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韩诵裳：士大夫型的银行家

韩渤鹏之子韩振华是我的外公，号诵裳，他一直用的是号，尤其是在出任公职时，因此下文就都用韩诵裳了。

舅舅家在整理旧信件时，找到了一份外公亲笔写的履历，时间应为1953年，那时他六十九岁。这应该是他最准确的个人信息了。在写作这一部分时，我基本以这个履历表为线索进行求证、追述，力争还原外公韩诵裳的一段段人生经历。

求学与办学

韩诵裳1884年阴历十一月十一日生于北京。那是清光绪十年，甲申年（猴年）。按履历所记，1891—1899年，韩诵裳在家塾读书，此处的家塾应是指祖宅天津“天成号”韩家所设的私塾。1900—1905年，韩诵裳被韩家的世交——严范孙先生收入自家开办的家塾（时称“严馆”）读书，同窗的有严家子弟以及其他几家亲友的子弟。《张伯苓年谱》1901年这部分有这样一段记载：“春，严修与林墨青率严氏家馆学生严智怡、严智崇、严智惺、王宝璐、韩振华（诵裳）、林静、严智庸、林涵、陶履恭（孟和）、严智钟、张彭春 共十一人誓于严宅北书房。严修作誓词云：‘尔十一人者，或为累世之交，或为婚姻之谊，辈行不必齐，而年龄则相若。尔父若兄，道义相劘，肝胆相许，志同道合而患难相扶持，尔诸生所亲见也。尔十一人者，自今日始，相待如一家，善相劝，过相规，毋相谑，毋诟争，毋相訾笑，毋背毁，毋面谩，同心一力，从事于学问。以绳检相勖，远非僻之友，警浮伪之行。毋做无益害有益，毋偷惰，毋轻躁。兄弟婚姻，互为师友，敦品修业，以储大用，是余等所厚望焉。’”

韩诵裳亲笔写的履历

“严馆”当年引进西学，首开天津现代教育之先，学生半日读四书五经，半日读西学。西学由张伯苓先生执教，课程有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基本知识。1904年，严氏家塾改为私立中学堂，后易名“敬业中学堂”，1906年迁址改称南开学堂，这就是以后声誉日隆的南开大学的前身。

南开中学第一届师范班只有五个学生，韩诵裳是其中之一。我查到了另外两名：一是陶孟和，他与韩诵裳一起赴日留学，两人是终生好友；一是严约敏，严范孙先生的侄子，毕业后留校任教，主教代数。1913年，严约敏不幸病故，学生们为纪念他捐资修建了一座建筑，叫思敏堂。

1905年，韩诵裳东渡日本，进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这里学了四年的电气化学。也正是在这一年，已结婚成家的韩诵裳喜得一子韩德章，这也是“天成号”韩家的长房长孙，光绪皇帝特赐“五世同堂”匾，从此此匾高悬于南柳巷25号的门厅之上。

1910年，韩诵裳学成归国，发现所学的专业没有用武之地，苦恼彷徨之际，严范孙先生招呼他回到南开学校教书。

大约1912年的下半年，韩诵裳回北京接受了一份新差事。北京城和平门外原有一所五城学堂，是1901年创建的。1902年，更名为五城中学堂。1912年，又更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简称“师大男附中”）。韩诵裳担任了第一届校主任，即校长。

上面这张照片留下了韩诵裳在师大男附中办学期间的影像，那时他三十四岁，长袍马褂，戴礼帽，穿皮鞋，身材颀长，气质儒雅。对于韩诵裳这段过去很少有人知晓的办学经历，我的舅舅韩德扬讲得清楚又具体：

和平门外的那个师大男附中是我父亲一手创办的。他是第一任校主任，那时候不叫校长，叫校主任。他一直担任了七年。

我父亲治校很严。北大历史系教授郑天挺是我父亲做师大男附中校长时的学生，他的儿子在南开时与我同班。有一次，我到他们家，我喊郑天挺先生“郑老伯”，他说：“你错了，你不能管我叫郑老伯，咱们俩是兄弟，你爸爸是我的老师。”他还说：“你爸爸在师大男附中当校长时治校之严在北京是出了名的。那会儿学生不许抽烟，冬天我们就跟校长开玩笑。冬天穿的都是棉袍，我们这帮学生淘气，在袖口里憋一口气，然后再一哈气，遇上冷空气，袖口里就有烟（白气）冒出来，校长马上查问：‘谁抽烟呢？’”

二舅韩德刚也曾说起：“汤佩松先生，就是那位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当年也是师大男附中的学生，因为顽皮，被我爸爸开除了。1949年后，他来南柳巷还说起过韩老先生有多严厉。”

师大男附中入学分数高，在北京从来拔头筹。这点是韩诵裳立下的传统。1938年左右，我的两个舅舅小学毕业了，可他们因分数不够都没能考进师大男附中，只能去了私立的教会学校——育英中学。三舅韩德扬说：“我爸做师大男附中的第一任校长，我却没考上师大男附中，你二舅也没考上，他为这件事真难过，嫌我们不争气。这是他觉得最丢脸的事情。”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谈到他在南开中学教书时曾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学生，他们后来成为著名的大学或者中学的校长。其中，大学校长他所举的例子是南开中学首届毕业生的第一名梅贻琦，他考取了庚子赔款留美学生资格，回国后做了十七年的清华大学校长，其间还主持了几年西南联大的校务。中学校长他所举的例子是南开中学师范班的首届毕业生韩诵裳，他留日归来后参与了师大男附中的扩建，并担任校主任七年，使该校从享誉北京进而享誉全国。

三舅向我介绍韩诵裳的生平时，曾提到他1917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一事。这一点没有旁的佐证，韩诵裳本人的履历中也没有提及，我只能从历史资料中搜寻。我检索中华职业教育社时发现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个著名的社团组织，以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改革脱离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职志，还第一次提出了职业教育的目的：“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个社团的生命力延续了百年之久。2017年，北京还曾隆重集会纪念其百年诞辰。这个社团是由现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社会知名人士共同发起的，发起人共计四十八人，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创立。我进一步检索这四十八位发起人的具体名录及职衔时，在倒数第二名的位置上看到这样一条信息：“韩振华：盐业银行北平分行经理。”韩诵裳确实榜上有名，只是他的职衔不是当时所任的师大男附中校主任，而是多年以后才担任的盐业银行北平分行经理，这一点让人有些不解。

韩诵裳办学七年，直到1919年才卸任。三舅说：“我爸因为胃病吐血，吐得很厉害，医生建议他休息。他说太累了，就离开了学校。”在韩诵裳亲笔写的履历中记载：“1912—1919，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主任，是年四月因病退职家居养病。”

入职中国银行

下面这张父女合影是“铸新”照相馆的作品。民国初年的照相馆布置得像话剧舞台，有精致的风景画作为陪衬，还有小围栏的实景搭配。母亲倚着栏杆，梳着童花头，穿着小碎花棉袍，面容端庄秀气，已初露“美人胚子”之相。外公韩诵裳则是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脚穿棉鞋。

这张合影母亲一直珍藏在自己的照相簿最重要的位置上。我曾经问过她这是什么时候照的，隐约记得母亲回答说是外公要离开北京去外地高就之时。这次梳理韩诵裳的生平，找到了时间的对接口。韩诵裳在家养病时，有人介绍他去中国银行任职，劝他说：“别在学校做了，教育界太辛苦。”他心有所动。1919年9月，他离开北京南下江西，走马上任中国银行南昌分行出纳主任。这大约是韩诵裳离京前带女儿在照相馆照的，为彼此留个念想。那时，他的原配王敏病故不久，留下的女儿不满四岁，成了他心中的一份牵挂。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清政府所开设的户部银行，1905年在北京成立，后来改称大清银行。1912年1月初，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建议就原有之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重新组织，作为政府的中央银行。此建议被采纳，改组新建事务迅速展开。1912年1月24日，孙中山先生下令批准成立中国银行，官商合办，与交通银行同兼国家银行职责。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市汉口路3号开张营业。

中国银行从成立之初就面临外商银行的高压态势。那时西方国家已经打开了中国市场，纷纷在华设立银行，至1935年，仅在天津地面上就有英、美、日、法、德、俄、意、比八国开办的二十多家外商银行，它们大多坐落在中街（现解放北路），那里被称为“东方华尔街”。而中国民族金融业，那些官商合股或者私人资本的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以及“北四行”等，都在夹缝中苦苦生存并寻求着在逆境中崛起。

1912—1928年，中国银行在全国各地布点，设置分行、支行，步步为营，行使国家银行即中央银行的职责，开展吸款、贷款等各项业务。自1919年秋入职起，在之后的十二年里，韩诵裳始终投身于银行业，并不断获得调动与升迁，这点有他亲笔书写的履历为证：

1919年9月就任中国银行南昌分行出纳主任；

1923年任中国银行南昌分行副经理，旋调营口支行经理；

1925年调任大连支行经理；

1931年调任哈尔滨分行副经理。

1928年，中国银行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职能转型。那时候担任总经理的是中国金融界翘楚张嘉璈。他曾留学日本，在东京庆应大学财政系学习，1916年，他不到三十岁就已担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实际主持行务。在张嘉璈的管理下，这家银行通过商股化成功保护了其自主经营权，成为“中国资本最巨与最成功之民营股份公司”。

1928年，宋子文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打算增加官股比例，将中国银行改组为中央银行。据魏文享的《金融巨子张嘉璈》一文披露，当时张嘉璈强烈反对。他认为：“中国银行信誉已深入社会和民间，骤然改变必影响人们对它的信任，官股多于商股必放弃十余年来奋斗所求的独立经营之目的，而银行人事也将随政府官员的更换而变动，因而不能贪虚名而将中国银行改组，否则对商股股东和国家均不利。”南京政府只好另组中央银行，但因立行时间短，社会信誉及资本实力均无法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相比，出现了国家银行不如民营银行的尴尬局面。为避免与中央银行争权，张嘉璈主动建议将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实行专业化经营。

