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韩家的女人们

母亲的奶奶卞氏，深眼窝，高鼻梁，面容清癯，衣着简朴，神态端庄。她是天津“乡祠卞家”的女儿卞珩昌。在孙辈的回忆中，这位老太太才是南柳巷25号的实际掌门人：“每临大事有静气，不言自威。家里家外，但凡有事，任爷爷怎么说，奶奶坐在炕上，纹丝不动。等爷爷发过火了，她才开口，说一句是一句。”

卞家也属天津“八大家”，不过是新“八大家”。咸丰年间口诀中的“八大家”，有的后来逐渐败落了，新的又不断生成，于是崛起的家族取代了衰落的家族。坊间又流行起新“八大家”的口诀：“天津卫，有富家，估衣街上好繁华。财势大，数卞家，东韩西穆也数他。振德黄，益德王，益照临家长源杨。高台阶，华家门，冰窖胡同李善人。”

乡祠卞家，是天津新“八大家”的首富。卞家的祖上是江苏常州武进人，来天津落户，应该是在康熙年间。卞家专营进口纱布，以“隆顺号”货栈发迹，后来又开办了众多的棉布庄、海货店、当铺等。第四代卞树榕又开始研习药理，制作丸散膏丹，开设了天津第一家药局。到了卞煜光这一代，卞家靠着“隆顺榕”和“隆聚”这两家商号已成为天津商界的大佬，位居首富了。

位于东门里乡祠南的卞家大院，占地约一万平方米，分为两个大院，所有房屋均为砖木结构：青瓦铺顶，四梁八柱，南北房用的是大圆柱，东西厢房用的是略细的方柱。平时卞家兄弟十四人分户独居各院。家中办红白喜事时，各院堂便把屋后的山墙板门同时打开，形成一个整体庭院。卞家大院院墙又长又高，多年后，百姓借墙建房，渐渐形成了一条胡同巷子，名字就叫“卞家大墙”，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老城厢拆迁。

母亲的爷爷韩渤鹏娶了卞煜光的女儿卞珩昌，老“八大家”的首富韩家和新“八大家”的首富卞家成为一对亲家。

铁干虬枝的七大姑八大姨

旧时的天津，社会圈子分得明白，首推老“八大家”，其次是新“八大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所谓的本帮。本帮内自成一体，世家之间互相联姻，一环套一环，结成蛛网般的社会关系。母亲的奶奶卞珩昌的一个姐妹卞璜昌嫁到了“长源”杨家。由于卞家姐妹分别嫁进了韩家和杨家，韩家与杨家成了姨表亲。“长源”杨家也属天津“八大家”，而且与韩家一样，同时上榜新老“八大家”。清朝咸丰年间，杨家从一破落的盐商子弟手中买到了邯郸、武安、涉县、磁县四县盐引的专卖权，开始经营盐务，以开设“杨成源”盐店致富。后来又开设了一家“长源号”银楼，开办了“长源号”钱庄，数年之间，陆续开办了“中裕”“中祥”“中昌”等大小当铺三十余家，遍布天津及河北各地，成为典当业的首富。

在老一辈的回忆中，杨家大宅院大略是这个模样：“前院高，后院低，从前院到后院须下台阶十余级。前院建筑共分北、中及南三组，正厅为较高砖木结构。穿堂门通中院，南北厢房各三间，最后是宗祠院，正房是宗祠楼，上下各三间，楼下供奉佛像及历代牌位，楼上存放历代祖宗的影像。南北厅房各三间，北房为佛堂，南房为书房。自宗祠楼后身下台阶十余级即为后院部分。南半部为石砌假山，有两座凉亭和花池等，北半部沿老铁桥大街修建住房。杨家房屋构造多为青砖墙瓦顶，四梁八柱，多采用木花棂支墙窗和花格木门。山墙驳风头有绚丽砖雕。室内多是木隔墙和木花棂平窗，做工精巧，砖雕、木雕具有天津民间工艺独具一格的特色。” 新老“八大家”的宅院大多是这种晚清的建筑格局，其砖雕、木雕带有津门特色。

此外还有姑表亲，我很早就发现母亲的“表叔数不清”，比如来往多、名气大的袁复礼、袁同礼。在几张20世纪40年代的韩家全家大合影中都出现了袁复礼、袁同礼的身影。这两位声名显赫的文化人与他们的堂兄弟袁敦礼，在20世纪30年代被称为“袁氏三杰”，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宋氏有三龄（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袁氏有三礼（袁复礼、袁同礼、袁敦礼）”这一说法。请教长辈方知，我的外公韩诵裳与他们以表兄弟相称，我母亲称呼他们“二表叔”“三表叔”。

这究竟是怎样一层亲戚关系呢？梳理脉络，我发现“袁氏三杰”的祖父袁廷彦与我外公韩诵裳的祖父韩荫棻曾同时在清廷做官。袁廷彦，字际云（也作寄耘、季筠），安肃（河北徐水）人，祖辈为官宦人家。他精通经史，文质彬彬，曾任刑部主事，后又到了法部，升为员外郎，最后为郎中衔。韩荫棻则一直在户部。两家结了儿女亲家：袁廷彦的儿子袁承忠娶了韩荫棻的女儿韩毓曾，生了两个儿子——袁复礼、袁同礼，被袁府上下尊称为“韩太夫人”。

三舅妈刘璐从美国发来信息进一步证实说：“袁同礼的外孙女整理她妈妈袁静保存的老文件和往来书信时遇到些疑难，弄不清楚谁是谁，曾问过我。韩、袁两家关系较近，资料中出现的袁承忠和韩毓曾应是袁复礼、袁同礼的父母，因为韩渤鹏名耀曾，与韩毓曾应是兄妹或姐弟关系，也就是说你外公（韩诵裳）的姑姑嫁给了袁家，所以他们是姑表亲。”

