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修辞在中国

既然西方的rhetoric和汉语的“修辞”“大异其趣”（刘亚猛，2004b：256，注），那么，汉语的“修辞”二字究竟何意？中国的修辞研究有何特色？

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修，饰也”，“毛饰画文”，引申为文饰，也即言辞的装饰。《说文解字》还说，“辞，讼也。犹理辜也”。“辞”的本义是“诉讼”，后来才有“文辞、言辞（言词）”之义，与“词”相通。这就是“修辞”的训诂学诠释。论词源，“修辞”这两个字合起来使用最初是在《易经·乾·文言》，所谓“修辞立其诚”，意为修辞可以让人相信你的诚实。“修辞”的最早理解是“修理文教”，指的是君子如何修炼自己，主要是提高话语和处世乃至（依照儒家标准）做官的能力。所以有“修身”之说以及“齐家、治国、平天下”。后来以至当下的（部分）理解是：① 修辞就是写文章尤其是文学创作（的技巧和艺术）。② 修辞是语言的修饰和调整或言语运用的全部行为。

中国的修辞发端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零星论述。《论语·卫灵公》有“辞达而已矣”，意思是“文辞服务于表意”“达意就好”“过与不及都不妥”。《仪礼·聘礼》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意思是“话多就像流水账，话少则说不清楚，都不合适，难以表达欲达之意”。《论语·庸也》则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质朴、质直；“文”是文饰、文采；“史”是虚浮不实；“彬彬”是相杂适中的状态。全句的大意是话语的内容要真实，而形式要有一定的文采，不能平铺直叙。内容压过形式就“野”（粗野）了，形式盖过内容就“史”（虚浮）了。质朴和文饰比例要恰当和谐，这样才是君子。也即，真正的君子说话写作都应该是文且质，所谓“文质彬彬”。因此，孔子讲的既是修辞，又是做人的道理。又说“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论语·子路》），所言为“立言修辞”的“社会政治价值”或力量（黎运汉、盛永生，2010：8）。

后有《墨子·小取》，几乎是汉语修辞的开山论文。“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或也者，不尽也。假者，今不然也。”意思是：辩论的目的，是要分清是非的区别，审察治乱的规律，搞清同异的地方，考察名实的道理，断决利害，解决疑惑。于是要探求万事万物本来的样子，分析、比较各种不同的言论。用名称反映事物，用言辞表达思想，用推论揭示原因。按类别归纳，按类别推论。自己赞同某些论点，不反对别人赞同，自己不赞同某些观点，也不要求别人。这几句话说明其“修辞”涉及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全部，越出修辞的栅栏了。

陆机（261—303）的《文赋》是一篇文艺理论文章，对修辞学有所贡献。他说写文章要达到“应、和、悲、雅、艳”，分别是前后照应、纯质（无杂质）、生动动人、纯正文雅、夺目艳丽，因为他讲的“为文五病”是“不应、不和、不悲、不雅、不艳”。他说还要“因宜适变”，不能刻板。

刘勰（约465—约532）的《文心雕龙》第一讲究音美，就是平仄协调，用韵得当。第二看重形美，如用词避免“诡异”即怪诞，避免过多的“联边”，也即同一偏旁的字词要节省使用，不要堆砌，避免较多的“同出”，即对偶句要避免重复用字，避免“单复”（单调），也即笔画少和笔画多的字词要协调交错使用。第三看重意美，就是选词达意要少而精，精而准，准而雅。第四介绍几种修辞手法，如比喻、起兴、夸饰（即今天的夸张）、事类（借古说今、借事喻理，相当于今天的比拟和引用）、物色（以状物、摹声等描写事物、景色等）、隐秀（含蓄地达到警策、卓绝、奇效）、谐隐（隐隐约约或拐弯抹角地说事，达到幽默诙谐的效果，如今天的讽喻）、离合[即今天的析字（格），或拆字或合字，以求特效]。第五强调语序，像今天篇章语言学讲究的主谓宾定状补的次序、话题/论题—述题的先后，句际衔接，段际连贯等等。第六论述了文体风格，主要是8种风格：“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参见李维琦，2012：225-227）

