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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学科除了上文颇具相似性的十大“困惑”，还有一些相似之处。
第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等先哲的论述就有朴素的语用学和修辞学思想。鞠玉梅（2023）论述了伊索克拉底（Isocratēs，前436—前338）和孔子的相关论述。除却细微差异，两人都注重话语策略，强调合宜性和应变性，“择人而言”“文质统一”“行动有效性”，即关注言行举止的社会实用性，否则不是“君子”
。
第二，都是对“具体语言运用”（actual use，或乔姆斯基的performance），或“使用中的语言”（language in use）的研究。有别于索绪尔研究范式，即对语言（langue）的研究，语用学和修辞学都致力于言语（parole）即具体语言应用的研究。语用学意在抽象的语言结构性、语法性/良构性和系统性，修辞学则偏重言语的多层性、切当性、意向性和语效性。如果都涉及意义，语用学涉及相对固定的动态意义，即意义的相对单一性，修辞学则关注意义的绝对/浮动动态性、层级性、变异性、选择性等。
第三，语用学和修辞学研究表达意义的最佳方式。两者都基于语词或语句的静态意义，但都要研究其动态意义，尤其是各种微观含义[语词的含义（implication）]和宏观含义[话语的含义（implicature）]的构建和推理。两个学科都要以表达式的字面义、显义、原意用法等为出发点，探讨其半隐义（impliciture）和各种等级、各种形式的含义，包括人际（距离）意义[interpersonal（distance）meaning]、程序意义（procedural meaning）、态度意义（attitudinal meaning）、文体/风格意义（stylistic meaning）。
第四，语用学和修辞学都特别关注如何提高表达效果。如果说“话有三说，巧说为佳”，那么语用学和修辞学都关心在一定语境下的最佳表达式，该说就说，不该说就沉默。既然“鼓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该多说就多说。对言说的要求是简单明了，且“克己复礼”，如《弟子规》里所谓“称尊长，勿呼名”“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问起对，视勿移”，造访时“人问谁，对以名”。规劝犯错的父母或其他长辈时要“怡吾色，柔吾声”。关于禁忌语，我们要注意“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然而有时候，“响鼓不用重槌，明人不用细说”“言以简洁为贵”，能少说就少说。出于礼貌的考虑，往往要求言者“说话多，不如少”“言语忍，忿自泯”。质言之，说还是不说，怎么说，说多还是说少，这一切都要看语境，看意向，看对象，即俗话的“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
第五，“任何一个词的价值都决定于它周围的环境，如果不首先考察它的环境，甚至连这个词的价值也不能确定”（索绪尔
）。如上述，语用学和修辞学都依赖语境的研究，可以说语境是语用学和修辞学的共同基础（王德春多次这样说，另见陈汝东，2010：333）。二者的研究中常常言及语境。语用学研究话语在一定语境中的意义和语效，即语境化的意和效，以探讨话语的语境隐含即表达和推理的规律。语用学的语境是什么呢？根据莱昂斯（Lyons，1977：574），语境是6个方面的“知识”：① 知道自己在言语活动中的地位。② 知道言语活动的时空。③ 知道言语活动的正式程度。④ 知道合适的交际媒介或方式。⑤ 知道如何顺应话题和选择语言或方言。⑥ 知道如何顺应情景和语域。何兆熊等（2000：21）则把这些“知识”分为“语言知识、语言外知识”。王建华等（2003：91-341）的三类语境是“言内语境”（linguistic context）、“言伴语境”（paralinguistic context）和“言外语境”（extralinguistic context）。其“言内语境”指“句子语境”（上下文、前后句）和“语篇语境”（段落、语篇），“言伴语境”指“现场语境”（时间、地点、场合、境况、话题、事件、目的、对象），以及“伴随语境”（语体、风格、情绪、体态、关系、媒介、体态语以及其他各种临时因素），而“言外语境”指“社会文化语境”（社会心理、思想观念、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民族习俗、时代环境、社会心理），以及“认知背景语境”（整个现实世界的知识、虚拟世界的知识）。“修辞（学）的原则”是“结合现实语境，注意交际效果”（张弓，1963：3-9）。修辞学的语境，在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叫作“情境”：修辞的“第一要义”是“适应题旨情境”（1997：8，11）。“题旨”指“立言的意指”，就是话语内容，含字面义、显义、命题内容、原意（用法的）解读。“情境”则是适合该“题旨”发出的交际目的、对象、时间、地点等（1997：10），书中还说“情境”就是“六何”：“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1997：7-8，所谓“六何说”）。可见，语用学和修辞学都重视语境及其研究，而且两者的“语境、情境”具有大致相当的所指（见§4.4，§4.5.8）。
第六，传统语用学和传统修辞学都局限于一些经典话题的研究，前者总是研究语境、含义、预设、语为、指别、语效、顺应、关联等，后者总是研究修辞格、情境、效果等。换言之，两个学科同样具有课题局限性。
第七，黎运汉、盛永生说得对，两个学科都研究使用者依据主旨和语境来“选择使用”语言文字（资料），都是动态地研究语言（2010：27-28）。他们还说，修辞学蕴含了语用问题，语用学也包含着修辞问题。修辞学偏重“论辩、说服，特别是审美方面”，而语用学着眼于“社会功能、交际用途和机制”（2010：28）。
第八，常有人说，修辞无处不在，语用无处不在，修辞学（单独）和语用学（单独）“几乎涉及语言使用的各个方面”（高万云，1993：6）。二者都研究语言运用，都是研究语言使用（某些侧面）的“言语学”（speechology，见宗世海、刘文辉，2007：122）。比较而言，语音学、词汇学、句法学和语义学都是研究语言系统（某个属相）的“语言学”（linguistics）。正因如此，有人有时给二者下的定义几乎一样，如修辞学是“对语言体系各结构层的单位做综合研究，目的是探索各种语言单位在交际中的具体运用规律”（吕凡等，1988：4）。“语用学研究语言在交际中的运用”（王宗炎，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1988），语用学是“符号学于语言学的一个领域，研究语言符号在言语中的使用”（苏联科学院，语言学百科词典，1990）。修辞几乎等于语用。此定义虽不妥，但可帮助我们看出二者的确存在一些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