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母亲与音乐

考入上海国立音专

1935年9月，母亲离家南下，考入上海国立音专。

此时正是这所学校发展最好的时期。位于中心区市京路456号的新校舍落成了：主体楼是三层砖混结构，主立面采用对称构图，建筑外墙为清水红砖墙面，墙角粉水泥假石，屋面铺青色瓦片。主楼西翼是两排琴房，琴房中间是一大片绿草如茵的广场。在校舍落成纪念特刊上首次刊出了校训——“诚庄毅和”，公布了三角形蓝底黄钟银琴的校徽。

母亲这一届入学时的开学典礼就在新校舍举行。在一张通栏标题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廿四年度开学典礼”的大合影中，我从第三排女生群里找到了母亲青春秀美的面孔。这张照片还特别用小字标注：廿四年十月廿一日在新校舍。

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奠基人萧友梅先生。也正是在这一年，他主持再次修订了学校的组织大纲：本校设本科、研究班，附设高级中学班、高中师范科及选科。本科分理论作曲、有键乐器、乐队乐器、声乐、国乐、师范六组。

从图鉴上查到了1935年2月、10月录取的部分新生的名单，和母亲同年入学的有窦立勋、吴乐懿 、陈传熙、刘啸东、郎毓秀、周小燕等（这些名字我后来从母亲的口中多次听到过）。查阅校刊资料，我得到了更精确的信息：韩德常（学号541）最先进入高中师范科，主修钢琴，副修声乐，1935年10月8日完成新生缴费注册并正式入学。

翻查图鉴还纠正了我之前的一个错误认识，我一直以为母亲和她中学时的闺蜜夏承瑜是同一年入学的，但在图鉴上一张题为“1934年秋国立音专新旧师生同乐会”的照片上我辨认出了夏承瑜的倩影，原来她是1934年入学的，比母亲早一年，她和她后来的先生张隽伟才是同一届。中学时的闺蜜到了大学仍然是闺蜜。在一张摄于新校舍旗杆下的照片中，我找到了母亲和夏承瑜，她俩亲密地依偎在一起，在众人的合影中显得格外动人。

母亲说过，她的钢琴是俄侨老师教的。查了一下资料，当年上海国立音专聚集了不少俄侨音乐家，组成了钢琴、小提琴与声乐等专业的教学中心。其中最著名的是俄罗斯裔钢琴家鲍里斯·查哈罗夫。他当时旅居上海，萧友梅用比普通教授高两倍的月薪聘请他为特约教授兼钢琴系主任。查哈罗夫在上海国立音专执教十二年，把中国原来处于较低水平的钢琴演奏和教学工作迅速推进到了当时世界高等专业钢琴教学的水平。直到1942年病逝，他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祖国。

1935年，母亲入学那一年，查哈罗夫的一位得意弟子丁善德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音乐本科钢琴组高级班。二十五年以后，丁善德去波兰担任了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那一届的评委会主席是苏联钢琴界泰斗涅高兹，他看到参赛的中国选手展现出很高的艺术造诣，就好奇地向丁善德打探中国钢琴学派的渊源。丁善德谈到了老上海国立音专，谈到了“高高、大大、壮壮”的查哈罗夫，涅高兹恍然大悟，长叹一口气：“原来他到中国去了。”

母亲的钢琴教师不是查哈罗夫（他只教了七个学生），而是欧萨科夫先生，副修声乐时的老师是谢利诺娃女士，但谢利诺娃1935年左右就离开了学校，母亲没有和她学上几天，后来跟随另一位俄侨老师学了一段时间的小提琴。母亲学过声乐、学过小提琴，这些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欧萨科夫教母亲钢琴时效法查哈罗夫先生，以莫扎特、贝多芬、舒曼、肖邦、李斯特、格里格、德彪西等的经典钢琴名曲为教材，并给母亲布置上台演奏的任务。据资料记载，母亲参加了三次学校音乐会：分别为第三十六次、第四十六次和第五十一次学生演奏会，演奏了巴赫的《创意曲集》中的曲子、舒曼的《阿拉伯风格曲》、肖邦的《F大调夜曲》《a小调圆舞曲》等。母亲参加了四次学期考试，我在《新制高师二年级》名单中查到母亲在校三个学期已获七十三个学分。

母亲在校学习期间，和郎毓秀 是好朋友，多次为郎毓秀弹钢琴伴奏。母亲的相册中有几张照片，三角钢琴旁，坐在琴凳上伴奏的是母亲，引吭高歌的站立者是郎毓秀，她那如满月般标致的脸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郎毓秀1933—1937年在上海国立音专从预科读到选科，一直是学校里最杰出的女高音。周小燕 当年下决心学习花腔女高音，还是受了她的影响：“他们给我介绍郎静山的女儿郎毓秀时说她也是学唱的，比我还小一岁。我那时候是唱电影歌曲的，我记得她开口就唱歌剧《托斯卡》，声音那么响、那么高，把我镇住了。好，我也要学！”

