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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对鲁国作战初试锋芒不同，齐桓公即位后发动的第二场战争是一场灭国战争。这个被他灭掉的国家是谭国。
谭国大致相当于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是西周首批被分封的诸侯国之一。子爵，国君为嬴姓或子姓，据称是五帝之一的少昊的后裔，与秦国公族有极为久远的血缘关系。谭国是齐国的附庸。所谓附庸，也就是小弟，类似于后世中国的藩属国——安南（越南）、朝鲜、琉球等。但这种半藩属半同盟的关系并不十分稳固。由于谭国周边有齐、鲁这些大国，墙头草式的见风使舵也成为这种小国的外交常态。
谭国人似乎对身为幼公子的齐桓公没有什么好感，所以当年公子小白出逃莒国途经他们的国家时，这些比较倾向于公子纠的谭国贵族刻薄地对待了他，这一行为让齐桓公记忆深刻并耿耿于怀。后来，齐桓公归国即位，周边有正常邦交的国家都来祝贺，唯独谭国国君脑子“抽筋”，明知身为齐国附庸，却没有派遣任何使者前来祝贺。这在当时是十分失礼的举动，而且明显具有挑衅的意味。因此，心高气傲的齐桓公立刻决定攻打谭国。
或许，因为齐桓公的即位违背了周礼，所以谨慎而传统的谭国才拒绝予以承认。不过，当齐国大军压境时，谭国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但也无法阻挡齐国战车的前进步伐。很快，齐桓公的军队轻易地就攻破了谭国都城，齐国战车在国君的公宫内任意驰骋，谭国灭亡，谭国国君随即流亡莒国。齐桓公接收了谭国的土地，谭国人也由此变成了齐国人。
齐桓公攻灭谭国异常顺利，不但没有一个国家出兵帮助谭国，甚至没有国家站出来就此事谴责齐国。
没错，种种迹象表明：变天了！
春秋时代的人们越来越清楚，相比只有虚名的道义，显然拥有实利的实力更为重要。因此，人们越来越看重“实利”，而越来越看淡“虚名”。
又或者，在实利与虚名之间，也在经历着一场艰苦而卓绝的战争吧！
不过总的来看，春秋初年，仍是一个比较“安静”的时代。灭人家国这种事说出来，总带有一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气势。
可是，为什么即位不到一年的齐桓公就有能力弄出这么大动静呢？
齐国与许多诸侯国相比，有许多优势：第一，它不但拥有强盛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齐国历史与周王朝的历史同样漫长，周朝一建立，周武王立刻就分封了齐国；第二，齐国的始祖是周朝第一开国功臣、被周武王尊称为“师尚父”的姜太公；第三，齐国曾扫除许多东夷部族和邦国，站在周王朝的立场上，这一举动保证了东疆的安宁，功不可没。另外，在周成王时，王叔燕召公曾代表周朝王室这样对姜太公说：“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意思是：“天下诸侯犯了错误，齐国可以代替周天子率兵征讨！”要知道，这是一种极高规格的政治嘉奖，当时众多诸侯国中，唯有齐国享此殊荣，而这种特权也成为齐国“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放眼华夏世界，没有一个人敢说齐国是“暴发户”，因为齐国举手投足之间，都透着“范儿”——这是地地道道的功勋贵族。
这就是“资历”！
对于聪明的人来说，资历就是资本。齐桓公是天生的政治家，他身为姜太公的后代，身为华夏世界东部最强大诸侯国的君主，他敏锐地觉察到：寡人必须好好利用祖先遗留的宝贵资源。一经上台，齐桓公就启动了争霸九州的程序，并灭掉了谭国——当然，这一举动很难说他没有掺杂个人恩怨在里面。
齐桓公灭谭国，可以视为一种试探。我们常用“初生牛犊不怕虎”来形容初出茅庐的人的勇敢。但如果在现实中初生牛犊真的去挑衅一头猛虎，无疑是找死。如果一头牛犊够聪明，那么它在顶撞猛虎之前，会先试探一下弱一些的豺狼的实力，然后以此为参照，再衡量是否要对猛虎进行发力。齐桓公就是这么做的。由此可见，越是有资本的人越是从容，越是从容的人就越不喜欢冒险。
