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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称德国人是抗议的民族，却没有说清楚，他们为了什么而抗议。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是一个俄国人，但是他绝不相信，德国人肩负着一种所谓在几个世纪的历程中曾一度经由启示的神秘使命。另外一位，用尽一生竭力以深刻、悲剧意识和感觉（Sinn）改造德国人的尼采，最后失去了耐心，［在《瞧，这个人》中］喊出：“四个世纪中所有巨大的文化罪行都有他们的责任！”尼采试图证明，德国人出于对现实的怯懦，出于已成为他们天性的不诚实，出于“理想主义”，在欧洲历史的所有关键转折点上，毁灭了欧洲的果实和价值。
他们抗议，他们杜撰出“伦理的世界秩序”，声称该秩序必由他们保卫和拯救；他们自称是被拣选的，是上帝的民族，却说不出他们为什么是；他们扭曲价值观，自命不凡却难自圆其说，大逞英雄主义，全世界看见他们趾高气扬的举止都要捧腹大笑。他们把自己的所有弱点，甚至恶习和罪行都夸耀成长处和美德，自以为胜过其他人就讥讽其他人的道德。他们待人接物从来没有友善、礼貌的态度，他们自己也不能达成一致的思想。别人一旦触动他们扭曲僵硬的积习，他们就视为挑衅，视为对个人的侮辱。他们从不知道顺应别人的意愿，从不知道回应别人的爱意。他们昏昧闭塞，永远保持着吓人的模样。面对热忱和爱，他们出动警察，扩张军备。他们醉心于中世纪memento mori［勿忘你终有一死］的训诫和由此引发的良心狂热，俨然天生就用黑色的目光来看世界，他们中产生了最乌黑的僧侣——发明火药的贝特霍尔德、上帝的仆人马丁 [1] ，后者带人虔诚地做小伏低，隐隐不安的良心中透着一股迂腐气。他们从来不爱其他民族，总自以为是法官、复仇者和监护人。他们的原则是不信任别人，因为他们不知道别人会做什么，这个世界是恶毒的、恣意的、掠夺成性的。最好永远皱紧眉头，子弹时刻上膛，警惕地注视四方，昂首挺胸地举起刚硬的胡桃钳炫示肌肉。一个地地道道的巴洛克民族，脑子一根筋，浑身蛮劲；一个披着假卷发的钢丝缠成的吓人幽灵，根本不是人类。从没有哪个时代，他们会真正放松下来。
人们所谓的德意志心性（Mentalität），已经臭名昭著，成了德国人毫无原则和良心、缺少逻辑和缜密，尤其是缺少道德直觉的可悲证据。1914年，几乎没有哪个公共人物不曾名誉扫地。爱国者和诗人、政治家和学者，竞相散播极尽卑劣的民族概念。利益和价值、命令和观念杂烩一处，动人心魄、歇斯底里地用魏玛为波茨坦辩护，用波茨坦为魏玛辩护。白纸黑字留下了永远的印记，93名知识分子用一份浮夸的宣言 [2] ，证明他们不配再被算作知识分子。一群“汉内莱”诗人现出原形 [3] ，跑到小报上鼓噪。
正如德国的国鸟，鹰，高高盘旋在大地的万牲之上，德国人也要意识到自我的高贵，高居周遭万族之上，向无底的深渊俯瞰他们。 [4]
各地区的有识之士（Mentalitätler）竞相纵论世界大势，世界大势却不遂他们的意。他们折了骨头歪了眼才从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上站起来。几十位庸人和书呆子悄然销声匿迹。大家都熟知的内容，我便不再赘述。现在不是指点江山的时候了，我们知道，该是吸取教训的时候了。谁还奇怪，爱国者沉湎于嗜血的欲望？他们难道不是一直都围着献祭了人类的各各他起舞？谁还奇怪，德国学者昏昧狂妄地觉得，即使对自己一无所知的问题，也不得不做出表决？人们谈到巴尔干民族时会说，那里很久以前是海神波塞冬和酒神巴库斯像种马和公羊一样闲逛的地方 [5] ：可这样就解决塞尔维亚问题了吗？
本书论述的是德国知识分子，不是德国的愚人，我也不可能试图把我的同胞所有的出格举动、傲慢和可笑之处一一尽陈。当然，如果有人对他们做性格分析，这番工作值得感激。即使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也会在精神中有着对应物。克劳斯深知这一点，他直到世界末日都是“小报”（Journaille）的死敌。 [6] 如果你是奥地利人或者德国人，就请读一读他的作品，笑之，哭之，或者感到羞愧。我所探讨的问题让我根本无心嬉笑怒骂，一系列反讽的事件要求我运用比檄文更迅疾、更有效的形式。我们面临的任务是，研究德国精神追求解放抑或是解放的反面，呈现出精神遵循的轨迹及其后果。