母亲和郎毓秀还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叫刘啸东（字海皋）。刘啸东主修男低音，副修钢琴，1935年10月和母亲同时入学。他出身于天津一个富商家庭，而母亲有“天成号”韩家的背景，两人的社会关系网不免有交集，过去虽不认识，见面即有自来熟的亲切。刘啸东就是著名钢琴家刘诗昆的父亲。我在母亲留存下来的照片中看到过两张照片，图中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幼童：大一点的男孩，穿着西式短裤、短袖衬衫；小一点的女孩，一身裙装，活脱脱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母亲说这就是刘诗昆和他的妹妹。

在研究上海国立音专有关资料时，有一本小册子引起我的注意——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8月出版的《儿童新歌》，编者江定仙、陈田鹤、刘雪庵都是上海国立音专的学生。校长萧友梅特为此书作序。他在序中说：“欲造就音乐人才，必须从儿童入手，而中国儿童音乐教材之缺乏，言之痛心。” 他还说：“夫儿童歌曲，最忌艰深，一入简易，又多平凡。今观三君之作，虽最简易之曲调，亦能娓娓动听，使听者毫无单调之感觉，谓之佳作，谁曰不宜。” 我猜想母亲进校后应该接触过这本小书，不知是否是这本《儿童新歌》以及萧友梅校长的一席忠言为她日后致力于创作儿童歌曲、编写儿童音乐教材、选择学前儿童音乐教育为终身职业埋下了种子？

1937年8月13日，日军战机轰炸上海，上海国立音专的主楼、女生宿舍和操场遭袭。11月中旬，上海沦陷。学校处于艰难的境地，四次搬家，并曾一度化整为零，分散在三个地点坚持办学，最后迁至租界，1941年对外改称“私立上海音乐院”。

母亲在上海国立音专的学籍记录，截止到1937年6月参加完学期考试，再看到她的名字已经在燕京大学音乐系的录取名单中了。她的同学郎毓秀、周小燕也相继离校，分别赴比利时和法国留学。刘啸东退学回到天津，他耐不得干音乐的清苦，从此转而经商了。也有留在学校完成学业的：母亲的闺蜜、主修声乐的夏承瑜1940年师范专修科毕业；母亲的同窗、查哈罗夫的得意女弟子吴乐懿，修完钢琴高级班的课程毕业后留校工作。1942年，查哈罗夫患癌症去世，埋葬在一个简陋的公墓里，泥土堆起的坟前只有一块写着名字的木牌。吴乐懿举办了多场募捐性质的音乐会，筹到了一笔钱，为查哈罗夫修墓，立起石碑。

母亲1935—1937年求学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就是现今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当年的校址，现为上海杨浦区民京路918号，是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寄读燕京大学

1937年底，母亲被我的外公韩诵裳从上海接回北平，报名转学至燕京大学音乐系。

那时北平的大批教育机构跟随国民政府纷纷内迁，只有燕京大学在司徒雷登校长的主持下决定留守在沦陷区继续办学。司徒雷登校长在重压中继续他的事业和使命，燕京大学校园里升起美国国旗，校门口立起“日军禁止入内”的牌子。在日伪当局控制的北平，宛如孤岛绿洲。

1938年母亲转学考入燕京大学时，从东北三省、华北地区、江浙地区涌来大批考生。为了满足沦陷区学子的需要，燕大的招生规模急剧扩张，以往每年招生不足百人，而这一年截至7月已经录取新生605人。到1941年，燕大学生注册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128人。

母亲寄读燕京大学时按规定通过了转学考试，包括三项内容：英文、国文、智力测验。学校根据她在上海国立音专所修的科目和学分，将她插班至音乐系三年级，学号是W38415。

燕京大学的学号有讲究，都是五位阿拉伯数字，起首的两个数字代表入学的年份，女生的学号前标有英文字母W。

在写作中我发现，燕京大学的学生档案可说是少见的完整与精细，其中以学生名录（或者叫毕业同学录）为代表。1931年10月，吴雷川校长为这本同学录作“序例”：“燕京大学之有毕业同学录，始于民国十八年，其时以事属初韧，急遽辑印，故记载颇多漏略。乃者时阅两载，教务处校友科又从事改编，用志数言，说明略例。”这本同学录的编写体例是：“首本校本科及研究院毕业者，次本校附设之各专修科或速成科毕业者，次本校宗教学院毕业者，次前汇文协和及女子协和三大学毕业者。”

每位同学的资料包括学号、所学专业、籍贯，最有意思的是还有他们所住的宿舍：男生是一、二、三、四楼，女生是一、二、三、四院。 此次写作，我特意为本章所写到的燕大学生，在这本名录中查找了他们的学号，并一一注明。