1928年10月，中国银行正式改组为外汇专业银行，张嘉璈当选为常务董事兼总经理，继续主持行务。与此同时，交通银行也改组为辅助工农商矿的专职银行。

中国银行获得了国际汇兑的政府特许后，张嘉璈亲自考察西欧的银行制度，研习国际汇兑银行经营法则，同时广揽人才，扩充机构，将中国银行的汇兑业务迅速推及海外。1929年，中国银行成立了伦敦经理处，这是中国银行业在国外正式设立的第一个分支机构，后来又陆续建立了国外直接通汇处六十余个，特约代理店近百家，在西方及东南亚的主要国家都布下了分支机构。

张嘉璈把赴日本考察的任务指派给韩诵裳去做，因为他精通日语。舅舅韩德扬曾说过：“我爸爸在日本留过学，日本话讲得非常地道、非常漂亮。”韩诵裳受命率队在日本考察了九个月，回来以后提交了报告。不承想，事情还没有完，张嘉璈找他谈话，说总行决定委派他再赴日本去开办东京分行。这个新职位被他一口谢绝了，拒绝的理由很简单：父母在，不远游。作为韩家的独子，韩诵裳顾家，毕竟上有老，下有小，他为人之子，为人之父，是家庭的顶梁之柱、经济的主要来源。

此事，外婆高珍曾说过：

上海总行让你外公到日本考察，说要在东京立个分行，就派他去了。他在日本考察了九个月，回来交了报告。总行又让他去日本立这个分行。那时候，家里有老太爷、老太太，还有你妈和你大舅，两位老人，两个孩子，他不愿意出国，去那么远的日本，就告诉总行“父母年老，不愿远行”。总行很不高兴，他索性就提交了辞呈。他从来不跟我商量，就辞职回北平了。我就是个家庭妇女，丈夫的事从来也不管。反正问他，他也不说。我在营口、大连、哈尔滨前前后后待了八九年，他一个人挣钱，养活一大家人。我没去时，他一个人，不花什么钱，所有的薪水差不多都寄给家里。等我去了，他一月只给我二十块钱，他自己留一点儿，其他也全寄给家里。

从韩诵裳亲笔写的履历看，从中国银行辞职以后，他并没有立即离开东北，因为那时有另一家银行向他发出了聘书。1931年6月，韩诵裳被聘为盐业银行辽宁分行经理，不料三个月之后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新位子还没有坐热又走了。他在履历上这样记述以后的经历：因“九一八事变”回北平充总行稽核，旋调北平分行副经理。

1932年初，韩诵裳终于结束了外放生活，带着夫人和三个孩子回到了南柳巷25号。

续弦

1923年，韩诵裳在丧偶五年后再婚了。新夫人高珍（字浣薇）也是天津人，毕业于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年龄比韩诵裳小一轮。

高珍本来与韩诵裳的弟弟韩缙华定有婚约。韩缙华行三，在清华大学读书，后不幸亡故，死因说法不一，有说是得急病去世的，有说是游泳溺亡的。高珍没有当成韩二嫂，等到商量为韩诵裳续弦时，韩家几个姐妹异口同声地一致力推她当韩大嫂。于是，高珍最终还是嫁进了韩家的大宅门。

外婆高珍年轻时漂亮，大眼睛，目光清澈，发型多年不变。她从来都用一把剪刀自己对镜修剪头发，直发斜分，两边头发抿于耳后。她只用一种头油，头发梳理得光滑柔顺，一丝不乱。她举止优雅，孙女韩艺思形容奶奶吃芝麻火烧的样子时说：“一小口一小口，细嚼慢咽。落在桌上的芝麻粒，她用兰花指一一点起来，嘴角一抿，都吃干净，秀气得很。”

她出身于天津一个官绅家庭，父亲据说当过张北县县长。高珍结婚时已经二十七岁，婚后十五天就跟着丈夫去了东北。她说：“我在南柳巷住了十五天就到了营口。那时候，你外公是中国银行营口的经理，那个银行是支行、小行。营口那地方那时还很土呢，不怎么兴旺，人口也不多。中国银行完全是国家的银行，总行在上海，分行、支行各地都有。我们在那儿待了一年，后来又调到大连，任支行经理，局面也大了一些。在大连一住就是六年半，后又调到哈尔滨，还是分行，但变成副经理了。行大了，官小了。在哈尔滨一住又是一年半。”

在大连的生活相对稳定，1926年，高珍为韩家生了一对龙凤胎，儿子韩德刚4月15日晚上呱呱坠地，女儿韩德庄到第四天早上才姗姗来迟。韩德刚与韩德庄是孪生兄妹，生日却相差三天，户口本上的这个日期经常引起人们的好奇。

两年以后，1928年阴历十月初十，高珍再为韩家喜添一丁：儿子韩德扬。于是我的母亲在十三岁以后，有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1935年，老太爷韩渤鹏去世，韩家老太太（卞氏）不再主掌家务，高珍成为韩家大宅门新的女主人。她当家做主后遇事沉着，谋定后动，里里外外，平平顺顺。韩家的五个姑奶奶个个都是了不得的人物，她这个当嫂子的岁数还比四姑、五姑年轻不少，但她礼数周全，办事周到，不卑不亢，大家一直和睦相处。对前房留下的儿女她更是尽心尽责。我的大舅韩德章仅比高珍小九岁，但非常尊敬她，总是尊称“娘”。母亲1944年出嫁的时候，时局很乱，经济凋敝，但高珍尽力打理，陪嫁了好多漂亮的旗袍，她说：“不是自己生的女儿，要做得更好。”

【附】生母的身世之谜

在韩氏家族里，母亲的生母王敏无论在文字、照片还是口口相传中都没有留下太多踪迹，只能从我的母亲和大舅的面容推测她的长相应该端庄秀丽、肤色略黑。我一直对她怀有很强的好奇心。当得知外公韩诵裳喜欢诗文，擅书法，曾有墨宝流传后，我推测可能会有一些描述早年生活的诗文散落出去，于是开始留心搜寻一些拍卖网站，试图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功夫不负苦心人。一篇题为《［书跋］韩诵裳题记王守恂稿本〈待终草〉等六种》的博文闯入我的眼帘。文字篇幅较长，且配有多幅影印截图。我反复读了多遍，终于看懂了，不由得长出一口气：原来此文竟揭开了我母亲的生母、韩诵裳原配夫人王敏的身世之谜。

此话要从天津近代知名学者、“津门诗坛三杰”之一的王守恂说起。

王守恂（1865—1936）是天津人，字仁安，号阮南，晚署拙老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曾官至河南巡警道，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钱塘道尹。1918年，他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宦游南北的从政生涯，定居天津。著有《王仁安集》《天津政俗沿革记》《天津崇祀乡贤祠诸先生事略》等。

我找到了这篇博文的出处：韦力先生的《芷兰斋书跋五集》中的那篇《韩诵裳题记王守恂稿本〈待终草〉等六种》的原文。作者在文中出示了拍卖场购得的王守恂稿本六种，分别为《阮南诗再存》《集外杂存》《海天集》《拙老人余话》《任自然斋剩稿》及《待终草》，其中《拙老人余话》厘为两册。七册稿本或诗，或文，或笔记，每册封面及封二皆有王守恂自题集名及题记，兼有年款。作者发现其中《阮南诗再存》的封面上还有另一人的文字，即韩诵裳的小字题记，末钤“诵裳珍藏”白方：“册内夹有子瀹禀三件，先岳在开封巡警道任内之通信，述德章儿时事，历历如绘。爱女钧儿亦尚在人间，今一并保存之，去今四十三年矣。辛卯五月，病叟诵裳识。”他在封面右侧又题：“附德配刘太夫人诗稿于后。诵裳谨识，时年六十有八。”

从这两处落款的时间可以判断这通题记是韩诵裳在1951年、他虚岁六十八岁时写的。对照他的亲笔履历可见那时他已告病辞职，与他自称“病叟”也相符。

“去今四十三年矣”，他在重读四十三年前的书信，称王守恂为“先岳”，还提及德章和爱女钧儿。博文作者由此解读出韩诵裳正是王守恂的东床快婿，我也恍然大悟，原来母亲的生母王敏是王守恂的女儿。《阮南诗再存》中间部分收入的数通家书给予进一步的证实：“（家书）署款‘敏’，信中多有言及大雄、大钧两孩童，尤言大雄趣事为多。”“大雄”是母亲的哥哥韩德章的乳名，“大钧”是韩诵裳在题记中所说的爱女钧儿，1908年以后病故。传闻中母亲前边有个姐姐，长得白净漂亮，可惜早夭，想必说的就是“大钧”了。

王守恂稿本《海天集》中有一首七言诗——《喜韩德章至自北京》，更把王守恂、韩诵裳、韩德章祖孙三代的关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诗云：“终年埋首在尘埃，一岁稀逢笑口开。怪底眉间添喜色，雪天得见外孙来。”

王守恂博学多才，不但擅长诗赋，其笔记文稿也很出色，写作风格真诚、典雅。他与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交往尤其令人心动。李叔同年少时即以他为师，尊称他为先生。王守恂任浙江钱塘道尹时，李叔同正在杭州第一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两人经常会面并伴有书信往来。1917年1月，李叔同致信王守恂，寄去了“贺年明信片”，并且邀约王守恂前去虎跑寺晤谈。后来，王守恂记录了这次会面的感受——“晤天津李叔同，清癯绝俗，饱尝世味，已在剥肤存液之时，自愧不如”，并对李叔同的淡泊名利“喜慰万状”。1918年，李叔同来到虎跑寺过年，又邀请王守恂来寺中与他会面。王守恂写下了《虎跑寺赴李叔同约往返得诗二首》，后人多推断王守恂是最早知道李叔同出家消息的人。

