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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和管仲这对生死冤家，终于在临淄城外见面了。
其实，作为昔日的生死之敌，这次由“中间人”鲍叔牙极力撮合的会面，仍然充满着种种不确定性。尽管齐桓公给出了郊迎的礼遇姿态，管仲也在接近临淄城时三次沐浴熏香以示重视，但最终决定二人关系走向的，并不是这些礼节性的“面子工程”。
或者毋宁说，决定齐桓公不报仇、管仲能活下去的，是管仲是否如鲍叔牙所说的治国才能冠绝天下。
因此可以说，这次会面，其实是暗藏杀机的。
于是，当二人终于面对面相见时，齐桓公便直接向管仲抛出了自己的问题：先君齐襄公穷奢极欲，垒筑高台，打猎游乐，不理政务，藐视贤圣，侮辱文士，贪恋女色，后宫姬妾吃精米鱼肉，穿彩衣绣服，军队将士却挨饿受冻，要靠姬妾吃剩下的食物来过活，齐国因此而无所长进，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恐怕就有亡国之危了！——请问，面对这种情形，应该怎么办？
作为新一任齐国统治者，此时的齐桓公只关心一个问题，这也是齐国的当务之急——如何强国。而管仲，只有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消弭他心中的仇恨。
当然，管仲对此也是早有准备的。
管仲如是回答：往昔周昭王、周襄王效法文王、武王的德业而成就美名。他们召集长老，考察选拔百姓中有德行的人；制定法令，作为民众行为的准则；树立榜样，把百姓维系起来，即从根本上解决了治国众多细枝末节的问题，用奖赏善行引导百姓，用惩罚恶行纠正偏差，使长幼尊卑有序，用纲纪法统治理人民。
对于自己提出的理念，管仲没有标榜原创，而是“托古”，这也是古人惯常做法，对于喜欢追慕古圣先贤的华夏人来说，这一招的确比较好使。而他的这一回答，对齐桓公是有吸引力的。随后，齐桓公开始向他请教具体的实施方案。
管仲的回答简单而有力：“三其国而五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而慎用其六柄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把都城分为三个分区，把乡野分成五个分区，确定百姓的居住地，让百姓各就其业，设置葬地作为他们的归宿，并谨慎地使用生、杀、贵、贱、贫、富六种权力。
其实，管仲这段话，已经拉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序幕，这场改革，也将如齐桓公所期许，实现富国强兵，改变齐国的命运。当然，这段话只是管仲一系列为政措施的开场白。接着，管仲趁热打铁，就齐国行政、军事、财政、外交，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改革理念，一步步打动齐桓公，而这些改革措施，会在后面的章节里一一呈现，它们将按照君臣意愿安稳落实，成为齐国的强国新政。
齐桓公对管仲的看法，应该就是在这次谈话的某一个瞬间改观的，因为更为远大的理想，他心中的恨，最终还是放下了。穿过茫茫人海，眼前的昔日仇敌，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三国时，诸葛亮和刘备的霸业是在“隆中对”中草创的，而齐桓公和管仲的这次长谈，无疑是春秋版的“隆中对”。
直到此时，齐桓公才惊喜地发现：管仲果然就是我要找的人！
这一次，不经鲍叔牙做工作，齐桓公立刻就任命管仲为齐国国相。国相就是后世所称“宰相”“丞相”，简称“相”，通常的职责是辅佐君主治理国家，可以视为君主的副手。而从后面的历史来看，齐桓公并不只是想让管仲成为他的宰相，因为齐桓公更需要的是一位CEO，即首席执行官。
宰相和CEO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打辅助的，一个是全权负责人。
而管仲，是那种必须放开手脚才能施展才华的首席执行官。
纵观齐桓公一生，他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争霸。
当然，齐桓公争霸又分为两步：富国强兵和尊王攘夷。
而贯穿富国强兵和尊王攘夷的，则是齐桓公对“权力”的运用。这是体现齐桓公智慧的地方——身为一个掌握了权力的人，他懂得如何在一种和谐状态下使用权力。
对于一个高层领导者来说，未必最低效，但一定最糟糕的工作方式是“事必躬亲”。历史上有一个极端典型便是清朝的雍正帝，但雍正帝也有自己的苦衷：因身为半开化的异族而自卑，又因自卑而产生幽暗的恐惧。众所周知，清王朝是在明末士大夫之祸及由此引发的农民起义中意外建立的，而捡来的东西比抢来的东西更容易患得患失。所以，雍正和他的祖辈父辈一样，时刻如芒在背、神经紧绷，握紧手中权力不敢放松。历史上，专制君主往往存在诸多性格问题，如胆小而残暴、阴暗而多疑，进而会失去一个自由生命个体本自具足的快乐。而雍正似乎又达到了一个极限。的确，雍正帝是个让人相当纠结的反面教材。