德意志精神（Geist），德意志知识分子——法国人听了，甚至德国人听了也会发笑。这东西存在吗？它难道不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但这里它有严肃的含义。什么是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那是精神的精英，极少数的人，把他们的经验及其成果贯通为更高的理性；那是精神的社团和党派，他们身上更高的理性敦促他们用自己的知识、思想和经验服务于他们的整个民族；那是知识的一脉，他们当中最醒觉、最高贵的人物，一举一动都依循着隐秘广博的思想；他们在报刊、街道或议会等公共场合发言疾呼，为人类确立目标，指明道路，扫清障碍，他们预见到有一天，所有理性的生灵都会按照太初的圣言（Wort des Origines）统一在 一部 法则下。
一国的大众和该国的知识分子不同在哪里？前者缺乏信念，不够客观，不知道历史赋予的目标，还缺乏责任感。最重要的是，大众不参与精神的高尚密谋，这密谋在我看来是知识分子的教会；大众不置身被拣选者的共同体，被拣选者身上蕴含着自由和神圣的气质，他们守护着人类和人性的典范，几百年来抵御着幻影、妖兽、小鬼和魔王，保卫造物主的原初形象。
大众的心性——就是既漫无目的又躁动不安，既走投无路又蠢蠢欲动，既机会主义又软弱犹疑，装模作样的多愁善感和过分的妄自尊大的混合物。大众的心性——就是他们的丧尽天良，他们造假、篡改，他们“长年累月信笔”揭发告密，他们是坐探、讼棍，他们大吹法螺、煽风点火、喋喋不休。无药可救的闹剧啊！世间罕有的颠倒错乱的狂欢！这样的心性凌躐于精神之上，这种国家是多么可悲；这样的心性独霸一方而且以精神自居，这种国家又更可悲三倍！冷酷、分裂、腐败破坏了尺度和准则，狂躁和暴怒作威作福。这个国家陷入迷失却浑然不觉。
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引领民族瞩目伟大观念所发端的地方，为伟大观念开辟空间，胸怀开放地紧随历史的脚步。曾有精神允诺要塑造德意志，他们的哲学就像乐谱一样，他们是谱写准则典范的大音乐家，人数并不多。他们感到自己的任务艰难繁重，从一开始就得不到周围人的支持，他们饱受毁谤讥刺，任务也备受阻挠。Imperium Romanum［罗马帝国］的观念，贯穿了整个中世纪，皇帝和教宗之间的结盟和冲突，让德国俨然成了世界的一大霸主。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哥特皇帝的纹章，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意识，让他们把征伐、把法庭、把绞刑架、把虐杀、把武力看作礼拜和传道。无论宗教改革，还是法国大革命，这样关键的民族经验都没有祛除那种意识。德国今天仍然觉得自己既是“战争天才”，又是世界的“道德心脏” [7] ，它长久以来又一直是教宗五大三粗的刽子手、醉醺醺的臣仆、驽钝桀骜的佣兵。当时教士还对它谆谆教诲，说头脑简单是士兵的美德。特赖奇克和张伯伦的著作中复活的充斥着自傲和自夸的自我中心谵妄，在中世纪的皇帝身上就已初露端倪。 [8]
很晚才有允诺要塑造德意志的心灵出现。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早已文化昌盛，唯独德国坚定不移地做粗野的嗜酒的蛮族，十字军东征和无休止的军役让它粗野愚钝，容克和教士让它奴化和冷酷。莎士比亚的喜剧将德国人刻画为粗人和酒鬼，布洛伊甚至援引路德来证明历史上德国人的粗野和腐败。 [9] 伟大的启蒙运动在这里没有任何突破，邻国的Vox humana［人性之声］迟迟才闻回音。今天我们仍缺少人性的良心，精神和民族仍在各种文化概念的矛盾中摇摆。曾经一度确定过宗教的、道德的、审美的、政治的公约数，但是没有人能成功实现统一，而且还纷纷大打出手。我们今天仍有人试图重建皇权—教权的世界帝国，但是某个残暴狡诈的强势的等级所犯下的战争罪责，必将这种危险的返祖现象（Atavismen）扫荡干净。将德国纳入欧洲各民族联盟的呼声，已经势不可当，一浪高过一浪。但这个民族自身太迟钝，它的精神还不够强大，不足以挽救德国免于它即将一意孤行陷入的隔绝状态。现在，邻近各民族必须一鼓作气，永久消灭这个穷兵黩武的古老祸患。