与韩家一样，袁家也是自祖父袁廷彦起就开始在北京南城置房产。他们的祖宅——南横街20号（现南横东街155号）是个三进四合院。各进院内有用卵石砌边的砖铺人行道。第三进院子北房的堂屋和两边房间的隔墙是硬木雕花的，上有雕刻的花卉图案，极为精致考究。南横街的袁府与南柳巷的韩府相距不远，两家的内眷走动很方便。

韩家、卞家、杨家、袁家的后人都有一大堆表兄弟、表姐妹，有如《红楼梦》里的四大家族——贾、史、王、薛相互联姻，姑表亲、姨表亲数不胜数，由此可见，中国传统亲情社会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正是以七大姑八大姨作为铁干虬枝而伸展。

当我收集到母亲的三表叔袁同礼的结婚照后，通过人脸识别、爬梳史料等读出了照片背后深一层的人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从母亲的曾祖父韩荫棻起，“天成号”韩家已经把儿女联姻的目标从新老“八大家”内部开始转向仕宦书香望族。当然，这个重要的转向，关键的一步在与严修 先生家的联姻。严范孙先生在老韩家长辈心中具有极重的分量。但凡提起严家，提起严范孙老先生，韩家老一辈不仅以“世交”“通家之好”称之，而且言语间充满感激之情：当年韩家的房子不够用，母亲的祖父为安顿家眷向严老借房子住，这一住就是十几年。那时候，“天成号”韩家已经家道中落，韩荫棻、韩渤鹏两代都在京做官，他们把家眷留在天津，多亏严家照拂，不仅借房居住，而且韩家子女都进了严家私塾读书识字。

韩家与严家的第一层联姻关系是母亲的祖父韩渤鹏有一位姐妹嫁到了严范孙先生家。这位韩家小姐名叫韩静茹，是严范孙先生的第五个儿子严智钟之妻。当年，他们举行的是新式文明婚礼，曾轰动天津。两人生有一子严仁覃。严家的“仁”字辈和我的外公韩诵裳是同一辈分，但年龄与我母亲这一辈相当，严仁英、严仁赓、严仁莉等后来都与韩家有往来。再下一辈是“文”字辈，例如严文凯、严文典、严文苓等，他们与我们兄弟姐妹都曾是同学，大家常常以辈分之差互相打趣。

韩家与严家的第二层姻亲关系实际上是卞家与严家的“姑嫂换亲”。一是卞家娶了严家的女儿。母亲的祖母卞珩昌有一个侄子卞肇新（卞俶成），他是卞家振兴家业的一个重要的核心人物，娶了严范孙的长女严智蠲为妻，两人生有十三个子女，都学有所成。卞家后代众多，和母亲同一辈分的是“学”字辈。我只知道其中一位是在美国的卞学 ，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航空航天学专家，一直和韩家保持联系，尤其与母亲的五姑父梅贻琦相交甚深，算是母亲的远房姨表亲。二是严家娶了卞家的女儿。这门亲事我没有查证清楚，因为卞家是母亲的姥姥家，所谓的外亲属于出了五服的亲戚，能获得的线索就很少了。

世界本来就不大，更何况是那时的精英阶层。写作之时，每每发现笔下涉及的一个新人物，若寻根问祖、拐弯抹角，则或多或少都能和韩家、卞家、严家、杨家、袁家等扯上关系；画个家谱图，勾个社会关系网，交叉纵横，常有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的乐趣。

【附】识别一张婚礼照片

1927年7月3日，北京《晨报副刊·星期画报》曾在显著位置刊登过上面这张照片，并在其旁标注了照片中的人物：“证婚人颜惠庆（新人身后中立者），介绍人汪大燮（颜右边的长须老者）、梁漱溟（颜左边），主婚人王锡炽，奏乐杨仲子（新郎右）、刘天华（最左边）。”

婚礼的具体日期在吴宓写于1927年5月21日的日记中得到确认：“下午三时，至南河沿欧美同学会，观袁同礼与袁慧熙女士婚礼。甚为铺张热闹，宾客众多，晤城中相识多人。五时礼毕，宓独赴北京饭店阅书。”

有研究文史的学者曾对这张照片中的人物做过解读：“杨仲子、刘天华为袁慧熙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学习时的老师，请来奏乐助兴自然是近水楼台之举；王锡炽早年获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其叔父即王正廷，曾在汪大燮内阁任外交总长，欧美同学会创始人之一；而汪大燮、颜惠庆皆政界要人，在此不表。唯梁漱溟与袁同礼的关系为笔者所好奇，二人年龄相近且均在文化、教育界做事，梁漱溟有此媒妁之举，想来绝非泛泛之交……”

我则对“在此不表”的证婚人颜惠庆和介绍人汪大燮更为好奇，两位都是北洋政府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官，出使多国，也多次参与过国际谈判，还先后出任过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母亲的祖父韩渤鹏也曾在北洋政府国务院任谘议。1917年，当王士珍被聘出任国务总理时，韩渤鹏还当了总理秘书。看来，他们应该是一个圈子的人。

得知新娘袁慧熙是清末太常寺卿袁昶的孙女时，我顿有醍醐灌顶之感。袁昶是清光绪二年（1876）恩科进士，授户部主事，与母亲的曾祖父韩荫棻金榜题名的时间大约是前后脚，而且他们还都曾在户部供职。袁昶才干出众，放外任时兴水利，办教育，增税收，实施了多项变革。1898年，他被朝廷召回，后官至太常寺卿。后来义和团起事，慈禧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对付列强。袁昶三次上奏疏，力陈“奸民不可纵，使臣不宜杀……严劾酿乱大臣”，结果反被慈禧下令在菜市口处死。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起“名臣忠谏”的公案。

