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匈奴、羯、氐、羌、鲜卑，史称“五胡”。至于乌桓，原与鲜卑同为东胡；丁零（高车、敕勒），与鲜卑、匈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他杂胡，不是出于匈奴或匈奴别部，就是出于鲜卑。他们虽名不列五胡，但都属广义上的五胡的范畴。

五胡是秦汉至隋唐八百年间我国北境和西北境最主要的民族。其内迁的部分，都与汉族融合，为伟大的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因此，无论在中国古代史，还是在中国古代民族史与中华民族史上，五胡史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秦汉时期，匈奴与秦、汉皇朝并立于长城内外。而羌、氐是西北地区的原始居民，西汉武帝反击匈奴时始于羌人聚居的地区置金城郡（河西五郡之一），于氐人聚居的地区置武都郡。其时，匈奴尚在塞外，而氐、羌的一大部分已经在汉朝的郡县内了。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经历了从内迁、混居到与汉族融合的全过程，并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高潮。

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先以浑邪、休屠二部四万余众投降汉朝，揭开了民族大迁徙的序幕。匈奴浑邪、休屠两个部落，原来游牧于河西走廊一带，被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后来降。汉武帝在黄河南缘边五郡故塞外设五属国，安置匈奴两部降众。此后，匈奴族部落降汉内迁的记载不绝于史。据统计，截至西汉宣帝末年，匈奴内迁的人口已达到十余万人，分布在今陕、甘、宁和内蒙古西部的广阔土地上，最初各有自己的聚居地，保持着部落组织。

东汉初年，羌人、乌桓与南匈奴掀起少数民族内迁的第一波浪潮。先是东汉击败进攻临洮的先零羌，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这是羌人入居关中之始。后来，羌人举行反抗东汉的斗争，多次攻入关中，不少投降的羌人被留置三辅。其次是辽西乌桓大人率众内附，东汉朝廷将乌桓安置在东至辽东属国、西到朔方的缘边十郡。而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单于也遣使诣阙，奉藩称臣，又被列置于东至代郡、西到朔方的缘边八郡。从建初八年（83年）到永元元年（89年），在东汉、南匈奴和乌桓的联合打击下，北匈奴数以百计的部落总数达五十万人先后附汉，迁入塞内。

东汉后期，南匈奴的进一步南下，是少数民族内迁的第二波浪潮。南匈奴与乌桓、鲜卑联兵叛乱，攻打掳掠缘边郡县。汉廷把西河治从美稷迁离石，又迁上郡治于夏阳、朔方治于五原。至东汉末年，随着南单于庭迁到离石，南匈奴蜂拥南下，进入并州，直抵平阳。《晋书·地理志上》“并州条”云：“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 流徙分散的不只是汉人，这里的匈奴、乌桓人也都纷纷内迁了。建安中，曹操还从武都迁出氐人五万余落到扶风、天水界。他又分内迁的南匈奴为五部，分别居并州各地。曹魏时，邓艾在镇西将军的任上，还容留了内迁的河西鲜卑即鲜卑秃发氏，安置在陇右一带。

少数民族第三波内迁浪潮发生在西晋初年。自从北匈奴退出蒙古草原以后，填补这个空白的有东部鲜卑人、丁零人，还有远道而来的拓跋鲜卑人，他们与滞留在草原上的十余万落匈奴人相互融合。拓跋氏的父系是鲜卑人，母系是匈奴人；宇文氏的父系是匈奴人，母系应是鲜卑人；而高车则是丁零与匈奴人结合的后代。如此等等。公元1世纪中叶到4世纪初，蒙古草原上民族间的战争、征服、兼并和融合是非常错综复杂的，遗憾的是文献记载奇缺，我们只能知其大概情况罢了。正是蒙古草原上的斗争形势，导致了晋初一批批匈奴和匈奴别部人（亦即所谓杂胡）的内迁。可考的迁徙共八次，多者二十余万、十余万，少者也有一万、几千，内迁后遍布于并、雍、凉州等地。西晋前有郭钦、后有江统的“徙戎”主张，就是在少数民族第三波内迁浪潮的背景下提出的。郭钦警告说：“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 而江统则惊呼“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他出主意说：“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 郭、江敏锐觉察到内迁少数民族对西晋统治存在潜在的危险，并非耸人听闻，但是，他们“徙戎”之论却是基于“统治阶级民族歧视的立场和不合时宜的倒行逆施的措施” ，也是完全行不通的。