谭国是个小国，实力不强，齐桓公毫不费力地就把它拿下了。不过，他仍然有些紧张地观察着人们，急切地想知道他们的反应。
然而，随后出现的局面让齐桓公彻底放心了：人们没有对这件事提出任何异议。
我们知道小孩子在做了错事之后，通常会小心翼翼地观察大人的脸色。如果大人对他的行为举动没有表示不满，那么他往往会放开胆子去做更离谱的事。现在的齐桓公就相当于在大人脸上发现没有不满的小孩子，而且与这个比喻中的小孩子不同，齐桓公在做第一件事之前，就已经决定要去做“更离谱的事”了。是的，灭掉谭国并不是其最终目的。
我在形容齐桓公时，曾用过“意气风发”一词，这是个与“自信”关系密切的词语。的确，齐桓公灭掉谭国后，胆子越来越大，他的自信心继战胜鲁国之后再一次爆棚。
但是，一不小心，自信也可能变成自负。
齐桓公即位不过短短几个月，便完成了巩固君位、战胜谭国等一系列重要事件。在春风得意中，他开始睥睨群雄，继而有些飘飘然，认为称霸天下近在咫尺……然后，就摆错了自己的位置。
他把下一步称霸的目标定在了鲁国。
为什么是鲁国？
鲁国和齐国一样是侯爵国，它的开国君主是和姜太公一样在周王朝居功甚伟的周公旦。因为老祖宗周公是周礼的创始人，所以鲁国对周礼有一种家族使命式的执念——保存得最为完整。或许正因如此，鲁国君主一直享有为周王室主婚的特权。
因此，无论是历史积淀还是文化底蕴，鲁国都不比齐国逊色。而且与现代人们印象中不同的是，春秋初年的鲁国不但不是弱国，甚至可以列入大国的行列。也就是说就综合实力来讲，并不比齐国差许多。
当此之时，鲁国唯一的弱势就在于军队。鲁国的军事力量本来就算不得十分强大，而且在干时之战中，鲁国损兵折将，军事实力进一步受到削弱。因此与齐国相比，处于严重劣势。
这时，志得意满的齐桓公向齐国群臣宣布：鲁国无道，伙同叛贼公子纠谋害寡人。所以寡人要攻打鲁国，给鲁国一个教训！
然而，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反对，其中反对之声最高的就是管仲。管仲认为向鲁国宣战绝不是个好主意，他知道现在齐国的力量并未达到可以轻易战胜鲁国的地步。而且，即便战胜了鲁国，齐国在道义上也难以站稳脚跟。
对此，管仲进言道：“君上的当务之急是内修政治、外结诸侯，称霸天下不是朝夕之间就能成功的事！”这里的意思很明确，称霸是个工夫活儿，得一点点磨，慢慢积攒实力，并不是通过一两场战争就能得来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管仲眼光高远，见解独到，鞭辟入里，一上来就是大手笔。
可齐桓公听不进去。
此时的齐桓公认为，能用一分钟解决的事绝不用两分钟。看准了就下手，这正是他年轻时候的行事作风。
见齐桓公根本不听管仲的话，鲍叔牙也来劝诫：“你一定得听管仲的话，他的话可是肺腑之言。”齐桓公一撇嘴，还是坚决不同意。
管仲见状，转身就走，也不管齐桓公的脸色是否难看。直到管仲走到宫门口，才有几个侍卫来劝他，说君上知错了。
不过，当管仲回来后，齐桓公也只是敷衍地称自己不会加强战备，一定会听管仲的话。结果没多久，齐桓公就再次发布命令要求加强战备、税赋翻倍。
而这次，管仲并未提出任何意见。
鲍叔牙找到管仲，问管仲怎么这次与上次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管仲告诉鲍叔牙说：“我们的国君性子太急，只有打败仗了才能悔悟。我没办法把他扭过来。”
鲍叔牙显出一脸惊恐地说：“等他扭过来，那时候我们连国家都没了！”
管仲回答道：“放心吧。国内的政务我都在暗中料理，不会有大问题。而且有高、国两卿家抵御外敌，外敌也不敢入侵。我们只要耐心等待就好了。”
可见，当时这对君臣还处于磨合期。因此对于管仲的阻拦，齐桓公多少会有些不屑，甚至是恼怒。一向自信的他心意已决，不顾劝阻，固执地下达了出兵鲁国的命令。
公元前684年，周庄王十三年，而在鲁国、齐国纪年就是鲁庄公十年、齐桓公二年，齐国军队在高傒、鲍叔牙率领下，势不可当地攻进鲁国，直逼鲁国都城曲阜。
