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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剧专并未辜负历史，而历史却似乎辜负了国立剧专。大半个世纪以来，对国立剧专的研究成果，较之于其历史贡献，应当说是很不相称的。对国立剧专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主要始于其身份（即为中央戏剧学院“前身”之一）得到正式确认的1980年代
，而学术界对国立剧专研究的重视则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了。迄今为止，在剧专学生的努力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而对剧专的研究却还偏于零散，至今尚未有对其展开较为系统研究的学术著作。
对国立剧专的研究，就成果形式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回忆性史料、史料整理、研究论文与著作等。就成果内容而言，主要包括：对剧专历史、教学与演出活动的梳理，对剧专教育观念、教学方式的提炼与总结，对剧专演剧艺术探索及其成绩的研究，对剧专在中国现代话剧与现代话剧教育史上历史地位的研究，对余上沅戏剧教育观念及其对剧专办学影响的研究，以及对教师在剧专期间戏剧活动的研究等。就史料整理（含史料追述等）与学术研究的主体来看，主要包括剧专师生等“亲历者”及学术界。这里以文献整理或研究的主体为第一线索，以成果形式与内容为第二线索，对国立剧专的史料整理与研究情况做一述评。
首先是剧专师生等“亲历者”的回忆性文献。新中国成立后国立剧专的史料方面，回忆性文章占比较大，且主要集中于新时期以后，尤其在余上沅百年诞辰（1997年）前后。这些回忆文章的内容大多是综合性的，即将多种主题融合于一体，进行交错性叙述，只是叙述中各有侧重而已。其中，既有偏于回忆在剧专学习生活的，如陈永倞的《怀念》（《四川戏剧》，1996.2）、朱家训的《在剧校一届学习回忆》（《戏剧》，1996.2）、张逸生与金淑之的《在国立剧校两年》（《戏剧》，1996.3）、何之安的《国立剧专五迁琐记》（《戏剧》，1996.3）等；也有偏重于回忆校长余上沅与剧专教师的，如周牧的《为中国戏剧奉献一生的余上沅先生》（《戏剧》1996.2）、刘厚生的《戏剧战线的重大损失——追念马彦祥同志》（《戏剧报》，1988.3）、张家浩的《追忆马彦祥二三事》（《上海戏剧》，1989.6）、张逸生的《哭白尘师》（《中国戏剧》，1994.7）、李乃忱的《佐临和丹尼老师在国立剧专》（《戏剧》，1996.3）、吕恩等的《追忆曹禺老师》（《世纪》，1997.5）等。这些回忆性文章基本都是由剧专历届学生所写。作为当年剧专生活的亲历者，他们的回忆与叙述具有某种权威性。如周牧的《为中国戏剧奉献一生的余上沅先生》梳理了余上沅的戏剧生涯、戏剧观念及其对剧专发展的历史贡献；陈永倞的《怀念》、张逸生与金淑之的《在国立剧校两年》，叙述了剧校期间的戏剧教学与演出活动片段，对于国立剧专研究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次是剧专师生等“亲历者”的史料整理。他们在国立剧专的史料整理方面，主要收录的是由剧专师生撰写的文字及各种原始文献、统计整理资料等。其中包括《剧专十四年》（1995）、《情系剧专》（1997）、《国立剧专·江安》（1994）等。《剧专十四年》共收入了98篇文章及四种附录，其中，既有蒋廷藩的《我的舞台美术启蒙老师——张骏祥》、蔡骧的《记万先生的教学》、陶熊的《万先生三审〈反间谍〉》等关于剧专教学活动的文章，陈志坚的《〈凤凰城〉震撼山城》、张家浩的《记忆犹新的话剧〈岳飞〉》等关于剧专演剧实践的文章；也有刘厚生的《国立剧校地下支部和前期学生运动》、李永铎的《1942—1945剧专杂忆》等叙述剧专学生政治活动的文章。该书附录中收录了统计整理后的“历届演出剧目统计”“学校剧团演出剧目统计”“教师名单”“历届同学名单”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国立剧专在粤校友为剧专史料整理也做出了很大贡献。自1988年4月，他们即开始编印《南雁》，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章；并于《南雁》百期之际，出版了《南雁百期纪念》。《情系剧专》亦由国立剧专在粤校友编印，出版于余上沅百年诞辰之际。为避免与《剧专十四年》等重复，《情系剧专》重点突出的是“情”，收录了较多的纪念性诗词与文章。除回忆剧专学习与生活之外，在纪念主题板块中，收录了对余上沅、曹禺、黄佐临、应尚能、江村等人的系列性纪念文章。该书同时收录了李乃忱的“访问陈衡粹”及“张定和为国立剧专所作歌曲集”等较为重要的文献资料。
