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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学在国内外经历了三四十年的发展，有好几个人写过一段时间的“现状”综述，如何自然（1995等）、沈家煊（1996）、何兆熊（1997）、文旭（1999）、钱冠连（1990，2000a）、王欣（2002）、向明友（2007）、冉永平（2005）。
20世纪80年代，国际语用学起步不久就引介到中国。钱冠连（1990）就讨论了“语用学在中国：起步与展望”。他认为，“目前”的“引进很不完善”，国人的“理论创造”也远远不够。关于以后的语用学走势，他支持维索尔伦在我国首届语用学会议上的观点，要研究语言丰富的含义（选择），把语用学作为社会文化和认知功能的全方位综观论，而非把语用学作为语义学平行的学科，提倡研究语言的适切性问题。钱冠连还建议我们着力进行“以汉语做语料的语用学研究”，这就需要老中青学者联手或加强信息沟通。
何自然（1995）综述了“近年来”也即截至1995年的“国外语用学研究”，指出“目前”有英美流派和欧洲大陆流派之别，前者注重语言各级阶（rank）的语用学研究，后者则从社会文化视角，以语用学视角来观察语言和交际，甚至以此观察语言学。此外，“目前的国际语用学研究”还有“社会交际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的语用研究、“跨文化语用学”（intercultural pragmatics）研究、“语际语用学”（interlanguage pragmatics）研究、“认知语言学研究”（cognitive pragmatics，如关联理论）等。
沈家煊（1996）综述了此前的中国语用学研究，认为语用学引进“很及时”，而开展的相应研究主要是：① 面向外语教学，② 面向汉语语法和语用法，③ 理论研究。沈家煊认为我国语用学界应该结合微观语用学和宏观语用学，要注重研究汉语的语用学，还要研究形式语用学（1996：1）。
何兆熊（1997：1）说语用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定型”于20世纪80年代，“成熟、丰满”于20世纪90年代。由原先的单向、单句、静态的语用学研究转向双向、语篇、动态的语用学研究（1997：2-4），并且即将掀起礼貌研究、（跨）文化（社会）语用学和对比语用学研究的热潮（1997：4）。若如此，21世纪过了20多年，语用学已经更加“成熟、丰满”。
文旭（1999）综述了20多年来的语用学研究，并建议我国语用学者在以下几方面发力：① 加快引进的步伐。② 立足汉语创立自己的理论。③ 把宏观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④ 即加强研究应用语用学（applied pragmatics），包括“计算语用学”（computational pragmatics, 1999：11-12）。况新华、谢华（2002）进行了“国内语用学研究概述”，提出我国语用学界应该“走汉语研究与外语研究相结合之路，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语用学流派”（2002：6）。冉永平（2005）综述了20世纪90年代至2005年的所谓“总体趋势”，认为语用学研究打上了“语用综观”印记。除此之外，他还有预言（见下）。
向明友（2007）没有在《语用学研究的新进展》中综述语用学过去全部研究的概貌，而是勾勒出到发文时为止的所谓“新进展”，突出介绍了实验语用学、博弈—决策论语用学、民族志语用学和神经语用学（向明友，2007：24-25）：第一，“实验语用学”（experimental pragmatics）是语用学和实验心理语言学的界面研究，一反过去凭借直觉和语感的语用学研究，而是通过实验类科学手法，进一步验证和发展了语用学的理论和假说，如吉布斯和莫伊士（Gibbs & Moise, 1997）对会话含义做的实验研究，霍尔顿和凯萨尔（Horton & Keysar, 1996）对指别语的实验研究。第二，“博弈—决策论语用学”
（game-and-decision theoretic pragmatics），如本茨等（Benz et al.，2006）编辑的论文集的书名《语用中的博弈和决策》（
Game and Decision in Pragmatics
）所示，是在格赖斯语用学基础上阐述人们使用语言进行“博弈”的过程及种种“抉择、判断”。第三，民族志语用学（ethnopragmatics）是一反以往语用学的“文化普遍主义”（cultural universalism）以及“民族（和文化）优越感”（ethnocentrism）的倾向性理论基础，从民族志交际学、互动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跨文化语言学等共同培植起来的比较重视民族文化差异的语用学（界面）研究。换言之，它比较强调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对语言使用的影响。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威尔兹彼卡（Wierzbicker，2006）、戈达德（2004等）。第四，“神经语用学”（neuropragmatics）关注人脑在正常和异常情况下如何生成和理解意义。神经传递素、荷尔蒙、生化药物等对思维、行为、表达、理解等都有影响。如斯特玛和舍恩勒（Stemmer & Schönle，2000）所言，神经语用学研究目前有下列方法、视角或“路径”：“成像路径”（imaging perspective）、“生化路径”（biochemical perspective）、“心理药物学路径”（psychopharmacological perspective）、“节奏路径”（rhythmic perspective）、“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路径”（ontogenetic and phylogenetic perspective）、“认知路径”（cognitive perspective）、“社交路径”（social perspective）等。
在语用理论的应用方面，向明友介绍了诸多语用学界面研究，如“文学语用学”（literary pragmatics）、“法律语用学”（legal/forensic pragmatics）、“工程语用学”（engineering pragmatics）、“经济分析语用学”（econopragmatics）、“对比语用学”（contrastive pragmatics）等（向明友，2007：23，26）。
除上述著述，还有一些零星综述，如徐海铭（1997），姜望琪（2003a），刘根辉（2005等），姚春林、王显志（2007），刘思（2008），李光莉（2015）等。还有一些是对语用学某个侧面进行的综述，如刘思（2008）的《实验语用学研究综述》，曲卫国（2017）为《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第3期的“历时语用学研究”专栏写的导语，乔淑霞、周君（2016）的《国外语用学研究综述——基于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5~2014）的统计分析》，这里恕不赘述。语用定义何其多！语用综述何其多！
