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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的大分裂有一条清晰的地理界线，这就是北纬39度43分的梅森-迪克森线。梅森-迪克森线最初只是英国两大北美殖民地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之间的分界线，后来发展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南北政治分界线。梅森-迪克森线以北、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是英国人最早的六大北美殖民地：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得岛和康涅狄格，史称“新英格兰”。这块从今天的科德角到佩诺布斯科特湾，南北不到三个纬度、东西不到三个经度的狭小地带，因形似英格兰，最早由英国殖民者约翰·斯密制图并命名。北欧新教徒、法兰西新教徒和英格兰清教徒们，出于阶级、经济或宗教的考量，叛出老迈衰朽的天主教旧欧洲，怀揣斯密地图，来到这块充满“光荣与梦想”的“新大陆”，希望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新英格兰，这块不同于旧欧洲的新大陆，这块美国的“兴国之地”，既是美国历史记忆的起点，也是美国文化记忆的起点，更是美国政治记忆的起点。
在英格兰清教徒看来，新英格兰在历史、文化和政治上都是虽脱胎于旧英格兰但又不同的新世界。在历史上，新英格兰是“新英格兰人”的，新英格兰人是暴力、征服、战争、牺牲的产物，新英格兰人的身份认同是在与形形色色来自旧世界和已在新世界的他者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从种族上灭绝“不开化的”印第安人，从宗教上放逐不守旧约的反律法主义者，从法律上打压忠于英国君主的保王党和忠于英帝国的效忠派，从文化上隔离不说英语的法裔加拿大人，从心理上排斥出身荷兰的纽约人，等等， [1] 这个过程主要是政治的，宗教则寓于政治之中。在文化上，新英格兰是清教主义的，这种文化记忆从精英视角出发，希望从新英格兰新教领袖的神学文献或活动轨迹中书写新英格兰历史，探寻“新英格兰心智”“新英格兰道路”“新英格兰民情”和“新英格兰例外论”。 [2] “新英格兰人的新英格兰”和“清教主义的新英格兰”，共同造就了政治意义上的“创建美国的新英格兰”。新英格兰人是清教徒，清教主义是新英格兰文化，新英格兰清教徒是摆脱英帝国、缔造新国家的美国建国者。
但是，这并不是说新英格兰没有内在的张力、矛盾和冲突。相反，“两个新英格兰”，即“新旧英格兰同源论”与“新英格兰例外论”之间的分歧，贯穿整个殖民时代，构成了美国社会分裂的文化起源。二者都是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的遗产，分别以国教派与分离派为代表，前者强调新英格兰是旧英格兰的复制品，主张政教合一，教会高于国家，国家从属于教会，清教徒要在新世界重建旧英格兰国教，政治必须动用一切手段捍卫宗教的纯洁、虔诚和使命，代表人物包括马萨诸塞的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等人；后者强调新英格兰在各方面均应以崭新的姿态告别旧英格兰，主张政教分离，国家独立于教会，教会不同于国家，教会有捍卫自己的精神武器，不需要政治力量来捍卫，代表人物包括罗得岛的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等人。在清教主义统治新英格兰的殖民时代，国教派长期压制分离派，形成了以牧师集团为主体的统治阶级，教徒资格成为公民资格的前提。这一点，很可能被在天主教徒引导下考察新英格兰九个月（1831年5月10日—1832年2月20日）的托克维尔忽略了。
梅森-迪克森线见证了美国社会的大分裂。从1763—1767年勘定后不久，到美国内战前后的近百年间，此线以南为奴隶州，以北为自由州。内战后的百年间（1865—1964），美国的总统-副总统沿此线南北搭配，支持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红州和支持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蓝州也由此分界。晚近五六十年来，美国政治地理版图又沿此线南北逆转。巴里·戈德华特（Barry M. Goldwater）代表共和党历史性地赢得民主党在南方腹地的五个铁票州，与之相应，民主党也历史性地赢得美国东北部共和党的六个铁票州，过去一百年乃至两百年的美国地缘政治版图从此乾坤倒转，两大政党、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例外论、两个美国之间的分裂态势渐成水火。
天主教的詹姆斯敦与新教的普利茅斯，“新教中的旧教”盎格鲁宗与“新教中的新教”公理宗，复古的国教派与开新的分离派，“两个新英格兰”奠定了“两个美国”的基调。忠于英国君主的保王党与希望独立建国的爱国者，西部南方的新边疆与东北的新英格兰新世界，乡村党与城镇党，共和主义者与联邦主义者，南方保守主义者与加里森废奴主义者，州权派与国权派，以及上层精英领导国家论与普罗大众自由意志论之间的冲突，深深嵌入美国社会。美国究竟是共和德性的特殊堡垒，还是个体自由的世界典范？美国例外论究竟是保守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这些争论成为贯穿美国古今之争的主轴。二者并非没有共通之处，它们均可在对外叙事上主张美国是上帝拣选的民族，声称美国注定成为世界各国的立法者，但其美国叙事很难调和，“两个美国”由此贯通了美国的独立建国时代（1776—1859）、内战重建时代（1860—1889）、进步时代（1890—1920）、“黄金十年”（1920—1929）与大萧条（1929—1939）、新政时代（1933—1945）、冷战时代（1946—1991）和帝国反恐时代（1992—2021）。时代不同，主角各异，但又分别自成一脉。
在独立建国时代，“两个美国”的主角是分离主义的爱国者与反分离主义的保王党。爱国者从宗教的分离派变成了政治的分离派，主张新英格兰脱离英帝国建立新国家，新英格兰人就是新世界公民自由的共和主义捍卫者，清教徒的异端德性可以适应更文明的新时代，清教主义足可充当新国家的新价值观。保王党对反抗英帝国的中央集权和奢靡之风没有兴趣，坚持新国家仍要植根于旧世界。这一分歧既隐含在主张现代共和主义的联邦党人内部，也彰显于它与主张古典共和主义的反联邦党人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不是温柔的法律之争，而是狂暴的政治斗争，爱国者对保王党的驱逐、追捕和肃清，贯穿整个独立建国时代，美国历史学者因此将美国的建国史称为暴力史。 [3] 以爱国者和保王党为主角的“两个美国”之间的斗争，将独立战争变成了美国的“第一次内战”。