燕京大学男女生宿舍的设计独具匠心，以未名湖中轴线为界，男校区在湖的北边，女校区在湖的南边。男校区有水，女校区有山；男生住楼，女生住院。

男生宿舍取“水北向阳”之意，沿未名湖的北岸，由西至东，四栋两层楼房依次排开，称之为“德、才、兼、备”四斋。再分为两组，每组的两个斋之间各有一座狭长的南北走向的仿清建筑连接，形成三合院的格局。四个斋均为砖混结构，有清代风格的歇山式屋顶、青瓦檐、红栋梁、白山墙、花格窗，还有彩绘的楣梁、青石的台阶。整个建筑外古内洋，宿舍内部采用了当年最新式的上下水系统，还有采暖、照明以及卫生设备。站在男生宿舍窗前眺望，湖光塔影尽收眼底，波光粼粼的湖水、湖畔的岛亭石船一览无遗。近处垂柳依依，远处水塔挺立。

一座石桥，从未名湖北岸跨至南岸。以一道小山为间隔，女生宿舍建在山后一个侧柏绿篱围成的花园里，那里有一片宽阔平展的草坪，连翘、碧桃、丁香、桃李等花木葱茏。太湖石堆砌的假山、星星点点的青石，点缀在绿草茸茸之间。四组由三合院组成的建筑群，坐落在花园的两边。一院、二院的院门朝东，三院、四院的院门朝西。每逢暮春时节，攀援在山墙上的层层绿色的爬山虎，垂落在门楼上的串串紫色的藤萝花，成为四个小院的标志性景色，历经近百年的风雨，至今不衰。

与男生宿舍的名称对应，这里原称“敬斋、业斋、乐斋、群斋”，但好像没有叫响，还是“一院、二院、三院、四院”这些昵称叫起来亲切，流传得久远。

1938年9月，母亲入校注册后选了宿舍，走进的是一院。这时已是秋天，山墙上的爬山虎被染成一片片红色，藤萝虬枝挂着一个个倒披针型的荚果。朱红色的对开院门并不大，门框右上方有个门铃。走进去，小院是方的，三面都有硬山顶卷棚式的两层小楼；古色古香的大花格窗，一律朝南，阳光洒满室内。

每院约住六十个学生。每间宿舍一般两人一屋，个别大房间住三人或四人。房间配有防沙、防虫的铜纱窗，书架，衣柜和取暖的气管。一层有舍监门房、活动室、阅览室。二层有膳厅，洗衣房在地下室——这是女宿舍的特点，那里有一个用砖砌起来的大灶，那时还没有煤气，由这煤炉供应热水。室内有个熨衣桌，用这煤炉烧的熨斗熨衣服。室内有四个大缸盆嵌在水泥台中供学生洗衣服。

到女生宿舍来，在松柏掩映、绿草如茵中，要先经过一对造型一模一样的方形楼阁，它们有着重檐四角攒尖的大屋顶，屋檐上蹲着七个小兽，与故宫博物院中坤宁宫的装饰、规制相似。两楼的楼门相向，貌似一对孪生的姐妹，1925年建成后被称为“姊妹楼”。南边的一栋，为纪念捐赠者——燕京大学首届女部主任麦美德，被命名为“麦风阁”；北边的一栋，是甘伯尔夫人所捐，被命名为“甘德阁”。

甘德阁当年作为音乐教室，主要由音乐系使用，楼上是系图书馆，藏有大量西洋音乐史、作曲理论方面的中外文书籍，以及各种器乐、声乐的乐谱。楼下则是甘德阁音乐厅，所有的音乐大课都在这里上，小型学习演奏会在这里举行，合唱团也在这里排练。母亲当年的学业主要是在甘德阁完成的。麦风阁楼上也属于音乐系，设有十多间小琴房，一个个彼此相通，每到晚上工友老季会按时锁门。母亲和她的同学们天天在这里练琴，晚上想加班加点，还要和工友老季捉迷藏。

在偌大的燕园里，音乐系是个袖珍型的小系 ，1927—1952年（其中1941年12月—1945年9月燕京大学被迫关门）总共招收了九十五名主修生，平均每年仅有五六个学生。与上海国立音专的师资队伍以俄侨音乐家为主不同，燕京大学音乐系以美籍教师为主，开设了声乐、钢琴、作曲等本科专业，涵盖西方专业音乐教育的所有基础课程，包括乐理、和声、对位、练耳、音乐鉴赏、合唱、指挥、声乐、钢琴，对学生的基本功训练也要求严格。

查找母亲的资料时，我发现刘金定（W35053）的名字经常和母亲连在一起，她们同修钢琴专业。刘金定出身于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华侨家庭，1932年随父母寓居天津，1935年考入燕京大学音乐系。记得母亲说过，“刘金定是华侨，生在美国，英文极好，发音漂亮。她从来都是一身中式旗袍，很朴素，不穿洋装。她琴弹得极好，尤其伴奏的时候，拿起谱子就能弹，不会出一点儿错。学声乐的同学都喜欢请她伴奏，唱歌时被琴声裹着托着，非常舒服”。

