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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学的困惑之一是，最开始它不是真正意义的修辞或修辞学，而是公共演讲的“须知”、知识、才艺、技艺。如何使之成为一个语言和交际的学科或科学，是很多人努力的目标。伯克等人使之成为“新修辞学”，而新老修辞始终难以区分。
因为困惑之一，修辞学的困惑之二就是很多人论述修辞问题，总要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援引一点经典论述，又不得不回到“新修辞学”或当代修辞学的理论和方法，其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不一定恰如其分。
修辞学困惑之三是，作为学科的属性，修辞学到底是不是语言学的子学科？“现代修辞学自从诞生以来，一直接受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滋养”（陈汝东，2010：41）。从《当代修辞学》近年来的办刊方针和用稿情况来看，修辞界多数人认可了修辞学的语言学属性，即属于语言学。不过，它和其他语言学学科（如语音学、语用学）又似有不同，屡遭语言学“排斥”，因为修辞者有时不受语词、语法、语音规则的制约，还因为修辞学所涉内容不只在语言层面。
因为困惑之三，修辞学困惑之四是它同语法学和语用学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修辞问题是语法问题或语用问题，也有人相反，认为语法问题和语用问题是修辞问题。这就造成了修辞学是否应该独立成为一个学科、修辞学能否借力于且在多大程度上借力于语法学和语用学等问题。
修辞学困惑之五是其研究范围的宽窄问题（和上述语用学的问题相似）。如何做到宽窄有度？虽然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79：1，3）所说的修辞有两种——① “修饰文辞”的“积极修辞、狭义修辞”，② “调整或适用语辞”的“消极修辞、广义修辞”（见陈汝东，2010：5），但传统修辞学或多数修辞论者似乎只研究修辞格或修辞手法，大有“文学化、文艺化、注释化”倾向（胡范铸，2003：2。2004：9-10）。现代修辞学则转向“消极修辞”。前者自然十分狭窄，几乎限于几十种辞格的例证、再例证、不断例证的过程，裹足于“什么作品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从而表现出了什么精神或取得了什么效果”的套路，大捧“名著”的“优辞”艺术性而狠批“民著”的“病辞”非法性（胡范铸，2004：10）；后者则跟语法和语用会车、撞车，仿佛无不修辞（见困惑之四）。结果是修辞学界内部长期以来存在唯辞格论者、反唯辞格论者、泛修辞论者的混杂声音。
修辞学困惑之六是与兄弟学科语法学尤其是认知语言学的构式语法的财产官司。有人认为构式语法的构式多半是语法构式，即具有高度的可推导性，如主谓宾构式“我吃一个梨”“我吃你马”；而修辞格和很多新颖表达式不具可推导性，或者说推导性极低，如动补构式“吃他个天昏地暗”和否定拷贝构式“爱吃不吃”（见刘大为，2010a，b）。可是，所有的言语表达式都是构式语法的研究对象，构式语法研究者笔下的构式（举例、实例）或语式，涵盖了推导性大小不一的任何可能的构式。何况“推导性”作为构式的判断标准，或作为区分“语法构式、修辞构式”的标准，实在值得质疑（侯国金，2016a。侯国金、邢秋红，2017）。
修辞学困惑之七是所研究的效果，也叫“修辞效果”，在多大程度上是“语用效果、语用修辞效果、语效”？语用学重视交际者话语生成的目的性或意向性，自然关注目的或意图是否充分实现，也即言语行为理论的“言后行为、言后之果、言后之效”（perlocution，perlocutionary act）。顾曰国（Gu, 1993，1994）认为，言语行为的成功实施绝对不是言者（语者）单方面的行动，而是言者和听者双方合力的实施，因为“言后之效”只能体现于听者身上，即她的心理和言语反应（response）上。修辞学的效果，不论其名其意，难道不是基于修辞者/语者作用于听读者/受众的“言后之效”即效果吗？当然，一个语篇的成千上万个词语的正用和巧用自然还有很多不同的“效”，但离不开整个话语（至少是一个语为，如指令、询问、阐述、宣告、表情、承诺）的“言后之效”。
修辞学困惑之八与语用学困惑之八基本相同，即所依赖且不断涉及的语境，与语义学、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传播学等的语境、情景、情境、场合、场景等到底有何异同？张宗正（2004b）说语用学的语境主要是客观环境、程式性话语的场合，具有程式性、类型性、复现性和推导性，而修辞学的语境是主观环境、机动可变的任何情景因素，具有个别性、创造性、一次性/浮现性。那么，语用学研究语境是为了探究如何生成和改变含义，“非规约性的间接言语行为的实施和理解”等；相比之下，修辞学“灵活、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关注和研究语境，看语境如何创造效果和语料，如何“改变固有的结构关系，创造出新的语法关系”。笔者以为这样的语境划分归属过于随意武断。所言之语用学的语境其实不过是程式化的言语事件（如就职演讲、述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学术报告）的比较恒定的时空等语境素的布局，而更多的非典型、一对一、一对二、一对多等的面对面/线下和非面对面/线上交谈的语境，即不是那么程式化的言语事件的语境，都是语用学者分析话语构建和理解的语境。这样一来，修辞学岂不是没有语境可言？
修辞学困惑之九是古典修辞学/修辞术、传统修辞学、现代修辞学三者的历史渊源和传承关系需要梳理。现代修辞学到底应设定什么样的学科属性、目标、任务、范围、范式？
修辞学困惑之十与语用学的困惑之十同出一辙，也要借力其他学科尤其是语言学的邻近学科（如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可以说这是当代修辞学的发展势头，不过，修辞学的跨学科研究能够或应该和哪些学科“跨”，并非都能“跨”，也并非只能和语用学“跨”。
黎运汉、盛永生（2010：48-50）认为，修辞学也许还有其他问题：① 偏重语言本体研究而忽略主体研究。② 偏重静态研究而忽略动态研究。③ 重复低水平研究而缺乏原创性或高水平研究。④ 象牙塔论著多于受市场欢迎的论著。除此之外，如陈汝东（2010：18-24）所言，修辞学界存在一些“偏颇”观点，如：① 修辞就是用一些华丽的辞藻美化语言。② 修辞就是说服或劝说人的艺术。③ 只有成功的言语交际行为或现象才是修辞行为或现象。④ 修辞主要是解决“意、辞”的问题。⑤ 修辞只关涉语言表达而不关涉话语理解。⑥ 只有书面语讲究修辞，口语没必要讲修辞。这些“偏颇”也构成了修辞学的“困惑”，解决方法在于这6条所隐含的反面，如“不是，不仅是”，“其局限也随着它的日益成熟而愈加明显”（胡范铸，2003：2），“越来越流露出某种深深的疲惫与无奈”（胡范铸，2004：10），结果是（中国）修辞学界在（中国）语言学界“越来越边缘化”（胡范铸，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