把德国纳入欧洲各民族联盟！这归根结底是一个包含着救赎、崇高和谦卑的统一理想。德意志民族应该睁开眼睛。它遭受打击经历的苦痛、不幸和牺牲，将成为它的财富。这样它才会在自己身上发现毁灭和重生的力量。我们要求民主。政治的精神是整顿秩序的精神。空话和套话要即刻废止。德国是有罪的，要完成欧洲的建设，德国就必须忏悔。新的人权和民族权宣言终结了战争。这不再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而是一个土地问题和人们为了共同生活如何处理土地的问题。即使政治家没有最终的决定权，他们的头脑里也已经有了新人类大厦的草图。迄今为止仅存于少数人头脑里的乌托邦设想和断片，将凝结起来成为一个有机体。自从基督教的欧洲联合体理想沦灭，德国在死亡、穷困和腐烂中才第一次经历了全面的政治自由的体验。但直到隔离墙轰然坍塌，这个民族才热情喷薄地砸碎了枷锁——尽管隔离墙今天仍然把德意志民族关在隔离区中
，枷锁今天仍然束缚着他们的人性。这样，伟大的精神也才会现身，向他们指明何为人性的伟大壮举。现在有的德国人对人性的伟大壮举夸夸其谈，实际却一无所知。将要由知识确立准则：什么值得骄傲，什么应该感到耻辱。
上文已经否定了，所谓存在过甚至可能存在过“德国知识分子”的说法。这个民族有过一些断片、苗头、尝试，但是没有过彻底的成功和彻底的照亮。德国也曾有过伟人，但是他们和民族整体之间的矛盾，这个民族特有的对自我不满的自我满足感，把这些伟人的爱化作了恨，欢乐化作了绝望。他们身边充斥着庸俗、阴谋、迂腐，眼看自己最美的蓝图化为乌有。他们的创造得不到热情的反响，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苦痛，他们的生命变成了受难之路。等到他们发现无路可走时，已经为时太晚。
闵采尔 [10] ，伟大的狂热信徒，他以一身背负起每一层的苦难。他消失在了这个民族中，几乎无人再识得他的名字。 荷尔德林 （Friedrich Hölderlin）哀叹：
自古以来的野蛮人，由于勤奋和科学甚至由于宗教而变得野蛮，不配有任何神圣的情感，在神圣的优美的幸福面前已经腐败到骨髓，在每一刻度上都骄奢而鄙陋，玷污每一颗深思高举的心灵，迟钝而嘈杂，像摔破的瓦罐——我的北腊民！这就是我的安慰。 [11]
歌德 则听天由命：
我们德国人过时了。我们虽然已受过一个世纪的文化熏陶，但是还要再过几个世纪，我们德国人才会有足够多和足够普遍的精神和高度文化，那时人们才可以说，德国人早已不是野蛮人了。
歌德还说过让人各寻出路（sauve qui peut）的绝望的箴言，那是他对他那个时代的精神们无可奈何的呼喊：
处世难万全，
行事多慎微，
平居亦细谨，
立身方不坠。
他永远地凝固在了这个民族之中，学生们剖析他，语文学家又像蚂蟥一样麇集而至，但是他今天仍然没有得到普遍的理解。他最重要最微妙的决定，人们充耳不闻，他永远都是被误解的奇迹。 [12] 海涅 仓皇逃亡巴黎。龚古尔兄弟说，海涅和其他两个非巴黎人体现了巴黎精神的精华；但是在德国，他直到今天仍然被粗暴地对待。 [13] 尼采 对德国人的议论是对一个民族所能做出的最恶劣的议论，他说：
德国人以纯然模棱两可的名头载入认识史中，他们往往只产生无意识的伪币铸造者。 [14]
他还说：
心理学几乎就是某个种族纯洁或者不纯洁的标准……如若人们连纯洁都谈不上，又怎么可能有深度呢？在德国人那里，差不多就像在女人那里，是从来达不到根基的，他们根本就没有根基：这就是全部了。然而，这样一来，他们甚至连肤浅也还够不上。——在德国被叫作“深刻”者，恰恰是我刚刚说的这样一种针对自身的本能之不洁：他们并不 想 弄清楚自己。
但是，即便尼采也曾憧憬一个精神的统一体，憧憬德意志的英雄理想，德国将成为所有高贵的欧洲人的摇篮。 [15] 这个民族却逼得他心生厌恶，变成一个仇德派（Germanophobie）。他在人生尽头后悔没用法语写作，希望作为一个波兰人死去。请读一读他精神崩溃前夕写下的对德国心性的清算吧，震荡人心的《瞧，这个人》，读了就会知道，一个高贵紧张的意志，面对他的民族的斤斤计较、出卖思想、贪图逸乐，感到多么挫败。也请听一听 叔本华 的遗嘱，它是这么说的：
如果我意外死亡没有留下政治遗嘱，会给人留下疑问，那么我就告诉大家，我耻于做德国人，我在这一点上与所有流落在这个民族中的真正的伟人心意相通。
我列出了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人物，从他们的绝望之深，也可约略一窥他们最初的志向之高。他们感到自己的工作徒劳无功，而且他们越晚看清这一点，他们就越极端地拒斥这个民族共同体。我们不禁要赞同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因战争中断写作的小说《臣仆》（ Der Untertan ）的那句哀伤的题词：“这个民族毫无希望。”当最刚强、最有人性的精神都宣布反对他们自己的民族，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波俄提亚（Böotien）人种土豆，雅典人才写悲剧。