当时燕京大学音乐系钢琴专业的教学是这样安排的：每周一次，老师单独授课；每月系里会举办一次学生音乐会，每年至少举办一次年度公开演奏会，结课时还要举办专场毕业音乐会。袁昱在考察燕大音乐系的音乐活动时曾找到了一张当年举办的十四场学生音乐会的节目单，母亲和刘金定同时出现在1939年5月8日晚8点在贝公楼礼堂举办的音乐会节目单上：“钢琴部分：刘金定演奏莫扎特的《幻想曲与赋格》、贝多芬的《第三十钢琴奏鸣曲》、麦克·道威尔的《音乐会练习曲》；韩德常演奏勃拉姆斯的《g小调狂想曲》；崔莲芳演奏李斯特的《爱之梦》。”5月22日还有第二场，由母亲的另外八名同学演奏。

燕京大学音乐系在教学方面还有一个特点：注重引导学生学习西洋音乐并为发展中国音乐服务。学程总则的第三点提出：“发扬中国固有音乐之美点，而用西洋音乐之技巧。”它最早开设中国音乐史课，还开设了有关中西音乐比较的课程，鼓励学生们创作中国化风格的作品，并做了明文规定：“主修钢琴或唱歌之学生，于第四年级时应举行公开演奏一次，以代替论文。演奏时间至少须一小时；演奏之节目中，应有一部分关于中国乐曲之创作。”

查到了另一份资料，这次母亲和刘金定的名字又双双出现：“钢琴和声乐专业的学生也曾在音乐会上演出他们创作或改编的中国风格的作品（如1935 年钢琴主修生卢淇沃、1939 年钢琴主修生刘金定、1940 年钢琴主修生韩德常、1941 年声乐主修生刘俊峰等人的毕业音乐会），这显示了燕大音乐系重视发展学生多方面专业才能的教育思路。” 其中韩德常的毕业创作为她改编的钢琴与管弦乐队幻想曲《阳关三叠》。

刘金定1939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回天津在中西女中担任音乐教师，同时也在家中私人授课。母亲仍经常说起她，因为她很快就收了一个小男孩当学生，这孩子叫刘诗昆，他的父亲正是母亲在上海国立音专的好友刘啸东。刘诗昆三岁时就被刘啸东送到刘金定家里，抱到琴凳上，稚声稚气地叫着刘金定“姑姑”，开始学琴。著名学者资中筠的钢琴老师也是刘金定，她在文章中曾有生动的描述：“我见到她时她大约二十五六岁，风华正茂，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眼睛很大，挺漂亮的，而又和蔼可亲。与现在通常对‘归国侨胞’的印象不同，她家一点也不‘洋气’，父亲是个瘦老头，母亲是个胖老太。两人都是典型的普通广东人，生活方式是中国式，家里说广东话，老太太夏天经常穿着一袭半旧黑香云纱的旗袍，家务事全家动手，不用保姆，是一个勤劳、朴实、和睦的家庭。”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刘金定的父亲失业了，他原本是为美国米高梅公司工作。为维持一家七口的生活，身为长女的刘金定不得不给大量的业余钢琴学生开课。她的小弟刘畅标说：“大姐最忙的时候一周七天（都开课），每天都是十个学生。”资中筠在文章中也为老师感慨：从早到晚，一个没有下课，下一个已经在外面等着。“就这样，年复一年，她几乎没有休息和游乐的时间，也没有时间交男友、谈恋爱，可以说为家庭牺牲了至少是一部分青春年华。” 直到1945年底，她与在天津善后救济分署工作的杨富森先生相识，才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杨富森（37245）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曾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1946年6月，刘金定与杨富森特意回到母校燕京大学，在苍松翠竹掩映的临湖轩举办了订婚仪式，司徒雷登校长为他们证婚。

1947年12月，刘金定和杨富森随母亲离开天津赴美，在加州的奥克兰城两人举行了婚礼，从此定居美国。杨富森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化，博士论文做的是元曲研究。他先后任教于华盛顿大学、南加州大学、宾州匹兹堡大学，长达三十五年。刘金定则相夫教子，筑巢谋生，只是不再教钢琴。1960年以后，两个子女都长大了，她又去图书馆工作，担任过两所图书馆分馆的馆长。在异国他乡，很少有人知道，她曾是20世纪40年代天津最好的私人钢琴教师。

用音乐帮助他人

燕京大学的校训很有名——“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个中所传递的价值观和基督教的博爱献身精神直抵人心，浸润沉淀为一代一代燕京人的精神底色。音乐系的教学宗旨也如出一辙般的明确而温暖：“帮助学生借助音乐表现自己，并领导学生也去如此的帮助他人。”