魏晋之际，内迁的少数民族有的已经成为郡县编户，如“编户氐”；大部分则仍然保持着各自的部落状态，如南匈奴五部和“内属羌”；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杂胡，有很多分布在汉代的西河、上郡、朔方一带空旷之地。而居于司、并、雍、秦、凉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虽大部分各自保有自己的部落，但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汉族之间，已经形成了小聚居而大混居的局面，关系日益密切。

在魏晋门阀大族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内迁少数民族发生着两极分化，他们中的氏族贵族、部落酋长凭借自身的实力和魏晋统治者的优遇，正在朝着大族豪强的方向发展，而大多数部民则正在沦落为汉族大族地主或本族贵族酋长的佃客、部曲。曹操划分南匈奴为五部时，左部帅刘豹是内迁南匈奴贵族的第二代。其子刘渊已同汉族大族子弟一样，从小接受良好的汉族传统文化教育，学习儒家经典，博览史书诸子，与太原王氏、上党李氏等门阀士族互称乡党，过从甚密，可见已经走上大族化的道路。又如辽东的鲜卑慕容廆，西晋时拜会东夷校尉何龛，“巾衣诣门，抗士大夫之礼”。而当中原动乱后，慕容廆大量招徕流亡到辽东的士庶，不仅引用其中的文章才俊为辅佐，而且请他们兴办学校，传授儒学，让“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他还经常亲临听讲，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焉”。苻坚是内迁氐族酋豪苻氏的第三代，八岁要求请老师到家教他念书，祖父苻洪说：“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如果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那么，内迁的少数民族将缓慢地融入依附关系高度发达的门阀社会。

然而，西晋的“八王之乱”和刘渊、石勒的起兵打断了这个进程。一百三十五年的十六国时期，数不清的战争、无数次的迁徙打破了各族聚族而居的状态，人口争夺破坏了原来的社会结构，冲击了民族界限的藩篱，加速推进了民族之间的混居。

这大约一个半世纪（304—439年）正是民族大混居与走向大融合的时期。十六国时期以“胡亡”与“氐乱”为标志，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永嘉之乱至后赵灭亡（311—350年）。

这一阶段民族矛盾还比较严重，但融合的大门已经开启。

内迁后，少数民族贵族对儒学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匈奴贵族刘渊从小师从汉族士人崔游，学习儒家经典、孙吴兵法；对《史记》《汉书》和诸子，也无不涉猎。他作为匈奴的质子居住在洛阳多年，周旋于西晋上层社会，与一些官僚士族过从甚密，基本上已经汉化了。其子刘聪，十四岁时就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又工草隶书法，擅长作文，写有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族子刘曜虽然稍逊，但也会书法、作文。羯人石勒家贫，自幼失学，可他兴兵后更重视文化教育，戎马倥偬之际让人给他读史书。其他如氐、羌、鲜卑族的统治者，从他们建立政权后，大多兴办儒学，培养人才，表现出对汉族传统文化的喜爱。

五部匈奴乘西晋“八王之乱”起兵，他们贵族的目标只局限于“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也就是恢复匈奴单于制度。而刘渊看来，他们的目标不过是一个小土丘，自己的目标却是高山峻岭。他说：“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 所以，他从起兵伊始，就是要当帝王，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他实行的政治制度是汉朝的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而非匈奴的部落制度。

内迁三百年的南匈奴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逐渐改变了本民族的面貌，汉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为刘渊建立君主专制奠定了社会基础。为取得汉人的支持，刘渊自称是汉朝皇帝的外甥，建国号“汉”，祭祀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以“绍修三祖之业”为己任。为建立和巩固君主专制，汉、前赵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刘渊举行隆重的南郊大典；立社稷，建宗庙；分封宗室，诸王领兵；确立皇位继承制度。这一点有必要多说两句。匈奴单于传承制一直是兄终弟及，虽然《汉书·匈奴传》中的记载大多是父死子继，但这其实并不可信，因为《后汉书·南匈奴传》所显示的仍为兄终弟及，其前的匈奴继承制没有理由实行已经废除的传子制。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是君主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虽然因为争位而时受破坏，但汉族政权也是如此。所以，汉及前赵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在十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十六国汉化政治制度的先驱。

