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糖的革命

1788年，当哈瓦那市政议会需要找人代表其利益面见西班牙国王时，他们最终选定了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阿朗戈（Francisco Arango）的律师。他身姿优雅，体态修长，一头黑色短发朝着眼睛的方向梳。阿朗戈的家族在古巴的时间几乎与西班牙统治古巴的时间一样长，作为家族的后裔，他是岛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糖厂拉宁法（La Ninfa），意即宁芙 ，很快就会成为岛上最大的企业，350名的奴隶劳动力也将使他的糖厂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现代的企业之一。 ¹

差不多一到马德里，阿朗戈就立即代表哈瓦那政府向国王递交了第一份请愿书，这是一份关于扩大奴隶贸易的请愿书。作为一个成功的糖业种植者，阿朗戈认为发展该产业最快的方式是多买些非洲奴隶。几个世纪以来，王室一直在不断授予各个公司进口非洲奴隶的独家许可权，这种垄断使得奴隶供应短缺、价格高昂。因此，阿朗戈的首要任务就是倡议非自由人的自由贸易。国王同意了，他下令进行两年的试验，在此期间，任何西班牙人，以及在更严格标准下的外国人，都可以在殖民地引进被俘虏的非洲人。这条法令带来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该政策生效的两年时间里，进入哈瓦那的奴隶数量增加到了原来的3倍多，从每年不到2000人增加到近7000人。 ² 自1762—1763年英国占领哈瓦那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增长，新的增长量甚至使彼时的增长量都相形见绌。

气氛之狂热就连新任西班牙都督路易斯·德·拉斯·卡萨斯（Luis de Las Casas）都踊跃地参与其中。1790年他抵达哈瓦那时，种植园主们带着一份礼物迎接他：他们给都督的种植园配备了奴隶和机器。他们称这个种植园为阿米斯塔斯（Amistad）——友谊。哈瓦那都督现在是他们中的一员了。都督干起了这项事业，并在次年购买了第二个种植园。为了在法律上没有纰漏，他将这些产业登记在朋友和同事的名下。都督还利用扩大了的奴隶贸易。当奴隶船抵达港口时，他本人或代理人会来到仓库，首先挑选新到的奴隶。西班牙都督因此又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糖业种植者。即使西班牙官员串通一气，古巴种植园主似乎也势要得到他们一直想要的一切。 ³

视线回到马德里，1791年11月21日是国王和国务委员会原定会面的日子，他们将在会上决定是否将开放的奴隶贸易延期2年，还是恢复至旧有的垄断体制（受到阿朗戈及其富有同胞的鄙夷）。每个人都期望开放政策能延长。但在这次会议前夕，完全出乎意料的消息传到了马德里。三个月前，在离古巴岛50英里处的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各（海地）爆发了奴隶起义。数以千计的叛军烧毁了200个种植园，杀死了300个白人，然后跑到了山上。这场叛乱将演变成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历史事件——海地革命。在一个月内，叛军人数达到了数万人，超过1000个糖和咖啡农场遭到了破坏。至1793年8月，怀着安抚和保留殖民地的希望，地方当局开始颁布法令废除奴隶制。随后在1794年2月，巴黎的革命政府废除了所有法国领土上的奴隶制，宣布“所有生活在殖民地的人，不论肤色，都是法国公民”。十年后，圣多明各的黑人公民宣布，他们不仅摆脱了奴隶制，而且摆脱了法国的统治。1804年1月1日，独立的海地国家宣布成立，这是西半球第二个独立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由前奴隶建立的废除了奴隶制的国家。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曾经世界上最大的糖和咖啡生产地，发生在地球上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也就是每个人称之为安的列斯群岛上的珍珠的地方——这之后这一名字被用来形容古巴。听闻这一早期的叛乱，阿朗戈不必知道故事是如何结束的——他也无法想象——从而产生担忧。马德里那些谨慎的政治家们——那些控制着古巴命运的人——会不会因此而颤抖呢？他们会想象同样的命运也在等着古巴吗？这种恐惧会不会阻止他们重新开放奴隶贸易，这个古巴种植者们所渴望的扩张和增长的关键？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阿朗戈就写下了一篇关于圣多明各起义的论文。在远离事件发展的大洋彼岸，阿朗戈信心满满——这种信心并非源于证据，而是来自推测——地写道：“在法国殖民地发生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在古巴发生。”他很同情圣多明各的种植园主，但他们的不幸却是西班牙以及古巴的机会。他坚称西班牙要“超过法国人，占据主导权”。无须担心邻近地区的动荡，反而应该欢迎它，此乃具有决定性的、应当受到感激的、仿佛天赐般的礼物。 ⁴