音乐系的学生在老师们的教导下，要学习“用音乐帮助他人”。母亲在所修的学分里就有“完成一个学期钢琴伴奏”的内容，除了为本系同学伴奏，更多的要为燕大歌咏团，尤其是《弥赛亚》的大合唱排练伴奏。还有一个任务是为燕京女生的舞蹈课伴奏，1938—1939年，母亲和刘金定轮流上，为女生舞蹈课伴奏了整整一个学年。

正是在舞蹈课上，母亲认识了孙以芳（W36059）。孙以芳一家兄弟姐妹四人都毕业于燕京大学。她1936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直念到研究生，还兼做过社会学系的助教，社会学系的几位名师——吴文藻先生、赵承信先生、杨堃先生都曾指导过她。读书之余，孙以芳酷爱舞蹈，连续几个学期选修了舞蹈课，还连任活动小组组长。在舞蹈表演会上，她跳的独舞《泰国舞》、五人集体蓝绸舞《飞翔》等都惊艳全场。在准备1940年女生表演舞会时，孙以芳想尝试表现中国风格的舞蹈，她选用音乐系同学韩德常翻译成五线谱的中国音乐《杜鹃啼》试编了表现中国古代仕女的短舞，意外博得场上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母亲和孙以芳自此成为好友，她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80年代。

音乐在此有着特殊的位置。当年燕京大学被誉为“一个充满了歌声的校园”，不仅音乐系所在的甘德阁终日歌声、琴声不断，宁德楼礼拜堂、贝公楼礼堂、临湖轩以及各种学生团契活动的场所也经常飘出动人的乐声。很多燕京大学的毕业生都深深受惠于燕园的音乐氛围。学生音乐会、留声机音乐会、师生音乐讨论会、校外音乐家讲座、燕大歌咏团与管弦乐队的排演活动等，还有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大合唱《弥赛亚》，这些都令他们终生难忘。

孙以芳的弟弟孙以亮是一位翩翩美少年，1938年秋天考入燕京大学哲学系。他热衷阅读世界经典著作，精通英文，熟谙德文、法文。燕京大学浓郁的音乐与文艺氛围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参加了校合唱队：“每星期一次在宁德楼排练大合唱，秋冬季唱《弥赛亚》，春夏季唱《安魂曲》。大概是1939年的圣诞节，我还参演了《弥赛亚》。”六十多年后，孙以亮在一篇回忆母校的文章中说，他虽然以学哲学为主，但对将来向什么方向发展并不清楚。如今回顾自己的一生，哲学课固然加强了自己的思辨能力，但是决定自己人生道路的还是在高中时就已种下的对文艺的爱好，进了燕园之后，多种因缘使这方面的爱好有了长足的发展。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燕京大学被迫关闭，孙以亮失学了。燕京大学外语系学生黄宗江（38145）介绍他到上海加入了演剧团体。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燕京大学复校，孙以亮立即返校修完了全部课程，于1947年毕业，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亚里士多德艺术论诠释》。1948年，他在上海正式进入电影业，出镜的名字改为“孙道临”。

《弥赛亚》大合唱的排练场在宁德楼二层。这栋楼建于1922年，是燕园的第一座建筑，也是宗教学院所在地。这是一栋两层楼房，上面罩着个清朝宫殿式歇山大屋顶。由甘维尔夫妇捐赠，以纪念前美以美会督威廉·宁德（William X.Ninde）。宁德楼二楼设有小礼拜堂，有钢琴、风琴，燕京大学的主要圣事都在这里举行。

范天祥，从名字上看会以为是中国人，其实他是位美国传教士，英文名Bliss Wiant，1895年出生于卫理公会一个牧师家庭，在十一个孩子中排行第七。1920年，他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卫斯理大学，1923年他与新婚妻子范敏德（Mildred）来到中国，帮助司徒雷登校长在燕京大学成立了音乐系，1929年底—1932年、1938—1940年任音乐系主任，1947—1951年任音乐系主任兼燕大总督。

范天祥先生主教钢琴，是刘金定的老师。他的琴技甚佳，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的葬礼仪式就是由他担任司琴。他在燕大执教期间建立和指导了多个合唱团，音乐界评价说由范天祥先生担任指挥的“燕大合唱团”是30年代北平最活跃、最优秀的一个合唱团，曾多次排练演出西方的大型宗教歌曲。

他的夫人也在音乐系教声乐，是一位优秀的女高音歌唱家。母亲的好友茅爱立（W38077）这样形容她：“那时，大家最期待和最欣赏的就是范敏德的女高音独唱。她那动人的、充满抒情的甜美女高音，她那完美的歌唱技术，她笃诚的信仰以及面部表情全部注入音乐中，歌声像来自天堂般纯净。”