齐桓公无意于事必躬亲，这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他足够聪明。他一上台，就决定把国家大事交给别人去做——他要效法周天子采用承包土地的制度，把手中的权力“承包”出去。当然，这也是一种必然或者说是无奈，只是齐桓公做得更干脆、更漂亮而已。
说到权力，我们就要牵扯到春秋时代的政治制度问题了。
政治制度，也称为“政体”。粗略讲，在古代社会出现的政体主要有两种：君主制和共和制。
如果再细分的话，君主制又可分为“君主专制制”和“君主立宪制”，共和制可分为“贵族共和制”和“民主共和制”。
那么，春秋时代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政体呢？
其实，无论西周还是东周，都并非政治上统一的王朝，而周王朝境内的每个诸侯国都有独立的统治权。因此，要弄清楚政体的问题，就应该把周王朝和诸侯国各自的政体分别进行研究：
周王朝是什么政体？
周王朝之内的诸侯国又是什么政体？
第一个问题显而易见，周王朝虽是君主制，但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周天子只在周王畿内拥有统治权，而且还不是绝对权力。也就是说，实际上周天子是在和诸侯们共同治理华夏世界。所以，以上列举的四种政体，最接近的是贵族共和，但又有明显不同。那么，我们姑且可以称周王朝或者说“周代中国”所实行的政体为“封建分权君主制”。
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我们可以用具有代表性的齐国为例。
齐国国内有许多大宗族，比如前面已经提及的高氏和国氏即是其中代表。这种大族在战国时代被孟子称为“巨室”，意为巨大的家室。按照周王朝分封关系的设定，齐国君主是“封君”，这些被称为大夫的宗主（族长）是“封臣”。
由此可见，封臣对封君具有相当强的依赖性。封君和封臣之间进行联系的主要纽带是爵位，而爵位这种东西是十分奇怪的。打个比方：周天子分封了一位贵族，那么这个贵族只有生活在周天子名义上掌管的地区才会“生效”，别人才会给予他尊重，他的爵位才有存在的意义。假如有一天这位贵族去了一个很遥远、文化也不相同的地方，那他就很难再得到尊重，这是因为周天子的势力和权威不在这里。
这即是说，封臣的爵位、封号、采邑都是从封君那里得来的。只有封君存在，封臣才有存在的意义；只有得到封君的承认，才能保证封臣在采邑内的统治权以及他尊贵的社会地位；而且，封君越尊贵，封臣就越尊贵。
但齐桓公的即位和周平王一样，走的不是正常程序。事实上，他已经违背了周王朝最初的设定。言下之意是：他乱了规矩。齐桓公在兄弟排行中是老三，最有资格继承国君之位的老二却被他杀了，齐国的强宗大族，尤其是那些支持公子纠的强宗大族，是有理由站出来反对他的。但是，齐桓公选择了和高氏、国氏两大强宗联合，恩威并重地弹压了这些有心反对他的卿大夫，从而得以顺利即位。由此可见，即便是国君，也需要得到卿大夫的承认，唯有如此，他才能高枕无忧。
所以，封君和封臣之间的关系又不是绝对的，高低强弱并非永恒不变的，也就是说君臣之间其实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制衡的。
实际上，我们在一些史书上还能零零星星看到另一种可能的事实，即一场未经美化的小白与纠的决战。
在齐国内乱之时，按照礼仪齐国人已经先期将公子纠请回齐国，成为新一任齐国君主。当公子小白得知这一消息时，公子纠早已登位多时。所以当齐国人来告知公子小白消息时，小白颇为害怕，他害怕自己回去后，立刻就会被公子纠所杀。
但鲍叔牙并不这么想，他向公子小白说明了自己的计划。他发现，公子纠并未任命管仲、召忽等人成为管理者，相反还冷落了他们。因此，可以趁着公子纠在国都人心未稳之时，联合国都中对他不满的人发动政变。
于是，也不管小白愿不愿意，鲍叔牙就把小白推上了车，而他则专门驾驭小白的这辆车。在途中，小白多次表示这样有违礼法，而且对方也掌握着军队，不可能成功的。鲍叔牙劝说他：“成败在此一举，即便不成功，只有老臣会死，而公子不会死。”这才暂时稳住了小白的心。
在都城郊外，两人下车进行了策划，命令二十辆车在前，十辆车在后。强行撞门而入。接着，鲍叔牙和大家宣誓说：“事情如果成功，就听我的号令杀进去。如果不成功，一定要保全公子！我将会用五辆车上的军械堵住去路，保证你们逃脱。”
于是，鲍叔牙在前面开路，历经死战竟然里应外合地冲破了城门，进入国都。他迅速找到宫殿，驱逐了公子纠。而后赶来的小白，却被隐藏在暗处的管仲射中了带钩。就在管仲想结果小白之时，鲍叔牙的军队赶到，救下了小白。而兵败如山倒的公子纠只能带着管仲等人逃到鲁国，期待着重新夺回君位。
也许，这个故事才更接近于真实历史，也解释了管仲有时间却没有就地杀掉公子小白的真正原因。
当然，这个故事也解释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封君与封臣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仅相互依存，君臣地位也是可以转变的。