王守恂事业有成，文名甚盛，且琴瑟和鸣，夫人刘纹也写得一手好诗，韩诵裳在《阮南诗再存》封面右侧再题的“附德配刘太夫人诗稿于后。诵裳谨识，时年六十有八”指的就是稿本中所附的岳母刘纹的诗作。

王守恂有人生一大悲，即子女都先他而去。他有一子二女，幼子十三岁夭折，两个女儿也在年轻时相继故去，其中之一即韩诵裳的夫人王敏。王守恂在1918年为老友赵元礼（幼梅）的亡子赵士希作传时，提到过王敏的去世，他说：“余与幼梅交三十年，情如兄弟，两家眷属往来。余女敏与士希相若。今年敏死，士希亦于是年故去。少者先逝，为之父母者，其悲悼为何如耶？”

至此，母亲的生母、韩诵裳原配夫人王敏的身世已从层层史料中呼之欲出：她是天津名士、诗人、学者王守恂的大女儿，生于1886年，逝于1918年，享年三十二岁。这也解开了我的一个疑惑：天津“八大家”极重视儿女姻亲，韩诵裳作为“天成号”韩家长房一支的长子，他的婚事必然马虎不得。如今终于证实了这门亲事的分量，并可进一步推测出月下老人恐怕正是严范孙先生。王守恂与严范孙志同道合，惺惺相惜，“津门诗坛三杰”指的就是王守恂、严范孙与赵元礼。王守恂辞官归隐后即与严范孙一起组织了城南诗社和崇化学会。而严范孙先生与韩家是世交，还有姻亲关系，这点前文已多有描述。严家和卞家也是世交，存在姻亲关系，韩诵裳的母亲卞氏最信任严范孙先生，她的两个女儿四姑韩升华、五姑韩咏华的月下老人也是严范孙先生。儿子的婚事，老太太当然更信任严老。看来老辈人反复强调的“韩家、严家亲如一家”不是妄语。

只剩下一个疑惑：韩诵裳20世纪50年代初获得并珍存的这个稿本怎么会流落出去呢？博文说，此稿本每册卷末皆钤“王力存书”朱方，作者认为这些稿本自王守恂之后，先为韩诵裳所得，又一度归王力（“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之王力）所有，最后“由芷兰斋自拍场携归”。我想起三舅曾经讲过：“我父亲1963年去世后没几天，荣宝斋的人就急慌慌地赶来南柳巷，翻腾那几箱字画，挑来拣去，抢着回购。”那副林则徐的对联即被收购去，后被邓拓所得。王守恂的《待终草》稿本是否也是当时被荣宝斋收购后为王力所得，王力倒台之后流入了拍卖场，如今已不得而知了。

长女韩德常

母亲和她的新妈妈高珍以及弟妹们在南柳巷25号院中。

自左至右：韩德常、高珍、韩德扬、韩德刚、韩德庄

都说“韩家出美人”，这在母亲身上又应验了。花季年华的母亲，亭亭玉立，眉目清秀，神态温柔。她和高珍亲密地并肩而立时，母女两人个头差不多。

上面这张照片是母亲的弟妹们初进南柳巷25号时拍下的，他们站在花木繁盛的大院子里，明亮的日头底下，神色还有些拘谨。小弟韩德扬紧紧依偎在高珍身边，怯生生地抬起眼睛看着镜头。母亲说：“德刚、德庄、德扬刚回家时，说话还带着大连腔儿，很好玩儿，德庄把粉扑叫作‘粉扑（音普）子’。”

1932年，外公韩诵裳回到北平时，我母亲十七岁，正在读高中。她的学业应该是在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完成的。这所学校创建于1913 年。1926年，在该校任教的李大钊与北洋政府交涉后争得原清内务府会计司南花园旧址作校址，因此搬进了建筑与环境俱佳的北长街44号，1931年改名为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

母亲有了三个闺蜜，这三个女孩家都住在南柳巷附近，其中两家的父辈与外公韩诵裳还是多年的至交好友。

母亲的闺蜜之中第一位便是夏承瑜。她的父亲夏仁虎和母亲张玉贞育有八子一女，夏承瑜居末，昵称“小九妹”。夏仁虎精通诗文词曲，既当过清朝的官员，也是北洋政府的政要，后来弃官归隐，读书自娱。夏家在宣武门外永光寺街置了一处房产，门牌为1号。房子是自己设计建造的，两层灰色楼群有几十间房，还带有院落，住着好几房人，连带老妈子、车夫、厨子、裁缝一共三四十口人，是个标准的中国大家庭。院子里花木扶疏，有许多马缨花、白丁香，还有和韩宅院子里一样的葡萄架、藤萝架。此宅离南柳巷不远，外公韩诵裳因喜好诗文和书法常到夏家同夏仁虎请教。他们还有一个酬唱往来的去处：中山公园柏树下的春明馆茶座。二人常常约上几位好友，在那里品茗、下棋、论诗、谈天，再吃上一碗冬菜肉丝面，天黑后各自回家。

夏承瑜有一位知名度颇高的六嫂，她的六哥夏承楹娶了林海音女士为妻。林海音一家是从福建迁居北平的。1931年，林海音的父亲林焕文去世，家庭经济拮据，她的母亲只好带着孩子们搬到福建和台湾乡亲专用的晋江会馆，因为住在这里不用交房租。这家会馆就坐落在南柳巷，与韩宅恰好斜对门，不过几步之遥。春天，会馆院子里的槐树开花的时候，槐花落了满地，仿佛下了雪，飘出院外的就撒在南柳巷胡同的路边。后来，林海音去了台湾，成了作家。她的名著《城南旧事》被拍成了电影，主人公是小英子，她眼里的景物与人物，展现出一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南生活的画卷，也重现了当年母亲家大宅门外的市井风情。

母亲和夏承瑜的同窗之谊一直延续到大学时期。她俩先后考取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上海国立音专”），母亲主修钢琴，夏承瑜主修声乐。1937年，上海沦陷。外公不放心母亲孤身在外，将她转学至北平的燕京大学音乐系。1939年，夏承瑜嫁给了上海国立音专的学长、主修钢琴的张隽伟，安家落户在上海。20世纪50年代，夫妻两人都供职于上海音乐学院，张隽伟曾任钢琴系主任。

另一位闺蜜便是邵乃偲。两家住得很近，二人上下学常常结伴同行。南柳巷是南北走向，25号位于胡同中段，大门朝东。从韩宅出来向南走，百余步后东拐就到了魏染胡同。这条胡同因30号的住户而出名。这是一栋灰色的中西合璧的两层小楼，大门两侧立着两根欧式石柱，门口上方镌刻着“京报馆”三个大字，正是《京报》创始人邵飘萍亲笔所题，这里也是他的住宅。

邵飘萍出生于浙江金华，是著名的报人。他1912年任《汉民日报》主编，1916年7月在北京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在北京创办《京报》并担任社长，开始了独立办报的生涯。馆内正前方影壁上自右至左镌刻着四个大字：铁肩辣手。它是邵飘萍先生亲笔题写的。原句出自明嘉靖年间名臣杨继盛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邵飘萍非常推崇这两句诗，用于自勉，也勉励同人。1926年4月，邵飘萍被奉系军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东刑场杀害。临刑前，他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后从容就义，年仅四十岁。

邵飘萍与第一任夫人沈小仍育有二子三女，邵乃偲正是邵飘萍的次女。1923年，沈小仍病逝，1926年，邵飘萍遇难，邵家的五个孩子自此由邵飘萍的另一位夫人汤修慧女士抚养。1929年，汤修慧女士又独自扛鼎《京报》，担任社长，使其再次复刊。邵飘萍的家业与事业都被这位了不起的女性继承下来。

邵乃偲后来嫁给了陈传熙。陈传熙是母亲和夏承瑜在上海国立音专时的同学，当年他和母亲一样也是主修钢琴。陈、邵这段姻缘，想来应与母亲及夏承瑜有关，也许是闺蜜们一手牵的红线。陈传熙聪颖好学，后来兼修指挥，20世纪50年代被调往上海电影乐团，自此执棒四十余年，为几百部电影配乐演奏担任指挥。“陈传熙”一度成为中国电影银幕上出镜率最高的名字。

第三位是方秀卿，她来自一个中日混血家庭。父亲方宗鳌，祖籍广东普宁，早年留学日本，入日本山口县商业学校，后自明治大学商科毕业。回国后，他先后在几个大学教书，曾在中国大学做了十几年的教务长，后曾任伪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母亲方政英（日本名字是古贺政子）1915年随丈夫定居北京，曾在大学担任日语教师，后渐渐融入中国社会，习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常以临摹王羲之的《十七帖》为消遣，写得一手好字。方宗鳌有五子二女。长子方纪生刚一出生母亲即去世，他在乡间由祖辈带大，小时候蛀牙严重，做手术时在下巴上留下一个大疤，引为终身之憾。我看过一些韩家留下的老照片，一见到这个有些古怪的脸型就可判定这张照片是和方家有关系的。方纪生以下的弟妹均为方政英所生，拥有一半日本血统，方秀卿是长女。

方公馆位于宣武门外方壶斋5号，这个窄胡同的尽头就此一家，前后三进四合院，庭院的地面用青砖和石板铺就，花草繁盛，土润苔青。第一进院子左角生的一株白丁香，春日花发之时，全院便化作了“香雪海”。

方秀卿也是学音乐的。大约1934年，她从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肄业，到日本东京音乐学院深造，师从德国著名音乐家尼凯夫人学习声乐。1936年，她回国后每星期去两次协和礼堂，跟着燕京大学一位音乐教员练习唱歌，还在一所小学教音乐课。

