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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都只是房遗直的推测，没有确实的证据，所以没法在君前奏对时明说。
“臣有罪。”这是房遗直事前经过仔细权衡后想好的应对，面对李世民这样的圣君，推诿责任或是敷衍搪塞都是不明智的，相反，主动承担罪责并展现出良好的认错态度，才有可能得到从轻处罚甚至得到宽恕。
“你确实有罪，你办事不力，办事不力也是罪。而你……”李世民突然用手一指侯君集：“你，侯尚书，你也有罪。”
已经跪了半天的侯君集本就心里打鼓，此刻一听皇帝说自己有罪，更是诚惶诚恐，连他自己也数不清磕了多少个头：“臣有罪，臣有罪。”
李世民板着脸：“岑文本，立刻拟旨，侯君集居功自傲，车马豪奢，衣食逾制，且终日饮酒无度，荒疏部务，愧对朕及朝廷厚望，即刻免去侯君集兵部尚书之职。凌云台中郎将房遗直，忠臣之后，公忠体国，勤劳王事，晋升为凌云台右将军，仍领凌云台诸事。”
岑文本一愣，用兵方略被盗他是知道的，侯君集被处分肯定是因为此事，可皇帝居然用毫不相关的理由处置侯君集，不过他略一思忖便明白了，用兵方略被盗一事决不可张扬，既不能让高丽人知道朝廷打算对其用兵，更不能让天下臣民知道堂堂兵部竟然会丢失如此重大的用兵计划，这和侯君集的颜面无关，是在保全朝廷体面。不过有关房遗直的旨意就有些意思了，询问了几句案情进展，知道房遗直没查出什么，不仅不降罪，反而升官，难道是用升官激励房遗直努力办案？这一升一降的旨意，藏着李世民多少深沉的帝王心术。
想到这里，岑文本立刻说：“臣这就下去拟旨。”
“让下面的中书舍人去拟，你如今已是政事堂宰相，朕找你还有别的事商量。”说到这里，李世民一摆手，对房遗直和侯君集说：“你们两个下去吧。”
岑文本两月前从中书舍人被提拔为中书侍郎，虽然是副宰相，但朝野皆知他圣眷正隆，成为中书令是早晚的事。中书省拟旨，通常都是五个中书舍人各自拟撰，是为“五花判事”，再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就初稿中选定一稿，或补充或修润，成为正式诏书，再呈送皇帝画一“敕”字，皇帝亲笔写了“敕”，才是真正的圣旨敕令。
如今岑文本已经是宰相，拟稿的事自然不用他亲自动手了。
李世民单独留下岑文本，确实有机密的事要与之商议，这几天，李世民心中一直有个想法，这次用兵方略被盗，会不会跟高丽奸细无关？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李世民的思维一下子从案件中跳了出来，如果盗取方略的人不是为了掌握朝廷的用兵动向，那么他们偷方略又是为了什么呢？
如果此次被盗的不是用兵方略，而是其他的什么东西，那么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谁才是最大的受害者，谁能从中获益呢？
受害者是显而易见的，兵部出事，侯君集是首当其冲的责任人，那么打击侯君集，谁从中获益呢？
侯君集这两年与太子走得近是朝野皆知的事，而魏王身边聚集了一批文学之士，尤其是自己让魏王进武德殿读书后，魏王的势力进一步壮大，据传长安坊间已经有谣言，说魏王即将取代太子入主东宫了。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侯君集倒台，太子的羽翼被削弱，那最大获益者就呼之欲出了，李世民的心中浮现两个字：魏王，他虽不愿意相信，但他必须承认，这是最合理的推断，也是现在最合乎逻辑的答案。
但李世民觉得这个答案得出的太容易了，任何一个了解目前朝局的人都会得出这个结论，李世民相信，以魏王的聪明和他身边亲信的智慧，即使真的有心打击侯君集，也不会用这样显而易见的手段，他们有很多更高明的方法可以用，也可以做的不动声色，至少不必做的这么露骨，李世民的思路突然一转：会不会有人做局？
有了这个想法，深谙权谋之术的李世民突然有点莫名的兴奋，不管此事是不是魏王所为，至少表面上魏王获利最多，这恐怕是策划此事之人想让朕看到的，既然你如此处心积虑，那朕就陪你们演完这出戏，既然别人能做局，朕何不也做个局，不管是否能查出真相，至少试一试朝廷这潭大池子里的水是清是浊。
有了这个念头，才有了同时宣房遗直和岑文本的想法。
看着侯君集和房遗直走出殿外，李世民脸上不易察觉的浮现出一丝阴沉的笑，但随即便收敛了，换成了如沐春风的笑，他含笑从丹犀走下，轻轻拍了拍岑文本的肩膀，“景仁啊，公务可还顺手？”
笔者注：岑文本字景仁。
岑文本不知道皇帝为什么突然问这个，躬身答道：“陛下隆恩，拔擢臣为宰辅，中书省是国家枢要，臣自当勤勉奉差，不敢有丝毫懈怠……”
李世民哈哈大笑，挥手打断了岑文本的奏对：“朕只问你干的顺不顺手，又没说你懈怠，怎么又成了奏对格局？你素来勤勉，朕自然信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