在将管仲任命为齐国国相后，齐桓公没有像哥哥齐襄公那样冷落其他卿大夫。比如，他交派给高氏和国氏掌管的军队数量，甚至与他亲率的军队数量相当。这可不仅仅是信任的问题，只有把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交给别人，才会涉及信任与否的问题。而一牵扯到“信任”的问题，就只能证明这是赤裸裸的君主专制。齐桓公与高、国二族共领军队的做法恰恰是在说明：齐国不是国君一个人的，公族和贵族也在共同履行治理国家的责任。这一点，不仅封君心知肚明，封臣也了然于胸。
于是，齐国的政治制度就兼具了君主专制与贵族共和的影子。
从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说，这种政治制度叫作：君主专制所能容忍限度下的贵族共和。
或者，也可以称之为“类君主立宪制”。但是，与标准的英国式君主立宪制不同，这里限制君主权力的不是法律，而是流传已久、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存在于封君和封臣之间的天然默契。其中蕴含复杂而有趣的中国传统文化，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你不做昏君、暴君，我就不做佞臣、乱臣！
当然，“昏君”“暴君”的划分标准通常是由卿大夫制定的，即国君是否做了有损他们利益和价值取向的事。这种关系可用孟子对齐宣王说的一句话来佐证说明：“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说白了，这是中国人在懂得妥协妙处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权力平衡——中国人多么喜欢平衡的东西呀！
齐桓公并非这种传统习俗（不能称其为“制度”）的发明者，但他一定是这种习俗的受益者。最危险的权力，一定至高无上。显然，齐桓公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得到所谓“至高无上的权力”。
长久以来，中国人总是习惯于以“强弱”来定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但这是一种对权力的误读。强弱不是绝对的，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强弱之分。正如羊吃草，狼吃羊，狮子吃狼，狮子死后又化为肥料被草“吃掉”……物种之间的关系不是垂直的链形，而是处在同一平面的环形。就像一条项链放在了桌子上，这一颗珠子是草，这一颗珠子是羊，这一颗珠子是狼……环环相扣，没有至强者也没有至弱者，它们之间缺一不可。没有草，羊会饿死；没有羊，狼会饿死；没有狼，狮子作为“百兽之王”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
这种真正的自然平衡之美，同样适用于人类所构建的文明体系。
皇帝登上了皇位，却未必是最后的胜利者；农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也未必是最后的失败者。统治者如何对待被统治者，只是决定了统治者自身的命运。统治者推行暴政，在其政权被推翻后，统治者不会变成被统治者，而是灰飞烟灭，被统治者仍在继续他们的生活。
电影大师黑泽明有一部经典电影作品《七武士》，讲的是七名野武士（失去雇主的流浪武士）受雇于农民，为他们驱逐屡屡抄掠村庄的盗贼，最终以四名武士战死的代价为村庄换来太平的故事。电影的最后，七武士的首领看着战友们的坟墓，再看看载歌载舞忙着插秧的农民，深有感触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他们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天子怕失天下，诸侯怕亡国，大夫怕丧家，所以统治者才会一直争权夺利。而看似命如蝼蚁的平民，反而因一无所有，所以什么都不怕。俏皮的中国人用一句俗语对此做了总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齐桓公懂得“畏惧”，因此懂得如何恰当地运用权力。
同时，齐桓公也清楚，权力的平衡不但存在于君与臣之间，也存在于臣与臣之间。所以，他不会让管仲“一枝独秀”。齐桓公不但让高氏和国氏共同掌握重权，还以鲍叔牙、宾须无、隰朋等号称“齐国五杰”的五位贵族掌控齐国的律法、农业、外交等事务，“晨鸡夜犬”各司其职，各有分工的同时又互相掣肘，既保证了工作效率，又提高了权力的安全系数。
齐桓公对待权力的这种态度还将随着他的成长而不断深入，并最终成为他称霸天下的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