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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toric译为“修辞学”，它源于古希腊语的rhētōr/rhētorikē（
，5世纪），拉丁语是rhetorica/rhētorica，法语是rethorique/rhētorica，中古英语是rethorik，现代英语是rhetoric。在古希腊语中，它原指“演讲技艺”（rhē意为“言说”，ikē意为“艺术”，刘亚猛，2014：27），或曰演讲家（public speaker，rhētōr，orator）的艺术以及政治家（演讲）的技艺[麦克唐纳（MacDonald），2017：4]。
古希腊最重要的修辞学观来自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的“伦理修辞观”（ethical/moral rhetoric），他提出的“修辞”是相对于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的辩证法（dialectic/dialektikē）[麦克唐纳（MacDonald），2017：4。斯基帕（Schiappa），2017：34]。古希腊修辞学当然也离不开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的《修辞学》（
Rhetorique
）的“实用修辞观”（practical rhetoric）。亚里士多德把修辞当作修辞术，指的是劝说/劝导/规劝/说服（persuade）他人的方式、能力、技巧、本领（亚里士多德，1991/2006：24）。“劝说”的本源是“说服学、演讲术等研究语言形式和文字技巧的学科”，其本意是以“理质”[logos，logical proofs或reason，相对于“reasoned discourse”（理性话语），斯基帕（Schiappa），2017：38]、“气质”[ēthos，ethos，ethical proofs或credibility，相对于“scientific persona”（科学角色），麦克唐纳（MacDonald），2017：22]、“情质”[peithō，pathos，pathetic proofs或emotion，相对于“artistic representation evoking pity or compassion”（引起怜悯、慈悲的表征），梅里安姆·韦伯斯特词典]
等手段，在演讲或辩论中胜出（李小博，2010：9）。那么，修辞学的劝说就是“通过恰当的修辞论辩方式，说服他人相信自己的科学范式或理论比别的竞争性观点更为优越”（李小博，2010：9）。再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修辞术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亚里士多德，1991/2006：6）。
亚氏的修辞学思想长期以来都是世界修辞界的指南，据说古罗马演说家和政治家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古罗马雄辩家和教育家昆体良（Quintilianus，约35—95）、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思想家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430）、文艺复兴时期的三大流派
、18—19世纪英国牧师和修辞学家坎贝尔（Cambell，1719—1796）、英国神学家惠特利（Whately，1787—1863），乃至现代的修辞学思想[如英国文艺批评家理查兹（Richards，1893—1979）、美国文艺理论家伯克]，其精髓或者说是亚里士多德的东西
，或者说是从亚里士多德发展和拓宽而来。
“新修辞（学）”指的是20世纪30—60年代在欧美兴起的修辞范式，主要源于帕尔曼（Perelman）、理查兹和伯克的论著。帕尔曼强调论辩和受众的关系，“只有顺应听众，说服才有可能”（见陈小慰，2013：86）。理查兹强调的是交际的误解和理解，他倡导了“以理解为指向的修辞（学）”（understanding-oriented rhetoric）。伯克的“修辞动机论、象征行动论、戏剧主义论、认同论、己为受众论”等，凸显的是语言修辞的象征性、动机性、互动性、戏剧性等（参见§6.5.1）。新修辞学大大拓宽了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修辞的本质和功能得以全新阐释，且关注了被忽略的“修辞形势/情势”（rhetorical situation
）（陈小慰，2013：83-96，108-111）。
可以说，“新修辞学”或者说修辞研究的新方法、新途径、新套路，其探索和涉及的修辞岂止“诡辩逻辑”（sophistic logic）、演讲技艺或舌辩技巧，实际上遍及人类乃至全部生物的冲动、梦想、奇迹、生存和竞争的生物—修辞策略[bio-rhetorical strategies，肯尼迪（Kennedy），1998]，无所不包，也就侵入大文科的全部领域[麦克唐纳（MacDonald），2017：2]。在当今的电子时代，一切传播只需摁一下按钮，传播的方法和技巧（即修辞）也是如此[麦克唐纳（MacDonald），2017：2]。这样一来，“符号王国”（semiosphere）的一切都是“生物修辞”[bio-rhetoric，肯尼迪（Kennedy），1992：2]，一切都能进入“修辞王国”[realm of rhetoric，帕尔曼（Perelman），1982：153；见麦克唐纳（MacDonald），2017：5]。