母亲曾经讲起燕京大学的圣诞之夜。贝公楼礼堂有一百五十人组成的合唱队与管弦乐队演唱《弥赛亚》，领唱者是范敏德，男高音和男低音分别是与母亲同时入学的刘峻峰（38436）和齐耐群（38751），恢宏神圣的歌声久久地在夜空飘荡。音乐会结束，音乐系的同学围着一辆小拖车，车上有一架风琴，范天祥先生一路弹着圣诞曲，大家欢欣雀跃地唱着“铃儿响叮当”，走遍教师们住的燕南园、燕东园。家家都会打开大门，请他们进去并以糖果、糕点招待他们。最后走到临湖轩，如果司徒雷登校长在家，他的招待一定最为丰富。

这应该是1939年的圣诞之夜。我在燕京大学女部主任桑美德当年的一份家书里，看到了对这个夜晚的另一种描述：“圣诞节晚上燕大教授的家向学生开放已经成了个传统……我们招待了一百六十五个学生吃茶、饼干和蛋糕……第二天最好玩了，临近几家人合起来请佣（用）人吃饺子。今年有十五个小孩和十个大人……热乎乎的饺子一下便消失了。真巴不得有能力将临近所有饥饿的孩子都喂饱。我们在村里现有两个供应热粥的厨房……但四周穷得慌的人太多了。”

桑美德做女部主任的同时也在音乐系兼教钢琴，是母亲的老师之一。母亲讲过，她的老师们——桑美德和范天祥夫妇都是基督徒，有着极为虔诚的宗教信仰，过着严格的宗教生活。他们都住在燕南园。热爱中国文化的范天祥先生自费修建了他住的燕南园63号，整个建筑采用的是中式风格，有一排雕梁画栋的平房，一个大院子，栽着几丛竹子，用柏树墙围起来。这里被人称为“范庄”，他自称“范寓·忆春庐”。音乐系的学生们，学钢琴的，学唱歌的，几乎踏破了范家的门槛。范天祥夫妇的三子一女均出生在中国，而且起的都是中国名字：范燕生、范雷登、范瑟闻、范泽民，他们也都在燕南园63号长大。

范天祥在青年时代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就曾提到：“我想献给中国教会一本全部是中国色彩的圣诗集，我想这将是我毕生的志愿。”1931年，范天祥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赵紫宸院长共同编著了一本圣歌集《团契圣歌集》。顾念到一般识字不多的平民信徒，这本诗集的曲调采用的都是中国调配和声。他在序里说：“本集所收调，都是中国旧调，未经丝毫修改，如民间音乐《小白菜》《助头歌》《如梦令》《江上船歌》等。”为了“学习西洋音乐为发展中国音乐服务”，他在教学期间曾多次返美进修，先后写出《中国曲调复音处理的可行性》（硕士论文）及《音乐在中国文化之特点与功能》（博士论文），1946年获博士学位。

1947年10月，他从美国返回燕京大学，用两三周的时间收拾好了被日本人占用的“范府”，把家安顿下来，然后重新接管了燕大校合唱团，准备在圣诞之夜演出拿手的《弥赛亚》。但1948年初的北平西郊已不再安静了。到了夏天，在离燕京大学不远的地方就有枪炮声。作为一所美国教会资助的私立大学，燕京大学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向来不问政治的范天祥也被卷入其中。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和读书的美国教授、学生和职员还有三十余人。范天祥受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托事部之托，暂时署理校长一职，还担任校财务总督。直到1950年，他都不愿撤离燕京大学。

1951年2月，燕京大学被中国政府全面接管了，基督教传教活动在校园内被全面禁止。传教士出身的范天祥夫妇在这里已无立锥之地。1951年4月21日，他们一家六口搬出燕南园，带走了三十一个大木箱和八大件随身行李，离开北京，途经天津、青岛、香港、台北，之后经欧洲返回美国。

1975年10月1日，范天祥博士于俄亥俄州德拉威市逝世，享寿八十岁。三年后，在一个简单而庄严的仪式中，范氏遗属把他们从中国带回来的中国乐器和其他珍贵的文物，总共二十五个大类，五百多件，送给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其条件是以范氏夫妇的名义指定在该校的文学院或人文学院设立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教授席。

