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30余年间，“两个美国”开始转向“一个美国”。美国与苏联、北约与华约、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核威慑的对峙格局，促使美国直面“两个美国”的困境，着力处理美国的精神分裂症，将美国打造成一个“自由主义社会”。
在这个“光荣与梦想”的时代，战后经济持续发展，新政自由主义对社会财富进行强力再分配，这使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大幅缩小，美国开始步入真正的现代社会，思想界得以建构“自由主义社会”的共识。但是，这一共识本质上是政治自由主义、市场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混合体。在建国至进步时代之间，市场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着美国道路，奠定了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想底色。新政自由主义的成功，为美国自由主义加入了政府干预主义，总统强权也被视为个人自由的保障。不过，飞鸟尽，良弓藏，新政自由主义在战后30余年中成为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创伤的救世良方，但其鲜明的大政府倾向也受到来自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强烈批判。
在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看来，自由主义是美国的建国思想，美国新自由主义意味着现代西方社会的治理术达到了历史的顶点，美国政治的正当性是被市场经济授予的，美国的大政府干预是为了重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在50年代把经济人假设变成笼罩一切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方式。
在匈牙利社会思想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看来，市场社会就是美国的建国思想。当然，福柯和波兰尼所说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社会根本就是一回事儿，都是市场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体。新政自由主义拉开了美国“光荣与梦想”时代的序幕，却成就了新自由主义。美国人既普遍接受新政自由主义的大政府观念，又普遍接受新自由主义的自生、自发、自我调节市场的乌托邦观念。自由主义的社会共识成了这个悖论的产物，它站在新政自由主义的对立面，热情拥抱新自由主义这一新的公民宗教。
波兰尼道出了美国社会及其宪制的实质。美国宪法之所以没有经济条款，就是为了将经济领域完全独立出来，进而将私有财产置于最严格的保护之下，从而创造出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明确法律基础的市场社会。因此，美国的所谓分权就是将人民从支配经济生活的政治权力体系中分离出去，人民空有普选权，却始终无力对抗那些私有财产的大所有者。
这也正是美国政治学者谢尔登·沃林（Sheldon Wolin）所说的，美国所代表的发达工业国家民主制的反民主实质：通过消解人民来保障少数人的权力。
就此而言，美国社会结构中贫富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始终存在，大规模中产阶级支撑的自由主义社会共识只存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20年间（1945—1965），此后少数大利益集团就压倒大量小利益集团进而重新支配美国政治。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试图用“信念政治”来超越进步主义、共识主义和多元主义，因为它们都强调经济利益而忽略政治理念，不过，与其说“信念政治”给美国政治找回了灵魂，倒不如说它只是揭示了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大分裂，美国因此成为一个失衡的利维坦。
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让整个西方世界陷入经济滞涨，阶层分化愈加严重，美国的社会分裂不断加剧，自由主义社会共识逐渐破产，自由主义的价值多元走向逆向种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文化寻根开始赢得更多人心，蕴含于二者之中的平民主义也愈益极端化。美国社会的大分裂，在20世纪50、60年代激起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文化内战”。在新政自由主义的助力下，自由主义原本在教育、医保、社保、扶贫和平权等社会经济领域，以及家庭稳定、严惩犯罪、尊重传统地方关系和邻里关系等文化价值观领域，都拥有更大的政治优势，但自由主义者并未将其与多数美国人，尤其是美国中下层白人的价值共识融合起来，反倒把重心放在对少数群体或族裔的平权补偿上。反对失衡的平权补偿因此成为保守主义的大纛，保守主义者正是从自由主义者那里认识到：“所谓社会保守主义者，就是有一个女儿正在上高中的自由主义者”；俄亥俄州代顿小镇上的47岁家庭主妇，这些“既不穷，也不黑，更不年轻”的人，才是手握美国未来的真正多数，并因此在犯罪率、禁毒、宗教、同性恋、堕胎、贫困、就业等社会经济议题上代表多数美国人，与代表少数群体的自由主义者分道扬镳。新政自由主义的大政府、监管资本、社会开支和福利制度曾经占据绝对优势，但高涨的犯罪率、严重的社会骚乱和公共权威的危机，让自由主义陷入困境，让保守主义回潮。双方在政府与市场、政府规模、社会开支、减税政策、国防政策等政治议题上也互不相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巨大分歧，既成就了尼克松、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和特朗普，也成就了卡特、克林顿、奥巴马和拜登。
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政治衰败，正是其市场社会本质和新自由主义实质的周期性产物。正如亚当·斯密在18世纪后半叶基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教训所看到的，市场经济的赢家总是希望把财富支配力转换成政治影响力。美国宪法所框定的分权体系固化成了少数富人把控政治体系的合法渠道，利益集团游说成为合法的政治腐败，少数精英自上而下地掌控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多数民众对政治、法律和政策过程的影响力微不足道。职能的混同取代了权力的分立，不仅立法部门攫取行政部门的职能，对行政部门发布自相矛盾的复杂任务；行政部门也丧失决策自主性，政府变得僵化、失去创造力、朝三暮四、效率低下；司法部门也希望扩大政府职能，高度专业化、终身任职的法官享有立法权、政策制定权并通过司法权干预政策执行，诉讼成本大增，美国公共政策的质量严重下滑。在现实政治世界中，美国政府三个分支的分权并未带来良性的制衡，反倒走向相互否决，少数商业精英、政治精英和利益集团借助权势操纵政治经济规则，占据政治经济支配地位，他们的权力失去制约，“少数的统治”在21世纪的美国复活了。