看来我最初对袁同礼婚礼盛况的理解还是肤浅了。这盛大场面不单单是因为袁同礼的社会身份举足轻重（留美归来的图书馆学家，当时正参与筹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更因为新郎与新娘，尤其是新娘的家世背景深厚。这个婚礼聚集了晚清到民国初年主张谈判议和的改良派人士，因而“甚为铺张热闹”，并上了副刊头条。

一团静气的韩家姐妹

韩渤鹏与卞氏生有二子五女，长幼序列为：韩俊华（女）、韩振华（男）、韩缙华（男）、韩升华（女）、韩咏华（女）、韩恂华（女）、韩权华（女）。其中，老三韩缙华在不满二十岁时早逝，于是韩家这一支只剩下唯一的男丁，也就是我的外公韩振华。

老韩家阴盛阳衰，韩家老太太生的女儿多，且在对女儿的教养上留心用意。“天成号”韩家后来更多是依靠韩家姐妹光宗耀祖，续写家史，这与韩家老太太的洞彻事理、审时度势、思想开通分不开。

韩家闺阁教育严格，德容言功、规矩礼节，逐一规训。韩家的女儿们个个举止温婉端庄。从一个细节可窥一斑：她们进餐时姿势优雅，左手端着饭碗，大拇指扣住碗边，食指、中指托住碗底，翘起小指；右手执筷夹菜，垂头吃饭，严守“食不言”。

上图这张照片中，五姐妹沿台阶次第而立，身后的旧式木质屏门、棂条花格窗户清晰可见。她们都身着立领、斜襟、宽袖口的薄棉旗袍。五姐妹中有三位已经出阁，四姑韩升华正怀着身孕。尽管已不年少，但五姐妹自有一种气质，正如一位民国老人所言：“气质是从静中养出来的，底子里还是一团静气。”

韩家老太太的不同寻常之处，更在于她很早就接受了新一代女性要“大脚、带着文凭出嫁”的观念：首先，她解放了女儿们的脚，除了生于1882年的大女儿韩俊华被缠足裹脚，后来生的四个女儿都放了天足；其次，她鼓励女儿们读书，把她们一个个送进严氏女塾，并支持她们上大学乃至出国留洋继续深造。

1902年，严范孙先生去日本考察教育，对女子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国后，于同年冬天在家中创办了严氏女塾。念书的主要是严家的女子，也有几个亲友家的孩子，这里面就包括韩家姐妹。据韩咏华回忆：“严范孙老先生先收我长兄韩振华入了他的家塾。后来他说韩家的女孩子也可以一起来读书。于是我在十岁那年……进入了严氏家塾。”

严氏女塾设在严家的偏院——酒坊院中，可不是“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的传统私塾，其课程设置已是中西合璧：上午学缝纫、洗衣、织布，下午有国文、英文、算术、日文、音乐、图画、手工等，初创时还聘请了几位日籍教师。严范孙先生亲自讲授作文课，并编写了《放足歌》，教女学生们演唱。

严范孙先生把培养学生注意容貌举止以及养成好习惯也列入教育范畴。他手书了四十字的“容止格言”，要求男女学生人人默诵、个个遵守：“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1905年，严氏女塾改为严氏女学，这是天津最早的女子小学堂。同年，严范孙先生又参照日本模式创办了保姆讲习所。

那一年夏天，严宅院子中央盖起了一座活动室，里面有用玻璃做的顶棚、高大的窗户，宽敞、干净、明亮；墙角摆着一架风琴，四周挂满了动植物图。日本女子大野铃子在此当起了教员，主讲保育法、音乐、钢琴、体操、手工和儿童游戏。基础文化知识，如英文、算术、生理、化学等课程则请张伯苓 及南开学堂的其他教师讲授。这个保姆讲习所师资力量之雄厚，由此可见一斑。因此，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女学生，专业素质过硬。与此同时附设的蒙养园（幼稚园）也办起来了。

保姆讲习所是中国最早的培养幼儿师资的学校。据可查到的资料记载，第一批学员有严智蠲、严智闲、严智圆、张祝春、韩升华、韩咏华、刘清扬。前三位是严范孙先生的女儿，张祝春是张伯苓的妹妹，韩升华、韩咏华则来自严家的世交韩家。韩氏姐妹两人同在严氏女塾读书，同在严氏幼儿师范上学，毕业后还同在严氏幼稚园任教。严家按照韩家的排行称呼她们为“韩四姑”“韩五姑”。

韩升华、韩咏华相隔两岁，当年她们到严氏女塾上学的时候，一水儿的男孩子打扮：素净的长棉袍、厚厚的毛坎肩，一头长发盘进帽子里。

韩咏华在严氏女塾读了三年书以后上了幼师：“当时我还只有十三岁，又是严老先生一句话：‘韩五姑可以上幼稚师范。’于是我便上了幼师。” 她十六岁从严氏幼师毕业，本想南下去金陵女子大学继续求学，却遭到父亲韩渤鹏的反对——“严老培养起来的人，应给严老效力”，于是韩四姑、韩五姑留下来成为严氏幼稚园最年轻的教师。1908年，天津《醒俗画报》上刊登了一幅时事图片，标题为《参观蒙养院纪盛》，图片说明为“韩升华女士教小学生唱歌，日本老师大野铃子弹琴伴奏”。

