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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1年开始做些影像相关的学习和工作算起，我进入电影行业已经十多年了。回想起来，我出生的环境和我的专业都跟电影没有直接关系。小时候我有过很多理想，军人、乐手、作家、诗人，甚至想过成为一个捍卫人权的律师。我高中时候对英语很感兴趣，找老师自学了一段时间，想着以后会成为一名英语老师，用流利的英语传播藏族文化，但从未想过自己以后会进入电影行业。
2009年，我结束了漫长的高中生活，走进了很多学生梦寐以求的大学。当年我的分数不高不低，没有过多的欢喜，也没有多么的悲伤。我独自一人背起很少的行囊，去了青海民族大学。而这，是开启我人生转折的一个重要节点。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比我大一些的学长加入了摄影班，给我们培训的是几位英语老师。刚开始，我们学一些光圈、快门、感光等最基础的摄影技术，以及给照片配文字的方法。当时用的很多相机都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摄影师捐赠的二手相机。培训的地方有很多胶卷相机，老师们把它们拆开，给我们讲解相机背后的原理。初拿相机的我，完全被摄影吸引了。
大概学习和训练了半个学期，我做了一个关于在西宁民族文化街附近做帐篷的商铺和商人的专题摄影报告。学期结束时，我如愿拿到了一台相机，任务是暑假的时候拍些自己想拍的内容，回来在班内展示。那段日子，我每天拿着那台相机，徜徉在学校里和城市的各个角落，完全沉浸在摄影的快乐中。
摄影给我的大学生活带来了无限的乐趣。每当拿上相机去拍摄的时候，总会有种莫名的能量让我立马振奋起来。拍摄会把我带入一种奇妙的感受里，那是镜头和拍摄对象在我脑海里形成的一种时空，它让我暂时忘却了周围的烦恼。
2010年暑假，我买了30多本英语课本，拿着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来到甘肃省夏河拉卜楞。我打算举办一个英语培训班，挣来下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顺便拍些照片。英语培训班准备了好几天，但最终没能开班。我在寺院附近租了一间特别简陋的旅店房间，一晚14块钱。我每天勉强填饱肚子，大部分时间都在拉卜楞寺和县城晃悠。没多久，我的几百块钱用完了，没有了付旅店的钱。老板看到我手里昂贵的相机，不相信我付不起。我走投无路，只好把所有的英语书低价卖给一家书店，拿来付了房费。
一天早晨，我从旅店出来，来到拉卜楞寺。寺院大门口的桥头有一个阿姨在卖油炸饼。我摸遍全身所有口袋，加起来只有五毛钱，正好能买一个油炸饼。靠着那个油炸饼，我在寺院晃悠了一整天，不知今后何去何从。等回过神来，我已经走到了寺院对面的山坡上，夕阳西沉，眼前是美丽的拉卜楞寺。
也不知过了多久，山坡的另一侧传来人群的声音。我起身，慢慢地走下山坡，来到人群中间。一个戴眼镜、肤色嫩白的中年男人在和几个僧人谈论佛学和藏地的社会现状。看到他们相谈甚欢，我也不禁加入，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那位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显得特别兴奋，相继问了我很多问题，我一一回答。
天色渐晚，旁边的僧人都陆陆续续回去了。我原本以为中年男人是个汉族人，后来才知道他是从内蒙古来的蒙古族人，是位藏传佛教信徒，还能念一些藏语经文颂词。或许是意犹未尽吧，他邀请我去了县上特别有名的饭店，一直聊天到深夜。
幸运之神眷顾了我。接下来的几天，我跟着他到处拍照。临分别的时候，他给了我二三百块钱，留下手机号，说我以后到内蒙古可以联系他。虽然后来我换了手机再也没能联系到他，但心里一直感谢这位大哥。要不是遇见他，我在夏河大街上还不知道要吃多少苦。
开学后，我把暑期拍的照片在班上做了展示。而陪伴我一个暑假的相机，却在我打篮球的时候不翼而飞。老师们综合考量之后，并没有让我赔偿，而是让我当了一个学期的志愿者。