“修辞（学）”难以定义或者说定义众多而难以统一，“没有一个实质或本性，也没有唯一的定义可寻/可循”[斯基帕（Schiappa），2017：33]，也即“根本不存在一个万世有效的修辞本质，也根本没有天赋神造的是其所是的修辞观”
[斯基帕（Schiappa），2017：35]，为什么？一是因为修辞所涉及的主题、议题、话题多如牛毛、飘忽不定。二是因为下定义本身就是一个视角不同、看法则相应不同的修辞行为[麦克唐纳（MacDonald），2017：4]。三是因为修辞论者说及修辞的所指，有时是（艺术）过程，而有时却是（艺术）结果，如演讲稿文本、演讲效果[麦克唐纳（MacDonald），2017：5]。说修辞是“说服的艺术、华丽辞藻、演讲的调味（师）、说好写好、晓之以理外加以动人意志想象、通过象征符号引发信念或行动、使用推理和论辩的艺术”等，五花八门的修辞定义从古争到今，直至未来[麦克唐纳（MacDonald），2017：4-5]。斯基帕（Schiappa, 2017：33）的修辞定义是，“探讨和教化人们如何进行有效的笔头交际以影响受众”的学科。麦克唐纳在其编辑的、包罗万象的修辞研究的“手册”里，为了概括且达成和谐目的，提出了一个模糊的定义：“演讲、写作及其他媒介中的有效说写和劝说的艺术”（2017：5）。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修辞学除了维系今天可称作狭义修辞学的东西，即种种修辞术的研究，已经从狭义修辞学走向广义修辞学，甚至可以说步入修辞的“全球化”（globalisation）、人文学科包括语言学的“修辞转向”（rhetorical turn）、“泛修辞（学）”（pan-rhetoric）的境地（鞠玉梅，2012：3；刘亚猛，2014：292，301-303）。刘亚猛认为，这意味着：① 诸多本来源于修辞“母体”的学科又“回归”母体。② 与该转向相关的探讨形成了20世纪修辞思想之“主干和精华”。③ 该转折已凸显了修辞学的跨学科性（2014：292-293）。鞠玉梅说，“修辞”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词，政治家、教育家、律师等，都话不离“修辞”（2005：37）。不过，也有学者怀疑抱负过大的“大修辞”，也就有了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大小修辞”之争，或者说修辞界关于是否应该有“大小修辞”，如何在“大小修辞”上都有所建树，如何在理论和术语上不过分依仗古典修辞学和外源学科（哲学、文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学等），让修辞学做一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的“一等公民”学科等，尚存不少远未达成共识的争议（参见刘亚猛，2004a：2-4）。
美国文论家维切恩斯（Wichelns，1894—1973）在1925年发表了《演讲的文学批评》（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oratory）一文，标志着当代修辞学批评或“新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滥觞。美国哲学家和修辞思想家伯克的《动机语法学》《动机修辞学》《论动机与社会》《宗教修辞学：符号体系研究》《象征行动的语言：人生、文学和方法杂论》《文学形式的哲学：象征行动研究》《永恒与变化：目的的解剖》《对历史的态度》《反论》《戏剧主义与发展》等，振聋发聩。如书名所示，它们已不是纯粹的修辞学著作，而实际上横跨修辞学、文艺学和哲学。其他如英国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理查兹的《修辞哲学》《意义的意义》《美学基础》《文学批评原理》《实用批评》《科学与诗歌》，是跨修辞学、语义学和文艺学的著作；法国哲学家和文论家福柯（Foucault，1926—1984）的《对历史的态度》《疯狂史》《性史》《事物的秩序》《知识考古学》《权力和知识》等则是跨修辞学、史学、医学、经济学和犯罪学著作。若这样看亚里士多德，他也是跨界老手：修辞学、文艺学、诗学、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物理学等，如其《修辞学》《诗学》《形而上学》《政治学》《伦理学》《物理学》所示（谭学纯，2002：10）。
西方修辞学史值得一提者还有帕尔曼和泰特卡（Perelman & Tyteca）被人英译的修辞专著《新修辞：关于论辩的探索》（1969），其修辞学发展的“宏伟规划”等思想影响之大实在难以名状，它不仅诱发人们再思修辞及其学科建设，还导致了“纲领性”论文集《修辞学的前景》[比策和布莱克（Bitzer & Black），1971]和修辞学杂志《哲学与修辞》（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的问世（见刘亚猛，2004a：1，3）。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旨在有意识地“规劝”，那么伯克所代表的新修辞学旨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同”（identification）
。在动机论中，伯克研究的“动机”（motive）不是简单或狭义的动机，而是“追寻修辞哲学的认识基础”的“人类的行为动机”，“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构建我们的现实”（伯克等，1998：15）
