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2006年7月我从武汉大学金融系研究生毕业，就职于某地银行一线。三个月的银行实习生涯对我的确是种折磨。三个月后，我辞去银行工作，后又经辗转与逼仄，就职于家乡一所中职学校教授历史与电商学课。就这样，与金融业渐行渐远，而与历史却渐行渐近。

在我毕业后的两年，正是网络明史学派对明史进行颠覆与重构的两年，各种创新观点深深地吸引了我。传统史观将明朝描写的黑暗与专制，但读《万历十五年》，我发现皇帝不上朝是因为制度很完备。例如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也不上朝。明代皇帝重用宦官是因为明代本就两套官僚系统，一套文官系统，一套宦官系统。所以，重用宦官应该被当做历史本身来研究，而不应该掺杂个人色彩。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对我产生深刻影响。它使我知道，原来历史也可以这样解读。对于历史，我们应该抛弃个人先入为主的印象，要多去问为什么？要深挖历史背后的因果。不要被表象煽动情绪。这样解读出来的历史，才更接近客观事实与真相。杜车别对明史的解读更是惊世骇俗。他认为明朝灭亡的原因是由于在技术条件达不到的情况下，超前发展所造成的。政治制度过度民主化，经济体系过度商品化，这些都冲毁了明代统治的根基。

但黄的论述有些云里雾里，不是那么直接与简洁。而杜的观点则有些狭隘与偏激。例如，黄仁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以道德代替法律是一切问题之根源。但事实是，中国是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乡村的社会。对于这样的一种社会，用道德来管理的确比单纯的法治更优越。而杜车别一再强调，明朝的灭亡跟万历与崇祯没有关系，但明朝的灭亡的确跟万历与崇祯有关系。

后又经我自己研究，我发现了一些别人没有挖掘，或者说已经挖掘，但还没有被主流史观注视的东西。比如明朝的启蒙运动、异端思想、人文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市民运动、充满柔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极具宪政特点的文官与内阁制度。这一刻，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个封建王朝进行重构。因为它表明，在那个传统的农耕与儒家文化的王朝，已经产生了一些现代裂变的因子。

我对明史的真正关注与研究应该始于2008年。因为我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万历朝鲜战争》就动笔于那个时期。边写《万历朝鲜战争》的过程，其实也是对明史研究的过程。当时学术界对明史的研究比较碎片化，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专讲万历怠政的原因，以及闲扯一些毫无关系的人与事，小野和子的《明季党社考》则专讲晚明的党社运动，还有方志远、李洵、林延清、樊树志等学者的明史专著则专讲一个皇帝，而杜车别那部《明朝灭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超前发展》著作，则专讲晚明一些导致明朝覆灭的因素。市场上缺乏一部深刻、系统、全面、颠覆性的重讲明代通史的著作。所以，2010年6月份，我便开始了这部书稿的创作。但到了10月份，在写了几万字后，头脑中没有一个清晰的架构。所以便停笔，又开始了学习与重构明史的过程。到了2011年7月份便推翻原来的书稿，重新进行创作。这次创作我一气哈成、十分流畅的完成本书稿。2011年秋天和2012年春天我都沉浸在创作的愉悦之中。这种愉悦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它使我感到自己像一位洞悉历史的巨人。也许以后我还会做其他事情，但此生做的最伟大的事情便是创作了这部明代通史的书稿。我相信时间会证明这点。

在创作的过程，我查阅了大量史料，其中杭州的一位女孩旧时汉月提供大量帮助。在此一并感谢。查阅史料的过程也是对明史观梳理的过程。我又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方志远认为成化王朝是整个明朝时代的转折点，这种转折是从思想、制度、经济三方面进行的；李洵认为正德的荒诞代表那个时代中国贵族的一种绝望。的确，皇帝是压抑的，他们只是作为一种执行礼仪的木偶存在。溥仪说，我只是紫禁城的一个囚徒。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其他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严嵩，抗倭、开关、盐税改革都是在他主持下进行。严嵩就是一个替嘉靖背黑锅的角色。他过的很苦，但就是因为迎合皇帝，被同僚打成奸臣。而张居正，这个历史上伟大的官僚，整人的手段的确很阴毒，而且张的改革几项都被实践证明有问题。还有万历派宦官收矿税，不是贪财，而是明代的财政的确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天启和崇祯最初都重用东林党，但随后发现这个党派的确有问题，便又开始打击。另外，王振、刘瑾、汪直、魏忠贤这四位在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宦官，其实都是极富改革意识的宦官。他们的声名狼藉正是因为他们的改革触动了官僚集团的利益。

最后，还有明朝灭亡的原因，跟历史上其他封建王朝一样，都是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政府失去了调配资源的能力。

的确，在这个时代，在自己年轻时期，能完成这样一部著作，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