在内战重建时代，主角变成了加里森废奴主义者与南方白人保守主义者。美国建国后，梅森-迪克森线成为自由州与蓄奴州的分界线。1820年后，随着美国向西部和西南部扩张，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影响日趋扩大，作为美国发源地的新英格兰的政治经济地位受到挑战，加里森废奴主义者因此接过联邦党人的现代共和主义和国家主义旗帜，主张捍卫新英格兰就是在捍卫美国，指控为奴隶制辩护的南方白人保守主义者意图分裂美国。这一分歧，很快演化成弗朗西斯·黎白（Francis Lieber）、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约翰·伯吉斯（John W. Burgess）直至亚伯拉罕·林肯所代表的国权派，与亨利·克莱（Henry Clay）、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所代表的州权派之争。1825年，伊利运河将纽约变成了五大湖区的出海口，纽约在美国的地位由此上升。1849年，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卸任美国海军部长，他把家从波士顿搬到纽约，回归历史学者本行，继续撰写十卷本的美国史。这两个事件，标志着美国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历史性大转移，“作为共和德性特殊堡垒的美国”开始胜过“作为个体自由世界典范的美国”，“新罗马”逐渐压倒“新英格兰”。随着南方在内战中的失利，南方白人保守主义和州权派在美国一度偃旗息鼓，但“两个美国”的斗争仍在持续，只是主角从印第安人与白人变成了黑人与白人，这是因为，伴随内战结束的只是形式上的奴隶制，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对黑人的种族奴役、压迫、歧视和隔离，并未受到多大撼动。
在进步时代，主角是地方主义的乡村党与国家主义的城镇党。新英格兰地区在美国国内率先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其人口密集聚居的小城镇模式扩散至全国之后，新英格兰地区走向“去工业化”和“逆城市化”，生活方式也回归传统，现代化的农村民居稀疏分布在广阔农村和城市郊区，取代奋斗的“山巅之城”，成为新英格兰也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典范符号和美国梦的核心景观。这种生活方式以稳定的高收入为前提，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过得上，有能力过上这种生活的和没有能力的人形成了内外城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社会隔离，同一种族内部，尤其不同种族之间的阶层分化进一步固化。阶层分化和社会隔离变成了自然而然的社会政治现象，二者交织叠加，让“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状态成为美国人想象人际关系、文化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基点，人与人之间、大众与政党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契约性的而非伦理性的，美国人往往从个人主义角度去强调个人隐私和个人自由，社会和政治联系看上去很热闹但实质上非常松散。正如美国人所熟知的那句街头谚语所说：自由不是免费的（Freedom Is Not Free）。尽管只有少数人有能力过上这种生活，但并不妨碍大多数人将这种生活方式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政治关系视为理想模板。1920年，美国向西部和南部扩张的进程结束，50个州的政治版图奠定，美国人口也迈过一亿人大关，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美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国家政治初具现代雏形。随之而来的，是新英格兰在美国的相对衰落。作为美国历史、文化和政治记忆的母体，新英格兰地区不再是一个代表美国的文化共同体，新英格兰文化在持续了250年之后宣告瓦解，清教徒在新英格兰成为宗教少数，新英格兰清教牧师集团对新英格兰和美国的统治开始发生转变，新英格兰成了失落的伊甸园。不过，新英格兰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学和教育模式的影响也正是在此时从偏安一隅发展到遍及全国。在思想上，新英格兰清教主义如何塑造新英格兰在美国成为显学，新英格兰新教徒走出东北，走向全国；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的美国例外论推动了美国社会科学的兴起，
美国社会科学开始超越英、法、德等欧洲师父，酝酿着世界级的影响力。在内政上，内战后就已出现的阶级、收入和种族分层变得更加明显，阶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此起彼伏，美国的国家机器随之大大强化。在外政上，现实保守主义或原则现实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或理想世界主义之间开始绵延至今的百年缠斗。
在大萧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主角是自由放任主义者与政府干预主义者。进步时代的现代国家制度构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共同造就了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这匹脱缰野马很快就将美国带入史无前例的大萧条，百业凋零、危机四伏、人心惶惶，罗斯福政府的新政自由主义更彻底抛弃了进步主义零敲碎打的自由放任主义，将政府干预主义视为扭转乾坤的关键，给美国套上了“大国家，大市场”“大政府，大企业”的政治经济缰绳，改变了美国人的政府观念，“军政立国”的美国变成了“军事福利国家”
，影响蔓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