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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荣斋指出，以往的中国修辞学研究，要么是“言语规律说”而使修辞学的研究面“何其广”，要么是“同义结构说”而使修辞学的研究面“何其窄”。郝荣斋还指出，修辞学界一些论者关于修辞（学）的认识，哪怕是在同一本书里，往往不一致，滋生了混乱（2000：3）。
黄浩森（1982：26）指出，陈望道对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阐释“不够精确”，对修辞学研究起到了“框框”的桎梏作用，今人需要“突破”他的“框框”。但他并未指出如何“精确”，如何“突破”各种“框框”。
潘庆云建议更换修辞二分的“消极、积极”。陈望道最初的意思是，消极修辞意在“去掉不好的”，而积极修辞是要“表现出好来”，前者意在“通”的修辞效果，后者意在“工”的修辞效果（1991：102）。但“消极、积极”的对举还是有些不妥，至少对前者不公，因为“消极”是个贬义词。潘庆云说“不尽妥当”，“还是改一下好”。他收集了一些旨在代替的对举术语，“规范修辞、艺术修辞”“平实修辞、艺术修辞”“论理性修辞、艺术性修辞”“一般性修辞、特殊性修辞”，通过对比，潘庆云支持最后一对——“还能差强人意”（1991：102）。
吴克炎虽然赞同消极修辞，但批评陈望道的这个说法，认为：① 难以做到“极其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歧解”。② 这一条“在日常生活中不完全适用”（2012：130）。③ “是一种普遍使用的修辞法”的说法，“过于宽泛”（2012：131）。④ 消极修辞“大体上是抽象的、概念的”的说法“过于笼统”“不好把握”（2012：131）。鉴于此，吴克炎提出所谓“新解”的“消极修辞”（2012：131-133）。重新定义消极修辞为“没有相对固定格式的句式语词选择创造之艺术”，涵盖两个方面：一是“旨在适切语境、语体、语流的语境性措辞选择创造”，二是“旨在达雅的文本内部措辞选择创造”（2012：231）。
随后，吴克炎从这两个方面展开阐释。
第一方面细分为3个方面：① 关于措辞要“适切语境”。他说，假如某家只有一部电脑而太太用了很久，此时丈夫想用用，与其说“你走，让我用！”“还不让我来用用？”，还不如说“亲爱的，你是否需要休息一下了？”注意这里的亲昵用语“亲爱的”以及以关心对方身体的问句所实施的询问和提醒，间接地实施了请求（或命令），太太就会“感觉温馨和谐”（2012：132）。② 关于措辞要“适切语体”。他说，“拘谨体、正式体、交谈体、随便体、亲昵体”对措辞和句式都有相应的要求，例如“（尊敬的）父亲、爸爸”分别适合书面和口头交谈。③ 关于措辞要“适切语流”，意思是词语和句式要符合某语篇段落及当事人的言语习惯，做到“地道自然”（2012：132），该用二字结构、四字格习语或歇后语时就用。
第二个方面即“文本内部措辞选择创造”，吴克炎也细分出3个方面：① 主语“同”与形散。例如，几个语句共享一个主语[可以省略，或者表现为零回指（zero anaphora）]，那么几句话就显得“形散而神不散”。② 结构“同”与平衡。人们所追求的“平衡美、整饬美”往往靠平衡对称的结构体现。③ 语义“同”与反复。语义重复有时是强调，有时则是结构的需要（见②）。例如“笨头”或“笨脑”已经具备了语义完备性，但不如“笨头笨脑”中听。“两面三刀”“左膀右臂”等习语也是如此。
郝荣斋（2000）、谭学纯、朱玲（2015）等为了解决“积极修辞、消极修辞”二分的一些争端，建议采用“广义修辞学、狭义修辞学”的新二分。根据郝先生的论述，“广义修辞学”指的“是以广义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科”，这里的“广义修辞现象”指的是“积极的言语表达活动中的一切言语现象”（郝荣斋，2000：3）。广义修辞学是一门“语言学科”，隶属于索绪尔的“言语的语言学、言语学”（郝荣斋，2000：4），也可以叫作“语言运用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空间”（郝荣斋，2000：3）。
谭学纯、朱玲（2001/2015）大致以“狭义修辞学”为出发点，内容包括：① 广义修辞学的理论生长点、修辞功能的3个层面：a. 修辞作为话语建构方式（修辞技巧）。b. 修辞作为文本建构方式（修辞诗学）。c. 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修辞哲学）。② 修辞活动的两个主体：a. 表达者和接受者（修辞活动：定义和角色分工，修辞角色的混杂、分化和转换，角色“在场、缺席”的修辞意义）。b. 话语权和表达策略（谁在言说，向谁言说，如何言说，话语权再分配和表达策略，表达策略和修辞话语的价值重建）。③ 修辞幻象（语言制造的幻觉，修辞幻象的生成与延伸）。④ 修辞原型：审美化的集体无意识（个案研究）、解释权和接受策略（解释的隐形权威和解释的自由，解释权和接受策略：理论与实践，解梦：话语模式及其解释权）。⑤ 修辞接受的特征（修辞接受的开放性、选择性、个体性、社会性）。⑥ 为狭义修辞学说几句话。
那么什么是“狭义修辞学”？是“以狭义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言语学科”，而所谓“狭义修辞现象”，就是“狭义修辞活动中的一切言语现象”（郝荣斋，2000：4），大概指用修辞格的情况。既然修辞学研究“有修辞标志的言语现象”（郝荣斋，2000：3），包括“优辞”（优化了的言语作品/方式）、“劣辞”以及“病辞”
