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壁上观

好奇心太强，是我的缺点。一有什么新东西出现在我眼前，几乎都会让我感到好奇。我想弄明白它是怎么设置机关的，为此花时费力。实际上，自从我踏上西洋游历之旅，已虚掷两年光阴，尽管如此，我也仍未对此做一个了断。

哈姆雷特：说实话，你为什么从威登堡回来？

霍雷肖：因为我生性懒惰。

我想，原因大概就是这个。我不喜欢“留学”这个词，说得有点太讨巧。单纯学技术的话，想学就能学，除此之外，还能从海外旅行中学到些什么呢？

有个词叫“作壁上观”。意思是不进到某个社会当中，而是从外部环视、俯瞰众生。进到社会当中，多少要承担某种责任。而且，还要在社会中持某一种立场。作壁上观就没有这些。它没有责任，不持特定的立场，对所有的立场都可以采取公平的态度。西洋游历必然是一种作壁上观。这就非常有趣，而有趣就足以让我满足，我可没有勇气再去主张要从那里学什么东西。

不过，西洋游历，却对游历的西洋社会采取作壁上观的态度——如果只采取这种态度的话，总的来说，这也只是我自己的好奇心和“生性懒惰”的问题。然而，一旦对日本社会也作壁上观的话，那就不能用生性之类的话来掩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日本人。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从远处看着日本，但日本不看我。在此条件下，也就是说，在我看日本的方法倾向于作壁上观这一点上，它跟我看西洋社会，而西洋社会不看我是完全一样的。当我看社会、社会看我，也就是我看社会的方法不再是作壁上观的时候，那只能是我在日本生活、看日本社会的时候。我在日本生活，也不一定就会这样，而且，实际上也不是这样。但如果我在日本生活，至少，有可能会这样。不作壁上观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不过，有摆脱作壁上观的必要吗？我觉得有。但它并不是那种只要摆脱掉就可以的恶甚至错误，把它当作一种工具，会给我们带来方便的知识。我觉得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之下，它给予我们的不是方便的知识，而是生死攸关的知识。为什么呢？因为要客观地判断一个社会作为整体的运作方式，就必须离开这个社会进行观察。客观地说，就是公平无私，不用承担责任。

比如，我看法国社会，就能比七嘴八舌议论的大部分法国人更快、更准确地对他们所议论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做出一个结论。比如，战争的结局、对今后的预测等。然而，就算我的预测是正确的，我想，对法国社会来说，它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而且，不只是它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我想，我的预测正确，它之所以成立的前提，就是我的预测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说得普通一点，就是作壁上观能给出正确的判断，但这个正确的判断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不只是偶尔发挥不了作用，而是发挥不了作用这件事本身，就是做出正确判断的条件。也就是说，事情在本质上的无益的、正确的判断就是作壁上观的结果。因此，假如我跟社会的关系原本是建立在“解释不是目的，改造是目的”的原则之上的话，那么，作壁上观就很不好办，比如，某些场合就得多少牺牲一些正确性，也要得到有益的判断、有用的判断。

这些想法并不是我在西洋游历途中思考的结果。在我出发去旅行之前，就想起战争结束之后我说的话、写的东西，发现里面存在着非常重大的错误，我在日本的时候差不多就已经产生了这些想法。重大的错误是什么呢？那跟我在战争期间的态度乃至判断没有关系，而是跟我在战争结束之后，对我在战争期间的态度乃至判断所加的解释有关。错误的不是成为解释对象的事实，而是解释的方式。就算那不是错误，至少也是极端片面的东西。得出一个极端片面的想法，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错误。

战争期间，我是一个学生。从学校毕业之后，我还是过着跟学生差不多的生活。总之，我没有立场去发表社会性言论，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就是没有立场去承担责任。而我关于战争的预测，从头到尾都是正确的。但当时那些发表社会性言论的人，他们的发言几乎全都是不正确的。——到此为止，这都是事实。战争结束，我开始发言的时候，既没有歪曲事实，也感觉没有必要去歪曲事实。

然而，战争结束之后，我给这些事实所加的解释，从某一点上看，是片面的，从其他点上看，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肤浅的。我是这么解释的。我的预测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我做了合理的推论（或者说是形势分析）。

这个解释是片面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急于夸耀预测的正确，而没有提及另外一面，即预测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预测之所以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我觉得那是被战争宣传所迷惑的社会的责任，但事实没那么简单。不管我的推测是多么合理，那也是因为我是学生。也就是说，那是因为：推论的结果没有社会性影响；对我来说没有任何责任；推测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实际上，这些都是做出正确预测的前提条件。他们都错了。但我要是处在他们的位置，承担同样的责任的话，我也有可能犯错。我没有理由在那样的情况下仍然不犯错。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战争经验不是那样的。我对待战争的态度是作壁上观。（当然，直到现在我都不认为自己在当时还有更好的态度。）那件事情没有错，错的是我战后的处理方式，就是我把自己作壁上观时得出的预测和判断，不加区别地处理成在社会发生变化时的预测和判断的那种方式。那是片面的、不正确的一种方式。