石勒出身低微，当然没有如南匈奴贵族刘渊、刘聪那样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的机会，但是他具有军事天赋和组织才能，既聪明、睿智又善于学习，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弥补了先天的缺陷。史称，“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今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其天资英达如此”。这是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未曾念过书、能有此史识，的确难能可贵。早在汉河瑞元年（309年），石勒攻陷冀州郡县时，就表现出对汉族士人特别的重视，将他们集中起来。当时，“众至十余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 。也许将这些衣冠人物集中在一起，有强迫之嫌，但既称君子，终究是一种礼遇。建立君子营以安抚汉族士人，是石勒看到了他们的价值，希望这些士人为其所用。对此，胡三省评论说：“石勒起于胡羯饿隶而能如此，此其所以能跨有中原也。” 石勒对汉族士人在政策上作出大幅度的调整，是在进据襄国尤其在建立政权后。他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后续定九品；以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令群僚及州郡每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至石勒八年（326年），又以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并建立秀、孝试经之制。这说明清定九品、典定士族及秀、孝选举是真正实施了的。且不论九品官人法之优劣利弊，在永嘉大乱之后，在战争第一、军人统治、国家军事化的年代，这无疑是拨乱反正之举，是恢复士人尊严和地位之举。

石勒一介武夫，却懂得尊重读书人，上至谋士张宾，“勒甚重之，每朝，常为之正容貌，简辞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 ，下至一般官吏。时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有一次，“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授章武内史。既而入见，勒见坦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坦性诚朴，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励贪俗” 。

石勒重用汉族士人张宾为谋主，对他言听计从。政治上继续推行九品官人法，重新典定士族，令胡人不得欺侮衣冠华族；经济上劝课农桑，核定户口，征收田租户调等；文化教育上兴办太学和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四门小学十余所。这些政策措施都有力地推动了后赵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汉化。

十六国初期，民族隔阂比较明显，民族矛盾比较严重，有的政权称本民族成员为“国人”，而歧视汉人，实行“胡汉分治”。但是，前赵、后赵政权基本上采用汉魏以来的政治制度，都采取与汉族地主阶级合作的政策。他们的政权，其实都具有联合政权的性质。

前、后赵政权的建立，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国家和民族虽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却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国家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而国家一旦建立，就以其政权的强制力量，自觉或不自觉地推行种种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融合的政策。

后赵石虎统治时，骄奢淫逸、穷兵黩武，种下了内乱的种子。建武十五年（349年），他在兄弟争权、子孙争国中死去，而内乱继续扩大，从宫廷波及全国，终于酿成一场规模空前的血腥大屠杀、大动荡——冉闵之乱。冉闵，汉人，石虎的养子，改姓石。石闵屡建战功，深受信用，时任都督中外诸军事，乘乱控制朝政。他挑动民族仇恨，滥杀胡人，“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这次大动乱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 。

第二阶段：后赵之亡至淝水之战（350—383年）。

这一阶段前燕慕容氏和前秦苻氏大力推动汉化，民族融合取得重大成果。

西晋永嘉之乱，大批幽、冀士庶流亡辽河流域，流亡的汉族人士络绎不绝，以致流人超过原来的人口十倍以上。这是慕容氏建立前燕的社会基础，也是他们汉化的开始。慕容氏“推举贤才，委以庶政”，又设立侨郡县安置汉族流民。史称，“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慕容）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讚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焉” 。

或许“路有颂声，礼让兴焉”不免有溢美之嫌，但从东庠接受教育的慕容皝却实实在在地继续把汉礼乐文化发扬光大。《晋书·慕容皝载记》曰：“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又“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授徒，著书立说。史称他“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 。其后，慕容皝之子慕容儁在礼乐文化的推广与传播上也同样有所作为。《晋书·慕容儁载记》曰：“儁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他“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性严重，慎威仪，未曾以慢服临朝，虽闲居宴处亦无懈怠之色云” 。

由于慕容氏很重视儒学教育，宗室子弟都送入学受业；还仿效魏晋屯田制收取田租的旧法，发展农业生产。当慕容廆派长史、河东裴嶷出使建康时，“初，（东晋）朝廷以廆僻在荒远，犹以边裔之豪处之。嶷既使至，盛言廆威略，又知四海英贤并为其用，举朝改观焉” 。这说明他们已经走上汉化之路了。