志愿者的工作简单，收拾相机、打印培训资料、偶尔给新学员讲讲拍照相关的知识。在那期间，我看了很多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和史蒂夫·麦凯瑞（Steve McCurry）等一些大师拍的照片。丢失相机这件事，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沉浸在摄影艺术的世界里。就在我进入回忆的时空，拼接这些跟从影道路有关联的琐碎回忆时，一旁的笔记本上，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一句话赫然醒目：所有的事到最后都会是好事。
用东拼西凑的资金买了摄像机、电脑，开始剪辑《英雄谷》。（才多）摄
后来，我也成了团队的一员，培训了好几轮摄影班的学员。
2016年，我在西安学习的时候，以“光影艺术的魅力：从东到西”为主题，教了一个学期的摄影课。在课上，我把自己特别喜欢的摄影大师史蒂夫·麦凯瑞、森山大道（Daido Moriyama）、詹姆斯·纳赫特韦（James Nachtwey）、阮义忠及杨延康的摄影作品作为案例，分享了摄影基础知识以及他们的作品所承载的人文关怀。
当时的安多藏区掀起了一股保护藏文化的热潮，社会各个角落都有从事相关工作的机构和个人。在这个氛围之下，我加入了保护民间文学相关的一些社团，收集民间的民歌、演说等内容，跟社团成员一起出版。做这些的同时，我也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以更好的方式把文化深层的价值体系介绍给更多的人或传承给下一代人，以及怎样才能让这些文化在现实生活当中更有生命力。
我开始意识到影像的重要性——它们雕刻时光，保存了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那段时间，我在思考一个命题：如何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期继续保持藏文化的生命力？这个朦胧的意识开始让我渐渐把摄影和电影作为保护和推广藏文化的一种方式。
后来，我又在弗吉尼亚大学驻西宁办公室学习摄像。这让我对平面照相和动态摄像之间的区别与相融有了更开阔的认知，对我来说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遇。那里的工作设备都很先进，我用他们的摄像机拍了一些民俗活动和仪式，还拍了一部二十几分钟的纪录短片《祈愿法会》。从来没用过剪辑软件的我，为了这个短片一键一键地学习。当时的工作室在城市的最西边，我住在最东边的学校宿舍里，每天早出晚归，整整用了一个多月的寒假时间才剪辑完这个短片。剪辑是一件很枯燥的事，但是每一帧的改动都会产生很不一样的效果，很奇妙。
有一年夏天，工作室举办了一个视频分享会，其中做分享的有两位美国导演尼尔森·渥克（Nelson Walker）和琳·特茹（Lynn True）。他们在四川省甘孜州石渠县拍的纪录片《夏日牧场》让人震撼，我也给他们看了当时拍的《祈愿法会》。后来他们成了我首部纪录短片《英雄谷》的制片人和顾问，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勇气。时至今日，我们还保持着很亲密的朋友关系，他们是我从影道路上的贵人。
那段时间，因为痴迷摄像和电影，我在图书馆阅读了一些电影相关的书籍。当时读了一本书叫《中国文化产业与文化道路》，里面讲述了电影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相关的内容，让我对藏地文化的转型保护有了更多的思考。我成立了一个叫阿咪啰啰的电影社团，阿咪啰啰是“妈妈的宝贝”的藏语音译。当时的校园文化跟电影没有一点关系，于是我邀请了一些电影相关的老师和电影人，在学校里开设讲座，每两周放一次电影，映后交流。那期间，我做了很多活动，但是依然满足不了自己要拍电影的强烈愿望。
2011年暑假，我借了工作室的一台摄像机，回家熬夜写了一个剧本：一位耄耋老人，身穿毛毡上衣，在雨后的村庄小巷里穿梭，挨家挨户劝说没有来传统法会的孩子家长。随着每到一家，孩子没来法会的原因就变得更为复杂，最终老人无可奈何地回了家。第二天，村庄上空响起伴随着锣鼓的舞步声及呐喊声。
在村里朋友的帮助下，我用五天的时间拍完了这个短片。开学后剪辑了一个初稿，刻在一张光盘上，带回村里。虽然还不成形，村民也看得津津有味，全程都在笑着。看着他们高兴的样子，我的内心也轻轻涌过一阵暖流。
等我回工作室想继续剪辑时，素材没有了。原来是周末有人更换电脑系统，导致里面所有的东西丢失了。村里的光盘因为循环放了好多次，再也读不出来。
我的处女作《下雨后》就这样消失在岁月里，我无能为力。