在闺蜜中，母亲和方秀卿家来往最多，因为方家和韩家是有亲戚关系的。母亲的嫂嫂方诗云也来自广东普宁方家，方秀卿叫她“四姐”。她应是方秀卿伯父的女儿，一直住在叔叔家。外公韩诵裳与方宗鳌是多年好友，后来他们又结为亲家，方诗云嫁给了韩诵裳的长子、我的大舅韩德章，成为母亲的嫂嫂。

方家的客厅多，前后各院都有，规模和功能各有不同。前客厅最正式，面积最大，沙发、地毯、窗帘、贴有墙纸的墙围都是西式的。下面这张照片的背景正是前客厅镶有菱形图案的西式落地玻璃门窗，可见方公馆当年气势不凡。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原有三四本私人相册，开本大小不一，封面装饰素洁，按照童年、少年、青年排列。最吸引我的是母亲青年时期的照片，让人看过一次就忍不住想再看。小时候的我常常要求看“妈妈的照相本”，这时母亲就从抽屉深处取出来，放到我伸出的双手上。埋头翻看之时，情不自禁，我口里会不断吐出惊艳之下的各种语气词：“啊”“哇”“呦”“啧啧”“哎呀”。

让我惊艳的这些照片，不少是母亲与方秀卿的合影。母亲是美人，方秀卿也是美人，两人在一起的“双美照”非常养眼。可惜，这些照片在20世纪60—70年代都被母亲毫不犹豫地付之一炬了。让她担忧、害怕的不仅是“封资修”，还有由这些照片被追索出的和方家的社会关系，这点让她更忧心。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方宗鳌即进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职，做过伪教育署署长、伪议政委员会秘书长，再加上他又娶了一名日本太太，被社会舆论认为是最先“附逆下水”的，进过汉奸名单。1940年7月，方宗鳌乘坐汽车途经一铁路道口，被道口栅栏拦住，一个学生模样的刺客从路边跳出来，开枪击中了他的面颊。方宗鳌被立即送往医院抢救，后来脱险。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处置汉奸，方宗鳌后来的命运如何，这段历史以何为结论，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他的情况与“文化汉奸”周作人非常相似，两人都是当时的文化名人，都曾担任伪职，都娶了日本太太，但周作人被判刑，方宗鳌并没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他和他的家人始终住在方壶斋5号。只有大女儿方秀卿在1948年接受了在北平美国军事顾问团工作的爱德华先生的求爱，匆匆带上一只小皮箱，乘坐最后一班美国军用飞机飞离了北平，从此定居美国。

这次写作，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对方称自己是方则慈的儿子方书楣，方家的第三代，现定居澳大利亚悉尼。他也在寻根，从老照片、旧材料和老辈的口中，他发现他的大姑方秀卿和我母亲韩德常的闺蜜之谊，也发现了他的祖父方宗鳌和我的外公韩诵裳长达三十年的世交之情。他补充了这样一段往事：

1950年春节，祖父因感冒转肺炎，不幸病逝。祖父的葬礼是在家里办的。那时，家里已不富裕，又正值春节，银行关门，在上海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任经理的三叔想为祖父办丧事，无奈因银行放假无法汇钱给家里。可质地好的棺木又很贵，家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幸好，祖父的好友韩诵裳老先生出资买了上好的棺木，并与他的公子（指韩德章）一同为祖父戴孝，来家里吊唁，抚棺大哭，送最后一程。

西河沿大街7号

20世纪20年代中期，天津、北京、上海陆续开始了城市现代化建设，一批西洋式的高楼广厦拔地而起，其中以财力雄厚的各家银行办公大楼崛起最快，且造型豪华、装饰精美，往往落成不久便成为所在城市的地标性建筑。

坐落在北京前门西河沿大街7号的北京盐业银行办公大楼，就很值得一讲。这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砖混结构的三层楼房，以红砖墙为主调。大片红外墙上饰有粗大的白色腰檐和白色窗套。门窗的洞口较大，一层为弧形拱券，二层、三层为方型。这座建筑推测是中国工程师沈理源设计的，但整个造型仿欧美银行常见的风格。1932—1951年，我的外公韩诵裳一直在这里办公，常年出入于那些被欧式廊柱装饰的大门和走廊。

北京盐业银行旧址1995年被立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牌上标注说这是中国民族资本成长的实物遗存。

盐业银行所在的西河沿大街位于前门外，护城河南岸，自明代起即称“西河沿”，那时街中多书铺，书画交易十分活跃。清代街内有了肉、菜、鱼市，后这些市场迁出，金店、银行等迁入，逐渐成为京城金融业的集中地。这条大街距离南柳巷不远，1940年以前，韩诵裳一般坐洋车上下班，常年包车，雇着一位拉洋车的车夫。当时跑在西河沿大街上，可以看到路边还有门牌91号的察哈尔兴业银行、门牌9号的交通银行。

成立于1915年3月的盐业银行是由袁世凯的内弟、久任长芦盐运使的张镇芳创办的。这是一家私人资本的商业银行，与1917年成立的金城银行、1921年成立的中南银行和1919年成立的大陆银行合称“北四行”。“北四行”与北洋军阀有一定的渊源，均以华北为业务重心，并曾一度开展广泛的协作，合办“四行储蓄会”和“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钞票。1927 年之前，盐业银行在“北四行”中实力最强，存款额曾一度位居全国私营银行之首。

盐业银行除了利用北洋军阀的背景发展业务、扩张势力之外，还与天津“八大家”关系密切。天津分行开业时，“八大家”中的杨、黄、石、卞等豪门大户纷纷入股，踊跃“堆花”。天津水陆通达，又有以盐业为主的经济条件，兼有通商口岸，便于分行吸纳民间游资，以多种方式掌控了大批纱厂以及航运、盐业、化工等企业。韩诵裳从中国银行辞职之后，旋即被盐业银行挖走，延聘为北平分行副经理，应该与他出身天津“八大家”的背景有关。

那时，盐业银行北平分行的营业重点在放款上，以北平电灯公司为主要对象，放款持续十二年之久，总数一说达四百万元。这个电灯公司的前身是京师华商电灯公司，创立于1905年。该公司有两处发电厂，旧厂在前门西顺城街，新厂在石景山永定河畔。发电厂所用之煤，大半是河北井陉烟煤，也有门头沟的无烟煤。这个电灯公司的总办是冯公度（名恕，号华农），他在河北有自己的煤矿。冯公度是京城知名人士，擅书法，京城诸多老字号的匾额均为他所题写，固有“无匾不恕”之说。外公韩诵裳和冯公度很早就认识，1920年他们曾同时担任北京电器工业学校的校董。

据资料记载，20世纪30—40年代，北平电灯公司自石景山到北平城里有两条输电线路，还有两路高压线，一路送至门头沟，一路送至青龙桥。那时在青龙桥设有变电厂，向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地供电。这些线路供电情况一贯稳定，与盐业银行放款支持像冯公度这样的实业家，支持民营公用企业有直接关系。难怪曾听母亲说过：“你外公很清楚燕大的电灯亮不亮。”

盐业银行北平分行还有一位特殊的人才——北平分行经理岳荣堃（号乾斋），人称“岳大爷”。他身材魁梧，四方大脸，麻面长髯，大嗓门，说话瓮声瓮气。他本出身贫寒，早先在京城前门西河沿一家金店当学徒，后来自己开了金店，从内蒙古运来金沙进行冶炼，发了大财。岳荣堃经商头脑灵活，眼界宽，在京津的官场和商界广交朋友，帮一些达官显贵买卖黄金或者将钱财存放在金店里吃利息，张镇芳就是其重要的客户之一。岳荣堃还是承办前清皇室典当抵押珍贵文物的中介人。1916年以后，前清皇室人员由于断了经济来源，只好逐年变卖宫中宝物度日，以物作抵押向银行借钱。岳荣堃究竟经手承办了多少前清皇室抵押品变现的业务？只能说不计其数。 张镇芳创办盐业银行的时候，正是看中了岳荣堃的人脉以及他对中介、抵押、汇兑等业务的熟悉才特聘他担任分行经理。

岳荣堃名动京城，还与他在民国初年购买的一座大宅子有关。

在东四南大街与南小街之间，有一条胡同叫内务部街，胡同里有个四合院，晚清时原为明瑞府（也称公主府、驸马府）。这座府邸是一组坐北朝南的四进大院，按照“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千字文》）划成二十个小院子，共计三百来间房。院子北端还有一个阔朗的后花园，假山、亭台、涵洞、荷池，错落有致。岳荣堃住在这里的时候，大门上挂着牌子“山阳郡岳”，宅内有几十名仆从，里边院子套院子，假山的大涵洞连小涵洞，迷宫一般，据说都是当年他藏宝的地方。

韩诵裳正是与这样一位江湖人物共事多年。两人出身、学历、资历、品性截然不同，但一直相安无事，你办你的业务，我办我的业务，各行其道。1945年，岳荣堃病逝，后来韩诵裳接替他出任盐业银行北平分行经理。

蜗居北平 不就伪职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7月底，北平、天津沦陷；11月，上海沦陷；12月，南京沦陷，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

国破山河碎。中华民国的金融系统濒于崩溃，信用难以维持，多家银行的命运如风中的飞絮，一部分银行随国民党政府内迁，一部分银行在沦陷区处于日伪政府的管控之下，惨淡经营。

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中，北平盐业银行本已业务萧条，而韩诵裳还需要应对一个更危险的局面。为控制北平的经济与金融，侵华日军在搜罗人才，拟筹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三舅韩德扬回忆：“有一个日本人，他不是军人，是个政治人物，叫黑田什么的。他和我父亲在日本东京时是同学，所以来中国以后就动员我父亲出任当时日伪的‘联合准备银行’总裁、行长。”还有几位老熟人也登门游说，想拉韩诵裳出来。三舅韩德扬提到过那时到南柳巷25号游说的三个人的名字：王克敏、王揖唐、汪时璟。