法国的精神管法国叫“我们的圣母”（Notre Dame）和“甜蜜法兰西”（La douce France），德国哪里看得到这样热情的尊崇和温柔？
[16]
莫拉斯曾提议像崇敬女神一样崇敬法国。
法国历史上最激烈的辩士之一布洛伊也觉得有权写道：
法兰西是所有民族中最高贵的民族，其他所有民族，无论是谁，如果被准许吃法国的狗粮，都应该感到光荣。 [17]
宗教精神（esprit religieux）过去五十年间在法国达到了其他任何民族无法比拟的高度和深度。知识分子的教会在这里奠定了基石。勒南、波德莱尔、埃洛、多尔维利、布洛伊、佩基等精神好像预见到了这个可怕而混乱的世纪 [18] ，创造了一个limbus patrum［灵薄狱］，救治我们这个时代渎神丧灵的横行兽性，嘲笑这个记者和外交官的时代令人绝望的浅薄的理性主义。他们如同未来欧洲的教父，从中世纪和基督教中发展出了最精妙的圣礼，他们是新世界的枢纽和尺度。他们的著作包含了不止法国的良心，反复为同一个题目申辩——Pietas et paupertas sancta［虔诚和守贫］。佩基写道：
那时候，我们的敌人谈的都是国家理由（Staatsräson），也就是一个民族、一个种族某个时期的福祉。我们法国人深受基督教影响，革命的思想总体上看却是传统的基督教化的，我们关心的是我们民族永恒的拯救，达到了基督受难的高度。我们不想置法国于罪孽深重的境地。
罗曼·罗兰本想做这番宣言坚定的捍卫者，而不是在他殉道士的祖国和一个地狱般的德国之间来回斡旋。罗曼·罗兰补充道：
作家们，听一听法国的良心的英雄豪言，对德国的良心要保持警醒。 [19]
自1825年以来激烈地拍打俄罗斯民族良心的自由的精神，在德国哪里找得到呢？立志在一百年之内让语言风俗都与欧洲生活殊异的民族高踞欧洲之巅，即使有布尔什维克和恐怖复仇的犹太人，也要引得迷惘惊讶的列国东向仰望。对未来的伟业这样坚定的信念在德国哪里找得到呢？非凡的献身勇气，在俄国革命的百年历史上留下多少像星辰一样冉冉升起，又在监狱、堡垒和西伯利亚的苦役中无声地燃灭陨落的英雄壮举，在德国哪里找得到呢？挺身反抗的勇气，献身精神利益和精神圣餐礼（Kommunion）的狂热，行动的果决，政治机谋的敏捷，这些使俄国跃升为自由的大国的品质，在德国哪里找得到呢？从十二月党人佩斯捷利（Pestel）、穆拉维约夫（Muravjew）和雷列耶夫（Rylejew）开始到赫尔岑、巴枯宁和奥加辽夫等欧洲的精神；从车尔尼雪夫斯基、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和涅恰耶夫等密谋者到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和列宁 [20] ——这些人身上，有着多么巨大的政治能量、多么伟大的民族良心，为了最微小、最渺茫的理想也有着多么奋不顾身以至癫狂的精神！难道德意志民族已经彻底麻木无知了吗？它真的还是只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消灭、打击一切伟大的事物，而不是羞愧谦卑地放下武器，举起双手？
自由与封圣（Heiligung）——这是今天震荡世界的两大观念。自由不是普鲁士诸侯和匈牙利贵族追求的那种恣意横行、不受管束的自由。封圣不是那种教人们咽下圣饼、诵念经文、信仰一个已死的上帝就自以为摆脱了最简单的人的义务的封圣，也不是那种宣称“我们德国思想最鲜明的特点是在大地上就实现了与神性合而为一”的封圣。那种论调还宣传：
我们是一个战士的民族，军国主义是上升为战争精神的英雄精神，波茨坦和魏玛实现了最高的统一。走进战壕的，是《浮士德》《查拉图斯特拉》和贝多芬的乐谱。 [21]
唉，桑巴特先生们啊，对于与神性合而为一，他们知道什么哦！
自由与封圣——这意味着牺牲、再牺牲，牺牲财产，必要时还要牺牲鲜血，但是要牺牲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舞台上，而不是在今天这场动荡的战争大戏里！巴枯宁结束十年的监禁和流放，出现在伯尔尼和平和自由大会上的时候，1848一代的朋友们团团围住他，要他撰写回忆录，写他的密谋和街垒战，他的死刑判决、流放和逃亡。“有必要谈我自己？”他说。他认为有比谈论自己个人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布洛伊有一句被很多人遗忘，但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富宗教意味的话：