在国立剧专史料整理方面，最全面的成果当属由剧专第三届学生李乃忱整理出版的《国立剧专史料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该“集成”包括上中下三卷，收录了260余篇文章，整理了数百篇师生简介以及多种演出海报、秩序单等。该集成分为四大部分，上卷包括“校长篇”“教师篇”，中卷为“学生篇”，下卷为“成果篇”。对剧专的情况介绍被纳入“校长篇”之中；“教师篇”中对主要教师进行了简略介绍，收录了其代表性文章及戏剧界人士的回忆文章等；“学生篇”则以届次为线索进行叙述，介绍了各届的重要活动与成绩以及有代表性的学生。“成果篇”部分，整理了“国立剧专历次演出剧目一览表（1936—1949）”，搜集并整理了剧专1—94届公演秩序单和剧照。“辅助社会教育”部分，搜集并整理了剧专历届学生各种巡回演出及纪念演出的秩序单等文献资料。该“集成”系统叙述了国立剧专的办学历程、办学宗旨及创作情况、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成就。《国立剧专史料集成》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出版弥补了剧专在史料整理方面的不足，其中丰富的剧照、演出说明书等尤为珍贵。
再有是剧专师生等“亲历者”的话剧教育史撰写。作为国立剧专教师，阎折梧（阎哲吾）组织了一批当年学校的师生（及少量该领域的重要学者），分别撰写了民国期间各学校话剧教育情况；以此为基础，主编了《中国现代话剧教育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该书最大的特色与成绩在于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这些文章对国立剧专等戏剧学校从学校历史沿革、教师队伍、学生情况、课程设置、教学特色、演出情况等，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在史料梳理中，许多作者还对该校的特色、成绩与不足，以及在现代话剧教育史上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该书的国立剧专部分，主要包括“办学十四年综述”（阎折梧执笔）、“首届二年制的教学概况”（朱家训执笔）、“第二届二年制教学散记”（张逸生、金淑之执笔）、“迁渝后改三年制的教学概貌”（肖能芳执笔）、“专科五年制教学漫记”（朱琨执笔）、“专科新二年制的教学印象”（陈奇执笔）等内容。尽管由不同人分阶段叙述，但基本囊括了剧专的整个发展历程。除阎折梧之外，其余执笔者均为剧专各届学生。这些资料对于此后相关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然而其留下的缺憾亦在于此，即因突出史料性，而未能进一步从话剧史和教育史的角度展开系统研究。尽管如此，该著作当是迄今中国现代话剧教育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赵铭彝为该书撰写的“序”，亦是一篇梳理与研究中国现代话剧教育的重要文章。
由于年事已高，剧专学生未能对国立剧专展开更深入的研究，真正将剧专研究向前推进一步的是学术界。学术界对国立剧专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剧专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这些成果多以史料梳理为主，并辅之以某种学术性探讨，具有一定的史料和学术价值。其中，既有对剧专教学、演出和研究等活动的整理，如康世明的《国立剧专在四川的抗日救亡活动》（《情系剧专》，1997）、朱葆珣的《记国立剧专文艺研究会》（《新文化史料》，2000.3），以及谢增寿与张祏元的著作《流亡中的戏剧家摇篮——从南京到江安国立剧专的研究》（天地出版社，2005）等；也有对剧专教师史料的整理，如黄丽华的《陈瘦竹传略》（《新文学史料》，1992.3）等。康世明的前述文章，在梳理剧专在四川的抗日演剧活动、统计其演出剧目的基础上，认为剧专在四川抗战剧运中做出了三大重要贡献：“在重庆、江安、宜宾、泸州、内江及长江沿岸各地，进行了广泛、深入、精采、多样的抗日话剧和利于抗日的进步戏剧的演出，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有力地促进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对部份戏剧社团进行了戏剧艺术业务、技巧的辅导”；“为四川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争取民主的运动，提供了一批得力的进步戏剧人才”。