不过，作壁上观、站在不用担责的立场离开社会，这样的条件有可能得出纯粹合理的推论，有可能对社会做出某种客观的分析，但这都是我有意识将其简单化的结果。实际上，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个更为复杂的结构。当然，作壁上观肯定是把我从错误中给救了，那个错误就是所谓的带有主观愿望的观测，就是把希望和现实混为一谈的错误。不过，从带有主观愿望的观测中解放出来之后，就能够对战争那样复杂的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分析吗？那可未必。至少我在战争期间所做的预测不单是从合理的推论中得出的结论。所以，战争结束之后，当我把自己做的预测解释成是我的合理推论的结果的时候，我就犯了错误。作壁上观之所以能做出正确的预测，那可不只是因为排除了带有主观愿望的观测，毋宁说是因为它带来了一种把希望变得纯粹的可能性。

战争期间，我一直都在希望，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全世界，民主主义能够获胜。这个希望不是分析局势之后得出的结论，而是分析和推论之前的存在。我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所做的分析和推论，和这个希望并不矛盾。我一直都抱着希望，但我并没有为了实现这个希望而努力地去实地、做实事。我只是在头脑中思考而已。这并非什么难事。去实地、做实事的话，会受到无数条件的约束，而这个希望不受那些条件支配，它是无益又无害，同时也是纯粹的，它作为一个判断的基础发挥作用。因为我所做的也并非某种带有主观愿望的推测。就算我做出了准确的预测，那难道不就是运气好，出来的结果正好是百分之五十概率中的那一半吗？没有任何客观的理由能予以否定。但是，我想，我的希望是现实的东西，它就是一种直觉所感受到的现实。没有任何客观的理由能证明这个想法是对的，但至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理由能证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只是在此前提下有了这样的想法。而且，我认为，在战争期间，我可以作壁上观的这个立场，容易产生那样的希望或直觉。总而言之，作壁上观之所以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不单纯是因为能做出合理的推论。判断的基础，与其说是推论，不如说是直觉。但不管怎么说，得出的结论本来就是无益的，对现实社会没有任何作用。

有这样一个故事。卡珊德拉曾预言希腊人的木马是危险的。特洛伊人不相信这个预言，把木马拉进了城，希腊人从木马里出来，烧毁了城市。是当时不相信预言的人一直在跟希腊人打仗，不是卡珊德拉在跟希腊人打仗。她大概也“希望”特洛伊城繁荣，但并没有为实现这个“希望”而去做工作。她一直都在作壁上观。然而，最后当奥德修斯的人从木马里出来的时候，她也会被杀掉……

在日本的时候，我认为这不能解释为卡珊德拉的悲剧或特洛伊人的愚蠢。

我踏上西洋游历之旅后，重新思考了这件事。因为我强烈地感受到，不论是对西洋，还是对日本，西洋游历很容易变成一种作壁上观。因为我还感受到，通过游历得到的判断是多么无力，知识是多么不具有生产力。不过，事到如今我之所以提起这些事情，有几个具体的动机。

其一，我和一位美国黑人诗人有过交谈。谈话的内容是来到巴黎后，西洋游历对他自己来说是多么危险。黑人诗人必须生活在美国的黑人社会。比如，他说，就算那里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但在那里说的话，也比在更有言论自由的巴黎发出的任何号召都要有分量。我说了自己的情况，说着说着就谈到了在西洋游历的我，和战争期间的我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似点，就是作壁上观。（也有不同点。但当时没有提及，现在也不会在此提及。）

其二，我去英国的时候，阅读了一本牛津历史学者撰写的关于纳粹的历史书。那本书不仅让我回想起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还让我认识到要对战争那样复杂的现象进行客观分析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在此我又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即用完全实证性的程序，在不断进行推论的同时预测战争的未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做预测——这个工作本身——当然是不能停的。没有任何预测的话，就不能展开行动。因此，要做预测的话，就还需要除了纯粹的实证性推论之外的东西。那就是对事态的直觉性把握，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现场的那种直觉的性质，是决定预测好坏的条件。但是，预测不仅要正确，还必须跟实际的活动联系起来。纯粹的实证性的预测是不可能的，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去做预测的原因，就在于这件事情对于实际的活动来说，本来就是必要的。作壁上观会让这个操作变得容易，但从这个意思上看，它自身内部就包含了矛盾。我想，直觉的基础不在中立地带，而必须要到活动的立场当中去寻找。战争结束后，我没有对战争中的自己展开批判——这个想法引导我对此事展开批判，并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它的极限。

不过，比起与黑人朋友的相遇以及阅读英国人写的书，还有一个更强的动机促使我现在去思考那些事情。那就是当今世界的发展，尤其是日本的形势发展。我从外部进行观察。而且，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从外部进行观察的某种便利（判断上的）和限度（活动上的）。我想，我必须打破它，但一边作壁上观一边要打破它，就很不容易。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此外，必须对形势做一个预测，就像上一场战争前后所做的那种预测，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迫切需要做一个超过它的预测。跟我自己有关的问题就出在这件事情上。当国家朝着一定的方向进行整合的时候，这个整合的结果会怎样？妨碍整合的道路在哪里？关于这些点，是不可以因为得不出纯粹的实证性结论而弃之不顾的。

一般来说，西洋游历几乎不会提出什么社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对社会的一种作壁上观。不过，有时会提出个人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不论在哪里，人还是一样的人。涉及个人的人生的问题和艺术的问题，西洋游历就不会作壁上观，反而能够直接地表现为感觉性的东西。战争期间的我和西洋游历时的我，这两个我完全不在同样的状况之中——这就是存在着最大不同的一个点，但我现在不涉及这个点。因为问题就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复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