南宋陈骙（1128—1203）的《文则》是讨论文章的法则（故名“文则”），总结前人论述，加入自己的见解，涉及修辞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风格和辞格）。他比较重视写作的比较法、词汇修辞、炼句（益工），例如讲对偶、语气和句型的修辞作用，也论及修辞格，如比喻、援引、简约、重复、含蓄（见李维琦，2012：235）。《文则》算是从语言（学）视角阐述修辞，是汉语修辞学成立的标志。一般说陈骙初步建立了大修辞学体系，体现了动态的辩证修辞观以及修辞学界所讨论的广义修辞观。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修辞或修辞传统没有“系统化”的修辞研究，连“一套意义明确的术语”都没有，只是在漫谈哲学、政治、伦理等时偶有涉及，“蜻蜓点水”“零零星星、断断续续”（鞠玉梅，2011：9，11），“都不是有意识地在作修辞论”，其述说范围“飘忽不定”（陈望道，2001：284）。

唐钺（1891—1987）于1923年出版了《修辞格》，开创了中国修辞学的全新研究范式，即（修）辞格（也叫“修辞方式”“辞式”）分析。他把辞格分为5大类27个，即：① 基于比较的辞格：显比、隐比、寓言、相形、反言、阶升、趋下。② 基于联想的辞格：伴名、类名、迁德。③ 基于想象的辞格：拟人、呼告、想见、扬厉。④ 基于曲折的辞格：微辞、舛辞、冷语、负辞、诘问、感叹、同辞、婉辞、纡辞。⑤ 基于重复的辞格：反复、俪辞、排句、复字。李维琦（2012：239）认为这些沿袭至今，只是换了名称或有所合并。

陈望道（1891—1977）于1932年出版《修辞学发凡》（后面不断再版），一方面把辞格研究推向一定高度，另一方面提供了很多影响深远的方法和范式，如修辞分析的步骤：① 共有多少辞格？② 话语有无特别之处？③ 这里是不是辞格？④ 是什么辞格？⑤ 该辞格有何修辞作用？（见饶琴，2006：233）第一，陈望道把修辞理解为“调整语辞”（1997：1），即调整语词以适切地达意传情。他没有把修辞看作华巧的“文辞、修饰”（1997：1）。第二，他认为写作先是收集资料，再“剪裁配置”，随后是“写说发表”，只有在“写说发表”阶段才会有修辞（1997：5）。第三，他提出“修辞所须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1997：8），“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1997：11），也即强调修辞是话语从“本意和本旨”出发，适合言语对象、时空和上下文。第四，他把修辞分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 ，“积极修辞”是“具体的、体验的”辞格，重情重效（1997：48-49），“要使人‘感受’”（1997：70）；“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重达意明白清晰、符合事理（1997：47），“只在使人‘理会’”（1997：70）。第五，陈望道的这本书“以语言为本位”，认为“修辞上最要注意的是声音语”（即陈先生所称之“语言”，1997：24），以及后面讨论的“文字”。他论述了语言和修辞的关系，认为要发挥语言的“一切可能性”（陈望道，1997：8，20；另见李维琦，2012：241），也即本质上是语言学（视角）的修辞学。第六，最重要的是，陈望道先生对辞格的阐述是最为全面精湛的。不过，该书对“消极修辞”的阐述只是蜻蜓点水。质言之，陈望道是中国修辞学巨擘，其《修辞学发凡》是我国第一部最为系统也最权威的修辞学著作，所创立的修辞学体系一直被尊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石。