《英雄谷》是我在大学里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影片记录了安多藏区一个偏远农村社区的文化及语言生态，通过记录村落的儿童与老人，反映了时间带来的快速变化及其影响。当村民回忆这些变化对当地语言和村民造成的影响时，个体在时代的洪流下努力生活的姿态也呈现在大众面前。
当时学校有个社团叫“大学生社会实践团”，他们每年组织很多大学生到农牧区支教，我访谈了以往去支教的学生、社团团长和指导老师。那年暑假，我跟着社团的其他老师一起，走遍了支教覆盖的40多个村落。
拉青才让 摄
村落里很多村民不会说自己的母语，无论是老年人、青年人还是孩童。老人们感受到了生命里从未有过的一种归属危机——他们将失去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而在另一个空间里，一群大学生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而不懈努力。这个语言文化变迁的风景线，让我感到既现实又魔幻，心里五味杂陈。我一直很好奇人类在面临归属危机时的那种心理状态，那些努力挣扎的鲜活的生命感动了我无数次。
回来后，我决定要记录这一切，打算第二年暑假跟着支教团队去拍摄。但是，当时的我没有任何设备和器材，也不知道怎样能筹到钱。于是我给认识的一些国内外朋友发邮件，表达自己想拍这样一部纪录片的决心。不出所料，大部分人一直没有回复，有些人回复自己没有能力，仅有几个人回复说从来没收到过信息量如此丰富的邮件，他们很感动，也给我寄了一点钱，但是远远不够买摄像机、三脚架、磁带，更何况还有路费和生活费。尼尔森·渥克，那位我之前就认识的美国导演给我了这样的回复：“我没有能力资助你，但是如果你能写方案，我可以帮忙修改，发给一些电影节申请支持。”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还可以申请电影节的支持。虽然我从来都没写过电影筹资方案，而且还要用英语写，但为了心中的那个梦想，我开启了一段漫长的写作旅程。
大三第一个学期，我搬到了弗吉尼亚大学西宁办公室附近，专心撰写方案。那是一间特别陈旧的房屋，我和一个朋友共享一张上下床。因为是一楼，白天都要开着灯才能看清屋里的东西。我当时手里没有多少生活费，早上出去吃点包子，回来的路上买上几个苹果当作午饭，晚饭几乎不吃。
我开始翻阅朋友们曾经写过的项目计划书，阅读相关文章和书籍。每写完一个版本就发给我的朋友改，之后再发给尼尔森，他看后提出意见又发给我改写，就这样持续了三个多月。完稿后，我发给了一些电影节和创投会筹资。我记得当时还发给了IDFA（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很多人或许不太了解这个电影节，但这是一个很多导演向往的电影圣殿。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入围这个电影节有多难，无知者无畏，如今还真有点佩服当时的自己呢！
结果可以预料，石沉大海。
转眼已是2012年4月底。我决定自己去筹钱。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藏区的活佛们。我写了一些请示信，买了哈达，去拜见热贡隆务寺寺主仁波切。我去了很多次都没能见到他，他有时候很忙，有时候出门做法事。一个星期之后，寺院的僧人急忙把我叫了过去，我终于如愿，见到了仁波切。我献上哈达，磕头礼拜，表达我想做的事情。仁波切听了特别赞成，给了我披着哈达的一万块钱。仁波切说我做的这件事很有意义，但他无法承担所有费用，让我拿上这点钱，先开始工作。真是雪中送炭。
回去之后，我用多方筹到的资金买了一台摄像机和磁带，又买了一套二手三脚架和摄像包，6月跟着支教团队前往拍摄地。梦寐以求的影片终于可以开机了。
跟着支教团队，我走访了30多个村落，零零散散地拍了很多内容。我有时候住在村里，有时候住在寺院的僧人朋友家。拍着拍着，我发现原本的构思在实际拍摄时无法一一呈现，在书上学到的很多知识，在现实里根本没有用武之地。这让我开始重新认识纪录片，也重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支教快结束时，我收到了尼尔森的一封邮件，他说国外的一家艺术基金会打算资助我们的影片。我终于可以安心拍摄了。
回西宁后，我购入了新的设备，开始导出素材剪辑。这时却发现很多前期拍的内容根本无法使用，于是又独自开启了补拍的旅程。
一个多月失败的拍摄经历让我构建了比较清晰的想法。整个补拍过程很顺利。准备回西宁时，我认识了在路边卖水果的伊布拉老人。他住在群科村，会说藏语，非常健谈，答应我过几天可以去他的家里拍摄。我们互相留了联系电话，约定一周后再见。
