；时昭沄（1937年），时为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张骏祥留美期间，“经常寄来美国话剧活动的通讯”；熊式一、储安平等“也都先后寄来过不少戏剧教育信息，使我们在校的同学开阔了视野”。 通讯研究导师通过发表通信论文，以增进学生的学识，开阔学生的视野。

三

十四年中，国立剧专的学制与系科（专业）几经调整。除话剧科之外，还设有乐剧科与高职科；学制由两年制、三年制、五年制，再到“三·二”制。抗战期间，国立剧专还多次开办各种特别班、短训班等。具体情况，可参见表0-1。为弥补因学制原因，而致使两年制、三年制毕业学生可能基础不牢固的遗憾，国立剧专曾于1942年，计划针对已毕业学生开设专科四年级，然而两次均因人数不足而取消。

国立剧专《学则》用九章三十四条对学生学习等方面进行了规定。除“三·二”制专科时期，剧专主要招收初中及初中以上学校毕业生，但须经入学测试及格后方准入学。而事实上，学生中多为高中毕业生，甚至还有大学毕业生。学校免除学生学费、讲义费等，住宿费每学期5元，膳费自理。每学期成绩不合格者会被降级或退学处理。生源较为丰富，且招生严格。建校初期在南京招收了三届学生，第一届报名参考的学生有600人，仅收60人，第二届报名参考的学生有200人，实际招收35人，第三届在长沙补招时，参加复试的有48人，最终只录取了6人。抗战期间的几次迁徙，对剧专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初期由南京到长沙，以及由长沙到重庆的搬迁，学生和教师的流动性很大。由南京到长沙，第二届学生仅到19人。同时，剧专在《公演学生服务规则》中，对公演中服务学生的行为进行了细致规范。

尽管免收学费，且学生有微薄的战时贷学金，但由于抗战期间，学生多来自沦陷区，全无别的经费来源，学生生活苦不堪言。据剧专学生蒋廷藩、田庄、张家浩等人回忆，抗战期间，学生勉强“维持着最低的伙食水平，佐餐的菜，常是几粒胡豆或几根黄豆芽，或萝卜干……吃的饭则是带有碎石、糠皮、稗子的糙米，饭菜虽难以下咽，同学们的情绪仍是非常乐观，吃饭时还展开想象，做出夸张动作，表演在吃大鱼大肉”。 据说，校长余上沅见之，流下了心酸的眼泪，在与教师商量之后，剧专发起了“凭物看戏”的演出活动，以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学生的伙食问题。“凭物看戏”演出的节目丰富多彩，包括魔术、杂耍、大鼓、快书、独唱、合唱、四川金钱板、川戏、京戏以及话剧，其中京剧是重头戏。“凭物看戏”演出期间，余上沅曾亲自导演了《日出》，该剧由焦菊隐、陈治策、王家齐、马彦祥、刘静沅等教师，以及冀淑平、温锡莹、蔡骧、林飞宇、张雁等学生共同表演。该次演出十分成功。后来经余上沅力争，学生的贷学金有所提高；兼之功课较忙，“凭物看戏”前后举办了四次便停止了。 QyYLggkJRnTwkPl5/dKt0SeUWv4SIFKIBB54bSw8jZ1qWBl4emDp0JQxEfSOG7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