毕竟谁知道，崇拜的最积极的形式是不是由爱犯下的渎神、被遗弃者的祷告？
由此人们能明白，什么是自由与封圣了吗？
[1] ［德文版编者注］贝特霍尔德指施瓦茨（Berthold Schwarz），据传是黑火药的发明者，生活在1260年前后。胡果·巴尔曾用笔名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见周刊《时代画报》（ Zeit im Bild ，Berlin München Wien），1915年3月7日，第10期，页230—232。（“施瓦茨”本义“黑色”。马丁指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中译者）
[2]
［德文版编者注］1914年10月4日，93名德国“文化担纲者”、科学家、艺术家、作家签署了《告文化世界书》（
An die Kulturwelt
），这封呼吁书被翻译为十门语言，向无数外国文化名人寄发。呼吁书六次重复“这不是真的”以抗议德国蒙受的“谎言和诬蔑”。他们坚决否认德国的战争罪责，也不接受对德国违反国际法破坏比利时中立和战争暴行的指责。他们认为英国对德国文化和“所谓军国主义”的区分是“分裂的图谋”，他们的回应是“旗帜鲜明的团结”和在宣传战中后果严重的自白：“德国军队与德国人民是一体的。”（Steffen Bruendel，《人民共同体或人民国家：1914年的观念与“一战”德国新秩序》［
Volksgemeinschaft oder Volksstaat. Die Ideen von 1914 und die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im Ersten Weltkrieg
，Berlin 2003］，页43）德国随着1914年8月2日的军事动员也开始了“精神动员”，其中最活跃的是大学教授，他们通常会援引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民族口号和仇外歌曲大为流行，如利绍尔（Ernst Lissauer）的《仇恨英国》（
Haßgesang gegen England
）。法国和英国的报纸很快做出回应，如法国《晨报》（
Le Matin
）8月4日就已经呼吁“文明对野蛮的圣战”（Bruendel，前揭书，页38），这一说法为后续争论奠定了基调。
这场激烈的知识分子论争与血腥的堑壕战同时进行，本书作者在1919年仍身处这场论争当中，他完全代表协约国即英法的立场，在任何问题上都对德国进行批判。
[3] ［德文版编者注］汉内莱（Hannele）是德国作家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的剧本《汉内莱升天记》（ Hanneles Himmelfahrt ）的主人公，该剧1897年在柏林首演，因其宗教倾向不同于豪普特曼的其他自然主义剧作，“汉内莱诗人”可能指豪普特曼等受战争狂热裹挟的作家。兰道尔（Gustav Landauer）的看法与此相近，他1918年5月9日在《世界舞台》（ Weltbühne ）刊文说：“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的短文名篇《一封信》（ Ein Brief ）曾一度令我彻底折服，他以真正终极震惊的语调表达对语言的绝望，结果几年以后就写出《克里斯汀娜返乡》（ Cristinas Heimreise ），返回了取悦观众的老路，而且再也走不出这条路；年轻的科恩菲尔德（Paul Kornfeld）写的传奇故事让我们想起，用‘鸭子’（Ente）一词指假新闻的用法，出自把‘传奇’（Legende）变成‘谎言’（Lugende）这个文字游戏；哈森克莱弗（Walter Hasenclever）让安提戈涅（Antigone）骑上马，让特伊西亚斯（Tiresias）坐进剧院前排，好让导演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的马厩容下他的和平主义飞马；豪普特曼有无与伦比的应变能力，取用各种炙手可热的素材，在不同作品里分别加以有力而细腻的塑造，只不过他油纸一样置身事外的语言、繁复空洞的分词结构，泄露了他的虚伪，他这样就能今天写西里西亚的基督，明天写提契诺的敌基督，前天写世界主义的盛典，昨天写民族主义耀武扬威的打油诗和半官方的集会声明——凡此种种都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征候，这个时代的诗人有什么东西都不会有信仰。”（ Hofmannsthal-Blätter ，第19/20册，1978年，页57—58）