鲁国在干时战败后，举国上下恐慌如寒风中的黄叶。他们担心齐桓公会随时南下攻打鲁国。情急之中，鲁庄公将国都北面的洙水疏浚，期望借此阻挡齐国的滚滚车轮。而且，他还听从诸卿大夫的建议，在国内推行“取信于民”等政策，积极与贵族和平民结好，甚至已经到了讨好的程度。希望以此赢得鲁国臣民的信任和拥戴，以便在齐国大军来犯时，能够同仇敌忾，共同御敌。
结果，鲁国人的担忧很快就得到了验证：吕小白这厮果然打过来了！
齐国出动的兵力远远超过鲁国可调动的军队，有资料称为三十万，与鲁国的三万军队形成悬殊对比。春秋初年，战争还不是常态（相较于战国），而且多是贵族之间的小打小闹式的战争。考虑到中国古人一贯喜欢在数字上夸大其词，以及特别喜欢用三、七、九这样的“阳数”的作风，齐国出动的军队不可能达到三十万人，估计也就是十万左右。
但无论如何，齐国军队人数数倍于鲁国是确凿无疑的。
齐国军队进入鲁国境内时，鲁国主战派要求迎战，鲁庄公无奈，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战场。但实力相差悬殊的军队一经交战，便毫无悬念地分出了胜负：鲁国战败。
这时，鲁国大夫又建议鲁庄公暂时避开齐国锋芒，让鲁国军队向南撤退，调动至长勺。
长勺位于今山东济南市莱芜区东北郊，其北面是泰山，西面是汶水，东面是洙水，南面便是鲁国国都曲阜。这里的地形特殊，可以让鲁国人专心对付从北面狭窄的泰山峡谷中进击的齐国军队，而不必担心两翼会受到攻击。
但是，鲁国人的恐惧仍挥之不去，他们知道仅凭地形优势是不能战胜士气高昂的齐国军队的。
这时，一个和管仲出身几乎相同的人步入了鲁国政坛。
此人名曹刿。
周文王有一个儿子：曹叔振铎。从这个称呼可以看出来，曹叔振铎是曹国的君主，而曹刿就出自这一支系。也就是说，曹刿与周天子同宗，这当然算得上血统高贵。但是，贵族血统是个会被稀释的东西，传承得越久，支系越多，贵族的身份也就越打折扣。可惜曹刿出生得太迟，呱呱坠地时已经没落为“基层贵族”，这种身份和同样出身于周王室的管仲如出一辙，他们俩都只不过是个没有权利继承家业的“士”。
一直以来，士这个阶层都是一个很尴尬的存在：他们虽有贵族的身份，却又不得不承受着平民的清贫。简单来说，士就是无产的贵族、脱产的平民，有社会地位但没有与之相当的经济条件。他们只能凭自身本事投靠到诸侯或卿大夫门下混口饭吃。所以，出身于士这个阶层的人很容易形成孤高桀骜的性格，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心怀不忿”的表现吧。
在史料中，曹刿谈及诸侯和卿大夫时，称他们为“肉食者”，言下之意，似乎他就是个“素食主义者”。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混得不好的士（管仲属于混得好的）基本和平民一样，吃不起猪、牛、羊、鹿等美味的肉食，便只能啃各种瓜果蔬菜——他们不是素食主义，而是他们的经济条件只允许他们吃素。
曹刿的肠胃虽然习惯了素食，却仍不时地高声呼唤着大块大块的烤肉。所以，当齐国大军压境的消息传到坊间时，正在啃萝卜的曹刿兴高采烈，站起来蹦蹦跳跳就要奔赴国都。邻里街坊一看这个人疯魔了，便问他：“你干啥去？”
曹刿回答说：“为肉食者出谋划策去！”
人们都劝他说：“那都是肉食者们的事，你又何必多管闲事呢？”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从这段对话中，不难发现春秋时代的平民对“国家”的态度：国是诸侯的国、家是大夫的家，所以国家的事与我无关。与此类似的是中世纪的欧洲。在欧洲平民眼中，所谓“国家”，不过是大大小小的领主封地，是领主的私产，所以基本不会在平民阶层产生所谓“爱国主义”。后来，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才出现了西方的爱国主义。“民族”等于“国家”，这是英、法等西方民族国家的特点。