。在伯克等人看来，修辞是“一些人运用语言来对另一些人形成某种态度或行为”（伯克等，1998：16）
，“人一旦运用语言，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修辞环境”（伯克等，1998：16）。所谓“修辞环境”就是人的生存环境，那么，与其说人对环境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反应，还不如说是人在“修辞化”地适应各种环境。
在古代，人临死时朝着故乡的方向磕头跪拜，或者要求死后埋在面对故乡的高地，这可描写为大俗话“望乡而死”。但中国文人却用“狐死首丘”来表述。如：
（4）“鸟飞反乡，兔走归窟， 狐死首丘 ，寒将翔水，各哀其所生。” （《淮南子·说林训》）
（5）“ 狐死首丘 ，心不忘本；钟仪在晋，楚弁南音。” （《晋书·张寔传》）
这是借用狐狸虽身死但其脑袋也要面向藏身的山丘的民俗幻象，让“不在场”的故乡临时“上场、在场”，使遥不可及的真“乡”扮演“在场”之“乡”的“情感等价物”，也即是修辞化地喻指老而怀旧、叶落归根等观念意义的艺术手法（谭学纯，2002：10-11）。
一些学者（如狭义修辞学论者）在坚守纯修辞学的边界时，不知不觉中也在进行着学科自闭。如果阻止修辞学研究认知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文艺问题等，就掉进了“语言构建现实”的陷阱（谭学纯，2002：10-11）。所谓“后现代主义”将一切都符号化/符码化了、话语化、修辞化了[林大津、毛浩然，2006：35；斯基帕（Schiappa），2017：33]，因此不妨说，其修辞也就打上了“泛修辞”的烙印，囊括一切文化形式、文化现象、文化现实。那么，“修辞是什么”不妨改成“什么不是修辞”，于是就涌现出“哲学修辞/修辞哲学、伦理修辞/修辞伦理、政治修辞/修辞政治、战争修辞、女性修辞、行为修辞、法律修辞”，不一而足[林大津、毛浩然，2006：35；斯基帕（Schiappa），2017：33]。
如上所述，伯克、帕尔曼、泰特卡等新修辞或“大修辞”学者的努力虽有“石破天惊”的影响，但西方修辞界并没有真正继承其初衷，结果在过去几十年的修辞学科建设中“步履蹒跚”；如果修辞学作为一个科学、完整、独立的学科还未定型，那么迄今为止的修辞论述岂非修辞“前科学杂凑”（pre-scientific bricolage）？
修辞学“陷于两难境地”，“很难在现代大学和学术体制下获得常规意义的‘学科’身份”（刘亚猛，2004b：252；2014：290），究其诸多缘由，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
（1）局限于学术话语内部而未能有效地投身于社会/政治生活中活生生的话语实践的解释和干预（刘亚猛，2004a：1）。
（2）寄希望于外援术语，对“舶来品”没有达到“随意正用、予取予求”或吃透且进行“再描述”（re-description），难免扮演“净输入方”的尴尬角色（刘亚猛，2004a：3，2014：291）。
（3）诸多大修辞作品发表于非语言学非修辞学刊物，如商学、法学、音乐、宗教、科技、地理、数学、政治、社会等学科的杂志，有点“病急乱投医”（刘亚猛，2010：19）。
（4）和语言学“形近实远”，本来当初并行于语言学而如今本属语言学，至少是“最为‘天然’密切”的关系，但“大修辞”投入人类学、文学、政治学等的怀抱，使得修辞非驴非马，和语言学及其共同预设的研究出发点、目的、对象等“龃龉不合”“雅难相容”，渐行渐远，或者“分道扬镳”（刘亚猛，2010：12，14）。
（5）“大修辞”学术胃口太大，号称统辖天下的象征话语以及借此实施的全部人类之“知、行、造”[布莱克（Black），1996：23]，而如此宽阔的覆盖面，其学术思辨的范畴、概念、法则等单薄、苍白、肤浅，缺乏“穿透力”（刘亚猛，2004a：3-4）。
（6）“大修辞”学者众多，没有流派而观点五花八门，没有一套专属自己的研究方法，或者说方法论“式微”而“即兴发挥”（improvise）或“就便拼装”（bricolage），或者说研究方法无“一定之规”，都是“因题、时、境、人灵活制宜”（刘亚猛，2010：12，16，17）。
（7）修辞界内关于“元修辞学”（meta-rhetoric）即关于修辞学的学科定位和未来命运的争辩持续，尤其是论及古希腊哲辩师的历史定位和“大小修辞”的“一学二辞”的种种观点，完全是一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画面（刘亚猛，2004a：4-6）。
（8）“大修辞”领域后继无人，没有伯克这样的“修辞思想大师”，或者说，该领域的学者在“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斯基帕（Schiappa），2001：271-272]方面没有“上乘的表现”（刘亚猛，2004a：2，5）。
根据鞠玉梅（2011：53）的介绍，西方修辞学分为20世纪前后的传统修辞学和新修辞学。前者分为“人文传统”的修辞学（古典修辞学时期、中世纪、17世纪——都关注劝说）和“文体风格传统”的修辞学（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19世纪——都关注语言运用技巧），而新修辞学是“多元化、多学科交叉”的大修辞研究，包含修辞哲学、动机修辞学、行为主义修辞学、价值修辞学、论辩修辞学、认知修辞学、科学修辞学、表达修辞学、隐喻修辞学、类比修辞学、比较修辞学、视觉修辞学、建筑修辞学、宗教修辞学、修辞伦理学、模型修辞学、公共修辞学、修辞传播学、社会认知修辞学、计算机辅助修辞学等，研究队伍得到“大换血”、重新“洗牌”（另见林大津，毛浩然，200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