严范孙先生的孙女、著名妇产科大夫严仁英回忆童年时代时，对教她音乐课的另一位韩老师——“韩五姑”韩咏华也记忆犹新：“韩老师琴弹得好，歌儿也唱得好。”她们的妹妹“韩六姑”韩恂华也在严氏女塾读过书，还演过新戏：“严修……1906年就在自己家里组织儿孙们演出新剧，并搭凉棚由张伯苓、韩恂华等参加演出《箴膏起废》一剧，据说这是在天津最早演出的第一个新剧。” 算起来，那时候登台演戏的韩恂华还只有七岁。

韩恂华和妹妹韩权华高中毕业后正赶上了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首开女禁。从1920年初开始，北京大学先后分三批招收了九名女生为旁听生：江苏三名，甘肃一名，贵州一名，四川两名，安徽一名，天津一名。其中来自天津的就是韩恂华。同年秋，蔡元培决定正式在北京大学招收女生，于是以上九名旁听生都被录取。这一年，韩恂华二十一岁，她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的正式生。

《北京大学日刊》曾特辟“本校女生”一栏，介绍了招收的九位女生。因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连北大的师生也感到新奇。顾颉刚先生在《悼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有一天我去取北大《日刊》，哪知早已被同学们一抢而光，原来这天报上登着这些女同学的姓名，大家要先睹为快呢！”两年以后，韩家最小的女儿韩权华也考入了北京大学文科预科。

韩恂华、韩权华大学毕业后都立志赴美留学继续深造。当年，女学生随丈夫出国留洋的不少，只身一人留洋的比较少见。更何况，两个女儿年纪都不小了，早已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当时的社会舆论对“女子晚婚”和“女子留洋”多有苛责，缺乏善意，但韩家老太太不在意外面的飞短流长，她一锤定音，先后送两个女儿远渡重洋：韩恂华二十六岁时去美国学习营养学，韩权华二十四岁时由河北教育厅保送官费留学美国，在离华盛顿不远的巴尔的摩城皮博迪音乐学院专攻音乐史。

“山川清秀”的韩权华

最小的女儿韩权华故事最多。我总感到她在韩家老一辈的口中仿佛一个传奇。她生于1903年，与大姐韩俊华相差二十一岁，比六姐韩恂华小四岁。

韩家出美人，这个说法最初就源于韩权华。1922年，她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1924年转学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沙滩红楼仅上了两年学。著名报人许君远在《读书与怀人》一书中留下了这样一段经典的记述：“乙部（文预）女同学较多，最漂亮的是韩权华，长身玉立，洒然出尘。”

韩权华的美在北大校园里引来无数追求者。她接到不认识的人的来信不知凡几。据家里老人回忆：“当年追求她的人排队，时常要把找上门的轰走。”北大历史系已婚教授杨栋林是追求者之一。他的纠缠以及此事在校内引起的舆论，终于逼得韩权华愤而反击。她在1924年5月7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署名文章，文中将杨栋林写给她的一封情书全文转发。行文最后，她言辞锋利地说：“不意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对本校女生——素不认识的女生竟至于如此。我以为此等事匪但与权华个人有关，实足为中国共同教育（co-education） 之一大障碍。我北大女生，我北大全校皆足引为不幸。若再不理，恐怕有更甚于此者。”

此文一经刊出，北京大学学生即发起了“驱杨运动”，有人张贴告示，有人发布檄文。蔡元培校长也致函讽杨，促其辞职。《北京大学日刊》5月10日登出杨栋林的辞职通告。风波过后，韩权华也离开北大，转学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改学音乐。

我一直好奇，当年的韩权华究竟有多漂亮。外婆高珍轻易不评论人的颜值，但说起韩权华，她不吝惜赞美之词：“我过门的时候，七姑没结婚，还上学呢。她在北大。七姑长得特漂亮。那真是美人。你说美吧，但也不是什么双眼皮、大眼睛，就是特别秀气，那种秀气真是‘山川清秀’。”

三舅韩德扬初见韩权华时还不满七岁，这个小男孩站在七姑面前惊呆了：漂亮极了！他印象里，这位姑姑“眼睛深，鼻子高，皮肤白，头发中分，发色特黑”。他还说：“都说七姑的高鼻梁是我奶奶给揪出来的。”

我的母亲不到三岁时，生母王敏因病去世，只好由尚在闺阁中的姑姑们照看，先是五姑韩咏华，但她1919年与梅贻琦结婚后搬出了南柳巷；此后母亲就一直跟着比她年长一轮的七姑韩权华，两人相处时间最长，感情最好。韩家老人都夸母亲从小就会说话，多是因为老听姑姑们讲话的缘故，而她优雅得体的举止和审美趣味则受七姑的影响最大。

1924年，韩权华从北大转学至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这所学校的前身是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创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1919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1920年，萧友梅 与杨仲子在这里创办了音乐系，萧友梅任系主任，学制四年。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正是从这所女校拉开序幕。1924年，“女高师”升格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简称“女师大”），成为我国第一所国立女子大学，音乐系依然为专科建制。

韩权华正是在这一年入学的。她有两位老师：刘天华和嘉祉。

刘天华被誉为中国近代民族音乐的一代宗师。他没有出国留过学，但“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会通其间”。他改进了传统的二胡乐器，创作了多首二胡名曲；并以十二平均律制作了新的琵琶，使其不仅能够有准确的音准而且能演奏半音阶。他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女高师”、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任教，韩权华是他的嫡传弟子。据韩家老辈人说，七姑韩权华专攻琵琶，兼学二胡，是刘天华最欣赏的女学生。琵琶、二胡两种乐器，一个弹，一个拉，韩权华都有绝技。