而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人们不会去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东西抛头颅洒热血，爱国情怀一定是伴随着“这个国家是我的，我是国家一分子”这种意识才诞生的。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和春秋初期的中国，社会地位最低但数量最为庞大的士和平民，并没有产生这种意识，因为没有产生这种意识的土壤。
而且，周天子和诸侯以及大夫们，也不会允许卑贱的庶民产生这种与他们共享天下的思想。
而在曹刿看来，国家虽然不是自己的，自己仍能通过为国家服务而获得名与利。士的这种思想，源于他们没有不动产但拥有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的才能。另外，当时也没有严格的、正规意义上的户籍制度。一个士出生的国家，未必就是他要生活一辈子的地方，更难以成为他的终生依靠，因为这时亡国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司空见惯，而他的才能可以让他在任何国家、任何贵族那里维持生计，甚至飞黄腾达，实现阶级跃迁。不过春秋时代这种情况还不明显，到了战国时代士的形象才更加鲜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充斥着干烈火爆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激情。如开郑国渠的郑国、变法图强的商鞅、“毛遂自荐”的毛遂、合纵连横的苏秦和张仪，无不是叱咤风云的士。
此时，人们开始质疑曹刿。曹刿说：“嗨，这些大鱼大肉的贵族没有深谋远虑，都是一些酒囊饭袋啦！”言下之意，唯有他这个“食草动物”才能力挽狂澜，挽救鲁国。
估计当时其他人看他，都像在看一个狂徒或者疯子。
而曹刿懒得跟他们解释。他只是丢下了这句话，便快速赶往鲁国国都曲阜。
可能是曹刿的出身起了作用，也可能是鲁庄公和鲁国贵族实在是病急乱投医，他们竟接见了曹刿这个主动请缨的乡野边鄙之人，并向他请教战胜齐国大军的方法。
曹刿开门见山，用质问的口吻问鲁庄公：“国君想要战胜齐国，凭借的是什么？”
鲁庄公回答：“华衣美食，寡人从不敢独自享用，总是不忘记赏赐给卿大夫们。”
曹刿不屑地说：“这是小恩小惠，不能普及黎民百姓，算不得什么！”
鲁庄公又说：“国家祭祀用的牺牲玉帛等贵重物品使用量之多少，寡人从来都是如实告诸国人，不敢虚报夸大。”
曹刿又说：“这不过是小诚小信，并不能让神明降福！”
鲁庄公接着说：“国中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寡人即使不能明察秋毫，也必然要据实审理，合理裁决，以防止出现冤假错案。”
一直等鲁庄公说到这一点，曹刿才稍稍露出肯定的意思。只见他点点头，露出一副“孺子可教”的神态说：“这还不错。这才算是一国之君尽了他的本分！这样吧，等与齐国开战时，就让我陪着君上一同上战场吧！”
曹刿和鲁庄公之间的问答，充分表现了曹刿这个人的桀骜不驯之处：身为一介布衣，却颐指气使地教训一国之君，着实是典型的恃才傲物。管仲和曹刿的事例也证明了“士”这个阶层正在中华大地上迅速崛起，稳定但封闭的传统社会开始遭遇挑战。由于统治者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今后将有许许多多的管仲和曹刿挺身而出，他们将在许许多多个齐桓公的率领下披荆斩棘，保护一些东西，也会毁掉一些东西，还会创造一些东西……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一座大厦，那么这些人就是这座大厦上分量十足的栋梁。
当然，曹刿在鲁国贵族面前指手画脚的前提是，他有信心战胜骄横不可一世的齐桓公。
另一边，高傒和鲍叔牙正率领整齐划一的军队和鲁军会于长勺，一次又一次的出师大捷已让齐国大军心生骄傲。在这些齐国君臣看来，败绩累累的鲁国懦夫将很快被他们击败，而他们攻占曲阜，已指日可待！
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个名叫曹刿的鲁国之士，已经悄无声息地站在了他们对面的军阵中，并且即将扭转整个战局。