马德里当局听取了阿朗戈的意见。他们更新了开放奴隶贸易的政策，并请阿朗戈提交一份关于如何更全面地发展古巴农业的建议。阿朗戈的第二篇论文，也是古巴殖民史研究被引用最多的文件之一，则对加速扩张糖业和奴隶制提出了系统的要求。用一位法国作家的话说，这一扩张将使古巴这一西班牙最早的殖民地之一，最终成为“媲美一个王国”的存在。阿朗戈仿佛是在编辑一份愿望清单，提出了一项又一项的政策：扩大业已繁荣的奴隶贸易，免除种植园主的税收，允许古巴糖和其他产品更自由地贸易。圣多明各的大规模叛乱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阿朗戈用预言般的声音宣称：“我们的幸福时刻已经到来。” ⁵

当然，幸福总是一个相对的衡量标准。制糖业的兴旺发达使得像阿朗戈这样的人腰缠万贯，但这一切都建立在残酷剥削作为奴隶的众多男男女女之上。在1790年至1820年期间，超过27万名非洲人被强行带往古巴。这比过去三个世纪西班牙统治下到达古巴的黑人多出十倍以上。正是在这一时期，古巴的黑人人口首次超过了白人。1774年的人口普查将超过56以上的人口归为白人。到1817年，这一比例已降至43.4。在人口密集的糖业种植园，人口的变化更为显著。在圭内斯（Güines），也就是阿朗戈和古巴的西班牙都督拥有糖厂的地方，白人人口从大约75下降到不足10。这一种族构成的转变同时伴随着岛上总人口的大幅增加，1774年至1817年间古巴的总人口增长了220以上。 ⁶

哈瓦那的规模扩大了一倍，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糖业革命”的首都。哈瓦那郊区的磨坊数量成倍增长。为了给磨坊的机器提供燃料，人们砍伐了大量森林。繁荣很快就开始向西外溢至特立尼达和马坦萨斯。从根本上说，古巴的糖业革命巩固了如下的经济体系：快速增加的非洲奴隶在大型种植园里进行生产，主要出口物是种植园里的单一作物。糖就是国王，至1830年，古巴岛的糖产量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

历史学家很容易在事后发现这一模式。不过当时的人已经能够用自己的眼睛分辨出这一变化。让我们想象一下那些在毗邻码头的哈瓦那老城生活或工作的人：他们会在港口看到越来越多的船只，看见越来越多的奴隶被卸下来；他们会路过新的仓库，这些仓库是为容纳非洲的男女老少而建的；他们戴着镣铐来到这里，并很快就会在这里被拍卖。 ⁷

与此同时，种植园里奴隶劳工们的身心也感受到了奴隶制的扩张。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于为制糖服务，奴隶们往往会失去他们的“科努科”，这些园地仍然沿用着几百年前土著泰诺人曾使用过的名字。随着这些土地的丧失，奴隶们甚至连基本的生计都难以维持了。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旺盛，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来到这里打“季工”。种植园主们几乎是毫无顾虑地让他们干到累死——真的是累到死亡。随着奴隶贸易的全面开放，工人很容易就会被替代。正如一位波士顿商人的妻子在参观岛上的糖业种植园时说的那样：“在古巴，很少会看到一个老年黑人。” ⁸

种植园的工作是残酷的。在种植甘蔗之前，工人们得先砍伐森林、清理田地。秋天，他们在几百英亩的土地上挖沟，以满足甘蔗扦插的需要，然后他们还得照料这些甘蔗几个月。1月，他们开始收割，这时甘蔗的蔗糖含量是最高的。收割时期是最艰苦的。日出时分，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前往田间砍甘蔗——高而粗的甘蔗有点小风就晃个不停。弯刀挥舞两下就把叶子砍掉了；第三刀将靠近地面的茎部砍断，这里是最厚的部位而且是黄色的。为了保持高效，奴隶主们在弯腰砍甘蔗的奴隶的头上挥舞鞭子。牛车拖着砍甘蔗的人穿过田野，一部分人挤满了牛车，另一部分人将甘蔗送到工厂。工厂起初以牛为动力，后来以蒸汽机为动力，奴隶们在工厂里手动地将粗粗的甘蔗一根根地送入榨汁的滚筒，然后其他工人再将这些汁液运到蒸煮室。