胡裕树、范晓（1985），范晓、胡裕树（1993），施关淦（1991，1993）等，在“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的争鸣中掀起了语法研究“修辞干涉”的热潮（当然，这又见证甚至导致了修辞研究“语用干涉”的热潮）。汉语修辞学方兴未艾，学者如云，如陈晨、陈丽霞、陈汝东、池昌海、戴仲平、樊明明、高继平、高万云、顾曰国、胡范铸、胡曙中、鞠玉梅、李国南、李军、李葵、李熙宗、黎运汉、林大津、刘大为、刘文辉、刘亚猛、陆文耀、马庆株、彭增安、盛永生、施发笔、苏义生、孙汉军、孙建友、谭学纯、谭永祥、王德春、王希杰、温锁林、吴礼权、夏中华、徐国珍、姚喜明、曾文雄、张会森、张炼强、张龙、张燕春、张志公、张宗正、赵毅、周海中、祝克懿、朱全红、宗世海、宗廷虎等。当下的汉语修辞界百家争鸣，除了传统的修辞（范式）的研究，还出现了“大修辞、广义修辞学 、接受修辞学、人文修辞学、心理修辞学、认知修辞学、信息修辞学、得体修辞学、运动修辞学、民俗修辞学、动机修辞学、比较修辞学、新闻修辞学、政治修辞学、国家舆论修辞学”等，以及若干界面研究（的可能）（魏纪东，2017：5）。

我们可以参考周振甫（1991）的《中国修辞学史》，将中国修辞学史分为四期：① 开创期（先秦两汉）。② 成熟和发展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北宋）。③ 成立与再发展期（南宋到元明清）。④ 中西结合期（当今）。

可以说，综观东西方，现代修辞学既继承了古典修辞学（包括中国和希腊的古代修辞学文献），又得力于索绪尔之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尤其是布拉格学派的研究传统，形成苏联的“功能修辞学”（20世纪50年代） 和“实用修辞学”（20世纪80年代，见王伟，2010：80）。现在的修辞学不仅关注传统的演讲、辩论、口语和写作中的有效表达，还有其他兴趣，产生了上述认知修辞学、信息修辞学、含义修辞学、接受修辞学等。

根据鞠玉梅（2011：55），中国修辞学分为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古典的修辞论述是对论辩游说的阐述，现代的修辞研究则二分为微观的言辞修饰研究（即小修辞）和宏观的多元（多学科）交叉研究（即大修辞）。黎运汉、盛永生（2010：37-45）暂且忽略古代修辞散论，认为中国修辞学可分为：① 萌生期（1905—1932）。② 缓慢发展期（1933—1948）。③ 普及期（1949—1965）。④ 沉寂期（1966—1977）。⑤ 繁荣期（1978 —2009），他们的“繁荣期”想必延伸至今。

中国修辞学的学科发展十分缓慢、令人“忧思”。谭学纯先生说，修辞学在古代西方和中国都是“显学”，20世纪以来修辞在西方成了“新学”的同时（2002：1），在中国却是个“灰姑娘学科”。虽然宗廷虎等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收录了1949—1995年100多种修辞著作（此后至今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唯一的修辞杂志《修辞学习》（现改名为《当代修辞学》）亦创刊，但总的看来，归属“语言学”或“汉语研究”下的“语言学其他研究”的修辞学，实际上“很难找到自己的归宿”（谭学纯，2002：2），是“缺席”的、被“疏离”的“另类、边缘化”的学科（谭学纯，2002：3）。那么，中国修辞学能否“抢占话语中心”，或者说能否大踏步前进，除了呼吁些许“呵护”（谭学纯，2002：4），笔者以为，中国修辞学者应该挖掘古代中国和西方的修辞资源，开拓进取，走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的双轨发展道路。

陈汝东说得好，东西方修辞学者都“发现了人类言语活动的可言说性和规律性”，在古代的研究中，东方倾向于宏观、抽象、概括、说教，而西方倾向于微观、具体、分析、实用。最近几十年的修辞研究在东西方虽有差异，但“表现出一定的借鉴、融合趋势”（2011：137）。 DGaz+1sj8pWNYFf+mehpGbBC7lEf/9HT4JndpgCQaUZqpNW37oS31HzQEe3Eip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