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国的语用学研究肇始于胡壮麟（1980）的介绍以及程雨民（1983）、何自然（1988）、何兆熊（1989）
、沈家煊（1990）
的引介。具体来讲，老一辈做过“译介”的有许国璋
、戚雨村、王宗炎、胡壮麟、赵世开、陆国强、赵斌、张家骅、庄和诚、王志、常宝儒、袁义、赵斌、黄家修、谢宝瑜、黄金琪、林书武、适存、盛建元等，做过“引介”的有徐盛桓、何自然、何兆熊、钱冠连、陈治安、黄金棋、吕公礼、黄次栋、邓旭东、倪波、刘润清、黄宏熙、刘保山、彭兴中、杨性义、花永年等。他们一方面发表了高数量、高质量的论文，另一方面培养出一大批语用学者。
中老年和青年语用学者更是数不胜数
，他们积极参会（如语用学研讨会），教书育人，发表论文，乃我国语用学的中坚力量。
我们可以看到一幅中国语用学剪影：一大批中国语用学者除了在汉语杂志发文章，还跻身国际杂志。如束定芳（汉语文化语用现象，如歇后语的认知语用解释），吴义诚（汉语词汇—语法—语义界面），陈新仁（汉语文化语用现象，尤其是汉语礼貌和幽默），向明友（语用原则“新经济原则”），姚俊等（汉语文化语用现象和双语教学），刘亚猛、朱纯深（语用修辞）、韩东红（语用标记），彭宣维（语用预设），张绍杰（礼貌和话语标记），刘思（言语行为），刘萍（元语用话语），杨子（医患对话的话轮分配），苏杭（言语行为），于国栋、吴亚欣（汉语邀请行为）
，谢朝群、童颖（文化多样性与认知共通性，中国传媒之间的关系），都为中国语用学，或者说为中国语用学界融入国际语用学的“主流”（钱冠连，2001：7），打下了中国烙印，争得了中国语用学话语权。
钱冠连（1987a，b；1989）针对格赖斯的“合作原则”提出“不合作现象”，并尝试以“不合作原则”弥补（另见钱冠连，1997b：167-174）。钱冠连（1997a）的《翻译的语用观——以〈红楼梦〉英译本为案例》是语用翻译学的尝试。钱冠连（1997b）的《汉语文化语用学》是让语用学扎根汉语文化土壤后结出的新果子。钱冠连《语言全息论》（2002）和《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2005）则发出了语用学哲学研究的中国声音。
冉永平（2002）的“论关联理论的社会维度”拓展了“关联论”，使之走进“社会维度”。冉永平（2004）的《言语交际的顺应—关联性分析》链接了语用学的两个理论，为“关联—顺应模式”（杨平，2001；侯国金，2020b：40-45，117-124）提供了基础。冉永平（2005）的《词汇语用学及语用充实》，发出了中国人的“词汇语用学”声音。冉永平的《语用学：现象与分析》（2006）是重视语用分析的语用学教材。冉永平（2010）等发起了礼貌研究的中国失礼（冲突话语）研究和“人际语用学”的热潮。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以英语撰文，发表于国际刊物，论述“元语用否定的人际和谐手段”“话语理解的语境充实：以英汉语为例”等。此外还和他人合写论文，发表于国际刊物，为中国语用学走入国际“主流”做出了贡献。
值得推崇的是顾曰国的语用学作为。他在国内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如《什么是会话修辞学？》《西方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礼貌、语用与文化》《用John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评判与借鉴》，不乏创新。此外，他还在国际刊物发表文章，论述“现代汉语的礼貌现象”“言后行为的死胡同”“言者、听者和实际使用者”等
。顾曰国在语用学以及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修辞学和英语教育方面进行了创新研究。
就语用学写作与发表而言，我国年轻有为的语用学者当推任伟。除了2015年的专著《访学留学语境的二语习得语用发展》以及汉语论文，他还发表外语论文几十篇，值得我国语用学界师生学习，如论述“外语教学与测试的语用学考察述评”“墨西哥和美国的礼貌问题综述”等主题的论文
。因篇幅限制，此处没有介绍他和他人合写的多篇文章。可见任伟的语用学研究是跨学科的多点开花，主要涉及二语习得的语用问题，尤其是访学留学语境的语用能力习得、各种现代真实语境中的话语礼貌和失礼的分析、多语交际（接触）的社会语用问题。
笔者从事语用学学习和研究有近20年，致力于语用学界面研究：认知语用学、语用翻译学、语用修辞学。在认知语用学方面，除了专著《词汇—构式语用学》，笔者及其团队还发表了一些论文
。在语用翻译学方面，笔者及其团队出版了《语用标记价值论的微观探索》《语用标记理论与应用：翻译评估的新方法》《语用学大是非和语用翻译学之路》《语用翻译学：寓意言谈翻译研究》，还发表了一些论文