前秦政权对北方少数民族汉化起了巨大作用。苻健擢用士人，兴办学校。苻坚继立，胸怀“混六合以一家，视夷狄为赤子”之志，决心建立一个包容各族的统一国家。他能够摈弃民族偏见，任用汉族士人，打击本民族的豪强权贵。特别应说到的是苻坚对投降的异族首领及贵族的优礼制和对边境异族的羁縻制度。

如果说，苻坚厚待来降的慕容垂，是出于“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的考虑；那么，他优礼投降后迁到长安的以慕容暐为首的鲜卑贵族，就是为追求“夷狄应和”的目标了。灭前燕后，《通鉴》记云：苻坚“迁慕容暐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封慕容暐为新兴侯、以燕故臣慕容评为给事中；皇甫真为奉车都尉、李洪为驸马都尉，皆奉朝请；李邽为尚书、封衡为尚书郎、慕容德为张掖太守；燕国平叡为宣威将军、悉罗腾为三署郎，其余封署各有差” 。另《晋书·苻坚载记上》又记云：“太史令张孟言于坚曰：‘彗起尾箕，而扫东井，此燕灭秦之象。’因劝坚诛慕容暐及其子弟。坚不纳，更以暐为尚书，垂为京兆尹，冲为平阳太守。”当苻融再谏时，苻坚曰：

汝为德未充而怀是非，立善未称而名过其实。诗云：“德如毛，人鲜克举。”君子处高，戒惧倾败，可不务乎！今四海事矌，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其息之，勿怀耿介。夫天道助顺，修德则禳灾。苟求诸己，何惧外患焉。

苻坚以严厉的口气斥责苻融，并把优礼慕容鲜卑贵族之制与“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的目标联系在一起。

羌酋姚苌投降前秦后，也受到苻坚的优遇，拜官封侯。《晋书·姚苌载记》曰：“及襄死，苌率诸弟降于苻生。苻坚以苌为扬武将军，历左卫将军，陇东、汲郡、河东、武都、武威、巴西、扶风太守，宁、幽、兖三州刺史，复为扬武将军、步兵校尉，封益阳侯。”

苻坚对边境异族则采取羁縻制。羁縻制是西汉以来中原政权控制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种方式，所谓“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 。苻坚在派遣吕光进军西域时，对吕光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 而早在甘露二年（360年），当“匈奴左贤王卫辰遣使降于坚，遂请田内地，坚许之。云中护军贾雍遣其司马徐斌率骑袭之，因纵兵掠夺。坚怒曰：‘朕方修魏绛和戎之术，不可以小利忘大信。……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扰边动众，非国之利也。所获资产，其悉以归之。’免雍官，以白衣领护军，遣使修和，示以信义。辰于是入居塞内，贡献相寻” 。这就是苻坚对云中、朔方地区匈奴、鲜卑等民族的羁縻之道。后来，刘卫辰与匈奴右贤王曹毂叛。苻坚率军平叛，平叛后视察夷狄地区，仍然以刘、曹统率原部落。曹毂死后，将其部分两部分，贰城以西的二万余落由其长子骆川侯曹玺统领，贰城以东的二万余落由其小儿子力川侯曹寅统领，号称为东、西曹。建元十二年（376年），前秦灭鲜卑拓跋部所建的代国，也把拓跋部分成两部分：独孤部刘库仁管辖河东部分；刘卫辰管辖河西部分。又把代王什翼健之子窟咄带回长安，以其不懂礼义，让他入太学读书。为贯彻其“夷狄应和”的民族政策和制度，苻坚曾亲自巡抚夷狄地区，也数次遣使巡视戎夷部落。

对待凉州西陲氐、羌，苻坚也采取同样从“夷狄应和”出发，以“抚谕”为先，羁縻待之。史称，“初，秦人既克凉州，议讨西障氐、羌，秦王坚曰：‘彼种落杂居，不相统一，不能为中国大患，宜先抚谕，征其租税，若不从命，然后讨之。’乃使殿中将军张旬前行宣慰，庭中将军魏曷飞帅骑二万七千随之。曷飞忿其恃险不服，纵兵击之，大掠而归。坚怒其违命，鞭之二百，斩前锋督护储安以谢氐、羌。氐、羌大悦，降附贡献者八万三千余落” 。可见，苻坚的羁縻制是很得民心、大受拥护的。