[4] Werner Sombart教授，《商贩和英雄：爱国的沉思》（ Händler und Helden. Patriotische Besinnungen ，Duncker & Humblot，München 1915），页143。（本书大部分注释为德文版编者注，无特别说明的注释为作者原注。——中译者）
[5] Wilamowitz-Möllendorff教授，《巴尔干民族》（»Die Balkanvölker«），载于 Neue Rundschau ，Berlin，1918年1月。
[6]
克劳斯（Karl Kraus），维也纳讽刺杂志《火炬》（
Die Fackel
）的主编。
［德文版编者注］克劳斯（1874—1936），维也纳作家和政论家，1899年创办杂志《火炬》，从1911年起他几乎独自写作全部稿件。他是奥地利社会的尖锐批评者。他的巨著、相当一部分由引文组成的戏剧《人类的末日》（
Die letzten Tage der Menschheit
）全面呈现了将奥地利最终导向“一战”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与本书作者的观点颇有类似之处。
[7] 是为舍勒（Max Scheler）的“战争哲学”，其天主教狂热参见《战争天才》（ Der Genius des Krieges ，Kurt Wolff Verlag，Leipzig 1915），其辩护参见《憎恨德意志人的原因》（ Die Ursachen des Deutschenhasses ，Kurt Wolff Verlag，Leipzig 1917）。
[8]
［德文版编者注］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普鲁士历史学家，先后任弗莱堡和基尔大学教授，1874年起任教柏林，俾斯麦民族政策的追随者。他的五卷本《19世纪德国历史》（
Deutsche Geschichte im 19. Jahrhundert
，1879—1894）旨在（也实现了）弘扬德国民族精神。他对犹太人的攻击标志着反犹主义进入教养市民阶层。蒙森（Theodor Mommsen）1881年曾撰《谈我们的犹太人》（
Ein Wort über unsere Juden
）反驳他。
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德籍英国人，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女婿。他的书《19世纪的基础》（
Die Grund-lagen des 19. Jahrhunderts
，1899）宣扬日耳曼民族性的种族主义。希特勒和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的一些关键概念就来自他的作品。
[9]
Léon Bloy，《贞德和德国》（
Jeanne d’Arc et l’Allemagne
，Georges Crès & Co.，Paris 1915），页261。“今天我们比他们当初更败坏七倍。我们偷窃，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饮食无节制，屈从各种恶习……我们德国人已经变成各民族的笑柄和耻辱，他们把我们当作可耻下流的猪……如果有人想为德国画像，那就只能画成一头猪。”（原文是法文。——中译者）
［德文版编者注］布洛伊（Léon Bloy，1846—1917），法国天主教作家，抨击市民阶级的堕落和神职人员遭遇遗忘。他是本书作者的主要引证对象之一。
[10] ［德文版编者注］闵采尔（Thomas Münzer，1489/90—1525），又作Müntzer，新教神学家、革命家，最初得路德奖掖，后转而反对路德、支持起义农民。他是本书作者的主要引证对象之一，另参Ball，《一个德国语文学家的任务》（»Aufgabe für einen deutschen Philologen«），载于 Die Freie Zeitung ，Bern，1917年9月26日，第48期，页200。