钢琴家嘉祉（Vladimir A.Gartz）是一位俄侨，约1920年来华，被萧友梅聘请为“女高师”的专业导师。1922年10月，北大校长蔡元培设立音乐传习所，又聘请嘉祉在北大教授钢琴。有史料可查的嘉祉教授的学生有十四位，韩权华和袁慧熙（袁同礼的夫人，即韩权华的三表嫂）均在列。二人同校同系，并同出一个师门。

嘉祉的钢琴教学效果如何？查到一篇文章说：“学生们的专业演奏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从最初诸如门德尔松的《威尼斯船歌》、柴可夫斯基的《雪橇》等钢琴小品的演奏，到后来对贝多芬的《悲怆》、肖邦的《波罗乃兹》、韦伯的《邀舞》等较大型作品的把握，他们的演奏水平已经达到中级之上的程度。”1927年5月29日下午3时，在东长安街平安电影院举办了“嘉祉告别音乐会”，他的不少学生登台演奏。副修钢琴专业的韩权华，在这场音乐会上演奏的正是肖邦的《波罗乃兹》。

在这次写作中我得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蒲方老师的帮助，找到了一份韩权华当年的毕业作品：她创作的一首钢琴小曲《假日心境》（ Vacation Moods ）。有评论说：“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第一部由华人女性创作的钢琴曲。此曲富家小姐味儿十足，高贵而不卑不亢。” 蒲方老师请青年钢琴家演奏了这首曲子，并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

韩权华钢琴弹得好，解了我心中一个谜。我的母亲从九岁开始学钢琴，她说她的老师就是七姑。可我觉得疑惑，因为我一直认为七姑婆是学国乐的，现在明白了，母亲九岁时正是1924年韩权华进女师大音乐系的时候，当时她中西乐兼学，中西乐兼通。看来母亲学习钢琴并走上音乐道路，是她的七姑韩权华一手带出来的。

三十多年以后，大约在1956年夏天，我在练习克莱门蒂的一支小奏鸣曲时，母亲俯身指点，并告诉我这是她此生第一次上台演奏的曲子。她说：“那是在你七姑婆的琵琶独奏会上。我记得，台上灯光明亮，摆着好多花篮。七姑婆那一手琵琶弹得好极了。”

韩权华的琵琶弹得究竟有多好？这次写作时我得到一本台湾地区出版的《梅贻琦文集》，翻到1959年11月30日的日记时，眼前一亮。这天晚上，梅贻琦参加了一场二百三十多人出席的招待会，他写的这篇日记的最后一行字为“饭后有孙君奏琵琶《十面埋伏》（但不似刘天华或韩权华之韵味）” 。虽然加了括号，此句却是画龙点睛之笔。梅贻琦把韩权华与国乐第一人刘天华并列，可以想见他对韩权华琵琶演奏技艺的高度嘉许。

韩权华1927年10月提前毕业赴美留学。她是当年女师大音乐系唯一的毕业生，音乐系特意为她举行了毕业欢送会，音乐系的同人和教师全部参加并合影留念。这张合照刊登在《世界画报》1927年第111期。

韩权华赴美前与家人告别时留下了一张三人合影，光影柔和，有油画效果，很像“同生”照相馆的作品。

上面这张照片珍存在母亲的私人相册里。李惠年表姨的后人在整理老人的遗物时，也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同一张照片。李惠年是母亲的表姐，也是在韩家大宅门里长大的。

我也因此对韩家往事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在南柳巷25号大宅门里，存在过以韩权华为中心的情深义重的“三姐妹”。按辈分来说，这是姑侄或姨甥关系：韩权华是母亲的七姑，是李惠年的老姨儿（七姨）；但她们三人之间亲如姐妹，更胜似姐妹。在韩权华这一偶像的带动下，李惠年和韩德常后来都学习了音乐，走上了音乐教育的道路。这张照片，让我真切地触摸到了这段友谊、这段深情、这段历史的温度。

韩权华1927—1936年这段时间的经历破碎而模糊。留下的老照片中，有她在美国与梅贻琦一家的合影，也有她在国内和娘家人的合影。关于这一段历史，老一辈的记忆也很跳跃。这次写作我找到了线索。根据女师大的记载，韩权华1927年毕业后赴美留学，回国后曾任本院、艺院助教、教师，女院副教授，1936年她再次请假赴美求学。结合老照片和老人的回忆，可以把韩权华1927—1936年的经历大致梳理清楚了：她1927年赴美留学，大约在1930年回国探亲，之后又赴美继续求学；1932或1933年回国任教，先后在几所学校教音乐，担任助教、教师、副教授；1936年，她再度出国，赴美研习音乐。根据这一脉络就可以判断最新挖出的一张母亲家族照片的拍摄时间了。

此前还没见过韩家老照片中出现过上面这张照片中的背景，问到邝宇宽表姨，她说：“大概率是在门头沟我们家门口拍的。”邝家，就是母亲的六姑韩恂华家。真没想到那个年代位于北京远郊山里的门头沟煤矿竟有如此洋气的建筑。邝宇宽表姨说：“那是英国人管的煤矿。矿区有两个高管住宅区——东山和西山，我们住的是西山区，是主区。办公室和医院在半山区，再往上走是警察局和洗衣房，继续往上是个大操场，可以打网球，那里还有秋千供孩子玩。山顶有三座房，我们住中间一座。西侧那座叫白房子，相当于招待所。我记得，韩家长辈来都住白房子，小辈都在我家客厅地毯上打地铺。”