对抗战期间剧专的演剧活动较为系统的整理，无疑有助于深入了解剧专的历史贡献。谢增寿与张祏元的前述著作，应当是目前介绍国立剧专唯一的专著形式成果。或许由于作者为历史学专业出身，该书重在梳理国立剧专十四年的演变史，仅在历史叙述中附带性地对剧专的教育观念、教学原则等进行了某种梳理和概括，而并未对剧专展开较为深入的研究。
其次，对国立剧专教育教学的研究。这是国立剧专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较多的话题。其中，既有在对剧专予以综合性研究的同时，穿插着探讨其教育教学活动的，如段绪懿的硕士学位论文《国立剧专的历史演进与活动述评》（四川大学，2007）；也有集中研究剧专教学问题或探讨剧专的教育教学特点的，如闫小杰与傅学敏的《论国立剧专“三维一体”的戏剧教育模式》（《宜宾学院学报》，2009.9），或研究剧专某一时期的教学情况，如傅学敏的《1935—1937：国立戏剧学校在南京》（《戏剧》，2019.4）；还有将剧专置于整个现代话剧教育中予以研究的，如支用慧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国立剧专为核心的中国现代话剧教育考察》（云南艺术学院，2019），以及贾冀川著作《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等。这些研究重在梳理剧专的教育教学活动，并对其教育方式和教学特征等进行归纳（如前述闫小杰与傅学敏一文）。贾冀川著作部分地涉及国立剧专的教学活动情况。该书按时间顺序，梳理了辛亥革命前后、五四运动到抗战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以及港澳台的现代戏剧教育。该书以讨论现代话剧教育为主，同时涉及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等戏曲教育；以探讨现代戏剧学校教育为主，也涉及了富连成科班、昆曲传习所、上海艺术剧社“戏剧讲习班”等科班、传习所、讲习班式的教育。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以讨论国统区的国立剧专等学校戏剧教育为主，也探讨了延安“鲁艺”等及“孤岛”上海的戏剧教育。不仅研究了大陆的戏剧教育，而且探讨了港澳台的戏剧教育。该书在讨论对象与使用资料等方面均较为全面。
丰富庞杂的史料既是研究的基础，也可能对研究形成某种“反制”，让研究拘囿于史料之中。也就是说，在史料梳理中，未能跳出史料进行整体把握。如支用慧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提出的研究目标为：“在对史料和文献进行整合性挖掘的基础上，明确了国立剧专在中国现代话剧教育史上的地位”；同时，“在梳理了余上沅的戏剧教育思想和国立剧专的历史后，分别探讨了国立剧专的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特色、师资队伍搭建以及人才流向和公演实践的价值和意义，进一步明确了国立剧专在中国现代话剧教育建设中的作用”。
然而，在讨论“国立剧专的教育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时，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注重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专业课的学习融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探讨“国立剧专的教学特色”时，论文总结为：教风严格，鼓励学生创作和创新，以及注重理论实施，还注重实践的同时推进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事实上，这些结论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戏剧学校，并未触及余上沅的戏剧教育观念及剧专教学的本质特征。作者似乎并未从资料中梳理和挖掘出更为本质性的特点。
再次，对国立剧专演剧艺术与实践活动的研究。演剧实践是剧专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也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段绪懿较为集中地对此进行了研究，如《论余上沅的戏剧导演艺术理论》（《中华文化论坛》，2013.11）、《民国时期国立剧校的表演艺术》（《中国艺术时空》，2014.6）、《论国立剧校之演剧类型》（《四川戏剧》，2015.3）等，对剧专的演剧理论、演剧艺术和演剧类型进行了总结性研究。濑户宏在《国立剧专与莎士比亚的演出——以第一次公演〈威尼斯商人〉为中心》（《现代中文学刊》，2013.5）中，在梳理剧专办学等史料的同时，对剧专的教学课程与演出活动，以及剧专历次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尤其是第一次公演《威尼斯商人》的情况，进行了细致梳理与研究。