[11] Friedrich Hölderlin，《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 Hyperion oder der Eremit in Griechenland ，Reclam-Verlag，Leipzig）。（中译参见《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144，略有改动。——中译者）
[12] 博德（Wilhelm Bode）教授1918年以《同时代私人通信中的歌德（1749—1803）》（ Goethe in vertraulichen Briefen seiner Zeitgenossen 1749-1803 ）为名汇集出版了歌德一些著名朋友的书信，书中呈现的歌德是一个饱受教士般陈腐折磨的天才人物，随着年岁愈暮，他愈加不愿面对无知者的吹毛求疵、伪崇拜者的流言蜚语、鲁莽灭裂者的自以为是，听任其便，心灰意懒。因此，有人质疑出版者将书信集不作删节公之于众是否合适。
[13]
是否要给《阿塔·特罗尔》（
Atta Troll
）的作者竖立纪念碑的斗争，在德国至今还未平息。声讨这个“犹太小子”的檄文仍旧甚嚣尘上。德默尔（Richard Dehmel）写诗勾画这尊纪念碑的草图，今天广为人知，克尔（Alfred Kerr）在1910—1914年间也曾因支持竖立海涅纪念碑声名鹊起。汉堡仍然有人极力反对此事
［德文版编者注］龚古尔兄弟：爱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1822—1896）和儒勒·德·龚古尔（Jules de Goncourt，1830—1870），著名的法国艺术家、作家，印象派的奠基人，与福楼拜交好。
[14] 《瞧，这个人：人如何成其所是》（ Ecce homo. Wie man wird，was man ist ，1888），《瓦格纳事件·一个音乐家的问题》一章。（中译参见尼采，《瞧，这个人：人如何成其所是》，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页144，略有改动。——中译者）
[15] 参《尼采文集》（ Werke ）第11卷，《1875—1876年遗著》（ Nachlass aus der Zeit von 1875/76 ）。“使个人变得伟大和独立的事物，已皆备于我。我看见我们正在崛起，我们不久就将成为全部文化的摇篮。”
[16]
André Suarès优美的《兰斯的呻吟》（»La plainte de Reims«），载于其
Nous et Eux
，Émile-Paul Frères，Paris 1915。
［德文版编者注］胡果·巴尔将这一章译为德文（题为Die Klage von Reims），载于
Die neue Tribüne
，1915年10月8日，参页255注释。（凡德文版编者注所引页码为原文页码，即本书边码。此条注释指本书页222注释。——中译者）
[17]
Léon Bloy，《贞德和德国》，页14。
［德文版编者注］这样的民族自大在德国其实并不鲜见。
[18]
［德文版编者注］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法国东方学家、作家，编有历史系统地比较闪米特语族的著作。他的代表作《耶稣传》（
Das Leben Jesu
，1863）是七卷本基督教历史的第一卷，将耶稣呈现为一个宗教无政府主义者，对胡果·巴尔影响甚巨。
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作家，以代表作《恶之花》（
Les Fleurs du mal
，1857）成为现代诗的奠基人之一。就传统观念而言，他是渎神的而非宗教虔诚的人，不属于这里罗列的天主教作家群。
埃洛（Ernest Hello，1828—1885），法国天主教政论家、批评家，法国天主教革新运动（renouveau catholique）的先驱。
多尔维利（Barbey d'Aurevilly，1808—1889），法国作家、天主教政论家。他的天主教立场不仅为本书作者而且为布洛伊和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所欣赏。他著有关于花花公子布鲁梅尔（George Brummel）的书（1854年）。