，郝荣斋认为，广义修辞学研究三者，狭义修辞学只研究“优辞”（郝荣斋，2000：4）。
本书赞赏郝荣斋以新二分代旧二分的勇气，但其解决争端的愿望恐难实现。他的“广义修辞学”似乎包罗万象，涉及言语和非言语手段（包括图像、标点、公式、表格等）的运用规律（郝荣斋，2000：4），甚至连修辞格和“优辞”也不放过，岂不是让“圈定的田地（虽然）很小”“研究范围较窄”（郝荣斋，2000：3-4）的狭义修辞学更窄了？至于他说广义和狭义修辞学的三方面差别，也有诸多重叠交叉和想当然之处，仿佛广义修辞学全然不顾“修辞效果”，而狭义修辞学全然不顾“修辞行为”（郝荣斋，2000：4）。
宋振华、王今铮（1979）提出“辞律”的概念，与积极修辞的“辞格”对举，并试图从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论述辞律，可惜不算成功（潘庆云，1991：102）。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说“辞趣”是“语感的利用”“语言文字本身的情趣的利用”，包括“辞的意味、辞的音调、辞的形貌”（参见潘庆云，1991：104）。与之对举的有“辞风”，意思是“音节对称、字形清楚、标点正确”（吴士文，1986：165；潘庆云，1991：104）。潘庆云（1991：104）批评这一辞风解释，还是建议放弃这个对举概念，而代之以“一般性修辞风格、艺术性修辞风格”。当然，还可以三分为宏大（grand）、中和（middle）、简朴（simple）风格（语出《罗马修辞手册》，转引自刘亚猛，2014：91）。
西方修辞学的发展除了传统研究尤其是修辞格的研究，我们发现还有“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学”，以惠特利为代表，认为“修辞学主要研究观念与人们的思维、情感、动机以及行动之间的关系”“修辞学追求的是一种事先确定的对观众的认识或态度的引导”。还有“新修辞学”，以伯克为代表，认为“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构建我们的现实”，“人一旦运用语言，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修辞环境”（亦即人所在的各种大小环境，伯克等，1998：15-16，见§3.2）。在我国还有“广义修辞学、接受修辞学”思想，以孙汝建（1994），谭学纯、朱玲（2001/2015）为代表，认为“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人多半是“以修辞方式‘在场’”（谭学纯、朱玲，2015：45），把“修辞活动”定义为“言语交际双方共同创造最佳交际效果的审美活动”（谭学纯、朱玲，2015：69）。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学研究、文学理论和批评研究等，都实现了广义修辞学转向（谭学纯、朱玲，2015：50），带动了一大批学者的接受修辞研究或“修辞接受研究”（黎运汉、盛永生，2010：47）。2000年中国文史哲类的多家杂志，如《文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所刊登的论文中，有1192篇涉及“修辞、话语、语言、言语、言意、隐喻、象征、问题、符号、语境”等关键词（谭学纯，2015：50-51）。还有“大修辞”，以张宗正等学者为代表，认为“修辞绝不简单的只是语言层面上增减改换词语、斟酌选择句式、设置使用辞格的活动，修辞是人类将思维外化为修辞行为、修辞作品的过程，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优化的、个性化的、情感化的、意图化的模式，是人与客观世界人性的对话的交流系统、交流方式、交流过程”（张宗正，2004a：23-24）。
可见当代中西修辞学研究一方面已经涉及哲学、美学、心理学，遑论语言学和语用学，另一方面奠定了修辞学跨学科研究的基础。
至此，是否可以说，修辞学界对修辞达成了共识？否。目前接近共识（因此本书称为“准共识”）的大概有：
（1）修辞学的研究包括修辞格；
（2）修辞学属于语言学但“不是纯粹的语言学”（温锁林，2000：35）；
（3）修辞学和语用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温锁林，2000：35），其次是和语法/句法（学）、语义（学）的关系亲密；
（4）修辞学横跨语言学和文学（或文艺学、美学，或称“文艺美学”），因此“不妨称为艺术语言学”（温锁林，2000：35-36）；
（5）语言文字符号是修辞学研究中“利用的材料”，而非“研究的对象”（温锁林，2000：35-36）；
（6）如果语法管辖语言符号的“对不对、正确不正确、是否合法合理”问题，那么修辞学管辖语言符号的“好不好、巧不巧、是否得体、是否有效”问题；
（7）当代修辞学研究有三大潮流：以认知（epistemological）视角研究修辞，以纯文学/美学（belletristic）视角研究修辞，以演讲技巧（elocutionist）视角研究修辞（陈小慰，2013：79-80）。
虽然有这些定义和“准共识”，但可以说修辞学也许是最难定义或对其性质进行公理般判断的学科，过去和现在处于“尚无定论”的混沌状态（温锁林，2000：35），值得抓紧研究。实际上，修辞学乃至语言学界对修辞的认识以及对它和语用、语法之间关系的认识，不乏误解（见§4.5），也急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