顾名思义，蒸煮室是一个将甘蔗汁放在大铜桶中不断蒸煮的结构。奴隶们站在旁边盯着敞开的锅，撇去其中的杂质后，用巨大的勺子将冒泡的液体转移到其他锅里。伴随着一次次的沸腾，越来越多的废料和水分被榨出来，汁液最终成了颗粒状的糖。糖被冷却和风干后，工人们将其装入圆锥形的容器中沥水。当他们几周后打开模具时，里面的糖被分成了三类——白糖在上面，黄糖在中间，潮湿的棕糖在底部。黄糖和棕糖会被送到一些买家手中并在外国进行进一步的提炼；白糖会直接卖给消费者；从容器底部流出来的物质则被卖到国外，用于制造朗姆酒。 ⁹

然而，对劳动过程和支撑劳动的技术的描述，并不能表达出工作的真实情况：极端的高温、令人作呕的气味、无休止的劳作、人们身体上的疼痛。由于甘蔗的蔗糖量在收割后几乎立即开始变质，因此工作中没有任何喘息之机。白天，“一帮人在马车上或槽里装货的单调歌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工厂则昼夜不停地运转着，大锅匠们大声地向司炉工发出指令。到处都是“沉重而艰苦的劳动”场景。疲劳和快节奏使得事故频发——手指被割伤，手被压伤，手臂被机器割断。晚上，在工人们的宿舍里，在闭上眼睛睡上几个小时前，疲惫不堪的奴隶可能会祈祷、交谈或做爱，萤火虫的微弱光线成了他们的蜡烛。但无论奴隶们如何从白天或夜晚挤出休息时间，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这些种植园和美国南部的同类种植园一样，都是强迫劳动营。 ¹⁰

随着工作量的增加，体罚也在不断加剧。1806年，来自繁荣的圭内斯制糖区的奴隶工人证实了以下情况：体罚和酷刑都在升级且无处不在。他们要为那些已经没法说话的同伴发声。他们提到了拉斐尔，他死于一种在牙买加被称为“德比剂量”的惩罚，受到这种惩罚的奴隶们会被迫吃其他奴隶的排泄物；玛丽亚·德尔·罗萨里奥（María del Rosario）被关在鸡舍里被鸡啄死；佩德罗·卡拉巴利（Pedro Carabalí）被棍子打死后又被扔进火里；还有一个不知名的7岁男孩，死于不明不白的惩罚。目睹并经历这样的暴行有时会驱使奴隶们策划反抗奴隶制的行动。“同伴们，”其中一位领导人说，“你们已经知道……白人是如何奴役和惩罚我们的。”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是时候杀死他们了。在调查这一阴谋时，当局问另一位起义的领导人，是什么促使他们策划了这一叛乱，这位领导人以一种疲惫的坦率回答说：他们想“减轻被奴役的负担” ¹¹ 。

紧随海地革命之后，在为扩张古巴的糖业和奴隶制寻找理由时，弗朗西斯科·阿朗戈宣称幸福的日子已经到来。奴隶们的证词使我们能够通过那些遭受苦难的男男女女的眼睛，明白阿朗戈所谓的幸福是如何到来的。

糖和奴隶制在古巴扎根之时，恰逢海地革命（1791—1804），这一事实塑造了奴隶主和奴隶的经验与视野。船只载着许多人自革命的圣多明各来到古巴避难。在1803年的短短6个月内，超过1.8万人抵达东部旧都圣地亚哥，使该市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几乎每个难民在抵达时都有关于海地革命的第一手说法，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此类言辞，古巴的许多白人居民开始怀疑本岛是否会走上和海地同样的道路。古巴的第一位女性小说家格特鲁迪斯·戈麦斯·德·阿维兰内达（Gertrudis Gómez de Avellaneda）后来回忆道，她的父亲经常预言古巴的命运会像海地一样——“被黑人占领”，他经常恳求她的母亲和他一起去西班牙。这种情绪并不罕见，岛上的白人居民感觉到处都是无礼和危险的迹象——黑人们一次小声的谈话，一个自信的步态，甚至是一个眼神。 ¹²