【附】燕大音乐系出身的两位歌唱家

母亲燕京大学音乐系的同学中，有两位著名的歌唱家：女高音茅爱立和男高音沈湘。

茅爱立

茅爱立阿姨和母亲同一年考入燕京大学音乐系。她笑声朗朗地回忆和母亲一起上课的趣事：“燕京大学文科各系的学生一年级都要选理科的一门课来读。我和韩德常选的是崔毓林教授的人类生物学。当我们学到‘遗传和染色体’的时候，他要我们到实验室研究果蝇。我们将做两种果蝇的实验——一种长翅和一种短翅，要用两个星期孵出它们，实验结果应是9∶3∶3∶1。春假到了，人家都参加各种旅行团出去散心，我们俩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待在宿舍中每天为了果蝇十分认真地工作。果蝇孵出来了，我们一数，与实验结果的标准答案相比，长翅比短翅多了四十多个。我们非常失望和沮丧。突然之间，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多余的长翅果蝇的翅剪短，不就成了吗？”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闯进燕大校园，命令全体师生二十四小时内必须全部离开，不得再回来。茅爱立回忆起那个黑暗的夜晚：“我们在女生宿舍楼之间的庭院里生起大火盆，尽量把有英文的东西都烧掉，烧了很多英文文档，把所有的英文证书、证件和书信统统都烧了。”她和一个同学突然发现还有乐谱放在姊妹楼琴房的书架上，于是偷偷赶到楼前。那时正门已经被日本兵封了，她们只能从后门钻进去，悄悄取回了乐谱。第二天一早，她和几个同学推着自行车，驮着行李卷，徒步进城，从此离开了燕园。至此，她在燕园的上课时间是整整三年又一百天。

茅爱立不愿放弃学业。1942年，她辗转到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插班念了教育学，同时在上海国立音专师从苏石林继续学声乐。后来因拒绝在汪伪政权举办的音乐会上演唱，她被上海国立音专贴出告示开除。茅爱立离开上海，陆路、水路走了一百零八天，到了重庆。她以音乐谋生，开音乐会，教声乐，几乎处处都与燕大校友不期而遇，得到过他们的帮助。1942年、1945年夏天，燕大校友会还特地在成都给她办了音乐会，好多老师、校友都去了。就在这场音乐会之后，她收到了邮寄来的燕京大学音乐系的毕业证书。

也是在这一年，茅爱立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亚东司秘书莫德昌订了婚。莫德昌考取了联合国翻译一职，将去纽约工作。于是，茅爱立加紧申请赴美留学。1947年，她收到了美国两所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和俄亥俄州欧柏林音乐学院。赴美之前，在燕大校友会的帮助下，她在北平、天津举办了音乐会；在上海，靠燕大校友和圣约翰校友的支持，她得以在工部局演出，还在兰心大戏院和大华戏院开了两场独唱音乐会。茅爱立说：“我是靠到处开音乐会挣的钱到美国读书的，除了船票、学费，我还挣够了一年的生活费。”

茅爱立到了美国以后，坚持不懈地继续学习歌唱。1949年夏，她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音乐教育硕士学位。1954年春，她在纽约市政厅会堂举行了在美国的第一场独唱音乐会。她对自己的演唱仍然不满意：“许多艺术歌曲的重要曲目，如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施特劳斯、马勒的作品都是德文的。只有把语言学好了，演唱时才能准确地表达更深的内涵。”于是，这一年秋天，三十四岁的茅爱立独自乘“伊丽莎白号”邮轮经大西洋去维也纳拜师。一年以后，茅爱立就在维也纳莫扎特音乐厅举办了独唱音乐会。

1959年11月，茅爱立一家三口用一本联合国护照得到了一次回中国的机会。阔别北京十二年，她终于回到了离北海后门不远的家。那是一个小三合院，种着海棠树。她也回到燕园看望了老朋友们，先到燕南园，后到燕东园，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了母亲口中念叨的茅阿姨。

从这次回国以后，茅爱立开始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她的演唱会上增加了中国艺术歌曲和民歌。她还灌制出版了《中国民歌28首》的磁带和CD。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出现好转，美国一些大学开了汉语课。茅爱立在纽约市立大学得到了在两个学院讲授中文的席位，还兼任声乐教授。1981年、1983年应中国文化部邀请，她再次回国，带领多位美国音乐家到中国各地教学与交流。

茅爱立还记得：“1981年回国时，我还被安排在北京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出，这是我出国三十四年以后第一次回国演唱。观众掌声不断，我也非常激动。那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次演出。遗憾的是原来想和沈湘再唱《饮酒歌》，可惜‘文化大革命’把沈湘的身体搞垮了，他的心脏病很严重，已经唱不了歌了。”

2015年8月，我赴美探亲，特意到风景如画的核桃溪拜访茅爱立阿姨。她二十年前从美东搬到美西，安家落户在加州东湾的这处养老社区。见到当时已九十五岁的老人，我惊叹不已。她一头银发，肤色白皙，目光明亮，应答机敏，动作利落，依然自己料理生活，开着一辆红色小车下餐馆、去超市、看医生、访朋友。她麾下还有十名学生。如同多年前一样，她依旧正规地教他们学声乐。她说：“和青年人在一起，不要想着自己的岁数。学会唱歌、说话都用横膈膜呼吸，也就是中医说的气沉丹田，这是我长寿的秘诀。”

燕京大学是茅阿姨魂牵梦绕的情结。屋里墙上最正式的位置上挂着两幅她在燕京大学上学时候的照片。我落座不久，她就急急地取出支票本开出一张支票交给我：“这是转交燕大校友会的，请你代我交会费！”