春秋时代的战场，与其说是战场，倒不如说是“车场”，即战车驰骋的疆场。在当时的华夏世界，战车是主要作战工具，因此车战便成为主要作战方式。
战车出现的时间很早。轮子出现后马上就出现了用于作战的战车——至少在商代遗迹中就已经发现了战车残骸。战车多为木质，但心灵手巧的工匠们通常会在木质车厢上覆盖一层铜甲。这层甲板既有加固战车结构的功效，又有抵挡流矢的作用，同时增加了车的配重，更具冲击力。战场上，战车驱动起来便势如风雷、势不可当。这就相当于春秋时代战场上的坦克。
在手工业和冶炼技术比较落后的商周时代，制造一辆战车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制造造价昂贵的战车成了财大气粗的贵族的专利。在这个以车战为主的年代，战车是荣耀的象征，亦是胜利的保证。
华夏先民崇尚武力，在人类文明的少年时期，战争便已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即很早就懂得兵种搭配、协同作战的优势，战车单位的配置即充分体现出这种惊人的智慧。
当时的战车一般由四匹戎马所拉，也即我们经常说的“驷马”。
战车上有三人，皆为贵族出身。他们自幼经受严苛的军事训练，是百里挑一的精兵，又因他们身着重装厚甲而被称为“甲士”。这三名甲士各有分工：居左者手持弓箭，负责远射，名为“车左”；居中者驾驭马车，名为“御者”；居右者则手持长戈，负责近战，名为“戎右”。
除此外，战车的四周还配有几十名低级步兵。这些人都是平民。他们轻装薄甲，兵器简陋，称为“徒卒”。徒卒并不是作战的主力，春秋时期，贵族们热衷于以自幼习得的武艺来彰显家族和个人的荣耀，而不是让一帮身份低贱的农夫帮他们实现理想。
不同时期，徒卒的数量有所不同，而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人数在不断增加——这表明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残酷。春秋初年，每辆战车搭配的徒卒数量在50名左右；到了中后期，人数已达70名甚至更多；而到了战火纷飞的战国时代，平民出身的步兵竟一跃成为战场的主力，顺便还诞生了职业军人群体。
四匹戎马，一辆战车，三名甲士，若干徒卒，便是一“乘”。像齐、晋、秦等国被称为“千乘之国”，即是指拥有能力组建1000乘战车部队的大国。
按照传统规则，车战的作战方式如下：交战双方递交战书（有礼）；战书上要约好时间、选好地点，最后双方如约到达战场（诚信）；开战之前，双方国君选派代表到战场上进行交涉，如不能免战，双方则须准备作战；然后，双方各自进行鼓舞动员，以提高士气（勇气）。开战后，双方战车一起开动向对方冲去，当到达射程范围后，车左要撒放弓箭进行射击，打压对方士气，之后双方在战场中央相遇，戎右挥舞戈或戟近战肉搏，短暂交锋后，战车继续向前开进，这个过程称为“合”；行驶一段距离后，战车再折返回来冲锋交战，这个过程称为“回”。一来一去，便是一个“回合”，这便是“回合”一词的来源。
这种作战方式，一来一去间都彰显着贵族间公平决斗、诚信不欺乃至礼尚往来的价值观念，是中国贵族精神的体现。
但是，也正是从春秋开始，这种“华而不实”的作战传统便开始遭到遗弃，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谋略”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并终将促成一批兵法家的出现。接下来的“长勺之战”，以及半个世纪后的晋楚“城濮之战”、秦晋“崤之战”等，都是巧妙运用谋略取得胜利的典型战例。
而此时的长勺战场正如死一般沉寂。
齐国这边，高傒和鲍叔牙在等着鲁国擂响战鼓。擂响战鼓的用意是“鼓舞”，这是战争的惯例。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鲁国人似乎已经害怕到忘记了交战程序，迟迟没有擂响战鼓，长勺战场就这样一直沉寂着。
因此，齐国人慢慢地开始认为鲁国军队已经胆怯，接下来的战争必定可以轻松获胜。齐国军队中擂响战鼓，全军发起进攻，精兵良将士气如虹，战车在戎马嘶鸣中开动，车轮滚滚，撼动大地，浩浩荡荡的军阵排着整齐的线阵，向安静的鲁国军队冲去。