他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减轻赋税，与民休息，推广区种法，使关中出现十六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他重视文化教育，大力提倡儒学，不仅十六国的统治者不能相比，许多汉族政权的统治者也望尘莫及。他广修学宫，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经义，品评他们的优劣等第。甚至禁卫军士、后宫掖庭，也皆令读书。他说：“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史称，“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

前燕、前秦，一个关东，一个关西，还有关陇以西的凉州，民族融合在大踏步地前进。当然，我们对这一阶段的民族融合还不能估计过高。也许苻坚对解决民族矛盾操之过急，对民族融合过于乐观，而看不到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是短时间能够弥合的，于是，其隐患终于在淝水之战中爆发出来了。

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我们可以说，苻坚之兴，兴于他缓和了民族矛盾；苻坚之败，败于他远未消弭民族矛盾。民族矛盾在相当程度上被他的民族政策暂时掩盖起来。苻坚所以兴又所以败，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制约着我们对苻坚个人和对苻坚所发动的淝水之战的评价，我们要辩证地加以理解才行。”

第三阶段：淝水之战至北魏统一北方（383—439年）。

这一阶段北方极度混乱，民族混居的程度日益加深，而当拓跋氏的北魏南下再度统一北方后，北方各民族的融合经历了千辛万苦、千回百转，终于水到渠成了。

淝水之战后，统一的北方顷刻支离破碎，陷入空前的分裂局面。这是比“胡亡”之后更为混乱的局面，人口争夺更加剧烈，人口迁徙更加频繁，各族建立的政权如走马灯般地转换变化。这个阶段，关东出现了鲜卑慕容氏的后燕、南燕和汉人冯氏的北燕，关中出现慕容氏的西燕、羌人姚氏的后秦，关中北面出现匈奴独孤氏的夏，河西陇右出现氐人的后凉、鲜卑乞伏氏的西秦、鲜卑秃发氏的南凉、卢水胡沮渠氏的北凉及汉人李暠的西凉。在战乱中，各族混居的进程加快了，各民族融合的条件逐渐成熟了。

最初匈奴别部被称为杂胡，后来各族部落逐渐混杂，民族成分发生变异，甚至形成新的名号，遂出现杂胡化的趋势。关东杂胡主要由匈奴、羯、乌桓等混杂而成，石勒武装就是典型的杂胡军队。而关西杂胡化则以氐羌为多，匈奴、鲜卑、羯等民族混杂其间。杂胡化是民族迁徙、民族混杂的必然现象，又因战乱加速其进程，它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当时，杂胡化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而是不可遏止的社会趋势，从而成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史中间重要的一环，影响极为深远。

十六国时期的人口争夺，使民族界限的藩篱一次次地受到冲击。而民族藩篱的进一步拆除，是各民族政权的人口争夺在客观上所造成的后果。各国统治者争夺土地，更争夺人口，以扩充军队和增加劳动人手。每一次战争，胜利者总要掳掠对方的人口，把他们迁徙到自己的统治区。有时是几百上千，有时是几万、十几万，辗转于道路。战争和灾荒也一再迫使各族劳动人民背井离乡，流落异地。

直到北魏统一北方，民族纷争才逐渐平息下来。鲜卑拓跋部内迁最晚，但却是后来居上。从北魏第一位君主道武帝拓跋珪开始，经祖孙三代人的努力，拓跋部逐渐走向汉化的道路。北魏孝文帝是十六国以来长期民族融合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了此前民族融合的成果，而且以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改革把民族融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此，北方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南北文化风尚和习俗逐渐趋于一致，南北政权的民族差别也逐渐泯灭了。孝文帝改革之后，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已经基本完成。边镇地区的民族融合慢一些，甚至一度出现胡化的倾向，然而这只是历史前进中的一个小曲折罢了。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十六国时期各族人民屡遭浩劫，饱受苦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民族大融合付出高昂的代价，作出了最大的牺牲。但是历史大踏步地前进了，正是在这民族融合的基础上，产生出辉煌灿烂的隋唐文明。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中原地区在隋、唐两代重新统一了起来。唐代的统治者中就有不少是各族的混血。建国时，汉化的鲜卑贵族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在统治集团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有人统计，唐朝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中，胡人出身的有三十六人，占十分之一。《唐书》还特辟专章为番将立传。沙陀人在唐末颇为跋扈，在继唐而起的五代中后唐、后晋、后汉三朝都是沙陀人建立的，以中兴唐朝出名的庄宗本身就是出自沙陀人。所以有唐一代名义上是汉族统治，实际上是各族参与的政权。从唐到宋五百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许多非汉族被当地汉人所融合而成为汉人。当然融合的过程是复杂的，许多历史有记载的如鲜卑、氐、羯等族名逐渐在现实生活中消失了。