茅爱立阿姨还讲了一段逸事，勾起了我最大的好奇心：“记得当年一位钢琴女老师回国度假一年，音乐系请来一位年轻的外籍男教师来代课。这个人不太严肃，有点轻浮，一看见韩德常，就认为她是天下最美的女人，追逐着向她表示好感。幸亏那时候数学系的徐献瑜教授魄力更强，韩德常才没有和洋人结婚。”

茅爱立阿姨狡黠地朝我们眨眼一笑：“这些你们知道吗？”

沈湘

沈湘1940年秋天考进燕京大学，主修英文，副修音乐，师从范天祥夫人学习歌唱。1941年12月，燕大被迫关门之后，沈湘不甘心中断学业，很快转学到上海圣约翰大学，继续攻读英国文学专业，同时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与茅爱立一起师从声乐名师苏石林先生学习歌唱。1944年，二十三岁的沈湘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独唱音乐会，先后用德、意、法、俄四国语言演唱了著名歌剧的咏叹调，还有中国的艺术歌曲。他那圆润、丰满、宽厚的音色以及深刻的艺术表现力，使全场听众为之倾倒。

母亲和沈湘的交往始于1952年，那时母亲已到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上班，教钢琴和儿童音乐。她和同事李晋瑗交上了朋友。在唠家常的时候，母亲得知李晋瑗的姐姐李晋玮正是沈湘的夫人，还是沈湘的学生。当时沈湘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任教，李晋玮在中央歌剧院工作。1958年，沈湘在俄罗斯歌剧《黑桃皇后》中扮演了格尔曼，名声大噪。李晋玮也开始以歌剧女主角B角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通过李晋瑗，沈湘夫妇为母亲提供了不少看歌剧的机会。

对我来说，那真是一段最幸福的时光。我也沾光，跟着母亲开始频频地走进新建的五道口剧场，看了一场又一场歌剧，包括《货郎与小姐》《茶花女》《蝴蝶夫人》《叶甫盖尼·奥涅金》等。母亲训练我看歌剧的礼仪，给我讲解歌剧里的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序曲等，还矫正了我的一个不雅举止——看剧看到精彩处，我常常向前倾身，下意识地张开了嘴，母亲马上用手托托我的下巴，轻轻地说：“坐正了，闭上嘴，看剧要有看相。”

后来母亲知道了更多关于沈湘的消息，但越来越不好。1958年以后，沈湘突然失声，不能上台演唱了，经过四年的嗓音训练方才治愈，却又患上了心脏病。国内、海外都曾传出他已离世的消息。十年动乱时，他饱受磨难，被戴上“特嫌”的帽子，受审查，被强制劳动改造，身体愈加虚弱。李晋玮说：“我经常随着他到各地‘劳改’，有一次差点被江青流放到新疆，还是周恩来总理及时发现，把我们安排到部队保护起来。”

直到进入80年代，国家恢复正常，有关沈湘的好消息才频频传来：1978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歌剧系，沈湘任教研室主任。他开始致力于声乐教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声乐教学体系。1983—1992年，他指导的学生中，几乎年年有人在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奖或夺冠，这被称为“沈湘现象”——因为由同一位声乐教师指导的男女高中低五个声部的学生都在国际比赛上获大奖，这在国际声乐界也是罕见的。

从1987年开始，受芬兰萨翁琳娜歌剧节和芬兰国家歌剧院之邀，沈湘和夫人（也是他的助手）李晋玮每年在芬兰开设“沈湘大师班”，培养“洋弟子”，成为将中国美声教学推出国门的第一人。母亲为之感慨：“沈湘从来没有出国留学，他所受的全部教育，包括音乐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谁能说培养出他这样人才的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办得不好呢？”

1993年10月4日，沈湘心脏病严重复发，与世长辞，身后没有留下一部专著，甚至连歌唱的录音资料也因“十年动乱”而残留无几。他逝世五周年时，他的夫人李晋玮和妻妹李晋瑗编著出版了《沈湘声乐教学艺术》，系统地记录了他的声乐思想、理论和方法。2003年、2008年，此书再版。2018年，在沈湘去世二十五周年时，他的几十位学生，程志、殷秀梅、梁宁、迪里拜尔、关牧村、郭淑珍、杨比德、范竞马、黑海涛、丁毅等，在北京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向沈湘先生致敬纪念音乐会”，并提出树立与弘扬“中国声乐学派”的主张。

遗憾的是母亲去世（1990年）比沈湘还早三年。我记得，在母亲简朴的告别仪式上，李晋瑗带来了沈湘和李晋玮的致哀，落款是“老同学”。 easDKzJH1hoQwoaTqltcka7u9TI+pewkymnza2UEL1NgP0Qzcjoa+kzKkjqsTA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