然而此时，鲁国军阵中依旧没有传出一声鼓声，而且也不见鲁国战车有一丝动静。齐国军队继续前进，逐渐靠近鲁国军阵。当齐国大军终于能看清鲁国人的脸时，他们的如虹士气很快被一种诡异的气氛剿灭——鲁国战车紧密地排在一起，像一道坚实的城墙岿然不动。
齐国士兵正纳闷，冷不丁地发现了一个让他们魂飞魄散的景象：满天都是鲁国的羽箭。
在一轮又一轮箭雨过后，齐国将士纷纷被射杀，鲜血遍地，处处哀鸣。因为这些举动不符合车战的惯例，猝不及防的鲍叔牙只好命令齐军撤退。
撤退到自家军阵的安全地带，鲍叔牙和高傒快速商议一番，最后他们认为，鲁国只是因为胆怯才不敢出战，只要再次强攻，冲过他们的箭雨，进而短兵相接，一定能让鲁军大溃。随后，鲍叔牙再次下令擂响战鼓，发动进攻。
这次迎接齐国军队的仍然是漫天羽箭，而且势头更加凶猛，导致齐军根本无法前进。无奈之下，鲍叔牙只好再次下令撤退。
稍作整顿，齐国军阵中第三次擂响战鼓，向鲁军发起冲锋。
然而，当这次齐国军队以凌乱的阵形冲向他们的敌人时，却猛然间听到鲁军军阵传来震耳欲聋的鼓声！
而后，鲁国大军如山洪暴发般汹涌而来！
齐国大军的士气顿时烟消云散，一个个丢盔弃甲，掉头就跑。
亲自擂响战鼓的鲁庄公见齐军败退，兴高采烈地跳上战车就要去追击。然而，这时曹刿却一把拦住他说：“齐国是大国，兵力向来强盛，为防他们佯败诈退，不可贸然追击！”
说罢，他登上战车的横木眺望，只见齐国举着军旗和拿着兵器的士兵们杂乱不堪；而后又跳下车去观察地上的齐国战车辙印，见车辙印混乱，随之断定齐国是真的败退，便让鲁庄公放心地率军追击。
鲁庄公遂亲自驱驰战车，率领鲁军一路急追猛进，杀伤齐国溃军数千，并俘获大量俘虏和辎重。
此战之后，曹刿对鲁庄公总结了鲁国战胜的原因：“两军交锋，靠的是士气。鼓声一响，士气奋发；鼓声二响，士气衰退；鼓声三响，士气便竭尽了。当齐军三通战鼓后，士气丧尽，我们再以奋发士气进攻，所以才能将敌人一举击溃！”
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曹刿已经公然违背了当时的战争规则，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后的战争形式。而战争形式的改变仅仅是个表面，真正发生变化的远远不止于此——越来越多人开始形成这样一种认知：传统固然可贵，但并非所有的传统都该存留下去。
历史也证明：有些传统，注定是要被遗弃的。
长勺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经典战例，这场战争与以往决斗式的战争形成了鲜明对比——恪守周礼的鲁国在运用违背贵族精神的诡诈之术！这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幕。当齐国战败的消息传到临淄城时，正等着捷报传来的齐桓公的反应多半是：“我泱泱大国，竟败给鲁国蕞尔小邦！寡人这面子往哪儿搁？”
对踌躇满志的齐桓公来说，这场惨败，不可不谓重大打击，而这也是他即位以来第一次遭受重大挫折。
但因祸得福，这场主动出击的战争虽然惨遭失败，却让齐桓公看到齐国的薄弱之处。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也开始重新审视管仲。当大家都坚持攻打鲁国时，管仲却坚决持不打的态度，这就说明他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而那个地方，或者幽远，或者细微。总之，这体现出管仲的认知远超众人这一事实。或许，直到这时，这位统治者才开始真正放下对管仲的疑虑，放心地重用他，并将所有的希望都托付在了他的身上。
于是，在管仲主持下，齐国开始了军事方面的改革，而且成效显著，以至于齐桓公在三年后有足够的底气再次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不过，在此之前齐桓公还有一件事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