事实上，对海地革命的恐惧在古巴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革命时代震撼了世界，先是美国革命，然后是法国和海地的革命。这些革命使人们对东西两个半球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产生了怀疑。1808年，拿破仑·波拿巴劫持了西班牙国王，并把自己的兄弟送上了西班牙王座。当此之时，拉丁美洲各地的城市在国王缺席的情况下开始由独立的军政府进行统治。尽管这些军政府起初是因忠于国王而建立的，但它们却开启了自治的危险先例。至1826年，经历了15年大大小小的战争和革命后，除古巴和波多黎各外，西属美洲各地全都获得了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古巴的上层人士得做些权衡。哈瓦那驻西班牙宫廷的旧代表，弗朗西斯科·阿朗戈曾短暂地萌生过一个想法：在国王缺席的情况下，组建一个独立的军政府进行统治（此举当然也是为了推行越来越多的种植园主们所一直寻求的经济改革）。但是，这些想法是半心半意的，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此，当革命首先席卷了海地，然后又席卷了西属美洲时，古巴岛的状态多少还算平静。

这是为何呢？一个答案是，古巴的精英们害怕潜在的社会剧变，担心爆发武装争取独立的斗争，因此选择维护西班牙的统治。用岛上一位外国糖业种植者的话来说，古巴的精英们“非常清楚，任何运动都会导致他们的灭亡。他们害怕自身陷于［海地］受害者不幸的命运中” ¹³ 。囿于这一想法，恐惧——而不是忠诚或爱——使古巴仍坚守着西班牙的统治。

然而，恐惧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贪婪也很重要。一个新的古巴糖业大亨阶层刚刚进入属于他们的时代，独立事业前景难料，许多人都不想因此危及他们新获得的地位和财富。他们避开了政治革命，保持着对西班牙的忠诚，然后又利用这种忠诚，从马德里获得越来越大的让步，以保证自身地位的跃升。他们住在城中的豪宅，在乡下拥有宫殿般的庄园，且都以法式风格进行装饰；他们的糖厂具备最现代化的全套进口机器；他们进行旅行、观看戏剧、请人画肖像，晚间乘坐花哨的马车去兜风。他们活得像自己世界的主人，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曾经席卷了圣多明哥，现在又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吞噬着西属美洲大部分地区的那种破坏。

但是，古巴生活着大量非洲人及其被当作奴隶的后代，他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一方面，他们正亲身经历着奴隶制的巩固，对奴隶制有着切肤之痛。与此同时，他们也听到了有关海地革命的消息，知道有些像他们这样的人为反对主人和奴隶制奋起作战。这一消息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让他们意识到一切皆有可能。事实上，在海地革命期间以及革命之后，古巴不时地就会爆发黑人的密谋和叛乱：1795年有两次，1796年发生了一次，1798年至少有五次，然后是1802年，1803年，1805年和1806年，1809年有两次，1811—1812年有六次。这一列举还可以继续下去。 ¹⁴ 奴隶制本身仿佛就是一种长久的对峙，一场只能通过另一种暴力和另一种恐怖来避免的战争。

在对这些事件进行调查时，当局通常会强迫被告人讲述他们密谋叛乱时的谈话内容。在这些对话中有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比如，我们得知有两名出生在非洲的奴隶在谋反时谈到了海地人的成功，他们想知道是什么促成了海地人的成功。有人说，成功靠的是信仰，一如查理曼大帝及其十二个勇士从穆斯林手中重新夺取基督教欧洲时的信仰。有时，潜在的反叛者会寻求身边的模式。他们援引了埃尔科夫雷人的例子——那些在埃尔科夫雷矿区和慈善圣女圣地附近的男男女女们抵抗了数个世纪，并在1800年获得了自由。不过反叛者们反复研究的还是海地的例子，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探讨海地领导人的功绩。他们谈到了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曾经的奴隶、革命中最著名的人物。此人能量巨大，以至于拿破仑最终不得不把他囚禁在法瑞边境汝拉山脉一个寒冷、潮湿的牢房里；他们还谈到了让－弗朗索瓦（Jean⁃François）——一个曾经的奴隶，后来成为革命早期重要的领袖，并与西班牙结盟共同对抗法国。纵观整个古巴，从东到西，在海地革命期间及革命之后，奴隶们对那些“占领土地”并成为“自己的主人”的黑人表达了由衷的钦佩和尊敬。