地点确定了，时间就好推测了。首先，六姑韩恂华1930年结婚，婚后即搬到门头沟来住，从此韩家的人一到夏天就出城到位于门头沟的邝宅避暑。其次，照片中有李家的大哥李鸿年，他1930年9月中旬即赴美留学了，因此可以判断这张照片是1930年夏天所摄。照片中的七姑韩权华，应该是刚从美国回国探亲。且看那身装束——西服裤系皮带、西式衬衫系领带，带着留洋归来的叛逆与不羁，混在与她年龄相差无几的三位侄子、外甥之中，几乎“以假乱真”。

上面这张拍摄于同一地点的单人照是我见到的唯一一张韩权华着男装的单人照，那飒爽帅气的中性美让我屏住呼吸。

找到这些照片以后，我开始穿越岁月重新认识韩家这位出名的美人，也开始重新理解她后来的婚姻：她打破了韩家女婿都是海归、“不要当官的”这一惯例，在四十二岁时嫁给了国民政府陆军副总司令、抗日英雄卫立煌将军。

女大当嫁

女大当嫁，韩家老太太会选择什么样的人当东床快婿呢？

大女儿韩俊华在辛亥革命前就出嫁了。那时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讲究门当户对，依循津门“八大家”互相联姻的老规矩，她被许配给了“茶叶李家”。女婿李莲普，号仰白，早年曾赴日本学习铜版印刷，回国后就职于清度支部印刷局。1914年，全家从天津迁至北京，离开了已家道中落的祖宅。

1920年前后，轮到接受过现代教育的韩升华和韩咏华出嫁时，情况就不一样了。韩家老太太把为她们择婿的事托付给她们的恩师严范孙先生。两家本就是世交，热心肠的严老先生欣然当起月下老人，后来果然送出两根红线，成全了两对姻缘。

严范孙先生为韩家选的两位夫婿秉承的是同一个标准——出身书香门第的海归，他们后来还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大学校长。韩升华嫁给了西北大学前校长傅铜，韩咏华嫁给了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韩家的四姑升华与五姑咏华仅相差两岁，两人容貌神态相似，常被人误认：韩升华到清华，常有人向她打招呼，以为她是梅校长的夫人；而韩咏华参加什么聚会，也有人感到惊奇：“怎么傅校长的太太也来了？”

韩家的六女儿韩恂华是自由恋爱，她的婚事没让韩家老太太操心。经留学时的朋友介绍，她回国第二年便结婚成家。丈夫邝寿堃也是一位海归，而且出身于一个海归世家。他1926年从美国学成归来，在门头沟煤矿任总工程师。六姑爷言谈举止皆是西洋作派，和太太通电话、写家信都用英文。我的两个舅舅当时还在上高小、初中，有一点令他俩印象深刻：“六姑父离开韩宅的时候一定会打电话从车行叫车，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打的’了。”他俩都记得，邝寿堃一来就和梅贻琦、傅铜聚在南柳巷韩宅的院子里谈笑风生，而且往往中英文混杂。只有一次，他们全程都用英文交谈，那是1946年冬天，三个人不顾严寒，站在韩宅的廊檐下窃窃私语，我的两位舅舅听出来他们说的是“沈崇事件”。

我之所以对母亲的家族史产生兴趣，最早就是因为对母亲的这几位姑姑感到好奇。进入我的记忆时，她们都已年过半百，但她们那份气质脱俗的民国范儿，无论遭际如何也不失体面和风度的从容，高龄之后依然保持的娴雅，着实令人过目难忘。我对她们的生命历程尤为感慨，母亲的几位姑姑都是20世纪初中国女性中接受现代教育的一代先驱，她们的婚姻又将各自的人生不可避免地卷进了时代的漩涡。她们的命运也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代同堂

1920年以后，几个结婚的女儿陆续搬到了北京。韩家姐妹开枝散叶，各家人丁兴旺。于是，韩渤鹏与卞氏的每日生活里便多了外孙绕膝的乐趣，我的母亲也多了玩伴儿。

拍摄上面这张照片时，西风渐进，国人的服装已开始洋化，但照片里韩家祖孙两代还是传统的中式装扮：母亲的爷爷韩渤鹏头戴瓜皮帽，身着立领、对襟的深色织锦马褂；母亲的奶奶卞氏一身绣花绸缎料的大襟棉旗袍；母亲和她的表姐穿着大襟棉旗袍，俏皮的喇叭袖还上翻一段异色的袖口；其他几个小孩穿的是长短棉袍、坎肩，用料也都是上等绸缎、丝绵。两个大点儿的女孩子清一色都是齐眉短发，男孩则剃着宝盖头；最前排那个小女孩还是雌雄莫辨的幼童模样。照片中，母亲和她的四个表弟妹胸前都戴着串珠的项链。虽然梅贻琦是留美归来，但梅家的孩子们到姥爷家来仍然要着“正装”。可见，当时的南柳巷25号还基本上是一个传统的、保守的中式大家庭。

1920—1935年这段时间是韩家老太太当家。我的外婆高珍自嫁进韩家就很佩服这位不威自重的婆婆。20世纪80年代，我妹妹徐浣曾录下外婆高珍的一段口述，回忆了当年大宅门里的持家之道：

每天晚上，老太太和老太爷一起在灯下记账、算账，拨拉着算盘珠儿数铜板儿，一块大洋换两百个铜板儿，用钱板子勀着，都摆在那上边。白天则要操持家务。一个大院子百十间房，要照料一家三代的饮食起居，一年四季还要添置单夹皮棉衣服。老太太治家有方，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几个结了婚的女儿相继搬回北京，在城里城外安顿下来。她们隔三差五地回娘家，都带着孩子，那个热闹啊！大姑太太李家，一女两男；四姑太太傅家，四女二男；五姑太太梅家，四女一男；六姑太太邝家，一女三男。外孙辈里女孩比男孩略多一点。