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背景，原来三人先后留学日本，与韩诵裳同为留日海归：王克敏1900年是以中国留学生监督的名义赴日的，王揖唐1904 年赴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汪时璟1916年入日本陆军经理学校高等科第二期学习。其中两人还曾在中国银行供职，先后与韩诵裳成为同事：王克敏1917年出任中国银行总裁，在此任上他因记忆力惊人，能背诵簿记的数目字，被人称为“活账本”，又因擅长聚敛钱财，被称为“钱鬼子”。汪时璟从日本留学归来后曾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武汉分行副经理、沈阳分行经理。

再搜了一下这三个人的生平，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他们都是历史上铁板钉钉的大汉奸。

王克敏1937年12月14日出任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一职，1940年3月又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王克敏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1945年12月25日于狱中自杀身亡。

王揖唐在抗日战争时期公开投敌，官至伪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会议议长。1948年9月10日，以汉奸罪在北平姚家井第一监狱被处以死刑。

汪时璟则接受了日本军方的委任，出面组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1938年1月在北平松树胡同成立办事处，从中国银行沈阳分行调了大批人力开始筹备工作。之后他担任总裁，掌握华北财经大权达八年之久。抗战胜利后，汪时璟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判处无期徒刑。1952年8月12日，他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万幸外公韩诵裳没有接受日伪政府的这个差事。据三舅说：“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说：你要是出来做这个，我拉着孩子们就走。”

外婆高珍从来不大声说话，遇事向来沉得住气，怒而不言，喜而不语，老辈人评价她：处变不惊。可这次对于韩诵裳是否接受日本人的差事，她一改往常的轻声慢语，放出重话：“我拉着孩子们就走。”一语定乾坤。韩诵裳自此在这个问题上泾渭分明，态度坚决。

二舅韩德刚对当年的事也记得很清楚：“父亲结交广，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但绝不做汉奸。他与王克敏是世交，通家之好，家眷互有走动（我没有查出韩家与王家的这层关系），但他几次来劝，我父亲都坚决不从。”

1945年8月10日，我的姨姨韩德庄在她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

晚上二点钟刚迷糊入睡，被一个声音惊醒了。“浣薇，降服了！浣薇，降服了！”原来爸爸刚回来，还没开门在院里就嚷上了。

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被姨姨用文字记录定格了。

交友见心性

韩诵裳长期供职银行业，社会交际面广，外婆高珍说：“你外公平时不在家，家里见不着人，礼拜天也是有饭局、牌局的。”

他的朋友圈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因为要了解一个人的心智和品性，从其交友上可见一二。那么，谁是外公的牌友，谁是南柳巷25号的常客呢？前文已经发现了两位——夏仁虎和方宗鳌，下文继续探寻。

第一个浮出水面的是张伯驹。是的，就是那位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曲家于一身的名士张伯驹。我恍然大悟，原来外公自中年以后迷上了收藏字画是受张伯驹的影响。当然，他与小自己十四岁的张伯驹，还有更深一层的关系。

这要从张伯驹的身世说起。张伯驹幼年时即被生父张锦芳过继给伯父张镇芳为子。张镇芳曾出任晚清最大的盐官——长芦盐运使，与盐业打了几十年交道，以善于理财出名，还署理过直隶总督、当过河南都督。他还是袁世凯的内弟，袁家的小辈称他“五舅”。民国初年，他协助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失败后避居天津，弃政从商，创办了盐业银行。张镇芳是盐业银行的老东家，张伯驹正是盐业银行的少东家。张伯驹从1925年协助父亲打理银行业务。

1932年，韩诵裳在盐业银行北平分行副经理任上时，张伯驹已迁居北平，住在父亲张镇芳购置的一个大四合院里：西四弓弦胡同1号。1933年，张镇芳去世，张伯驹成为盐业银行最大的股东，但他生性博雅通脱，心怀坦荡超逸，对时政意兴阑珊，对经商也无多大兴趣，他把总经理的位置交给吴鼎昌来做，自己甩手当了个总稽核，只求守住家业即可。当时社会上流传说“大少爷办银行是大怪人办银行”。幸亏吴鼎昌熟谙金融业，一度把盐业银行经营得风生水起。

张伯驹从盐业银行头绪繁多的业务中发现了一个闪光点。那时，岳荣堃作为中介人承办着前清皇室典当抵押珍贵文物的业务，因此有大量书画珍品被抵押在盐业银行。张伯驹经常接触这些书画，渐渐对研究、鉴赏和收藏名画、墨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弓弦胡同1号被命名为“丛碧山房”，就与一次墨宝收购有关。1927年，张伯驹在去银行的路上，一时兴起，拐进了琉璃厂的古玩字画店。他一眼就相中了一件康熙皇帝御笔亲书的“丛碧山房”，没有丝毫犹豫，也不讨价还价，拍出一千块大洋就将这件作品收入囊中。因为太喜欢这幅字了，张伯驹将自家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后来，他把自己的号也改成了“丛碧”。这是他文物收藏生涯的开始。那时他还不满三十岁。

丛碧山房的宅院模仿颐和园排云殿规模建造，雕梁画栋，亭台楼阁，游廊宛转。庭院里遍植竹林芭蕉，廊前摆满盆花。

丛碧山房经常高朋满座，文人雅士荟萃，被称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圈”。韩诵裳应该是这里的常客。张伯驹喜好诗词，经常结诗社词社，唱酬应和。与他一起挑头结社的夏仁虎（枝巢），正是韩诵裳的好友和经常走动的邻居。当时京津两地一些书法家、画家也在丛碧山房聚会。外公韩诵裳留给我母亲四张花卉条屏：一幅松枝，一幅芭蕉，落款署名石雪；一幅菊花，落款署名石雪居士；还有一幅山茶花，落款为徐宗浩，上面题着“诵裳道兄雅正”。石雪、石雪居士与徐宗浩其实是同一人，而徐宗浩正是与张伯驹同时代的著名书画家、收藏家。他于书画篆刻、吟咏鉴藏，以至装潢字画碑帖等无所不精，当年经常出入张伯驹先生的丛碧山房。此外，至今在网上还可以搜到陈半丁为韩诵裳篆刻的印章，而陈半丁也是丛碧山房书画家结社的中坚人物。

20世纪30年代的张伯驹，玉树临风，没有一丝烟火气

据舅舅们回忆，张伯驹经常来南柳巷，还带着他的夫人潘素一起来。二舅说：“他的太太潘素，曾是青楼头牌，后来画得一手好画。我母亲看不起她，说‘不是正路子’。潘素经常来南柳巷，我母亲不能不接待，但不在正堂，而在侧房。他们家也常请客，我母亲从来不去，说‘不与潘素同桌’。”

张伯驹还是有名的京戏票友，擅长老生，师从余叔岩学过戏，和梅兰芳同台唱过戏。他还与梅兰芳、余叔岩等组织了“国剧学会”。舅舅们说：“父亲不爱听戏，但与梅兰芳多有往来。梅兰芳送给父亲一幅自己画的梅花。”我猜想这也是因为韩诵裳进入了张伯驹的这个朋友圈吧。

当然，韩诵裳、张伯驹去的最多的地方还是当时的古玩汇聚中心琉璃厂，这里有荣宝斋、一得阁、德古斋、庆云堂等。

二舅说：“收购字画门道很深，张伯驹是行家，真懂，我父亲却老上当。他以为买的都是真品，还挺得意。他在琉璃厂的荣宝斋、德古斋受骗不少回。”

三舅也说：“1949年以后，荣宝斋的人来了说：‘韩先生，我们卖给您的画，现在得跟您说真话，没有几幅画是真的。’但我父亲1963年去世后没几天，荣宝斋的人就急慌慌地赶来南柳巷，翻腾那几箱字画，挑来拣去，抢着回购。据他们说，只有一副林则徐写的对联是真的，却拼命压价，说什么越是真的越不值钱，因为真的不能出口。书画摊了一地，正在讨价还价之际，忽然门口报告：‘邓大姐来了！’我母亲摆摆手，十二块钱就卖了。荣宝斋的人一看到周总理的夫人来了，也赶紧夹起对联溜走。后来听说荣宝斋转手就把林则徐这副对联卖给邓拓了，也不知赚了多少钱。”

1946年，张伯驹为了从古董商人马霁川手中购下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的《游春图》，变卖了弓弦胡同的老宅，一家迁至燕京大学西门外的承泽园。收购《游春图》又是一段故事。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画的《游春图》（绢本，青绿设色）卷前有宋徽宗赵佶题写的“展子虔游春图”六个字。画面描绘了人们在春光明媚的季节踏青游玩的情景。在设色和用笔上，充分展示出“青绿重彩，工细巧整”的风格。原来由宫廷收藏，后来流落民间，被古玩商马霁川所得，他想将《游春图》卖到国外。当听说这件“国宝中的国宝”可能流失海外时，家道已经中落的张伯驹马上找到故宫博物院，希望能由国民政府和故宫博物院出面购回，但国民政府无暇顾及，故宫博物院财力困窘、无能为力。张伯驹最后心一横，把“丛碧山房”卖了，又求妻子潘素卖掉了一批首饰，自己买下了这幅“天下第一画卷”。

张伯驹搬进承泽园之后，难掩收藏展子虔《游春图》的喜悦，立马把承泽园改名为“展春园”了。张伯驹举家迁居之后，与南柳巷韩宅相距甚远，但与韩诵裳仍多有往来，韩家小辈也跟着沾光。当时盐业银行的这两位老板出行都已配备了小汽车。我的姨姨韩德庄1945年考上了燕京大学，在她的日记中，仅1947年5月这一个月里就几次提到“搭张伯驹的小汽车进城”。

1956年，张伯驹把一百一十八件顶级字画文物捐献给了国家，包括西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宋蔡襄自书诗册、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 《千字文》等。在乱世民国，为了收藏这些文物，他几乎耗尽了全部家财。

张伯驹说：“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韩诵裳其他的牌友和客人就比较复杂了，既有留日派的老同学、银行界的老熟人，也有家族的远亲近戚。舅舅们说：“爸整天打牌，娘不高兴，警告我们一律不准沾麻将。”