复次，对余上沅戏剧教育观念及其与剧专关系的研究。作为剧专校长的余上沅的戏剧与戏剧教育观念及其与剧专办学间的关系，无疑是剧专研究的一个重点。史料梳理不仅指研究对象，还包括研究史。许多问题即是在对“研究史”的梳理中发现的。丁芳芳在《余上沅抗战戏剧社会教育观的再解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8.6）一文中指出，学术界在研究余上沅与国立剧专时，“对抗战时期他担任校长的国立剧专研究多外在描述，集中研究的是其艺术教育实践，缺乏对余的抗战戏剧社教理论及实践的整体性观照、内在动因及社会影响分析”。
该文史料翔实，研究了余上沅的抗战戏剧社教观及其实践；关注到学术界相对忽略的问题，但是在深入挖掘方面却似乎略有不足。国立剧专研究中，某些论文涉及问题较多而篇幅却有限，导致对所涉及问题未能深入展开。赵星的《国立剧专十四年：余上沅戏剧教育实践初探》（《戏剧艺术》，2012.3），对国立戏剧学校成立之前的戏剧教育情况进行了追溯，梳理了剧专的成立经过，探讨了其宗旨、学制及课程设置，并梳理了其试演与公演实践等。他认为，剧专课程体系的严谨务实特点主要体现在：注重基础理论课的学习，为日后深造打好根基；专业课“博中取精”，增加剧场实际经验；专业研究为主，兼修并蓄，注重研究所得。该文史料丰富，对余上沅是戏剧教育观念与实践梳理清晰，讨论中不乏灼见。但是其涉及问题实非一篇论文所能研究清楚的。尽管作者简单地追溯了剧专成立前的戏剧教育，然而并未对两者的关系予以历史性的深入讨论。对于作为研究重点的剧专课程设置，该文的分析似乎也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
最后，对剧专时期教师的戏剧观念和活动及其与剧专关系的研究。该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剧专教师的戏剧观念与活动，剧专教师与剧专的关系。当然，具体研究中往往是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的。剧专教师往往是阶段性地参与剧专教学工作，即使在剧专工作期间，其戏剧活动与剧专的关系也需进行细致辨析。杨村彬、陈治策等人在剧专期间的演剧活动，深深地打上了定县农民戏剧实验运动的印记，如陈治策在剧专排演的《爱人如己》等即如此。同时，这些戏剧活动又给剧专师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都需予以仔细探讨。迄今学术界更多地集中于对前一类问题的研究，如朱栋霖的《陈瘦竹对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研究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3）、周安华的《陈瘦竹戏剧教育思想初探》（《戏剧》，2020.5）、段绪懿的《曹禺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江安时期）的从教活动》（《四川戏剧》，2009.2等）等。周安华在前述一文中，在探讨陈痩竹的戏剧教育思想的同时，对其与剧专的关系也展开了研究。他认为，陈瘦竹的戏剧教育思想，生发于其剧专期间的戏剧创作和理论翻译；其戏剧教育思想的基本框架，是在国立剧专教学期间，结合其戏剧理论研究，逐步孕育并形成的。该文对于认识剧专教师的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活动之间的关系，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剧专研究中，与那些因为涉及问题较多，而无法深入探讨的论文不同，某些论文探讨的是具体的小问题，研究反而更易于拓展与深入。段丽在《从“黄万张剧院”到“上海观众演出公司”》（《戏剧》，2013.4）中，结合彼时戏剧界的实际情形、戏剧人的梦想，以及时代环境快速演变等，对酝酿于剧专时期的“黄万张剧院”，到“上海观众演出公司”成立间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与研究。该文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具体的小话题，却探讨了当时戏剧界的文化生态与生存情况等大问题，研究细致且较为深入。
