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语用学和修辞学的“异”

语用学和修辞学也许还有其他相似之处。不过，二者除了关涉彼此不关心的少数话题和课题以外，仅就上述相同、相似之处而言，本身就意味着差异性，因为同中有异。例如，虽然都聚焦于“具体语言运用”或“言语”，但语用学上可观照“语言”而叫作“语用语言学、语言语用学”，下可观照“言语”而叫作“语用言语学、言语语用学”。（传统）修辞学偏好考察具体书面文本或口头话语中特定情境中的某人因为某理由或目的对某受众说及某事或言说某内容，以期达到某交际目的和修辞效果，这就是个性化言语，千人千面，反映的是个体方言（idiolect），所谓“宝玉的语言、黛玉的语言、宝钗的语言”。而且，一个角色在不同的情境中也会改变其个体方言，这些千变万化的个体方言及其切当性、巧妙性等即沈家煊（2008：7）所言之“陌生感、美感、震撼力”，都是修辞的关注对象。

语用学研究的意义虽然比语义学的意义更为动态（源于交际者的互动），但是可作为语义学所研究之意义的补充，具有规律性，即可构建性/生成性和（可）推导性。修辞学所涉及的某个话语或词语的意义可能是此情此景中张三对李四所说话语或语词独特的、不可代替的那种意义，或称之为“特殊意义”，具有“浮现性、临时性、协商性”。

语用学和修辞学都关注的效果，不管叫“语效、语用效果、修辞效果”中的哪个，对两个学科来说，所指都略有差异。对于语用学，语效就是和语形、语义相匹配的那种效果，就算是一个普通构式，如“某V某的N”（如“你吃你的饭，我听我的戏”）都是音、形、义、效的四位一体（配对体/结合体）。在关联论看来，任何话语是否关联就要看其是否取得语效：一般说来，语效越小，关联度越低。特殊情况下，例如在诗歌中，某个词语、诗行、诗句乃至整首诗歌，语效越高，关联度越低，需要受众付出较大乃至很大的心力才能攫取（该期待的语效），有时还不一定奏效。在修辞学论著中，“（修辞）效果”是某些（而非一切）语词、语句在特定情境中所能获得的那种特殊的新颖性或新鲜感。也即，修辞学的效果是语用学中的语效中的特殊个案。

语用学和修辞学的“语境”在论述中稍有不同。语用学的语境从极高到较低程式化的交际类型或话语事件不等，因此语用界常说“就职演说语境、早饭语境、陌生人见面介绍的语境、求职面试语境、电子商务语境、陌生人QQ闲聊语境”等，自然可突出“言内语境、言伴语境、言外语境”的任何一方面。修辞学的语境则往往是具体交际者说每句话的主客观环境，涵盖大小语境的一切，以及心境的蛛丝马迹的变化，往往直指话语中的人物性格刻画。例如，同样是语用学的“陌生人QQ闲聊语境”，在修辞学这里可能会衍生出“开心陌生人QQ随意闲聊语境、郁闷陌生人QQ正式闲聊语境、陌生人QQ汉语双拼打字闲聊语境、陌生人QQ伦敦音英语语音闲聊语境、某男当着情敌和妻子的面和前妻在小镇麻将馆讨论孩子抚养和探视问题的不愉快交谈语境”等。

两个学科“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性特征”，“相关而不相合，相交而不相包”（高万云，1993：6），具体如下（先说修辞，后说语用）。

第一，学科历史的差异：修辞学有2000多年历史，语用学只有50多年的“迷你史”。

第二，研究起源的差异：西方修辞学源于古希腊以及后来古罗马的演讲术以及哲学，中国修辞学源于哲学、文章学、训诂学等。语用学源于语言哲学，或者说是哲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第三，学科性质的差异：修辞学是“介乎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一门学科”（陈望道，1980：606），或者说是“横跨语言学和文艺美学的边缘学科”，不妨称为“艺术语言学”（李文星，2003：67）。语用学是语言学和符号学的三大核心（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或者说莫里斯的符形学、符义学、符用学）之一。

第四，哲理和学理的差异：修辞学是“形而下”，语用学是“形而上、形而下”。

第五，语料来源的差异：修辞学是口语和书面语并重，语用学先前重视口语（对话和演讲），而今兼顾口语交际和书面交际。

第六，研究对象和课题的差异：修辞学和语用学各有各的“兄弟学科”。修辞学的“近亲”是文体学/风格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文艺美学等，语用学的“近亲”是语义学、句法学、语言哲学、逻辑学、修辞学等。不难看出修辞和语用的关系，二者也是“兄弟学科”。汉语研究中语言运用的任务，传统上（两千年来）是由修辞学承担的（张大毛，2008：12）。在欧美多语言中研究语言运用的任务，传统上（最近50年）则由语用学承担。

第七，研究偏重的差异：（狭义）修辞学偏重语言表达的技巧，语用学偏重语言表达的策略和语言理解的途径。

高万云（1993：6-8）还注意到，修辞学关切如何适应语言条件，如何产生和选择意义，注重效果，即如何利用语言结构并实现语言功能。语用学关注语用条件，以及如何解释意义，注重原则、语用结构、语用功能等。宗世海、刘文辉（2007：124）指出，二者在研究方法上有异：修辞学用的是“常规的、朴素的甚至是经验式的方法”，主要是“整理、归纳”，大部分是描写性（descriptive）兼规范性/规定性（prescriptive/normative）的研究（见下）；语用学用的则是公理化的方法、心理实验的方法、社会问卷调查、形式化的方法等，长于解释，主要基于描写的解释性/阐释性的（interpretive）研究。宗世海、刘文辉（2007：123）还指出，论原则的本性，修辞学的原则是规范性的，语用（学）原则则是解释性的。语用学的原则，如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关联原则等，都是用以描写和解释交际的总则，大意是交际大体如此，例如礼貌原则的6条准则（如得体准则、慷慨准则）。修辞学的“原则”则是修辞学总结出来的交际“须知、注意事项”，就是应该如此这般，如必须切合题旨、必须适应情景等。当然，语用学的原则，“理性人”（model man/men）一般是遵守的（描写性和解释性），也是应该遵守的（规范性）。也就是说，原则上，语用学的原则是要遵守的，但一般不这么规定，而是用以解释遵守和偏离的话语形式和语用效果的距离或关系。若如此，说“语用学注重规则，修辞学注重效果”，则疑似失之偏颇。

质言之，修辞学和语用学有同有异，是两个独立但比邻、“亲密有间”的兄弟学科。语用学和修辞学的同和异大致见表4-1。

总之，关于“同”，语用学和修辞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陈丽霞，2011：14，96）。关于“异”，语用学对语法学和语义学的借用多于修辞学，修辞学对文学的借用则多于语用学。表中说的“同”是大同，“异”是小异，因为在我们看来，大方向是同，小旨趣有异。我们忽略更多的（其实是难以穷尽的）、具体的千差万别，故有所谓的“大同、小异”。当然，我们说的语用学是主体的、传统的语用学研究，不包括语用学的新兴边缘学科和兴趣。同样，所说的修辞学以狭义修辞学为主，偶有新修辞学考量。不同的语用学论者或修辞学论者，对各条“大同”可能有些许异议，对“小异”的异议则可能更大，但上表仅为一幅“语用—修辞异同素描”。 8FRJsAL9LB4/dt2/EZibBCKRUIyzT0OLoeFfot9pZacOZDVr5jeaYaXixI80hh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