根据上述语用学发展史（大事纪要），本书拟构语用学研究的过去（旧貌/历史）、现在（现状）和未来（趋势/走势）：
① 20世纪60—80年代的语用学：源于语言哲学（日常语言派分析哲学），这阶段的语用学研究是语言哲学研究的延伸。
② 20世纪80—90年代的语用学：受20世纪20—70年代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语言学和20世纪80—90年代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语言学的影响，注重语言形式和功能的关系，强调“狭义的语境意义”（俞东明，1993：115）。也即，这阶段的语用学（以欧洲为基地）研究语境化（contextualised）的语词/语句意义，即多于/超出语词/语句的意义，可称为“微观语用学”（micro-pragmatics）或“语用语言学”（pragmalinguistics）。
③ 20世纪90年代—21世纪20年代的语用学：受全球化、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等的影响，注重“广义语境意义”，也即，具有社会文化内涵的语境意义（socio-culturally loaded contextual meaning）（俞东明，1993：115）。这阶段的语用学（以美国为基地）侧重意义的跨文化属性。此时的语用学可称为“宏观语用学”（macro-pragmatics）、“社会语用学”（sociopragmatics）、“（跨）文化语用学”（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④ 2020年以后的语用学：受网络化、认知化、网络传播学、认知（神经）语言学和多学科的发展以及多种新兴界面学科的影响，注重人类交往的网络语境、礼貌和失礼研究、语用意义的认知研究以及语用学和其他学科的融合研究。也即，这阶段的语用学（不分国界）侧重意义网络属性、心理和社会认知属性、跨学科属性等。此时的语用学可称为“网络语用学”（internet pragmatics）、“认知语用学”（cognitive pragmatics）、“神经语用学”（neuropragmatics）、“民族志语用学”（ethnopragmatics）、“法律语用学”（legal/forensic pragmatics）、“对比语用学”（contrastive pragmatics）、“博弈—决策论语用学”（game-and-decision theoretic pragmatics）、“文学语用学”（literary pragmatics）、“语用翻译学”（pragma-translatology）、“语用修辞学”（pragma-rhetoric）等。将来的语用学研究在前人研究（兴趣和成果）的基础上，将朝纵深发展，例如，认知—神经语用学可能涉及机器翻译等人工智能、计算语用学、（老年）失语症治疗等的研究。
莱文森（Levinson, 1983：34）早就指出，语言学理论应该把语用学作为重要的有机成分。他提出一个假想，即语法里有些成分是“非自足”（non-autonomous）的，需要语用学的参与。斯特玛（Stemmer, 1999）就此（以及其他问题）采访乔姆斯基时，乔姆斯基3次坦言语用学是“语言学的有机成分”“核心、关键成分”（见§2.6）。
俞东明（1993：115）说语用学“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实现在还是，“语用学的课题不能封顶”（钱冠连，1997b：26）。2005年，冉永平发表论文《当代语用学的发展趋势》，综述了所谓“当代语用学”从1990年至2005年的“总体趋势”，发现相关研究已超出传统的议题，如指别语/指示语、言语行为、会话含义等，而体现了维索尔伦的“语用综观”性，也即“大语用、社会文化语用”的特点。冉永平说，语用学研究话语生成和理解不再是“单向的”研究，愈来愈呈现出界面研究的性质。他认为语用和认知的融合成为“当今语用学发展的一大主流”。他在“结语”中还提到了“模因论”（memetics）、“计算语用学”（computational pragmatics）等（另见钱冠连，1997b：410）。可以看出，冉永平主要是在再现2005年以前15年左右的国际语用学研究状况，但与此同时还以他自己的“语用敏感”预测了未来十几年的国际语用学的研究趋势。事实证明，从2005年到2024年，国际语用学研究便是如此。
[1] Larsen-Freeman. On the complementarity of chaos/complexity theory and dynamic systems theory in understanding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rocess. Bilingualism , 1956, 10（1）：35-37.
[2] 英语全称为“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第四版。下文不加注者都指该版。
[3] Analysis reveals that linguistic signs sustain three types of relations（to other signs of the language, to objects that are signified, to persons by whom they are used and understood）which define three dimensions of meaning. These dimensions in turn are objects of investigation by syntactic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原文）
[4] The grammar of language includes rules of phonology, which describe how to put sounds together to form words; rules of syntax, which describe how to put words together to form sentences; rules of semantics, which describe how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words and sentences; and rules of pragmatics , which describe how to participate in a conversation, how to sequence sentences and how to anticipate the information needed by an interlocutor.（源于杂志 Scientific American , Nov. 82/2, 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