不过也有例外，韩诵裳的同乡兼前同事、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孙明哲还能入外婆高珍的眼。他后来还和韩家结了儿女亲。二舅描绘了一个有趣的场面：“我父亲爱打牌，饭局应酬多。东兴楼的伙计们都知道：‘韩大爷来了，上汆散丹 。孙一爷来了，上黄花鱼扇儿 ！’一听伙计吆喝，韩大爷出手就给小费，特别大方。”

东兴楼在当年被称为“八大楼之首”，是京城最高档的饭庄，坐落在市中心一个前出廊后出厦的大四合院里。孙明哲为什么被伙计们称为“孙一爷”？原来孙家祖上也是津门大商号，清朝初年，孙明哲的曾祖父孙起枝从事海运和米面经营，他的商号名叫“永盛厚”。孙起枝有两个儿子，一子孙浩继承了“永盛厚”，另一子孙治创立了“增兴厚”米面铺，后来又创立了“增记”米面铺。到了同治年间，“永盛厚”和“增记”先后倒闭，只剩下“增兴厚”生意还不错，于是从东郊迁到市内，先在东浮桥（现金汤桥）西，后来搬到西大湾子。

“增兴厚”迁到市区后，掌柜的已由孙治的儿子孙俊卿接手，他在家族大排行中行八，人称“八爷”。孙八爷大刀阔斧，改造了原有的经营模式，1933年成立了天津寿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后成为华北最大的面粉生产企业。他还首次采用了产品质量分级体系，通过包装的差异来区别产品质量，于是市场上出现了泰丰“绿桃”一等粉、“红桃”二等粉、“蓝桃”三等粉，还有无商标、白袋子的四等粉。孙八爷成为天津的“面粉大王”。可惜事业有成的孙俊卿没有子嗣，他的七哥把自己的两个儿子过继给了他，一个儿子叫孙明鉴，又名孙冰如，担任了泰丰公司的副经理，后来接了八爷的班。另一个儿子就是孙明哲，他走了出国留学的路。孙明哲在孙家第四辈中大排行为“十一”，按照天津的叫法，排行老大的称大爷，排行十一的称“一爷”。

孙明哲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后官费派遣至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修读经济学，并在美国银行工作。1925年，他回国以后即进中国银行任青岛支行经理，此时韩诵裳正在中国银行大连支行经理任上。

在后人的回忆中，这位留过洋又当洋差的天津富商子弟，打的一手好太极拳，酷爱中国烹饪，几乎吃遍了天津、北京城里的饭馆。他与天津“杨柳青”王家的一个女儿结婚，生有四子二女。长子孙方（孙会方）在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远赴西南联大上学，和家里断了音讯，听说不久即投笔从戎参加了新四军。1946年1月，孙方回到北平时，身份已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叶剑英团长的秘书。同年10月，他去了延安，1949年后再回北京的时候，他以开国上将李克农女婿的身份随李家搬进了北京东城米粮库胡同的一个大院里。无巧不成书，这处住宅的斜对门，另一个大院里就住着他的父亲孙明哲。孙明哲这时已经从天津搬到了北京，和韩诵裳也结为了亲家，他的二儿子孙会元与我的姨姨韩德庄订婚了。由于父辈有几十年的交情，他俩从少年时代就彼此熟悉了。

1948年10月17日前后，外公韩诵裳虚岁六十五。为祝寿，韩诵裳带着全家人最后一次进照相馆拍摄全家福。

这张照片还是“同生”照相馆的作品。这家照相馆早已从廊坊头条迁至王府井大街，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看家手艺：用光柔和、光线富有层次感。

照片中，站在中间、梳偏分发型、目光没有和大家保持一致的小女孩就是我，外婆两只手握着我的右胳膊。

外公韩诵裳时任盐业银行北平分行经理。大舅韩德章执教于清华大学农学院，我爸徐献瑜任燕京大学数学系主任，二舅韩德刚在辅仁大学读书，姨姨韩德庄在燕京大学读书，三舅韩德扬在南开大学读书。

男士们都着西装打领带，女士们每人一袭合身又素雅的旗袍，既尊严体面又温馨祥和，完全看不出当年的时局已经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决战的关头。

1948年10月17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11月2日，沈阳解放，同日营口解放。辽沈战役胜利结束。11月9日，锦西、葫芦岛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从海上撤至关内，至此东北全境解放。两个多月后，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这张照片为即将永远逝去的一个时代留下了最后一份记忆。

短暂从政

1949年初春，中国共产党开始紧锣密鼓地组建新政权。北平市人民政府需要在工商界选择一位代表人物，韩诵裳被选中了。

二舅、三舅共同回忆说：“当时的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找我父亲谈了一次话，说他们调查发现北平所有这些银行经理都不怎么规矩，都是倒黄金、美钞的，只有韩经理还比较清廉。”

于是，韩诵裳先进入了北京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担任了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我查到了史料：1949年11月15日，北京市工商联推选出主任委员傅华亭、副主任委员浦洁修、凌其峻、刘一峰、韩诵裳，秘书长孙孚凌。随后在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韩诵裳当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

综合各家媒体的报道，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49年11月20日至22日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参会代表一共425人。其中，政府代表15名，选派代表325名，邀请代表85名。人民团体和机关工作人员代表超过总人数的70%。在人民团体中，工人代表80人，占第一位；工商界代表57人，占第二位。妇女代表占到了总人数的13%。

按照民主协商的原则，全体代表以无记名联记投票方式选举北京市市长、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委员。选举结果当场宣布。聂荣臻当选为市长，张友渔和吴晗为副市长，薛子正、牟泽衔、罗瑞卿、程宏毅、王文斌、梁思成、严镜清、翁独健、韩诵裳、徐楚波为政府委员会委员。12月9日，新政府宣誓就职。

当时坊间还对进入新政府的五名非中共人士有所分析。梁思成的当选，舆论普遍认为是新政府要对教育和建设事业下大力气了。其他四位，严镜清代表医药界，翁独健代表高等教育界，韩诵裳代表工商界，徐楚波代表中小学教育界。

二舅韩德刚说：“我看到过父亲任北京市第一届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的证书，上边有叶剑英的签字。”他还说：“父亲去开会非常认真，拿个本子记录，为金融界确实做过一些工作。”

两年以后，这个班子的人员组成又有新的变动。《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日刊登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各项任免名单，其中有关北京市的部分如下：北京市市长为彭真，市政府委员会委员由原来的十名增至二十六名。韩诵裳仍然名列其中。

在韩诵裳亲笔写的履历中，对这段经历的表述是：“1949年被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50年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及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是年12月因病请假。”也就是说，外公实际从政的时间很短。

在1950年韩诵裳告病请假的前几个月，他还参与了新中国第一个公私合营的投资公司的组建。有关资料显示，北京市兴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950年5月29日成立筹备委员会，乐松生是主任委员，韩诵裳、傅华亭为副主任委员。9月1日，公司成立，股东会选举产生二十三名董事，其中公股有贾星五等七人，私股有傅华亭、韩诵裳、乐松生等十六人。

翻查了一堆史料，我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韩诵裳确实被列入了中共统一战线的名单，给了他较高的社会地位。三舅说：“后来我们一度听说酝酿让父亲当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那时候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是崔月犁找他谈的。老爷子说身体不好，而且也不愿意做这个，后来是乐松生做了。”

作为北京市工商界代表人物，与韩诵裳同时被列为重要统战对象的还有乐松生和傅华亭。乐松生是同仁堂第十三代传人，1948年接任同仁堂经理。1954年，同仁堂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1955年初，北京市市长彭真亲临同仁堂会见了乐松生，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在中南海接见了乐松生。同年，乐松生出任北京市副市长。1956年，乐松生代表北京工商界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递交北京市私营企业全面实行公私合营的喜报。

傅华亭原来是北平市唯一面粉厂的总经理，先后担任过北平市财政局局长、北平市机制面粉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北平市粮食市场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他走的是民主党派从政的路子。1948年，他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之后一路高升，担任民建北京市分会第三、第四届副主任委员和第五届主任委员，北京市工商联第一、第二届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一届副主任委员。

看来外公韩诵裳有点“不识抬举”，他以生病为由，在仕途上急流勇退，也没有参加任何民主党派以图进取。1951年，他与盐业银行的关系也结束了。他在简历中写道：“因久病不愈，盐业银行准予辞职退休。”这一年9月，盐业银行在社会主义改造浪潮中加入了“北五行”联营联管，又于1952年11月加入私营金融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从此完成了历史使命。

也是在这一年，张伯驹参与了盐业银行公私合营前的资产评估，以个人无股票不能再任董事为由，退出了他父亲一手创办的这家银行。两袖清风，净身出户，这位盐业银行的少东家走得好生洒脱。

居家养病

韩诵裳个人简历的最后一句是“1952年：现在家居养病无职业，市政府职务迭经辞职均予慰留”。

这份简历写于1953年，此时他六十九岁。所被慰留的市政府职务主要指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以及兼任的北京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及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这些头衔在不久以后进行的换届中自然就被免去了。他以社会贤达人士的身份还留在北京市政协常委的名册中，1959年又进入了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单。虽然不领工资，但每月有公家发的两百多元生活费，相当于当时大学二级、三级教授的工资水平。

这一年的9月，我上小学一年级了，开始对世界有了比较清楚的记忆。

那时候每年春节，母亲都带着我们进城给外公外婆拜年，这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南柳巷25号对我们有着奇妙的吸引力，那里有太多和自己家里不一样的地方。两扇大门临街向东开，门前两旁有门墩、上马石。迈过高门槛，走进门厅，两旁有长两米左右的“懒凳”（凳身较矮，凳面用整木做成）。门厅的西面上方悬有“五世同堂”的匾。