最后，我想简单地讲一下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

首先，我们必须认清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各民族之间有友好相处、亲密往来，但也有矛盾和摩擦，有时矛盾摩擦甚至非常尖锐激烈，十六国时期尤其严重。然而，我们中华民族正是在这样又友好又矛盾的进程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的。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有贯穿始终的主流。

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我服膺白寿彝先生精辟的论断。白寿彝先生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总的来说，在十六国长期动荡的历史环境中，北方的民族矛盾仍然比较严重。直到北魏统一北方，民族的纷争才逐渐平息下来。我们从一个比较长的时段观察历史，往往可以看得更真切些。与其说十六国时期是民族关系中“歹”的一段，不如说，它是隋唐民族关系“好”的一段的准备阶段。换言之，如果没有十六国时期一路走下来的民族大融合，绝不会有后来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鼎盛。关于十六国民族关系对后代历史的影响和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我想引用余英时先生的一段论述，他说：“在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古老文明中，中国的文明体系独以长期的持续性显其特色。这一点现在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大致无可怀疑。所以仅就文字记载的历史而言，中国至少从商、周以来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传统，一直绵延到今天。在这三千多年间，变化起伏虽然大而且多，但中国史的连续性与欧洲史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雷海宗教授曾指出：欧洲自罗马帝国分裂以后，便再也没有第二个全面统一的帝国体制出现。但中国史在秦汉的第一周期终结之后接着便迎来了隋唐以下的第二周期。” 所以，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是中国民族关系主流的这个论断，同样也适用于十六国时期。

其次，我们要从民族发育与发展的总趋势来看民族关系。

五胡主要是循着和平的方式进入中国内地的，大体上分布在山西、陕西、河北北部、内蒙古、辽西、辽东。他们由于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有向农业过渡的要求，总是要接近比较方便的农业区，接近农业文化，因此向边塞靠近是一个自然趋势。他们后头有一些比他们更落后的部族，也在兴起，这些部族把他们向中国内地这个方向推，一波又一波地推动。而中国偏偏又有一些政权，由于边疆的空虚，由于边疆常常受到某些民族的侵袭，因此想找一些和自己关系好一点的民族来守边，主动把他们招引到边塞地区。种种客观的以及主观的原因，造成这个形势。十六国伊始，五胡都处在更接近内地的地方，一个一个进入中原。五胡十六国造成破坏，颠覆了西晋。我们看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是悲惨的，汉族与胡族所受的痛苦都是很大的。但是看问题毕竟还要从历史的结局来看，这些造成五胡十六国局面的民族，失败以后几乎没有多少人离开，都留在了中国；而且几乎没有多少人回到他们原来所在的边疆地区，大部分都沉淀在内地。后来他们子孙改成了汉姓，文化也是汉族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了汉人，汉族因此而壮大。所以，民族冲突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很不好接受的，当收获的时候，我们就该想想，荒芜土地的开发好多都是沉淀下来的少数民族做的，汉族经历那么大创伤以后还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吸收了好多少数民族人口在里面。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就是说，历史的灾难由历史的进步来补偿。应用到中国民族之间所造成的灾难的时候，这句话非常有启发。因为这句话不是让我们站在历史灾难中间来观察，而是要站在灾难过去以后，来看看它的结果如何，这个结果往往是历史的进步。历史的补偿超过灾难对民族的作用。有了十六国的大灾难之后，才有了隋唐；没有十六国、北朝这样一段历史的话，隋唐的局面确实形成不了。

秦汉以来，少数民族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内迁、混居道路，逐渐走向民族融合。在这条道路上，各族人民彼此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种既是血统也是文化的联系，已经达到了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程度。这就是我们经过千锤百炼的伟大的中华民族，这就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无比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