在这一时期古巴的所有阴谋叛乱中，最令人着迷的是1812年的一起事件。这起事件的领导人大多是自由黑人，他们与奴隶们结盟意欲结束奴隶制。在西半球风起云涌的时代，这场运动也许是哈瓦那最接近革命的一次。1812年3月14日，一个名叫胡安·巴维耶尔（Juan Barbier）的自由黑人离开哈瓦那前往郊区，当局称此人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事实上，巴维耶尔是以他人的身份旅行的，他冒用了让－弗朗索瓦的名字和身份，后者是一位在古巴的奴隶和自由有色人种中受到钦佩、声名卓著的海地黑人将军。那天晚上，巴维耶尔在哈瓦那穿着饰有金色纽扣的蓝色制服，带着两个伙伴来到了糖业种植园，他把劳工们聚起来，用法语向他们宣读了一份文件，并坚称这是一份国王让他带领奴隶们进行反奴隶制战争的命令（事实上，这份文件是为费城的出版商和文具商威廉·扬·伯奇制作的印刷广告）。然后他又带领奴隶们来到了位于佩尼亚斯·阿特拉斯（Peñas Altas）的第二个种植园，他们在那里放火并杀死了5个白人，其中包括两个孩子。当来到第三个种植园时，他们被击败了。

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仅在哈瓦那，西班牙当局就抓获并处罚了50多名叛乱分子和嫌疑人。其中，14人被公开处决并示众。让－弗朗索瓦／巴维耶尔被绞死，他的头被砍下并被扎在种植园门口的木桩上——仅仅在几周前，他还曾在这里鼓吹自由和革命。 ¹⁵

如果叛乱没有被挫败，1812年3月14日的事件只会是一场强大且雄心勃勃的革命的开端。谋反者们本打算烧毁其他种植园，并动员庄园里的奴隶劳工。在首都，他们计划攻击城市的堡垒和武器库，声称要用这些武器来武装已经招募的数百名新兵。领导人口述了一份公开宣言，让人将其钉在都督府的门上。他们还准备好了旗帜和军旗，意欲在想要建立的营地上挂起来。叛乱者的网络从种植园延伸到了首都的中心地带，据当时的记载，这个网络最远到达了东部的圣地亚哥，甚至可能触及国外的一些地方。所有的这些努力和计划都指向一个目标：奴隶的自由。

这场潜在革命的策划者是一个名叫何塞·安东尼奥·阿庞特的自由黑人木匠。我们已经提到过他和他的祖父，尽管只是一笔带过。在1762年反对英国入侵的哈瓦那保卫战中，阿庞特的祖父曾在哈瓦那的黑人营中服役。年轻的阿庞特，即1812年密谋的领导人，也是哈瓦那黑人民兵组织的老兵，曾于美国革命期间在巴哈马参加过反英斗争。1812年，阿庞特密谋袭击哈瓦那，建立一个废除奴隶制的政府，进而终结种植园主和殖民地官员的权力。

调查期间，哈瓦那警方搜查了阿庞特的房子。他们发现了一批奇怪的文件和物品：关于“黑人民兵”已公布的法律、反叛者的旗帜和军旗布料、圣母玛利亚、乔治·华盛顿和海地国王亨利·克里斯托夫的肖像。他们还发现了《堂吉诃德》的第三卷，哈瓦那和罗马的城市指南，语法书、艺术手册和一本世界历史简编本。在一个装满衣服的箱子深处，当局找到了一个松木箱，顶部是可滑动的，里面是一本由阿庞特自己创作的书。与其他从阿庞特家里没收来的物品一样，此书内容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材料和图像的混合体——手绘的图片和地图、粘有从扇子和印刷品上剪下来的场景或文字的书页，其中有希腊女神和黑人圣徒，埃塞俄比亚国王和欧洲教皇，哈瓦那和天堂。在一幅画中，阿庞特画了弗朗西斯科·阿朗戈的房子，阿朗戈曾是哈瓦那在马德里的代表，也是古巴糖业革命的主要设计师。在另一幅画中，阿庞特将自己描绘成国王。 ¹⁶