一周后，我收拾行囊，在路上买了点羊肉，坐上班车，去往群科村。
时到秋末，大街小巷都是黄色的落叶，一些村民在巷子里攀谈，小孩子们在树底下玩耍。我辗转问到了伊布拉老人的家。伊布拉和太太热情地接待了我。我拍摄了他们种小麦的场景，直到中午。
他们留我吃了午饭。伊布拉给我泡了很好的八宝茶，坐在炕上分享他们村落的故事。“我的父辈都是藏族，有些地名现在还是藏语。小时候，大家都用地名来区分部落的人，搬到其他地方的亲戚也会来看我们家的人。我们这一代人都会说藏语，我自己的孩子会说一点，但是我孙子孙女这些孩子就基本不会说了。”
伊布拉有两个孙子孙女，他们的爸爸妈妈常年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才回家。说完这些故事，他只管自己喝茶，看着窗外，沉默不语。我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或许是走回了他童年的时空，看到了他逝去的那些父辈们。
我在群科村待了几天，和村里人也渐渐熟悉了。我询问伊布拉能不能去拍他们的清真寺。因为我的头发很长，加上我不是伊斯兰教徒，所以有点担心他们不允许我进入清真寺。没想到阿訇和村里的老人同意了。
第二天，我早起拍了一些村里外景后，跟随伊布拉走进了清真寺内，记录了伊布拉一年当中重复最多的活动。下午我在村头晃悠，记录村里的日常生活。在老人们的建议下，我借助村里的三脚架，在很窄的楼层里慢慢爬上了清真寺顶，如愿拍到了村庄全貌。
在群科的拍摄告一段落，我回到西宁开始正式剪辑。
那是一段单调而枯燥的剪辑岁月，我每天很早起床，稍作锻炼，然后吃个早饭，午饭和晚饭都是去菜市场买新鲜的食材回来做。睡前看场电影，每隔两天跟朋友去打篮球，其余时间基本都扑在剪辑上，前后花了7个月的时间。除去刚开始拍的完全用不上的部分，全部素材加起来长达80多个小时。纪录片不像剧情片那样先有故事框架再剪辑，虽说有大致的故事走向，但很多故事需要重新梳理和建构。所以，剪辑是一场持久战，它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以及支撑它的健康食物和规律作息。
那期间我剪辑过好几个版本，每个都发给了尼尔森和琳·特茹，请他们提出修改建议。前辈导演的肯定和建议，对当时的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2013年6月，我完成了纪录片《英雄谷》的最终版本。虽然还有需要改进或补拍的地方，但总算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愿望。6月18日，纪录片在青海民族大学的学术报告厅正式放映。前来观看的人数比预想中的多很多。老师和同学们的夸赞，让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后来机缘巧合，《英雄谷》入围了美国当代艺术博物馆当代亚洲影展，又被很多大学邀请巡回放映。每次放映前我会先去做个自我介绍，然后就偷偷地快速溜出去，映后再回来交流。因为我对它太熟悉了，所以不忍看到荧幕上被放大的不足。
制作《英雄谷》让我成长了许多。完全不懂电影的我，从开始学习写方案、筹备，到东奔西走找投资，去现场拍摄，与各方人士沟通，再到后期制作剪辑，发行，做一部电影的整个过程，该经历的全都经历了。没拍纪录片之前，我总以为拍纪录片很简单，但是真正进入调研、拍摄、后期剪辑时，才发现那是一段既复杂又需要耐心的漫长的心路历程。能否真正进入被拍摄者的内心世界，能否真正听到他们的心声，考验的是拍摄者对待生活和生命的态度，以及对人性的理解。
不成熟的《英雄谷》，把我带到了美国、日本、新加坡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这个旅程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生活的世界，也重新认识了自己。我们在生命里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会让我们对生活、对自己有新的发现和认知。就像约翰·列侬（John Lennon）所说：所有的事到最后都会是好事。
如今，对我来说，拍电影是学习外部世界、发现自我、感知生活、思考人性的过程，也是找到生存感的一种多维度的生命体验。
我走在母亲的背后，看着她的双脚在泥泞的路上行走，发出很有节奏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