佩基（Charles Péguy，1873—1914），法国作家，起先为社会主义者，曾在犹太裔上尉德雷福斯的案件中呼吁正义，1908年重新皈依天主教，代表天主教神秘主义的派别，对神职人员有批判。胡果·巴尔翻译过André Suarès，《论佩基》（»Über Charles Péguy«），载于
Die Weißen Blätter
，Zürich Leipzig，1916年10—12月刊，页49—54。
[19]
Romain Rolland，《在混战之上》（
Au dessus de la Mêlée
，Paul Ollendorf，Paris 1915），第42版，页17。
［德文版编者注］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曾任音乐史教授，与佩基交好。他作为和平主义者主张各民族和解。他的代表作是作为成长小说的十卷本《约翰·克利斯朵夫》。此处援引的《在混战之上》持超越参战各方之上的立场，德国方面对应这一立场的是黑塞（Hermann Hesse）在战争初期的文章，但胡果·巴尔当时明显还不知道这些文章。
[20]
［德文版编者注］十二月党人是俄国青年贵族组成的秘密同盟，1825年12月26日在圣彼得堡、次年1月在南俄发动了反沙皇的起义。起义遭沙皇尼古拉一世镇压，此处提到的军官佩斯捷利、穆拉维约夫和雷列耶夫被处决。
赫尔岑（Alexander Iwanowitsch Herzen，1812—1870），俄国作家、流亡政治家，主张以俄国村社制度为基础进行社会革命，1847年起居于巴黎，结识马克思，1852年后移居伦敦。
巴枯宁（Michail Alexandrowitsch Bakunin，1814—1876），出身俄国旧贵族的作家、流亡政治家，1849年参与德累斯顿起义，1851年被移交俄国，关押在西伯利亚直至1857年，1860年到伦敦并与赫尔岑合作，后移居伯尔尼。他主张的无政府主义深受胡果·巴尔欣赏，后者仔细研读了他的作品，把他作为最主要的引证对象之一。
奥加辽夫（Nikolai Platonowitsch Ogarjow，1813—1877），俄国革命家，受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影响的无神论者，巴枯宁的朋友。胡果·巴尔编辑巴枯宁选集时读过德文版的《巴枯宁与赫尔岑、奥加辽夫社会政治通信选》（
Michael Bakunins Sozial-politischer Briefwechsel mit Alexander Iw. Herzen und Ogarjow
，Th. Schiemann博士编，Cotta Stuttgart 1895）。
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Gawrilowitsch Tschernyschewski，1828—1889），俄国作家、政治家、社会主义理论家，著有乌托邦小说《怎么办？》（1862年），1864—1883年被流放西伯利亚。
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Nikolai Alexandrowitsch Serno-Solowjewits-ch，1834—1866），俄国政论家、革命家，与赫尔岑、奥加辽夫交好，1861年加入车尔尼雪夫斯基小组，次年随车氏一同被捕，1865年被流放西伯利亚，死于伊尔库茨克。其弟亚历山大（1838—1869）同属于这个革命小组，流亡国外后死于日内瓦。
涅恰耶夫（Sergei Gennadijewitsch Netschajew，1847—1882），俄国革命家，巴枯宁的学生，无政府主义恐怖小组的领导者。
克鲁泡特金（Pjotr Alexejewitsch Kropotkin，1842—1921），俄国政治家、无政府主义者，1874年被捕，1876—1917年流亡国外，主张废除国家和私有制，倡导互助，著有《互助论》。
[21]
Werner Sombart教授，《商贩和英雄》，页84—85。
［德文版编者注］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国民经济学家，他的《商贩和英雄》服务战争宣传、鼓动反英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