出门厅就是正院，20世纪50年代我们去时正院还有一道“┐”形的木墙，遮住了五间大客厅，以及有一排坐北朝南的正房的长条形后院。这些房屋和院子都已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经租给中华书局做职工宿舍了。外公家只留下南院的正、偏两套小院，共二十八间半房，占南柳巷25号房舍的近三分之一。

沿院子里的石板甬道左拐向南，上台阶，进一道廊子，迎面四扇绿漆门，正是大姑婆、大姑老爷（韩俊华、李莲普）的李宅。沿廊子继续向西走，没有多远，再上台阶，跨进一道对开的门，就是外公韩诵裳的家了。

曲径通幽，还要先走上一小段弯弯曲曲、雕梁画栋的中式游廊方能进入。廊的一边有假山石、葡萄架、枣树。廊檐的终点处，左边的山墙下蹲着一只青铜水缸，里面有时养荷，有时养鱼（后来我才知道水缸其实是防火用的）。从这儿再上两步台阶，就进入外公外婆住的正房那宽大的廊檐了。

正房三大间，两进格局，上有梁，下有隔扇，东西间前后都各有两扇大玻璃窗，明亮宽阔。正房三间当中的那间是客厅，我们拜年就在这里。进屋是一个大硬木方桌，围着数把椅子，人多吃饭时，可以立起四边成为圆桌；左右各有通向东西两房的木门，门旁有木制隔扇，每个隔扇都交错裱着一书一画，书是外公韩诵裳的行书，画则是外婆高珍的山水。再往里，一对摆放古董的雕花硬木玻璃柜，分别立在左右两边，柜里收藏着各色鼻烟壶、印章和官窑瓷器。再往里走就到了客厅最里边：一铺大炕紧靠着两大扇玻璃后窗，明亮的光线洒进来；炕沿很宽，炕上铺着厚厚的褥子，上面放着硬木炕桌、靠垫，炕两头立着通顶的推拉门式壁柜。这是我们最稀罕的去处，每次都要抢着爬到炕上玩，饭后挤在炕上睡午觉。

外公家正房前有廊，廊外有檐，檐下有宽宽的好几级石阶。站在廊檐下，眼前是一个方砖墁地的院子，右边两间东屋当年是三舅家的住处，左边一溜儿西屋（又称“花厅”或“九道湾”）是大舅一家的住处。对面，上几级高台阶后可以看到一间房，被称作“藏书楼”，其实只有一层。我的表弟李楯（大姑婆韩俊华的孙子）小时候随我外公上去过，他说里面放着木制的书架，摆满了线装书。

北京的四合院讲究花木葱茏。最常栽的花木类是丁香、榆叶梅、海棠，攀藤类是葡萄、藤萝，乔木类的是枣树、槐树。这些外公家院子里几乎都有：左边是一大架藤萝，底部那粗壮的主干大人用两手都握不住；右边是一大株白丁香树，半个院子都树影婆娑；满院子还有不少花，地里栽着芍药、茉莉、牡丹，沿墙种着一长列的玉簪，廊子、台阶上摆放着盆栽的菊花。

1954年的暑假，我在外公家住过一个礼拜，国庆节我和大弟弟徐澂为看天安门礼花烟火又在外公家住了两天。这下可有机会把外公家转了个遍，院子、回廊、廊檐、假山、正房、厢房、后院夹道的房间、“九道湾”，以及带着大灶的中式厨房，有抽水马桶、浴缸、锅炉的西式厕所（老辈人称为洋茅房），每处都令我们好奇，忍不住跑进去打量。

爷爷和孙女（韩渤鹏、韩德常）在南柳巷家中

当然，我那时最好奇的还是进大门时正院里那道“┐”形木墙挡住的部分，后面有一大片经租充公的房子。我只是在老照片上看过它们的模样，在那后边应该有一处架着竹篱笆门的大院子，母亲小时候留下不少在院里玩耍的照片。不知母亲的闺房是否也在那边？可惜，我始终没来得及探寻，以至于这个遗憾至今还偶尔会入梦而来：小小的我，走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南柳巷25号的正院和后院，在一片影影绰绰中东张西望，寻找母亲当年的闺房。

这个夏天和国庆节，我和外公外婆在日常生活中有了更多的接触。

外公是个不苟言笑的老人，胡子刮得干净，微谢顶。正房的西屋后窗下，摆着一张大理石面硬木中式书桌，下面带有脚踏。外公经常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面对笔墨纸砚，做每日的功课。他给我布置的暑假作业也是描红模子。

外婆比外公年轻很多，她爱穿颜色素洁的斜襟袄儿，肤色白皙，举止文雅，言语温和。正房东屋的前窗下，也有一张大理石面硬木中式书桌，外婆每天在这里研墨运笔，手把手教我画竹子：竹节、竹枝、竹叶，我一笔一笔学。外婆说：“画竹最与书法相通。”

外婆喜欢花。她常走出大门，在胡同里卖花的挑担上买几个白茉莉花骨朵穿成的花串，别在自己的衣襟上，拴在我的衣扣里。晚上坐在院中乘凉，众人身上戴的花串清香袭人。

外公家的书多是线装的，有全套的《本草纲目》《芥子园画谱》，其余的则是成套的文史资料，成套的《良友画报》，此外还有一些西洋画册。据说外婆学过油画。我找不到想看的，就到三舅房里的书架上翻，翻出一本竖排刻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捧着它坐在廊下很吃力地啃。外婆看到了，把书收了回去，说：“你还小，不宜看这种书。”第二天，她就带我到琉璃厂的中华书局，给我买了两本书：简写版《史记》和《左传》。等到我回家时，外婆又送我了一本《芥子园画谱·竹谱》。

后来我才知道，外婆虽为女儿身却怀男儿志，她从来不爱看《红楼梦》，却爱看《三国志》，并为书中的忠义之举落泪。

南柳巷离天安门广场不远，我们站在自家的院子里就能看到夜空的灿烂。

我和弟弟住在东厢房大舅屋里。这里有一个长长的过道，通向尽头宽敞的正房，过道的两边都是小格子间。我和弟弟分别睡在两个格子间里。这套房子就是“花厅”，也就是所谓的“九道湾”，它有三十六扇窗户，格局很巧妙。当年还是高中生的达明姐姐去参加广场联欢，半夜回来时蹑手蹑脚地进门，老式的木门“咯吱”一响，惊醒了我，她轻声说：“泓泓，是我，睡觉啊！”她又到对面的格子间看了一眼熟睡的弟弟，然后一闪身进了里屋。

弟弟来住，外公和我们相处的时间多了一些。韩家重男轻女，弟弟是外公的第一个外孙子，自然金贵得很。记得母亲多次提过，百天以后，她抱着弟弟回娘家，外公端详着襁褓中的弟弟，连连说：“比下去了，全都比下去了。”得意之态，溢于言表。弟弟的名字也是外公起的。“澂，清也。从水，徵省声”，是个古字，形容水清而静。60年代弟弟去黑龙江兵团插队时，嫌这个字太偏，把它改为成功的“成”了。

一年以后，在与上张照片相同的地点——外公家正房廊檐下，留下了上页这张十八人的大合影。这张照片应该是1955年10月16日拍摄的，是一个礼拜天，第二天——10月17日就是外公七十一岁的阳历生日。韩家三代聚会，为外公祝寿。

说到为外公祝寿，必然要说到韩家人最爱吃的打卤面，这个嗜好保留了津门的习俗。按照老天津的规矩，为老人做寿或者结婚必备的吃食就是打卤面。此外，旧历年初二是“姑爷节”，女儿带女婿回娘家拜年，也讲究吃打卤面。我们跟着母亲去外公家，不是为外公庆生，就是给外公拜年，因此回回都吃打卤面。

外公家的打卤面好吃，面条筋道，面卤地道。香菇、木耳、黄花菜、肉片、虾米加上好汤煮，勾芡收汁成卤，再把鸡蛋打匀甩在卤上；起锅之前，用铁勺炸点花椒油，趁热往卤上一浇，“嘶啦”一响，椒香四溢，成了。据说，吃正宗的津味打卤面，还需加一点儿天津的独流老醋。此醋与山西陈醋、镇江米醋齐名，有三百多年的酿造历史。

我不记得当时吃的是什么醋了，但记得即便吃打卤面，桌上也一定会放一小碗炸酱。外公家的炸酱面更让我们大饱口福。猪肉丁炸酱香味喷鼻，周围摆着好几碟“面码儿”：青蒜、香椿芽、掐菜、青豆、小水萝卜缨、焯过的鲜豌豆、黄瓜丝、扁豆丝、韭菜段等。炸酱面讲究冷天吃“锅儿挑”热面，热天吃过水凉面。我们冷天去的多，自然吃“锅儿挑”热面。

韩家吃面有一景：外公鼻尖出汗，我母亲鼻尖出汗，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鼻尖出汗。众人吃寿面时，大桌围着一圈人，每人面前一碗热面条：打卤面、炸酱面。呼噜呼噜吃得尽兴，吃得热气腾腾，老少三辈个个鼻头上汗珠晶莹。

鼻尖爱出汗，是韩家的遗传密码。大舅韩德章也爱鼻尖出汗，据老人们说，当年他结婚的时候，几个姑太太都提醒他：“别出汗！别出汗！别出汗！”

韩家人爱吃面，各种面条都能招呼。二舅到老了还记得：“琉璃厂边有一个哈记牛肉面，是哈氏兄弟开的，还卖北平最出名的风筝‘沙燕儿’。在那里吃面的人，蹲在地上，端着大海碗，挑起的面条特粗，像铁条儿。”最能欣赏饭菜的五姑姥爷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屡次记有“去韩府食面”。

这次过完生日，外公家就没有再照过全家福了。

转年就是1956年，从那以后平静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政治运动的风声越来越紧，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波接一波。我的父母和三位舅舅都在大学里教书，均或深或浅地被时代潮流裹挟，惶恐、紧张又忙乱。姨姨韩德庄和姨夫孙会元也于1956年7月随农垦部部长王震到黑龙江牡丹江农垦局下放锻炼。