大姑太太韩俊华每天都来。她家就住在偏院，都不用出大门，走几步拐个弯儿就到了。说是陪老太太聊天，可也没有多少话说，娘儿俩在正房炕上对坐着喝茶。她一般上午就来了，在这里吃午饭，有时候还吃晚饭，有时候不吃晚饭。

四姑太太韩升华的家离南柳巷不远，在宫门口西三条2号，叫上洋车就过来了，而且她一来就带着一溜儿小孩。那时候孩子们还小，都没上学。

五姑太太韩咏华1932年也从美国回来了。梅家住在城外清华园，她一般礼拜天来，也是带着一溜儿孩子来。

姑爷们也都跟着来。四姑爷傅佩青爱转悠，里屋外屋地转悠，不爱听家长里短的，爱说笑话。五姑爷梅贻琦倒是能够坐得住。对了，老太太爱打牌，梅贻琦他们坐一块儿陪老太太打牌。

各家来了吃顿饭，就呼噜呼噜都走了。

韩家中午开饭差不多总有十多个人。不用点菜，也不用吩咐，韩家有厨子，自会预备。

那时韩家有四个用人，其中两个男的，一个是门房，看门，也负责买东西，一个是厨子；两个女的是保姆，老太太一个，我一个。男的管打扫院子，侍弄花草树木，女的管收拾屋子里头，做针线细活儿。门房住在这儿，是老听差了。厨子只买菜做饭，做完饭他就回家，他自己有家。厨子姓王，天津人，一直等老太太没了才走的。他十六岁到老太太那儿，起初不会做什么，慢慢练出来的。他自个儿挺爱钻研，做完了饭就到小馆子去学。他一直在韩家待到四十来岁，过去用人不像现在这样三天两头老走。有一个老李待了三十年，实在太老了，他的儿子给接走了，后来我们才换新的。

大家庭特别讲究“三节两寿”，三节是五月节、八月节和元宵节，两寿是姑太太和姑爷的生日。届时都要给姑太太各家送礼。四样礼：点心、水果、干的、鲜的，从打点、包装、起盒到派人送出，老太太都一一过目，环环检查，滴水不漏。

外孙子女的生日，她也都记着。到日子了，她出门坐洋车，自己去给他们过生日。反正住得都不远，她也借机会出去走走。那时候，南柳巷口就有洋车摆着停放在那儿。那里通着琉璃厂，老太太要出门，一个听差的——负责看门扫院子的男用人，迈出大门喊一嗓子，洋车就来了。那会儿都是和车夫现讲价钱，付的是铜板，近的去处几个子儿，远的地方十几个子儿，顶多二十个。

韩家正房堂屋的大门背后挂着一张红色硬纸做的日历式记事板，上面详细记着家里所有人的生日。我小时候在外公家门后边就看到过，还在上面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的表妹韩艺思从小在爷爷家长大，她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也一下子就想起了这张精致的红纸板。

六姑太太韩恂华1929年从美国学成回国，第二年结婚，婚后就随丈夫邝寿堃去了门头沟煤矿。她的三个孩子都出生在那里。外婆高珍说：“六姑在门头沟住的时候常带着孩子回娘家。门头沟那时是乡下，她不能当天来回，在娘家一住就是一个月。老太爷老太太喜欢孩子，从不嫌闹。”

六姑太太的女儿、我的表姨邝宇宽也说：“我八岁前家住门头沟，那时候经常和妈妈进城去看姥爷姥姥，也常在南柳巷留宿。我们一家就住在花厅——俗称‘九道湾’的房子。四姨、五姨家的孩子也常来。记得我妈说过，老太太最喜欢听大彦（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白话儿’。祖彦爱信口编故事，说得跟真的一样。他趴在姥姥的炕沿上‘白话儿’，逗姥姥开心。”她还记得南柳巷韩家的饭厅：“一进大门，左手边有一长排东倒座房，就是饭厅。厅很大，请客吃饭时可以摆下三桌。旁边就是厨房。”她还特意指出南柳巷院子里两处具有现代色彩的地方：“一处是洋茅房，里边有抽水马桶、带自来水管的洗脸盆、浴缸、锅炉，地上还铺着瓷砖。还有一处是电话房。正房通向后院（椿树胡同14号那个院）的廊子中间有个电话房，面积很大，三十多平方米；屋子很空，就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电话。”

这次寻访韩家历史还看到了一张珍贵的影像，就是这张三位老太太领衔三代同堂的二十人大合影。此照自梅家人手中流出，拍摄地点也是在梅贻琦家的院子里，从背景可以看到八十多年前清华园甲所门前的草地以及周围的茂林。我向梅贻琦的小女儿梅祖芬表姨请教这张照片时她回答：“这张照片我见过，是有一年我的奶奶和姥姥都到清华我们家时照的。照片上的人我都能认出。”

要解读这张照片，首先要说一下梅家老太太张氏，即梅贻琦的母亲。1926年，梅贻琦的父亲梅曾臣携全家从天津迁居北京，落户在前门内的旗守卫10号——一所两进的四合院。大门旁有个闪亮的铜牌，上面写着“梅宅”。1929 年，老爷子去世，母亲张氏健在，她住在主院正北房靠西边的两间，还带一耳房。廊下东边种了一棵海棠，西边种了一棵白丁香。老人家的生日在阳历4月初，每年此时都能赶上两棵树盛开出红白相映的花朵。