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因此把美国政治的衰败概括为19世纪家族制的复辟，其根源在于中产阶级的规模大幅萎缩。美国政治学者雅各布·哈克和保罗·皮尔森（Jacob S. Hacker & Paul Pierson）则将其概括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阀统治借助平民主义在两极化美国的复兴，其主要表征为：选举重心从参议院和选举人团向农村州倾斜，参议院阻止法案通过的作用不断强化，联邦和州政府选举极易受党派势力操纵，保守主义者控制法院。这些因素都再次昭示着美国宪法的核心特征，即，立场坚定的少数人足以合法地压制多数人的意愿，并更有能力统治多数人。
简言之，在美国的现代共和政体中，僭主制、寡头制、暴民制超过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坏政体的成分压倒了好政体。
事实上，上层精英在美国社会结构中的规模很小。美国政治学者托马斯·戴伊（Thomas R. Dye）和社会学者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研究发现，美国上层人士约有4102人，其中4037人来自商业、金融、保险企业及其所控制的媒体、政治捐款组织、律师和说客职业、教育机构、基金会、民间和文化组织，65人来自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这四千余人控制着美国一半以上的工业资产，一半以上的银行资产，四分之三以上的保险资产，还控制着美国的电视网、投资公司、有影响力的报纸和主要的媒体集团，以及超过一半的私人基金会资产和三分之二的私立大学捐赠基金，掌管着位于纽约和华盛顿的美国最大、最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和美国主要的民间和文化组织，他们的政治竞选捐款也最多。 [4] 因此，晚近40年来，市场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既是冷战时代的美国向其市场社会本质的回归，也是后冷战时代的美国社会分裂、共识崩塌的最大病灶。洛克菲勒、摩根、杜邦、福特、沃尔顿、梅隆、杜克、哈特福特、奥林、华生与费尔菲尔德等三四十个家族化的资本集团，以及高盛、雷曼、所罗门兄弟等犹太金融集团，借助法治武器，把利润来源建立在对消费者的牢固绑定上，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垄断帝国，控制着美国经济。美国的华特迪士尼、菲利普-莫里斯国际、纽蒙特矿业、Facebook、宝洁、万事达卡、亚马逊、苹果、微软、谷歌等跨国企业不仅左右着美国国内经济，对世界经济也有很大影响。美国25个私立大学垄断了上层精英的教育和培养机制，社会的向上流动之路拥堵严重。美国的医保支出占GDP的比例全球最高，但美国人的健康水平却并不高，人均寿命在医保支出超过8%的12个国家中排名垫底，婴儿死亡率最高，还有4000万人没有医保，这是因为，美国资本集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举攻破医疗、养老等专业领域，将后者的知识权威变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利润源泉，专家的职业伦理及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关系大大恶化。 [5] 信息巨头通过颇具社会主义色彩的公司福利鼓励自由创新，借助技术权威，形成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所说的更牢不可破的“高科技封建割据”， [6] 推动着信息资本主义帝国在美国的兴起，将监控资本主义变成美国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也让美国手握信息资本霸权，使之在“去工业化”之后，仍能凭借金融资本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继续在全球经济和价值链条中攫取高额利润。商业垄断帝国、专业领域的资本化和“高科技封建割据”，这些市场资本主义在美国的现代堡垒，让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最顶层的1%的富人，普罗大众在四五十年间止步不前，社会流动性严重流失。美国的“新钱”与“旧钱”、民族资本与跨国资本之间的斗争，左右着美国的前途命运。
机理不调，行之不远。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今，“一个美国”又重回“两个美国”：这次的主角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双方都试图将美国历史从两百年拉长至殖民以来的四百年，把各自版本的“美国例外论”追溯至“两个新英格兰”：自由主义的美国例外论延续了“新英格兰例外论”，将新英格兰视为不同于旧欧洲的新大陆，将美国视为个体自由和民主意愿的示范区，美国就是世界；保守主义的美国例外论延续了“新旧英格兰同源论”，将新英格兰和美国的体制、制度和道路溯源英格兰和欧洲，将美国视为共和主义的保留地，美国只是美国。双方紧紧围绕“一个少数族裔的美国与一个多数白人的美国”展开斗争，竭力绕开“一个（多数）穷人的美国与一个（少数）富人的美国”。
尽管美国社会分裂的实质在于阶级政治而非身份或文化政治，
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却总是围绕种族问题展开。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种族歧视是美国的原罪，大政府干预是补偿赎罪之必需；保守主义则主张大政府才是症结所在，少数族裔受益过多，多数白人遭遇逆向种族主义。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分歧，总是被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转化成种族政策分歧，政策的制定执行总是建立在对美国各种族尤其是少数族裔的细分之上，人们的注意力总是被牢牢锁定在各种“种族竞标”策略之上，两党政客也总能靠激发种族愤怒、文化分歧的政治路线进而获得更多政治资源。
政治竞争的高度市场化，既依赖又放大了“两个美国”之间的斗争。经济生活被家族化的新旧资本利益集团把持，政治生活被权贵化的垂垂老者掌控，文化生活被种种政治正确斗争撕裂，种族问题依然无解，少数族裔的下层地位日益结构化，多数白人的中产梦想摇摇欲坠。总之，正是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和阶级分化的日益加深，让美国在晚近40余年，尤其是21世纪第一个20年中变成了一个“无共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