。在语用和修辞的界面研究方面，笔者及其团队也有些许成果
。
然而，诚如冉永平（2005：410-411）所云，我国语用学研究有如下“弊端”：① 介绍多，原创少。② 难以或不愿吸收国外语用学新思想而“闭门造车”。③ 保持汉语界和外语界“两张皮”的“老死不相往来”。钱冠连（2001：7）认为我国的语用学研究（截至2001年）“没有产生出重大的理论创造”，在原创性、视野、方法、选题、语料、语用学发展史等各方面“尚未加入国际主流”，“尚未形成力量、气候、主流”（2001：11，13），处于“依傍国外”“洋奶”的“哺乳期”（2001：14），在世界语用学界没有“位置”。有鉴于此，钱冠连提出4条相应的建议：① 处理好引介和创新的关系，正确分配力量于二者。② 查找缺乏原创力的原因。③ 研究生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在母语的语用学研究方面做点文章。④ 把时间花在建立理论意识、扩大学术视野、促进方法论和语种选择的多样化等方面。在另一篇文章里，钱冠连教导我们进行“文化传统反思”
，“鼓励创新意识”，开展“博士冲击”
等，研究过程中不妨尝试语用学研究的“交叉触发点”，从语言和语言学之外借力，“让事实冲击先验”，培养“美学眼光”，以“中药店原理”立足
——质言之，只有这样才能“向世界贡献出原本没有的东西”（钱冠连，2000a：10）。
本书认为：第一，冉永平、钱冠连近20年前的分析和对策是中肯的。第二，其“病症”“诊断”除了适合一二十年前的语用学领域，还适用于当下的中国语用学界。第三，在他们撰文之后的一二十年里，中国语用学研究和冉永平（2005）所言之发展趋势契合，而且似乎听取了钱冠连（2000a，2001）的建议，取得了上述的斐然成绩。第四，钱冠连、冉永平为其他学者树立了榜样，可以说他们是中国语用学走向创新和国际化道路的拓荒者。第五，钱冠连、冉永平没有考虑中国汉语（语法、修辞）界在一定程度上引介和结合汉语做语用研究的学者，如范开泰、范晓、胡裕树、陈平、常敬宇、廖秋忠、杨成凯、施关淦、马希文、袁毓林、王道英、池昌海、鲁健骥、张春隆、王一敏、王德春、陈晨、徐赳赳、西槙光正
等（他们以语用视角为打通汉语界和外语界的“两张皮”做出了一定贡献）。第六，两位教授批评国内语用学研究时大概没有考虑我国港澳台地区的语用学研究者，如香港的蒋严（Yan Jiang），朱纯深（Chunshen Zhu），金赢（Ying Jin），冯德正（Dezheng Feng）, Jing Hao, Ming Cheung, Guangwei Hu, Victor Ho, Qilin Zhang, Winnie Cheng, Janet Ho, Chengzhi Jiang, Zhengrui Han, Xiaoyu Li, Shifeng Ni, King Kui Sin
等，澳门的Kam-yiu S. Pang, Bei Ju等，台湾的Chiung-chih Huang，Hsi-Yao Su, Ming-Yu Tseng, Chen-Yu Chester Hsieh, Yen-Liang Lin, Shih-ping Wang, Yi-hsiu Lai, Yu-te Lin, Wen-yu Chiang, Kawai Chui, Hui-Chieh Hsu, Lily I-wen Su, Jenn-Yeu Chen, Jian-Shiung Shie, Ming-chung Yu, Siaw-Fong Chung, Shaojun Ji，更没有考虑侨居海外的华人学者，如Li Wei, Haiping Wu, Ning Yu, Grace Zhang, Danjie Su, Li Qing Kinnison, Hansun Zhang Waring, Jiayi Wang, Ying Yang, Yu Wang, Xiaoting Li, Feng Cao, Guangwei Hu, Weihua Zhu, Wendan Li, Shiao-Yun Chiang, Wei-Lin MelodyChang, Changrong Yu, Juan Li，尤其是陈融（Rong Chen）和黄衍（Yan Huang）。笔者不是说钱、冉两位教授不考虑我国港澳台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有何不妥，而是说明一点，这些人的研究和中国语用学界有着千丝万缕、难舍难分的联系。
虽然我国语用学界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起步较晚，例如2010年前在《语用学杂志》就很少看到我国语用学者的身影。现有的成绩离冉永平（2005）、钱冠连（2000a）二位所言的“创新性”“主流”还有一定距离。当然，国际语用学界的创新研究也是有限的，可见语用学研究的创新是个世界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