梅家老太太不简单，她并未受过学校教育，识字有限，但天赋很高，才智过人，养育了五子五女，处理家务，有条有理。在天津老家时，因为她是“全人”（丈夫、子女俱全），戚族中有婚丧嫁娶都要请她到场，以保无虞。亲友中偶有抵牾纠纷，也会请她出面主持公道，往往一言而决。后来她迁至北京颐养天年，平素喜好打牌娱乐，梅贻琦的小弟梅贻宝回忆说：“母亲打牌算和，迅速准确，诸子女均不及。”

母亲的奶奶韩家老太太也喜欢打牌，不知两位亲家母互相走动时是否经常以牌会友。梅贻琦更是出了名的喜欢打麻将，他在日记中多处记有“看竹”。他无论到母亲家还是到岳母家，都会坐下来陪老太太打几圈。不过，这次两位亲家母联袂出城到清华园梅家来，还带着女儿及孙辈多人，甚是隆重，显然不是来打牌的，更像是给谁过生日来了。当被证实这张照片摄于1936年夏天，我有了新的推测：他们是借梅家的地方送别韩权华再度赴美留学的。

照片里属于梅家系统的有梅家老太太、梅家九姑、梅家六叔的儿子梅祖培，还有梅贻琦家——韩咏华、梅祖彬、梅祖彤、梅祖杉、梅祖彦、梅祖芬，只有男主人梅贻琦在照片上缺席。

韩家老太太（卞氏）所率的阵容就更可观了。首先是两个女儿——最年长的韩俊华和最年轻的韩权华，其次是孙辈——韩德常、韩德刚、韩德庄、韩德扬以及长孙媳方诗云。四姑韩升华本人没来，姥姥带了傅家的老大傅愫斐；六姑韩恂华本人没来，姥姥带了邝家的老大邝宇宽。

我在辨识韩家老太太左边那个小孩（照片中最小的一位）时产生了疑惑：分明是男孩子发型、男孩子装束，梅祖芬表姨却说：“这是女孩啊，是六姨家的宇宽！”我把照片转给邝宇宽表姨，请她确认，她让她的老公吴鹤龄也参加辨认。吴鹤龄毫不犹豫地说：“一看站姿和表情就认出你了，和当年留存的照片一模一样。”

从见到这张照片起我就被其中一位女性吸引了：修长的身材，中分的发型，高贵的气质。当确认她就是韩权华时，我暗暗佩服，民国时期对这位北大校花的形容还真是贴切：长身玉立，洒然出尘。

我的母亲韩德常站在照片左侧，从面容看，也是一位漂亮人儿，只可惜穿的旗袍不够修身。她身边站着的梅祖培，正是那个在南柳巷合影中有个“奔儿头”的小男孩。只是十年左右，照片中的孩子们变化多大啊。

一直没有提及照片最中心位置的那位老人，梅祖芬表姨只记得那是沈家老太太，但她究竟是何方神圣就很难查实了。如果日后查到，或许此行的目的又要有新的解释。

母亲的爷爷韩渤鹏1935年病逝。我的外婆高珍在口述录音中谈到了当年韩老太爷的丧事：“1935年，老太爷患‘噎嗝’去世了。他当时饮食不下、食入即吐，大概就是西医所说的食道癌。老太爷的丧礼甚是风光：南柳巷大院从前门到后门一溜儿打通，四门不关，院子里外搭棚，几步一帐幔。你外公当时任盐业银行北平分行副经理，银行的职员们轮流来此值班，还请来和尚做道场。丧礼之后，没用完的成卷的蓝布和白布，家里用来做被面、被里，或者染色之后做衣裳，用了好多年。”

“天成号”韩家大出殡的排场，宛若回光返照。

老太爷韩渤鹏过世后，韩家老太太就把当家的那串钥匙交给儿媳妇高珍了，从此不再管事。

第二年，1936年，韩权华再度赴美留学。韩俊华的女儿李惠年也考取了赴法公费留学，远赴巴黎。

韩家老太太，母亲的祖母卞珩昌1942年病逝，正值抗日战争、北平沦陷、兵荒马乱的年月。战时交通困难，一个女儿（韩权华）远在国外，一个女儿（韩咏华）在昆明大后方，都没能回来奔丧。我原来以为丧事会含糊一些，没有详细询问过老一辈人。不承想，邝大表姨在看书稿时告诉我：“姥姥出殡时排场极了。最前面打幡的是舅舅，也就是你外公，戴着重孝，后边跟着一帮人。再后边是八九辆马车，第一辆是你外婆的，也就是我舅母的，然后依次是大姨、四姨、我妈的车。跟在车后的是我们这一辈人，后边还有亲朋好友的车，一大长队，把南柳巷胡同几乎挤满了。坐马车和步行的人，都到了城外的老韩家墓地，上午九、十点钟走的，天黑了才回来。送殡回来，大家进了祖先堂，跪在一个蓝布垫子上给姥姥磕头。我这辈子就磕过这么一次头。”

南柳巷25号正院大客厅后边有一个小套院，院里有一排房子，其中一间叫“祖先堂”。现还在世的老亲戚们都说有这么一个处所，但没人能说清里边的一二。我猜想，我所费力查找的韩氏家谱、祖宗牌位应该就在那里。但“祖先堂”在20世纪50年代被“经租”，里边的物件早已不知去向了。

韩荫棻、韩渤鹏两代人的墓地就在北京。二舅韩德刚说：“韩家的祖坟在西直门外魏公村一带，即现在的农科院，当时叫小小泥湾。看坟的姓庞，好几代都在此。他们每年都进城送桃李瓜果和杂粮来。” 3CAwQO5U3ElC/rM1va3DigYDFaBfbNf2koMQxJnkYDHumhKT01BQEXXb1pmzELY+