在谋反过程中，阿庞特向他的同谋者展示了这本书，并向他们解释了其中的一些图像，以帮助他们准备革命。他还向他们展示了英军围攻哈瓦那期间他所画的西班牙军营的图片，以向他们指明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他们应该在哪里布置旗帜和哨兵。他向同伴们展示了黑人军队击败白人的图片，这或许是为了让他们怀有计划有可能成功的希望。他还向他们展示了重要的黑人人物的形象——牧师、外交官、将军、国王——以说明像他们这样的人执掌国家权力的世界是存在的。换句话说，阿庞特向他们展示此书是为了证明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对于依赖奴隶制的殖民社会的都督们来说，阿庞特的书和阴谋大逆不道、其心可诛。在长达三天的时间里，阿庞特被迫在当局面前逐一解释书中的图像。几周后，当局判处他死刑，并于1812年4月9日在人群面前吊死了他。阿庞特身首异处，头颅被插在笼子里的长矛上。从城市到糖业种植园的路上，也就是在离他家大约一个半街区的一个主要十字路口，他的头颅一直插在那里。这对所有过往之人都是一个毛骨悚然的警告。对于那些可能像阿庞特一样意图谋反的人，都督宣称他有能力“一举歼灭他们” ¹⁷ 。在处决后的某个时刻——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阿庞特奇异的画册消失了，此后似乎再没有人见到过它，只有阿庞特在审判中被迫作出的陈述流传了下来。

尽管阿庞特死于非命，书也消失了，但他的故事和形象在他被处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继续产生着回响。对一些人来说，他的名字成了危险的同义词。俗语“másmalo que Aponte”——比阿庞特更惨或更邪恶——直至19世纪40年代都很流行，且一个世纪后仍在使用。其他古巴人则从阿庞特的例子中得到了启发。20世纪40年代，一群古巴独立战争（1895—1898）的退伍老兵以及西班牙内战（1936—1939）共和派支持者团体成功进行了游说，将以都督（下令处决阿庞特的都督索姆鲁埃洛斯）之名命名的街道改名为阿庞特大街（不过一位在哈瓦那的朋友告诉我，她最近看到了那条街上一个公寓的电费单，上面仍然印有旧时的西班牙都督的名字）。40年代，人们曾在街上放置了一块纪念阿庞特及其同伴的铜牌，不过铜牌最近被偷了。在哈瓦那的黑人社区中，关于他的记忆代代相传。非裔古巴历史学家何塞·卢西安诺·弗朗哥（JoséLuciano Franco）回忆道，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阿庞特的功业，包括他参加美国革命的故事，在周边的大众街区中家喻户晓。20世纪七八十年代，布朗克斯区一位古巴裔萨泰里阿教 美国牧师与信众们分享了阿庞特作为向导和老师的故事，据说这位牧师还在祭坛上保留了一幅阿庞特的肖像。2017年，一个名为“阿庞特愿景：艺术与黑人自由”的国际展览邀请了来自古巴、美国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当代艺术家，请他们在当下重新诠释阿庞特失踪的画册。该展览于2017年在迈阿密开幕，并于2019年来到了古巴，受到了古巴人民的热情欢迎。

但在阿庞特及其子孙的时代，胜出的并非他的愿景，而是其对立面：弗朗西斯科·阿朗戈的愿景。这位糖业种植者将奴隶制的强化视为幸福本身。阿庞特的反奴隶制王国并没有实现，阿朗戈的糖业革命却一飞冲天。种植园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和森林，并消耗了越来越多非洲人的生命。原本一个有奴隶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变成了一个从政治到社会，从经济到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打下奴隶制烙印的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古巴岛不仅成了“价值媲美王国”的殖民地，而且日益成为年轻美国的心头好。 WLz1qGxkEZEaeTnr2/pEhTf2azlCIqEA+gNJa8ctTBKNdT8jKaRREQqxc8l37NY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