此外，在国立剧专的史料整理与研究中，还出现了以影像为媒介的成果。为宣传国立剧专在江安时期为抗战与抗战戏剧所做的贡献，江安县与宜宾电视台联合摄制了电视文献纪录片《国立剧专在江安》。该片于2007年5月开机，历时一年多，先后在京、沪、蓉、渝等地进行了实地采访；并先后采访了数十位剧专校友与相关专家，收集了大量珍贵史料。纪录片《国立剧专在江安》共三集，以影像形式呈现出了这些著名戏剧家早年在江安的学习生活情况，形象地展现了国立剧专在抗战中所取得的重要成绩。
纵观学术界对国立剧专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对文献的使用还不够充分。这主要体现在较少使用一些重要的“第一性”史料。所谓“第一性”史料，是指那些彼时撰写并刊发的初始文献，如《中央日报》“戏剧周刊”
，剧专编印的校友会《通讯月刊》，当时出版的《东南戏剧》多种报刊，剧专出版的几种“一览表”
，以及各种演出特刊
等。各种研究成果使用文献多集中于几种“一览表”，而对于当时报刊上的文章，研究中使用得并不多。《东南戏剧》由剧专第一届学生蔡极担任主编，该刊上发表了剧专师生多种剧本、研究性文章及各种讯息等。对于剧专校友会编印的《通讯月刊》，除《国立剧专史料集成》中对其略有整理与呈现之外，已有研究成果中则极少涉及。而这不能不说是国立剧专研究中的一大憾事。《通讯月刊》是由剧专校友会编印出版的，主要设有“母校消息”“校友消息”“校友来信”“学术研究”等栏目。其既记载了剧专每天发生的“大事”，也刊载了各校友的心得体会及各地的演出信息等；“学术研究”栏目开辟后，更是发表了余上沅、洪深等人的研究成果（多为教学纲要）。校友会《通讯月刊》出版了6卷3期，自1939年至1944年底，历时5年多，是研究国立剧专（尤其是江安时期）最重要的原始史料之一。
剧专学生公开发表的各种回忆性文字，当属“第二性”史料。《剧专十四年》《情系剧专》《国立剧专·江安》中收集的文章多属此范畴。这些回忆性文章，尽管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是由于时间久远，且作者年事已高，难以避免地可能会出现某种记忆偏差。这些都是研究中需要注意的。譬如，李乃忱在其《国立剧校三进山城》一文中，将江安期间剧专赴渝演出次数误记为两次（文尾指出了误记问题），陈永倞在论文《怀念》中亦如此。陈永倞在该文中将国立剧校“升专”时间，误记为1941年。
对于这些史料的使用，尤其是涉及某些较为重要的时间、人物等信息时，当谨慎使用，应加以核查。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回忆文集中，一些是作者根据所掌握的文献撰写的。对于此类带有整理性而非纯粹回忆性的史料，则另当别论。其中，关于国立剧专的某些观点或结论是错误或有待商榷的（如剧专学生陆明达、李永铎等关于江安时期的“迁建”问题的叙述
，并不准确）。此类“第二性”史料，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并非不能使用，而是需结合“第一性”史料使用。
总体来讲，目前学术界对于国立剧专的研究，尽管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缺憾亦很明显。概略地讲，除资料使用不充分之外，研究中存在的缺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史料梳理者多，而深入研究者较少。由于国立剧专办学历史本即较为复杂，几次搬迁、学制变更，以及课程设置、教育教学的观念与方式等，均对资料收集与分析有较高要求。由于史料复杂而论文篇幅有限，许多研究需在梳理史料的基础上展开，而在具体行文过程中，则大多深陷于复杂的史料梳理之中，而未能深入展开。如谢增寿与张祏元的著作《流亡中的戏剧家摇篮——从南京到江安国立剧专的研究》即如此；或者如前所说因涉及问题较多，而在论文形式的有限篇幅中无法深入挖掘。
其次，剥离性研究多，而对剧专教育教学中的诸多“关系”进行系统研究者较少。如对于余上沅前后戏剧教育观念与教育方式的变化，余上沅戏剧观念与其戏剧教育观念有着怎样的关系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研究剧专教师时，往往只研究其在剧专期间的各种活动等，而未能深入探讨其与剧专之间的关系等。其内部的与外部的、横向的与纵向的多种关系问题也有待做进一步的系统研究。
最后，未能注意对剧专教学与研究中的各种“张力”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比如剧专具有多重属性，教师亦是兼具多重身份，对其中的“张力”关系及其处理方式等，均有深入研究的价值，然而迄今学术界极少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