南柳巷25号凋零了。

外公晚年居家养病，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心情如何已无从得知。我猜想他可能有许多不解。老友张伯驹向来不问政治，但后来他表达了态度，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支持学生们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北平解放前夕，他与一些社会名流呼吁保护古城，为和平解放北平奔走斡旋；1956年，张伯驹更是把一百一十八件顶级字画文物捐献给了国家，但1957年他却因所谓的“宣扬坏戏”莫名其妙地被划成了右派，从此命运多舛，一度漂流在东北。

外公的另一位老友、亲家孙明哲也被划成了右派。这位富商子弟留美归国后，一直从事金融业。他拒绝和日伪合作，也拒绝了国民党政府为他安排的海外高薪工作。他的哥哥孙冰如应该算“红色资本家”。孙家所控股的两个寿丰面粉厂1948年抵制了国民党政府要求企业南迁的命令，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围城的炮声刚落就开工生产，加班加点，在天津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让老百姓吃上了饺子。

1955年由周恩来总理指示，经中央统战部推荐，孙明哲担任了中国进出口公司专员。1957年，他响应“大鸣大放”的号召，对外贸口的一些官僚主义现象提了点意见，不幸“落网”。住在对门的亲家李克农将军也救不了他，因为李克农连自己的女婿也保护不了。孙方1957年也被划为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两年多。孙方去世后，在生平介绍中对这一段遭遇盖棺定论为“遭康生迫害被错划”。

还有一位是外公自少年时代就结交的朋友陶孟和（原名履恭），他比韩诵裳小三岁。20世纪初，两人一起在天津严家私塾读书，一起毕业于南开中学第一届师范班。1901年春，严范孙先生为“严馆”最初的十一名学生做的誓词中特意提到陶孟和：“陶履恭，孤儿也，当厚自策励，而去其童心。尔十人之待履恭也，悯之，爱之，砥砺之，使无坠其家学，是则今日此举为不虚矣。”

陶孟和比韩诵裳晚一年以官费生身份赴日本留学，1910年又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社会学和经济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3年归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4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这段时间韩诵裳正在北京办教育，两人多有交往，互有切磋，陶孟和自然成为南柳巷25号的常客。

陶孟和后来的学术贡献主要在社会学方面，1929年他在北平主持成立了社会调查所，广泛开展对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制度、经济理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对外贸易、财政金融、劳动问题、人口问题、统计等的社会调查。我的大舅韩德章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理学院农学系，第二年就加入陶孟和麾下，在北平社会调查所任职。1934年，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仍然由陶孟和担任所长。到1948年底，国共两党最后的决战关头，中央研究院各所的所长们分裂为两派，一派以傅斯年为首，主张随国民党迁往台湾地区；一派以陶孟和为首，主张留守南京，等待解放。陶孟和那时患有心脏病，他不顾年老体弱，单身住在社会研究所办公室，照常主持所务，以稳定人心。到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时，中央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留在了南京或上海，其中社会所更是没有一个人跟随国民党去台湾，全所财产，包括图书资料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损失。

南京解放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将军身着灰布军服，带着一位警卫员，来到社会研究所办公楼，专程看望陶孟和，向这位老先生表达敬意。几个月后，陈毅力荐陶孟和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20世纪50年代初，陶孟和常来南柳巷串门，与外公叙旧。当时三舅韩德扬新婚不久，三舅妈刘璐就在中国科学院语言所工作，正是陶孟和分管的四个所之一（其他三个所是社会、历史和考古）。外公介绍说：“我这个儿媳妇就在你们科学院工作，她的工资是每个月二百四十斤小米。”

陶孟和回答：“那相当于二十四块钱工资。好干部！好干部！”

三舅妈至今记得陶孟和笑容可掬的样子，她告诉我：“他和你外公谈得很热闹，熟络得像一家人。你外婆特地端出一小碟中式酥皮点心请他用，还递上一双筷子。后来陶院长说：‘韩家可真讲究，招待我吃点心用筷子，我原来想抓起来就吃了。’”

1957年整风运动时，陶孟和提意见，认为“旧知识分子未得其用”。在反右斗争的高潮中，他仍然直言不讳地表示应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而不应当敌视他们。他表示很痛心看到知识分子遭到政治运动带来的浩劫。由于这些言论，他被内定为右派分子，虽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未动，全国政协常委的地位未变，但从此有名无实。而他专长的社会学，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被当作伪科学遭到否定和批判，甚至被取消（1953年中国科学院社会所改名为经济研究所）。他晚年只能把精力投入到中国科学院的图书、出版等事业的建设上，他的学术地位由中国社会学、社会教育学的奠基人萎缩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创始人。

1960年4月，陶孟和抱衰病之躯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抵达上海后的第三天，突发心肌梗死，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外公痛失这位有一甲子交情的老朋友。

告别祖宅

下页这张照片中，外公戴的还是深色玳瑁框眼镜，穿的中式制服，领口扣得严整。不记得外公什么时候留起了胡子，但这把美须，再加上难得一见的温煦微笑，让老人家的面孔生动起来。这文质彬彬的风度，不像官员，不像银行家，更像一位儒雅的学者。

1959年4月17日至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共有1071名委员出席。韩诵裳的名字出现在本届全国政协委员308名特别邀请人士的名单之中。

这届政协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召开的，历经反右、“大跃进”，1959年初，全国农村已出现饥荒，开始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共中央提出“弛”的方针，采取各种措施，调整关系，重提“统一战线”政策，以调动各种人士的积极性，克服暂时的经济困难。

这次政协与以往相比，有两点不同。第一，它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召开，全国政协委员旁听全国人大的重要议程。也正是从1959年开始，“两会”同时召开成为惯例。第二，会议结束的当天，4月29日，召集六十岁以上的委员开茶话会，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希望过了六十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历留下来，以此作为对社会的贡献。因此，这届政协委员当得比较辛苦，休会期间各种小会也开个不停。

三舅妈刘璐说：“老爷子不愿意参与政治，他后来频告病假，不再去开会。”

进入60年代，韩诵裳病情加重，下身瘫痪，卧床不起。南院正房的西间改成了他的病房。1963年 7月 22日，韩诵裳在协和医院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追寻外公一生的踪迹，我越来越感到老人家骨子里还是一位士大夫型的文人。他自幼接受了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长于书法，喜爱赋诗填词，后来虽然多年供职于银行业，出入金融界，但无意追求发财升官，始终淡泊名利，更乐于结交名士、收藏字画、谈诗论道。

如果藏品可以透露藏主的心境，那么我推测在历史人物中外公很敬重林则徐。上文提到过他收有林则徐手书的一副对联，荣宝斋判定为真迹。在家中“九道湾”的正房里，左右两根门柱上还嵌刻着林则徐的一副对联。可惜没有一位后人记得上述两副对联的内容了。

李家后代在清理旧物时，发现了一个扇面，一面有韩诵裳抄录的杜甫的一首诗，另一面是高珍画的松与石，送给“仰白姐夫大人”作生日礼物。这首题为“暮归”的诗应当作于768年，当时杜甫漂泊在湖北公安。在杜甫留下的千首诗中，韩诵裳独独选择了这首，以欧体抄录，是否也在表达一种寂寞的心境。“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穿越一千多年的时空，他与杜甫是共情的。

一面是韩诵裳抄录的杜甫的一首诗，另一面是高珍画的松与石

韩诵裳的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刹之一的嘉兴寺 举行。仪式上，摆着周恩来总理送来的花圈，吊唁队伍里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邓颖超的秘书张元等。

韩诵裳的丧事办完不久，邓颖超就来到了南柳巷25号，由我的姨姨韩德庄陪着。韩德庄提前从燕京大学毕业后，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从1950年起在全国妇联担任机要室秘书、档案组组长，1955年还担任过邓颖超的代理秘书。据她回忆：“解放后，我父亲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总理对他说我们两人是先后同学，我们两人的夫人也是先后同学呀。”原来，周恩来1913年考上了南开学校，上了四年学，而韩诵裳是南开中学师范班首届毕业生，日本留学回来后还在南开教过书，因此周恩来一直称他为“大学长”。而外婆高珍毕业于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后改名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邓颖超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比高珍低两届。

据家里人回忆，邓颖超和高珍是在正房卧室里谈话的。她问高珍：“有什么困难吗？政府都可以帮助解决。”高珍回答：“没有任何困难，孩子们都大了，有工作，也有收入，不用麻烦政府。”邓颖超提出给高珍安排个工作，想让她补韩诵裳的全国政协委员这一职位。高珍婉言谢绝了：“我是家庭妇女，这一生没有接触过政治。”

两人聊起当年在学校里的事，邓颖超提到校刊，她说：“我记得有一期上登着咱俩的文章，你一篇，我一篇。”于是高珍把保存多年的一份校刊拿出来，展开一看，果然如此。邓颖超喜出望外：“借给我看看吧。”高珍交给她说：“你拿走吧，送给你吧。”

后来，邓颖超对姨姨韩德庄说：“你母亲高珍，高大姐，在女师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学生，可惜嫁到韩家大门，这辈子就淹没了。”

一年以后，1964年夏天，外公家（我们以后改口叫外婆家了）就搬出了南柳巷25号，在朝阳区金台路水碓子的一处公寓楼安家。与祖宅的告别很急促，也很彻底，说搬就搬，说走就走，颇有外婆高珍的风格。据说这也是她的意思，她说过：“什么花枝柳巷的，不像正经人住的地方。”

幸亏搬家果断及时，两年以后，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南柳巷25号在劫难逃。 MGSlFf5WFwtBjFBK9kdIp/IftPB7Ps90FYz5SX0UX9uPY/f4RhmJf3tnaKGSw5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